另一个创造了政治制衡的机制，是表现为“异论相搅”的派系竞争。庆历四年的“进奏院狱”具有不必讳言的党争背景，据《东轩笔录》记载，王拱辰在扳倒苏舜钦等人之后，曾向前宰相吕夷简表功：“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知道宋朝的党争导致了很多恶果，不过也应承认，那是党争恶化的衍生品，良性的党争则可以创造一种政治压力，让执政团队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苏舜钦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于受到弹劾。进而言之，若非有“异论相搅”的政治竞争，大概也没有人敢打当朝宰相女婿这只“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有一套使制度启动起来的机制。宋朝并未能根治公款挥霍之风，因为一套制度运行起来，免不了要打一个折扣。不过比之明清笔记所记录的触目惊心的官场吃喝风气（可参见《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等），宋朝的政治生态毕竟要健康得多。
商人的黄金时代
商业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人类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一跃进入彼此联系更紧密、分工更细致、生活更多样化的复杂社会形态，商业提供了最伟大的驱动力。有人说中国儒家传统有抑制商业的习惯，这话其实不对，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子贡因经商有道，家累万金，富可敌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孔子从来没有因为子贡的商人身份而对他有任何歧视，恰恰相反，孔子以“瑚琏”比喻子贡，认为子贡是国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不过，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独尊皇权之需，对商人有可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潜在力量很是顾忌，所以历代王朝几乎都制订了抑商、辱商、贱商的政策与法律（这一传统来自法家的思想），将商人列入市籍，视同贱民。秦朝曾将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为市籍的商人后代，发配戍边；汉朝立国，“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唐朝“禁工商不得乘马”；“工商杂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两代也均有抑商或贱商之政，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抑商”情结，他建立明王朝之后，即严禁农人弃耕从商，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贩被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农抑商”思想，他说，“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应当劝农抑商。
但宋朝可能是一个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视的程度最低（不是说全无歧视），商业环境最为宽松。宋朝立国，即颁发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如太祖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又如太宗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订过程中，商人还被政府邀为座上宾，参与修法。北宋太宗朝，陈恕为三司使（相当于国家发改委主任），他在制订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数十人协商讨论、“各条利害”。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灭裂无取”。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济”，换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也照顾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宋代因此也成了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说“全民皆商”或有些夸大，但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则是毫无疑问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指长途贩运业，“解质”是放贷，“停塌”，是仓储业，总之有闲钱就拿出来投资。
北宋官员苏舜钦被罢官后，说：“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以前说古代的读书人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读书人不当官也不会饿死，经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职业。宋代读书人不以经商为耻，洪迈《夷坚志》记载，宋徽宗时，“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借着到京师参加科考的机会，顺便也做了一笔生意。
农人弃农从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寻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知州范寅敷大概为了避免田地抛荒，“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想收回外出经商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因为户部认为，“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
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去。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乃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东京的建隆观，也有道人做生意，“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开设当铺、放货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来的惯常做法，宋时此风更盛，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今（南宋）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陆游虽觉得“鄙恶”，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会这么认为，很多僧人还因经商致富，庄绰《鸡肋编》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
女性经商在宋代也不少见，临安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来是“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宋室南渡后，南下“侨寓苏堤”，因为手艺很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宋代设有专管征收商税的税务官，叫做“栏头”，由于男性“栏头”对女性收税多有不便，还出现了“女栏头”，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经商女性之常见。
商业浪潮冲击之下，以前作为权力中心存在、似乎庄严不可侵犯的衙门，也被商民租来做生意，如南陵县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门之内开酒店”；台州州衙“仪门之两庑”也是出租给商户做生意，“僦为贾久矣”。这样的图景颇具象征性——意味着权力对商业的包容与妥协。
得益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宋代产生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大商人，北宋“都城之内，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南宋的临安城也多富商，“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
这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跟地方官员可平起平坐。宋仁宗时，有个叫做苏缄的官员，调到广州南海当主簿，苏缄发现当地从事外贸的商人“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一日苏缄受上级委派，查验一樊姓大商人的货物，“樊氏辄升阶就席”，在当时，这是失礼的，所以苏缄命人“杖之”。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诉，知州将苏缄召来斥责，苏缄辩解说：“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知州不知如何反驳。这里展现了一场新与旧的较量：新成长起来的商人力量与旧的等级秩序之间，正在角力。假以时日，商人阶层未必不能发育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后的明清两代，又重回抑制商人的老路。
明末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许多人认为黄宗羲是批判“农本商末”、首倡“工商皆本”之第一人，其实，“工商皆本”的观点放在宋代，不算新奇，因为许多宋人都提出来了。北宋的郑至道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南宋的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陈亮说：“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黄震也说，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
在宋代儒家已经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后，明末的黄宗羲还发现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说明宋后的儒家思想与政经制度出现了一轮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黄氏提出批评。
直到晚清，随着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大变迁，绅与商合流，在历史舞台集体登场，终于成为一支强大、独立的社会势力，并且从“孳孳求利”的理性经济人转型为自觉的社会新秩序构建者。在晚清绅商中，显赫者如“状元实业家”张謇，是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的魅力领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为主持市镇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晚清时代的地方自治、社会自治乃至国家立宪事业，都是绅商群体在发动、主持的。今日国有商人，却无绅商。
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
中国的金融银行业，在清代时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形成了一个涵盖了合会、当铺、印局、账局、钱庄、票号等形态，具备了存贷汇兑功能的金融体系。
合会是民间为集资而成立的互助组织，在江浙、福建一带，这类合会如今还顽强地生存着。炉房原来只是铸造银元宝的作坊，慢慢演变成为兼营存款、放款的金融机构。当铺则是最古老的抵押贷款机构。印局提供无抵押贷款，放贷对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贩。钱庄诞生于明代嘉靖年间，最初的业务为兑换银钱，发展至清代时，已涉足吸纳存款、放贷收息与代理结算等业务。账局的主业务为向大商户、当铺、印局、钱庄及官员等大客户放贷。
票号出现的时间最晚，因而形态也最接近于近代银行，其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发行银两票，等等。清代山西票号的分号遍布各大城市与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印度、新加坡、英伦的大城市，也设有山西票号的分号，由于全国五十一家票号当中，有二十二家总号都设在平遥，不显山不露水的平遥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国的“金融中心”。
这些金融机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基本上均为民营，都是民间社会自发构建出来的。清政府对于金融业，几乎持一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这一点，跟我们下来将要说到的宋代金融业完全不同。
银行
银行业的核心业务是吸储（支付利息）、放贷（收取利息）与汇兑。有人说，唐代的“柜坊”是中国社会诞生的银行的雏形，但准确地说，柜坊跟银行业关系不大，只是提供“保险柜”给客户存放财物，柜坊不付利息，还要收保管费。也就是说，客户的存款只能在柜坊中积淀下来，并没有进入资本流转的循环中，并不创造“钱生钱”的收益。
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应该是出现于北宋的抵当所。
宋代因为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倾向，当时政府设立了多种官营的金融机构，包括交引库、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抵当所、检校库等。交引库的功能是“专印造茶、盐钞引”，即负责印制各类有价证券（交引）；榷货务的功能是“掌鹾（盐）、茗（茶）、香、矾钞引之政令，以通商贾”，负责发行、兑付各类有价证券；便钱务为汇兑机构，向商人提供异地汇兑的服务，“开宝三年（970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俟商人赍券至，即如其数给之，自是无复留滞”；交子务（会子务）是印制与发行信用货币的金融机构；检校库相当于国有的金融信托机构；抵当所则为国营的存贷款机构，也是历史上最早的国有银行。
此外，还有大量民间开设的解库，以及私人开办的兑便铺。解库又称质库，是提供抵押贷款的私人机构。宋人非常有投资意识，一位宋代人说，“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所谓“舟舡往来兴贩”，是长途贩运业，“停塌”，是仓储业，“解质”便是开设解库、质库，经营抵押贷款业务。兑便铺则是兑换会子（纸币）与铜钱的商铺。这些民营的、国立的银行业机构，构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金融服务系统。
我这里想详细介绍的是抵当所。抵当所创立于北宋神宗朝的熙宁变法，当时京师以及各州的“商贩要会处”，均设有抵当所。后来变法失败，新法被废，但抵当所作为国营存贷款机构，还是保留了下来。抵当所的主业务是“以官钱召人抵当出息”，即向市民提供抵押贷款，从中赚取利息，年利率大致为20%。南宋末时，政府出于公共救济的目的，还命令抵当所向贫民开放免息贷款。
抵当所的一项具有创造性的业务是有息存款，这也是我们认为它具有银行性质的核心指标。北宋时，京师许多政府部门，都将公款存入抵当所生息，如熙宁六年（1073年）十二月十八日，“都水监言，乞将本监钱一万五千贯送抵当所出息供用，从之。”都水监相当于水利部，申请将水利部的公款15000贯钱存入抵当所生息，以利息作为水利部的经费。朝廷批准了这一申请。除了都水监之外，当时京师的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富商也纷纷将公私款存入抵当所。
抵当所提供的有息存款服务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思，因为存款有息，即意味着银行机构从此可以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将闲散资金吸纳进资本市场的循环中。——这跟唐代的柜坊是完全两种性质。
那么宋代的民间解库、质库，是不是也出现了存款的服务呢？南宋黄震的《黄氏日钞》提供了一条材料：绍兴府有一位叫做孙越的读书人，幼时年贫，不过他的叔祖很赏识他，在解库存了一笔钱，作为侄孙日后参加科考的费用，“且留钱浮屠氏所谓长生库，曰：此子二十岁登第，吾不及见之矣，留此以助费。”这里的“长生库”，乃指寺院开办的解库。可见解库这类民间放款机构在宋代时已经在收纳存款。估计解库应该是向存款户支付利息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闲散于民间的资金，解库也才有更雄厚的资本放贷。
信托机构
现在，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到宋代的金融信托业上。宋代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信托机构，叫做“检校库”。日本学者加藤繁将检校库定义为“中国10世纪乃至13世纪左右所实行的一种官营信托”。
宋代设检校库，本意在代为清点、管理遗孤财产、户绝财产、无主货物、有纠纷的财物、官府收缴的赃物、人户存入的财物等，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代管遗孤财产：“揆之条法，所谓检校者，盖身亡男孤幼，官为检校财物，度所须，给之孤幼，责付亲戚可托者抚养，候年及格，官尽给还。”根据宋朝的立法，对亲人离世的遗孤，政府有责任将他们的财产核查清楚、登记在册，存入检校库代为保管，并定时从代管的财产中划出若干，发给遗孤作为生活费，等遗孤长大成人，政府再将代管的财产给还他们。宋朝政府希望通过官方的检校，使失去亲人的未成年人的权益获得保护，免遭他人侵夺。
为此，宋政府不但设立了检校库，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检校制度：一、“诸身死有财产者，男女孤幼、厢耆、邻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宋朝的检校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凡符合检校条件者（亲人故去、只留下孤儿与财产），均须报官检校；二、“州、县不应检校辄检校者，许越诉”，不符合检校条件而官府强加检校的，许人控告；三、“辄支用已检校财产者，论如擅支朝廷封桩钱物法，徒二年”，官府如挪用检校的人户财物，要追究法律责任；四、“州县寄纳人户物色在官库者，若有毁失”，“依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律备偿”，检校库的人户财物如有损坏或遗失，官府须给予赔偿。
宋神宗朝时，检校库的功能又发生了一项重大的变化——熙宁四年（1091年），负责管理开封府检校库的行政长官吴安持（他是王安石的女婿）上报朝廷：“本库检校孤幼财物，月给钱，岁给衣，逮及长成，或至罄竭，不足推广朝廷爱民之本意，乞以见寄金银见钱，依常平仓法贷人，令入抵当出息，以给孤幼。”财产放在库里，只会越发越少；如果投资于资本市场，则将用之不竭。所以吴安持请求朝廷批准检校库放贷。宋神宗同意了，从此检校库获得了将它们代为管理的财产用于投资的法律授权。而我们对于宋朝检校制度的解释，也应该再补充一条：五、“孤幼财产，官为检校，使亲戚抚养之，季给所需，资蓄不满五百万者，召人户供质当举钱，岁取息二分，为抚养费。”用利息的收益来支付遗孤的生活费，就不存在坐吃山空的问题了。
由于检校库具有放贷的功能，当时京师的国子监（国立大学）、军器监（兵工厂）都将本部门的公款委托检校库放贷生息，如熙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诏给国子监钱二万贯，送检校库出息，以供公用”。这时候的检校库，已经相当接近于今日的信托投资基金了。
证券交易所
在宋代的所有金融机构中，“证券交易所”的出现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先来看耐得翁《都城纪胜》的一段描述：“都城（杭州）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鞲，纷纭无数。”
引文提到的“交引铺”，非常接近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成交的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犀象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入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凭着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宋太宗时，为了引导军用物资流向边郡，宋政府又创制“折中法”：商人在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发给交引。为吸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高出市场价的那部分，叫做“虚估”，市场实际交易价则叫做“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茶、盐、矾、香药等货品。
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直至最后的交易价格接近于交引的“实估”。因此，交引商通常并不是用交引提货，而是直接进行交引的买入、卖出。“认引不认人”的特点也让交引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于是，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证券交易非常发达，《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一些州县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可见各个“冲要州府”都设有“交引铺”。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证券交易非常繁荣的金融中心。《东京梦华录》描述说，开封城内“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里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铺”。南宋的杭州，单“界北”的一条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铺”。交引的买卖是大宗交易，必须有十分雄厚的本钱，所以这些“交引铺”的门面，都摆出大堆“金银及见（现）钱，谓之看垛钱”，以示自己的资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证券交易一样，“交引铺”当然也是通过买进、卖出交引的差价获利。北宋时，京师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几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为了坐获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鳄”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操纵市场，压低交引的市场价，购入交引。如北宋皇祐年间，“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交引铺”收购的交引，通常不会直接用于提货，而是转手卖给茶盐商：“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励的。即使出现大铺商操纵市场的情况，宋朝政府对交引市场也没有采取压制的做法，而是采纳官员范祥的建议，设立官营的“买钞场”，在交引的市场价太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交引；而当交引的市场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交引。借此来平抑交引买卖的市场价格。这一做法，叫做“范祥钞法”。宋人王巩《随手杂录》说，“范祥钞法……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
宋代之后，明清继续保留食盐的间接专卖，民间虽有私下的盐引交易，但已属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当、买卖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入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市场，在宋朝灭亡之后，并未能继续发育壮大。
与明清时期相比，宋代的金融业呈现出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政府充当了开拓金融市场的先锋。不管是中国最早的“银行”——抵当所，还是最早的“信托机构”——检校库，都是宋政府率先创办出来的；而为了对冲民间交引铺对证券市场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动用权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样，而是设立官营的“买钞场”进行市场调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现了其他任何王朝所不具备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质，宋政府比其他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拥抱市场。
也有人说，宋代官营金融业的发达实际上压抑了民间金融的发育。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中国金融史的演进却确凿无误地证明了，正由于明清时期政府对于金融市场毫无作为，才导致抵当所、检校库、交引铺只是在宋代昙花一现，未能发育成近代意义上的银行、金融信托与证券交易所。这里便引出一个问题：在社会从中古向近代转型的历史关节点（而不是在现代社会），到底是一个积极探索市场的政府，还是一个对于商业与市场视而不见的政府，更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大转型？我只抛出问题，将答案留给读者自己思索。
涨海声中万国商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英夷”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英王派遣使团不远千里前来大清国，当然不是为了向乾隆祝寿，而是向清政府提出两国通商的请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的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大清皇帝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团，却拒绝了英王的通商之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颟顸自大的清王朝自处于世界大势之外，给中国19世纪的近代化转型预定了悲怆的调子。
假如马戛尔尼使团到访的是大宋国，情况又会如何呢？还是来看一个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10世纪的宋朝皇帝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
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从“朝贡”到“互市”
清政府与马戛尔尼使团的分歧，实际上便是近代通商体制与朝贡体制之间的冲突：一方要求两国平等通商，一方却仍坚持朝贡关系，视对方为朝贡格局中的一个藩属国。乾隆朝《大清会典》所载的朝贡国名单上便有“西洋”，清人观念中的“西洋”，包括意大利、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家，清人甚至将英吉利当成荷兰的属国。在马戛尔尼使团到来之前的顺治十一年（1653年），荷兰曾以朝贡的名义遣使来华，向顺治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请求朝廷接受贡品并给予回赐（此即朝贡贸易）。顺治帝批复：“荷兰国慕义输诚，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著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荷兰因此获得了跟大清国开展朝贡贸易的机会，每八年来华一次，每次可带商船四艘。
在过去二千年中，中原王朝与海外诸邦的贸易关系，大体上被纳入两个系统中——朝贡系统与互市系统。朝贡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机制，其中也包含了国际贸易的功能。从本质上说，朝贡贸易是一种具有“双重不平等”的商贸关系。诸邦向天朝纳贡，中国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荣耀。这是政治上的不平等：天朝高于诸邦。经济上的不平等则反过来：中原王朝给予诸邦的回赐，其价值远远大于朝廷收到的贡品，诸邦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表示臣服，但在经济上则得到了巨大的实惠。
清王朝是朝贡体制的回光返照，鸦片战争之后，朝贡体制很快便被屈辱的条约体制所代替。一千年前的唐王朝才是朝贡贸易的鼎盛期，《新唐书》说：“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诗人王维以富有感染力的诗句描绘了大唐朝贡贸易的盛况：“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样的荣耀让明清两代的皇帝一直忍不住“东施效颦”的冲动。
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朝贡贸易固然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政治虚荣心，但在经济收益上则是得不偿失的，用宋代苏轼的话来说，“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不过这样的朝贡贸易格局在宋朝悄然发生了变化。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务实思路，对朝贡贸易加以抑制。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朝廷听从广州官员的建议，立法限制各国朝贡使团的规模：“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阿拉伯帝国）、注辇（印度半岛古国）、三佛齐（苏门答腊）、闍婆（爪哇）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印度支那古国）、丹流眉（马来半岛古国）、渤尼（文莱）、古逻（奎隆）、摩迦（麦加）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通行证）、料（物资）。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南宋时，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
与此同时，宋王朝对民间的互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宋朝君主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互市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也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了经济上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显然，如果海外诸国得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繁华的海上贸易
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宋政府也鼓励海商招徕蕃商来华贸易，“蕃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但不允许“擅载外国入贡者”，宋王朝轻朝贡、重通商的近代品质，从这里可见一斑）。对在海外招商做出大贡献的海商，宋政府还会赐予官职。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人描述说：“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今柬埔寨境内）、三佛齐、闍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这是广州港繁华商贸的写照。泉州港的繁荣不让广州，“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
从海外诸邦进口大宋的宝货，多是珍珠、象牙、香料、药材、胡椒等天然产品，而从大宋出口至诸蕃的商货，则主要为陶瓷、丝绸、纺织品、茶叶等手工业制品，这完全是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每一年，宋朝市舶司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以百分之十的税率计算，可以推算出，宋代每年的进出口总额约为二千万贯。
宋政府非常注意保护来华蕃商的利益。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下诏：“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绍兴十六年（1146年），曾有三佛齐国王投书广州市舶司，称近年由于市舶司抽税过重，“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宋高宗得悉，重申“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将广州市舶使袁复降了官职。
为保护海上贸易与商人安全，打击海盗，宋政府还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海面上置寨兵。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保护商贸的海上护卫队吧。广东近海的溽洲岛，便有寨兵哨望、守卫，商船每次行使到溽洲岛附近的海域，“则相庆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安全了，这时候，“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每一年，当来华贸易的商船准备离港归国时，宋朝的市舶司都会拨一笔巨款（约三千贯），设宴相送，请他们明年继续来华贸易。宴会非常盛大，“番汉纲首（相当于船长）、作头、梢工人等，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
一位宋朝诗人写过一首描述泉州港贸易的诗：“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首诗总是让我联想到唐朝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如果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表达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荣耀，那么“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体现的便是通商体制下的商业繁华。我喜欢“万国商”，因为它更有近代气质。
从开放到封闭
宋王朝以开放的胸襟鼓励海外诸国来华贸易，也欢迎远人在华定居——我们现在都认为唐朝具有高度开放的气度，却不知道宋朝的开放性半点不亚于大唐，如果不是超过的话。
在北宋的汴京，有犹太人的聚居点，宋人将他们信奉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在泉州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则生活着大批阿拉伯人，当地的姓蒲之人，很有可能便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蒲”即阿拉伯语“阿卜”的发音。广州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与东非的黑人，他们是被蕃商当成奴隶贩卖到中国的。据宋人朱彧的《萍州可谈》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髮鬈而黄。”黑人在宋代中国虽为奴仆，但际遇比后来在美洲白人那里好多了。
宋政府还在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蕃坊自选蕃长，实行自治，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乃至法律，都获得宋政府的尊重。宋政府又在蕃商集中居住的城市修建蕃学，如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请建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读书。八百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提出的请求，完全没有超过宋代已施行的开放政策。
宋朝的法律明确保护在华蕃商的财产权、遗产继承权。乾道年间，一位真腊商人不幸死于明州，留下巨万遗产，却没有亲人在侧。当时有吏人提出将这笔遗产没收入官。明州政府不同意，而是“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将商人的遗体与遗产送回他的国家。真腊国王很受感动，致谢说：“吾国贵近亡没，尚籍其家。今见中国仁政，不胜感慕，遂除籍没之例矣。”宋朝也允许蕃商跟华人通婚，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商人蒲亚利在绍兴年间“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还有一部分蕃商被吸纳进政府当官。
中国是在明清时期才走向封闭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立即扭转了宋元以来开放的市舶制度，厉行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与此同时，“厚往而薄来”的朝贡贸易却重获重视，朝廷将互市纳入朝贡系统之内，非入贡不准互市，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朱棣时代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下西洋的目的并非开拓自由的海上贸易，而是耀兵异域，招徕朝贡，民间的互市依然在禁止之列，“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现有者，限三个月内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唐宋时期一直保持互市与朝贡两套系统，宋朝甚至有意抑制朝贡、发展互市，但明王朝却干脆让朝贡系统吞并了互市系统，开历史倒车。
从洪武朝到隆庆朝二百年间，明王朝基本上都在推行海禁之政，只不过时松时严。而随着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民间也盛行海上走私之风。到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才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但即便是隆庆开关，也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清室入关之初，立即又恢复了更加严厉的海禁，“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者，俱以通贼论，处斩。”平定台湾郑氏政权后，才放开了海禁，设云台山、宁波、漳州、广州四个海关口岸，准许商船出海贸易，史称“四口通商”。但清代的海外贸易很快形成了所谓的“公行”制，由“公行”垄断与外商的贸易，其他商人不得分享特权。到乾隆朝时，“四口通商”又变成“一口通商”，只特许开放广州一个口岸，所有南洋、西洋商船必须从广州入关。乾隆还对在华外商实施严厉的管制：禁止外商在广州自由出入；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即使有事必须住冬，也只能“往澳门寄住”。与唐宋时期政府在口岸城市设蕃坊供蕃商定居、置蕃学供蕃商子弟入学的开放胸襟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
英人遣使洽商之路既行之不通，最后竟以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的国门，迫着清政府签下《南京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条约签订那一年，恰好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完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这部著作介绍了海外诸国的地理、商业、社会、政制，魏源也因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另有说林则徐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第一人”之说，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国历来均闭目塞听，只有到了魏源时代才晓得去了解海外世界。其实这是错觉。早在南宋时，赵汝适出任福建路市舶使兼权泉州市舶使，即于“暇日阅诸蕃图”，并“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写成一部《诸蕃志》。《诸蕃志》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北非、远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风土物产、经济政治，覆盖了东北亚、东南亚、南海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意大利半岛、东北非等地域，并记录有自大宋国航海至海外诸国的里程与日程。在赵汝适的《诸蕃志》之前，600年后编写《海国图志》的魏源岂敢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赈灾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自古天灾频仍，为应付灾荒、防止灾民流离失所，早在公元前的西周时代，便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赈灾制度，叫做“荒政”，由十二项政策构成：散利（发放救济物资）、薄征（减免赋税）；缓刑（暂缓刑罚）；弛力（放宽力役）；舍禁（开禁山泽资源）；去几（停征关市之税）；眚礼（减省吉礼）；杀哀（减省凶礼）；蕃乐（停止娱乐）；多婚（鼓励婚育）；索鬼神（向神灵祈祷）；除盗贼。
到了11至13世纪的宋王朝，由于恰好横跨了两个气候温暖期，中间还夹着一个寒冷期，气候变化频繁，导致自然灾害的出现也更加密集，两宋三百余年，单就史有记录的水灾，便有600多次，其中浙江一带发生了130多次，是水患最厉害的地方。宋朝的荒政也因此更加完备，中国第一部救荒专书《救荒活民书》，便诞生在南宋。
一千年前还没有公共媒体，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灾荒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现代人遇到水灾什么的，可以在微博上呼救，但古人无法这么做。怎么办？政府便鼓励民众“诉灾”，并立法规定，地方官府若阻止民众“诉灾”，即“举劾之”。为防止地方官员隐瞒灾情，宋人还提出，对夸大灾情的地方官，朝廷可不予追究；对掩饰灾荒者，则坐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