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往事
荆州，大致上包括今天湖南、湖北二省，长江流贯其间，将它分成荆北与荆南两大区块。荆北的南阳、南郡与江夏都是精华区域，而荆南的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汉人居民则较少，与武陵蛮、零陵蛮等原住民混居其间。
形状上，荆州有点像一个直立的人体，最北边的南阳郡是头颅，稍往南的南郡是胸口，东侧也就是右手的地方是江夏郡，西南一点左手的地方则是武陵郡，腹部的位置是长沙郡，再往南边，右脚是桂阳郡，左脚则是零陵郡。
这七个郡是东汉时荆州刺史部的划分，到了东汉末年刘表入主荆州后，由于南阳大部分地区被袁术控制，于是刘表便将南阳南部的章陵切割出来，另成立章陵郡，因此便有了“荆州八郡”的说法。
荆州北边的南阳郡是东汉帝乡，汉光武帝刘秀就是南阳人。在汉末，南阳已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大郡，户口数百万，袁术正因为一开始便占据了这块肥美之地，才动了称帝的野心。
南阳以下襄阳一带同样也是上善之地，话说襄阳往南到宜城之间百余里，仅在东汉末年灵帝时，便出了四郡守、七都尉、二卿、二侍中、一黄门侍郎、三尚书、六刺史等高官。当这些大老爷同时回乡省亲时，车辆、旗帜、华盖同时会于太山的寺庙之下，盛况空前，于是当时的荆州刺史便将那山改名为“冠盖山”，将里改名为“冠盖里”。
在这个世家大族密度极高的荆襄地区，想要当扛霸子，自然得先拜码头。
刘表是个很会拜码头的人。
刘表，字景升，兖州山阳人，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之后，因此要说他跟刘备是同宗，倒也还说得过去。
刘表年少便到南阳跟随南阳太守王畅学习儒学，成绩优异。王畅为东汉名士，官至司空，有“天下俊秀”之称。他的得意门生刘表也不遑多让，年纪轻轻就进入名士上层，跻身“八顾”、“八及”、“八俊”等名士排行榜中，飞上枝头当凤凰指日可待。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却让这只雏凤折断了翅膀。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十月，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东汉政府在宦官集团掌控之下，大量逮捕这些号称“名士”的读书人，刘表也很不幸地被列入“党人”的名单之中。好在他及时逃亡，才躲过这场牢狱之灾，不过升官发财的美梦自然是别想了。
刘表这一逃就是十五年，一直到公元184年黄巾之乱后，汉灵帝才赦免党人，让他们能重新当官。刘表受到大将军何进的招募，担任大将军府中的幕僚，并领北军中侯一职，监管洛阳禁军。
到公元189年何进被刺杀为止，刘表应该都仕于大将军府内，这不只在刘表、曹操、袁绍、袁术之间系上了一条隐秘的裙带，对于刘表入主荆州，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助益。
公元190年，关东诸侯联合起兵讨伐董卓，长沙太守孙坚也带兵浩浩荡荡地北上来到南阳，大开杀戒，宰了当时的荆州刺史王睿与南阳太守张咨。
董卓政府当时正努力拉拢天下名士，索性提拔名声还算不错、立场不太鲜明、个性比较温和的刘表当荆州刺史，让他去纷乱复杂的荆州自生自灭。
当时荆州的形势可以说是无头的乱麻——一团糟，除了最富饶的南阳被袁术霸占之外，荆南大郡长沙也在孙坚的老乡苏代的统治之下，华容一地有贝羽割据，襄阳城则被张虎、陈生占领，其他小股的“宗贼”更是数不胜数。
刘表这个斯文儒雅、没兵没将的光杆刺史走马上任，谁都不认为他能搞得出什么名堂来。
但所谓的“人脉”就在这个地方派上了用场。
刘表单枪匹马来到襄阳南方的宜城，找来当时南郡的大族代表襄阳人蔡瑁与中庐人蒯良、蒯越商量对策，最后采用蒯越的策略，以蒯家、蔡家的名义，邀请五十五位具有代表性的宗贼头目入城饮宴，然后全部逮捕斩杀，强行收编了他们的部众。
这一招果然快速地剪除了荆州各地的割据势力，使刘表能堂堂正正地入主襄阳，名副其实地当他的荆州刺史。
读到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蒯越、蔡瑁等人究竟是何许人也，竟然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摆平那些宗贼？
二、如果他们真有那么大本事，又凭什么要帮助刘表这个空降的光杆州刺史，自己掌控这块区域不是更好吗？
先来说蒯越。
蒯越，字异度，南郡中庐县人。南郡蒯家应该是当地大族，除了蒯越、蒯良外，之后又出了一位蒯棋，被曹操任命为房陵太守。
蒯越本身是家族中的佼佼者，长得高大威武，性格深沉多智，大将军何进特别招聘他为幕僚。当时蒯越屡次劝何进早点动手诛除宦官，而何进却无法下定决心。蒯越担心事情有变，于是便自请外调到汝南郡汝阳县当县令。
至于蔡瑁，可就真的是荆州当地一等一的土豪了。
蔡家为汉末襄阳第一大族，蔡瑁的姑姑嫁给了太尉张温，同族的堂兄弟中蔡瓒为郿相，蔡琰为巴郡太守，均是二千石之位的高官。蔡家祖屋盖在汉水中的一处被称为“蔡洲”的沙洲上，建筑坚固豪华，内有婢妾数百人，其他散布于各地的田产数十处，是个既贵且富的家族。
和他的堂兄弟们比起来，蔡瑁早期显然没什么成就，只知道他是个性情豪迈，很会吹牛的人（性豪自喜）。不过，他显然也曾在洛阳混过些时日，线索就是，年少时他与曹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于是，一切谜题便都解开了：蒯越、蔡瑁均是南郡大族，又都有在洛阳生活的背景，蒯越和刘表还曾在何进手下共过事，因此当刘表在荆州孤立无援时，自然会找来这两位在洛阳的旧识相助，而蒯、蔡二家也乐得依靠刘表官派（注意，官派，也就是朝廷委派，所以蒯、蔡二家不能取而代之）荆州刺史的名义，扩大自己家族在州内的势力。
刘、蔡、蒯三家形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刘表娶蔡瑁的妹妹为后妻，前后任命蔡瑁为江夏、南郡、章陵太守以及镇南将军军师（刘表约在公元192年被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蒯越则被任命为章陵太守，封樊亭侯，两人均位高权重。
终刘表与其子刘琮统治荆州的十七年内，蒯、蔡两家一直是襄阳小朝廷中的主导势力，而他们的政治倾向，也直接影响着荆州八郡的命运。
荆州的往事还没讲完，请列位少安毋躁。
刘表政权的第一个挑战来自于北方的袁术。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刘表入主荆州还未满一年，袁术便派遣名将孙坚向襄阳发动攻击，企图将势力触角伸入荆州。刘表最终倚赖荆州大族出身的将领黄祖之力，于岘山击毙孙坚，阻挡了袁术南侵的步伐。
往后数年之内，刘表反客为主，逐渐向北方挤压袁术的领地，将南阳宛城一带纳入其统治之下。
对外战争的胜利，确保了刘、蒯、蔡政权的统治地位，也为荆州迎来了一段相当难得的太平盛世。在往后的七八年内，荆州在“官派首长”与“地方大族”左右共治之下，政治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与北方、东方的混战局面形成强烈对比，荆州也因此成为许多难民与士人的庇护所，包括后来的大文学家王粲，音乐家杜夔，名士颍容、和洽、司马芝、裴潜等人，都逃入荆州避祸。
然而，刘、蒯、蔡三家是否真的合作无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维持州内和谐稳定，当然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但在对外政策上，双方的观点似乎就有点落差了。
后人大多这样评价刘表：优柔寡断、摇摆不定，不能掌握时机出兵北伐曹操，以至于坐拥庞大的领地与军队，却落得个死后荆州易主的悲惨下场。
但如果将观察的切入点从刘表本人性格的内因扩大到整个襄阳权力结构的外因上来，这样的评价，恐怕会让刘表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再死一回。
以时间点来看，刘表入主荆州之后便与袁绍结成盟友，共同对抗袁术的势力。当时曹操还是袁绍罩着的小弟，刘表自然没有理由对曹操动手，必须等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奉迎天子，与袁绍彻底决裂之后，刘表才不得不面对亲曹或亲袁的路线选择。
就个人情感面来说，曾经受到“党锢之祸”牵连的刘表，对于宦官子弟出身的曹操，八成是没太多好感的。相反地，曹操奉迎献帝后，刘表对袁绍仍频频以“盟主”称呼，似乎显示出他尊袁的倾向。
然而果真如此，那么实力强大的刘表，又为何没想过趁袁、曹对峙之机，在曹操背后插上一刀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蔡瑁与蒯越都是曹操的超级粉丝。
蔡瑁与曹操是年少时的好友，支持曹操很容易理解；至于蒯越支持曹操的原因就不太清楚了，或许蒯越与袁、曹二人都曾在何进麾下共事，对二人的才干个性有深刻的认识，蒯越与曹操在对待宦官议题上都是急战派，与缓战派的袁绍不同（袁绍表面急战，背地却使用阴招假宦官之手除掉了何进，再出手除掉宦官，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眼下二选一的局面中，蒯越可能会将注码押给曹操。
事实上，除了蒯、蔡二人之外，刘表身边的文官清一色全都是“荆州”的“亲曹派”，包括治中邓羲（荆州章陵郡章陵县人）、从事中郎韩嵩（荆州南阳郡义阳县人）、别驾刘先（荆州零陵郡人）等。
根据史料记载，以上诸人全都“深谋远虑”，早早便看出曹操“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因此都苦口婆心地劝刘表：还是早点站到曹操那边去吧，跟袁绍站在一条战线上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这种一面倒的记载显然是不合理的，当时就连曹操本人面对袁绍时都没有必胜的自信。荆州诸贤们竟然对曹操那么有信心，曹操在许县知道后大概都要感激得涕泪横流吧。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原因应该是党派效应。当蒯越、蔡瑁二人都属亲曹派时，被他们拉进襄阳小朝廷的人，应该都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倾向，所以挺袁的言论就相对少了，甚至可以忽略。
此外，可能有极少一部分支持袁绍的言论，在事后被曹魏政府给抹掉了，以至于从史书上来看，排除“先见之明”的可能性，荆州诸贤就像是一群马屁精，巴不得给曹操舔脚趾。这看上去确实让人倒胃口。
在这种情形下，刘表即便很想在曹操背后捅刀子，恐怕也只能是“意淫”了。
刘表并非陶谦，入主徐州时带了一众剽悍的丹阳兵，有实力与本地大族对抗，他可是“单马”入荆州，兵力与财力都要倚赖荆州大族，其手下统兵的将领除了自己的侄子刘虎、刘磐外，其他如黄祖、文聘、黄忠等都是荆州本籍，因此当荆州士人们联手抵制他的反曹政策时，名士出身、不善军事、只会高谈阔论（坐谈客耳）的刘表，当然难有发挥的空间。
也正因为如此，刘表才会接纳张绣。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大约是在曹操奉迎汉献帝之后，屯驻于弘农的骠骑将军张济也遭遇了缺粮的窘境。他率领部队南下侵入南阳，结果在进攻穰城时被流矢射死，他的侄儿张绣接手了这支穷途末路的孤军。
正当他不知该往何处容身时，久攻不破的城门竟然自己打开了，一名使者呈上刘州牧的唁电。
唁电上表示：对于张济将军的死，本州牧感到相当震惊和难过，对于不能善尽主人的义务，本州牧在此深深致歉，并决定将宛城一带让出，留给贵军做调整之用，倘若还有任何需要，本州牧必将尽力配合。
“刘大人，你有无搞错！人家是来打你的，结果自己不争气死掉了，你不乘胜追击也就罢了，反而让出自己的地盘给对方，你也未免太实在了吧？”
相信列位读到这里，都会发出类似的感慨。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抽掉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单拿出刘表收留张绣这一节，所有人都会觉得刘表真是天字第一号的老实人。要知道张济并不是低声下气地来荆州寻求庇护，而是蛮横地直接攻城，刘表没动员大军将这批西凉残军赶尽杀绝算是客气的，竟然还将最精华的宛城拱手让人，对张绣来说，这简直是伟大的奇迹！
不过，如果结合前因后果来看，刘表收容张绣的居心就很明显了：他需要一支军队，一支不受亲曹派影响，对自己又绝对忠诚的军队，主要打击对象也很清楚，那就是刚刚在许都坐上司空之位的曹操。
果不其然，骁勇善战的张绣军团很快就成为曹操的一大劲敌。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张绣几次与曹操于南阳交战，互有胜败；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三月，曹军大举南下，将张绣军围困于宛城西面的穰城，这回刘表亲自率兵北上救援，两军联手将曹军击破，还一度令曹操陷入危急，多亏了李通及时从汝南输送援兵，曹操才能重振军威，扳回一城。
从穰城之战到建安官渡之战，这期间，曹操与袁绍的对峙不断升级，刘表理论上应该可以出手打开曹操的后门，但太多的意外绊住了刘表北伐的兵锋。
建安三年下半年，长沙太守张羡联结零陵、桂阳二郡造反，几乎削去了荆州一半的地界；
建安四年十一月，张绣听从贾诩的意见，狼心狗肺地向曹操投降，使刘表顿失爪牙；
建安四年十二月，东面的江夏郡发生了沙羡之役，江夏太守黄祖被小霸王孙策打得惨败，几乎丢了荆州的右臂膀。
不过，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刘表还是没有放弃北伐的念头。
当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刘表还特地派了亲曹派的韩嵩去许都，大概是希望他能带回来一些“曹操必败”之类的负面消息。想不到的是，身为铁杆儿曹迷的韩嵩从许都回来后，竟大力鼓吹“曹操必胜”论，还劝刘表把儿子送去许都当人质。
这下子可把刘表给气炸了，他马上给韩嵩扣上一顶“通敌叛国”的大帽子，打算就地正法，然而亲曹派却透过刘表的老婆蔡夫人，出手干预这起审判，结果搞得刘表不但杀不成韩嵩，连打也不能打，只能拷打韩嵩倒霉的从官以泄愤，最后以“罪证不足”草草了事。
连杀一个已经被扣上“叛徒”罪名的人都做不到，在荆州大族面前，镇南将军兼荆州牧的刘表，显得是那样苍白而无力。
就在这个复杂的局面之下，一个人出现在了荆州。
这个人的到来，将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使原本纷乱复杂的荆州陷入更大的旋涡之中。
这个人便是刘备。
大战博望
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刘表为刘备选择了一个妥善的驻地——南阳郡新野县。
新野刚好位于襄阳和宛城中间，距离两座城市大约是七八十公里。之所以不能将刘备安排到更北方、更富庶一点的宛城，是因为当时宛城已随张绣投降成为曹操的领地，新野反而变成刘表最北方的前线。
这也就解释了刘表为何高规格款待刘备，不是因为两人都姓刘，五百年前是一家，而是刘表需要一只看门狗为自己看家护院。而新野，正是看门狗应该待的位置。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点，在官渡之战爆发的同时，刘表在荆州也有着不错的发展。一方面，历时两年的长沙叛乱终于弭平，襄阳政府的统治力正式覆盖荆州全域，成为“土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超级大镇。
另一方面，江东传来孙策被刺客暗杀的消息，十八岁的继承人孙权还压不住内部局面，暂时无力骚扰荆州。
在这种内外俱安的情况下，刘表自然有心放手一搏，挑战在北方已经打得精疲力竭的曹操。
刘备的到来，正好弥补了张绣留下的空缺。对于刘表来说，这是一支百战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兵强将勇，而且这些人对曹操有着天生的敌对情绪，保证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不会像张绣那样中途倒戈。换句话说，让刘备去攻打曹操，那是不用动员的。
刘备自然也乐得有个安身之所，享受刘表源源不绝的补给。
于是“双刘阵线”一拍即合，一外一内，一主一辅，一文一武，随时准备在曹操背后放冷箭。
不过，出兵的时机却并不好拿捏，刘备在建安六年年底来到荆州，但接下来整整一年都没有什么作为。建安七年中大部分时间，曹操都待在兖州与豫州休整，五月袁绍病逝后，曹操更可以好整以暇地坐看袁家内讧，巩固南方防线。
相信不管是刘备还是刘表，都还不至于手痒到对力量正慢慢回升的曹操动手。
直到建安七年第四季度，情况终于有了变化。
曹军开始动员北上，攻击在黄河北岸的袁尚与袁谭部队。建安八年三月，曹操集中火力攻陷重镇黎阳，逼得袁谭、袁尚向北撤退。四月，曹操更进一步北进，准备攻打袁家的大本营——冀州首府邺城。
荆州双刘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动手了。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约四五月份，刘表正式命刘备出兵北伐。于是刘备从新野出发，大军一路势如破竹，经过宛城后向北直逼南阳郡与颍川郡交界处的叶县，不但收复了大半个南阳，离许都也不过七十公里。
面对刘备强悍的复仇式攻击，人在河北的曹操连忙派遣心腹爱将、建武将军夏侯惇以及禆将军李典、于禁督率数军前往迎敌，曹操本人也听从了郭嘉的建议，暂时放下河北，回师许都，准备应付南方事变。
话说夏侯惇自从五年前在小沛被张辽、高顺击败之后，军旅生涯就一直不大顺当，当曹营诸将正在和四方的敌人周旋时，夏侯惇却领了一个济阴兼陈留太守的官职，在曹操地盘的正中央负责工程建设、粮食生产等后勤工作，毫无用武之地。
对于个性勇悍的夏侯惇来说，这无疑是很郁闷的，如今曹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对手还是个数次败于曹操的软柿子，夏侯惇自然希望能够好好把握，奋勇立功，借机一扫颓势。
可惜他遇到的是进化过的刘备，也可理解为：刘备2.0版。
却说夏侯惇率军来到叶县，与刘备军展开对峙。一天，探子忽然来报：刘备军的屯堡冒起大火，原本驻守于屯堡四周的部队已不见踪影。夏侯惇忙派人进一步探察，得知屯堡其实是敌军自己烧的，而且敌军一早便已向西南宛城方向撤退了，行军速度颇快，眼下已退出数十里。
夏侯惇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立功良机？他随即下令，各部队向南自由追击，务必摘下大耳通缉犯的脑袋。
这时候地位最低的李典跳出来给他浇了盆冷水，他告诉夏侯惇：“敌人没有理由撤退，估计是设有伏兵，往南道路狭窄逼仄，草木深长，追击会有危险，还是放弃好。”
但夏侯惇此时已是热血沸腾、立功心切，哪里听得进这种踩刹车似的建议？他命令李典留守，自己则与于禁率军向南追赶刘备。
夏侯惇一路往南，一追就追出了六十公里，经过堉水后，来到一座名曰博望的小县。说起来，这个地方也还颇有些来历，曾经是西汉大外交家张骞的封地，也是南北交通要道。
李典的猜测没错，刘备的确设下伏兵，而地点便在此处。
伏兵设好之后，刘备便专等着曹军来自投罗网。夏侯惇果真追到此处，结果中伏大败，损失惨重，将领夏侯兰被俘，多亏了后方留守的李典及时支援，夏侯惇这才安然撤退。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这场胜仗扎扎实实是刘备打的，诸葛亮当时还在襄阳务农，与这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
“博望坡之役”可以说是刘备到目前为止作战生涯的代表作。虽然夏侯惇吃败仗不稀奇，但是他的副将于禁可在河北战线威名赫赫，他们所率领的部队，也一定比之前的王忠、刘岱、蔡阳所率领的部队精锐得多，刘备能得胜并不简单。
更重要的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记载刘备使用复杂的军事战术（相对来说），这¨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 贼吧Ｚei８。ＣＯＭ电子书¨不单意味着刘备的战术大脑开窍，更显示出他所率领的部队在训练与组织上已成功进阶。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只不过是简单的诈败伏击而已，在兵法中属于最末流的战术，有什么好吹的？
那是你没当过兵，如果你在军营锻炼过，对带兵打仗就会多少有点了解。指挥部队并不是打电子游戏，点几下鼠标就行，必须依靠精确的指令与长时间的训练。这么说吧，要想让一支一百人的队伍绕圈圈，就可能得花上半天的时间，更不用说什么分进合击、埋伏突袭、衔尾追击之类的战术了。
身为一军统帅，像这种诈败伏击的战术不可能让每一个士兵在事前知晓，因此士兵们所获得的指令一定先是撤退，退到半路后才转换队形。如果没有充分的训练，士兵接到撤退指令后可能会处于无心作战的状态，即便士气没有低落，也肯定无法快速地在撤退途中妥善分布到每个埋伏点，并在适当时机对敌军发动致命一击。
在刘备过去的作战生涯中，我们未曾见过这种复杂战术的运用，由此可见，在经过曹操与袁绍阵营的洗礼之后，刘备已将自己跟手下的部队提升到了另一个等级。
至于倒霉的夏侯惇，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这场博望之役是他最后一次单独统兵作战，从此之后曹操可能对这位大哥死了心，让他专司后勤，最后做到“督二十六军”，类似于现在的后勤总司令、装备部总司令的位置。
不过，刘备与后方的刘表并没有为这次胜利大搞庆祝活动的心思，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小怪被打败，接下来该轮到真正的boss现身了。
果不其然，同年八月，曹操亲自向荆州开刀。
专职特务
这一节，我想单独说说郭嘉这个人。
建安十二年春天，曹操阵营在评估是否远征乌丸时，刘备、刘表的威胁成为争议的主要焦点。
当时曹营诸将如张辽等大多认为袁尚兄弟已经被打得穷途末路，乌丸又与这哥俩非亲非故，双方根本不可能有效合作，今日如果动员大军北伐，他日刘备和刘表必然会兴兵攻打许都，恐怕情况会变得不可收拾。
正当曹操左右为难之际，有一个年轻的参谋跳了出来，力排众议，强力建议远征。
此人分析道：“第一，乌丸自以为离我们遥远，轻于防备，我们发动突击，一定可以取胜。第二，袁绍在河北素有恩德，我方才刚取得四州土地，民心未定，倘若袁尚借乌丸之力南来，汉人胡人全都会响应，恐怕冀、青二州不保。第三，刘表与刘备方面，刘表是个只说不做的名嘴之流，他明白自己没有办法驾驭刘备，如果让刘备担任重要军职，恐怕最后会不受控制，如果随便给刘备安排个小职务，刘备又不会愿意，因此不会有北伐的危险。综合以上三点，主公大可全力远征，毋庸忧虑。”
曹操听后大喜，决定远征乌丸。
事后的结果证明，这一番分析完全切中要害，曹操后来的确以突袭击破乌丸，而刘表也没有接受刘备北伐的提议。
做出这样既理性，又不乏创意的分析之人，名叫郭嘉。
郭嘉，字奉孝，豫州颍川人，家世背景不详，年轻时曾一度前往袁绍帐下寻找机会，后来在荀彧的牵线下，转投入曹操帐下，担任曹操的司空军祭酒。那一年，郭嘉二十七岁。
郭嘉在曹操帐下一共待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间，郭嘉从未担任过正式的中央或地方职务，也没有带过兵、打过仗，大部分时间他都以军祭酒这个非正规的身份待在曹操身旁，为曹操分析局势，提供意见。
历史上，郭嘉为曹操提供的意见很多，但我认为最能代表郭嘉风格的，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刘备于徐州公开叛曹时，曹操面临是否东征的决策问题。郭嘉告诉曹操：“袁绍反应慢，个性多疑，不会那么快出兵。而刘备新叛，还未得民心，只要快攻，一定可以获胜。”
曹操采纳了这个意见，他迅速击破刘备，并及时回军守住官渡，而这期间，袁绍并无大的作为。
第二个带有明显郭嘉风格的决策，发生在官渡之战时。当时有传言说孙策将发兵攻许都，曹家诸将都颇为忧虑，郭嘉却认为：“孙策刚并吞江东，所杀的都是一些很得人心的士豪，但孙策对此却并没有警惕，如果遭到刺客伏击，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凡人罢了，依我看，孙策早晚会死于匹夫之手。”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孙策便遭暗杀而死。
郭嘉的第三个代表作，便是之前所述对于远征乌丸的分析。
相信读完以上文字后，列位读者应该对所谓的“郭嘉风格”有了基本的了解，那就是：这些建议都十分大胆而主观，缺少客观因素的辅助，许多部分更违反经验法则，与其说是分析，更不如说是赌博。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聪明如曹操者，怎么会相信这种胡扯乱猜，还愿意将身家性命全部押上呢？
我们不得不相信，郭嘉的这些判断，一定有所依据，而且是很确切的依据。
假设今天一位白宫军事参谋向奥巴马总统建议自韩国撤军，理由是朝鲜领导人性格“优柔寡断”，因此没有朝鲜入侵之虞，奥巴马大概会想个几秒钟，然后问那位参谋：“你和朝鲜领导人很熟吗？”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郭嘉提出的建议。他判断袁绍不会出兵是因为袁绍“性迟而多疑”；判断孙策会被暗杀是因为孙策“轻而无备”；判断刘表不能用刘备是因为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
话说郭嘉不过是个身体欠佳、大多数时间窝在兖州的标准宅男，他是从什么渠道得知袁绍、孙策、刘表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想法的？《南方周末》？电视台的人物访谈？上述三人的微博？显然都不是。
或许这就是郭嘉对于曹操来说所具有的最独特的价值：一张广大而深入的情报网。
中国史书上对于“情报”一向不多着笔墨，好像秀才不出门，掐指一算，便真能知道天下事一般，但在那个没有天眼通、顺风耳、水晶球以及互联网的世界中，情报的来源仍须靠“人”的查探与传播，而如何结识、布置和选择这些提供情报的人，便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根据《傅子》记载，郭嘉年轻时相当神秘，他暗中结交许多“英隽”，而不与“俗人”来往，因此天下很少有人知道郭嘉的名号。
或许这就是郭嘉之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开端，他所结交的这些神秘的“英隽”们，便是其布下的线人，靠着庞大的情报网络，郭嘉能够清楚地掌握各地诸侯的动向，包括袁绍的小儿子病危，许贡的门客蠢蠢欲动，刘表对刘备已经起了戒心，诸如此类。
这，或许也能解释郭嘉常遭到同僚弹劾以及他官位始终不高的原因。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郭嘉言行显得特别地隐秘怪异，不知情的正直士大夫如陈群等人，便常向曹操打小报告，但曹操都一笑置之。也正因为情报头子的特殊身份，即使郭嘉对曹操贡献良多，也只有封侯但未曾升官，他必须紧跟在主子身旁，提供最机密的讯息和最精准的建议。
当然，搜集情报只是郭嘉能力的一环，对情报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才是郭嘉出类拔萃的地方。
举例来说，今天襄阳的情报员传来“刘表于十天内招待刘备饮宴三次”的消息，或许有人会解读为“刘表与刘备关系密切，因此刘表可能会命刘备出兵北伐”，也有人会解读为“刘表正努力牵制刘备军力，因此没有北伐的顾虑”，究竟怎样解读才是最正确的，这就是解读者能力的展现了。
郭嘉能屡次对局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表示他不但情报来源充足，而且对于局势更有着过于常人的洞察力，无怪乎曹操对郭嘉信赖有加、言听计从。
当然，郭嘉是曹魏方面的“情报头子”，这只是笔者的个人推测，没有真凭实据，仅供大家娱乐之用。
其实，有关郭嘉的神算，历史上有许多反证。例如曹操东征徐州的刘备时，袁绍其实曾经对延津出兵，只是被于禁挡下了下来，可见郭嘉的预测也不是那么准确。关于孙策之死，裴松之也认为郭嘉的所谓预言，信口开河的成分居多，孙策只是刚好死在那个时间点上，要是孙策晚死个半年，那曹操就真的头大了。这只能说明郭嘉（其实是曹操）的运气不是一般地好。
至于郭嘉建议对乌丸采取突袭的战法，则更能说明郭嘉是个“赌徒”。
话说柳城一战，曹操打得是苦不堪言，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战争胜利，班师许都后，曹操不但承认这场胜利只是侥幸，还重赏当初劝阻出兵者，这无异于赏了郭嘉一记大大的耳光。
尽管如此，郭嘉对于曹魏阵营的贡献仍然毋庸置疑，再加上他年纪比曹操小上十五岁，曹操甚至说考虑把事业传给郭嘉。当然，他也只是过过嘴瘾、笼络人心，甚至以此来羞辱其他参谋而已，因为说出这话的时候，郭嘉已经死了。
建安十二年八月，柳城远征结束后，郭嘉病逝，得年三十八岁。接任“司空军祭酒”这个位子的，是在曹操奉迎献帝过程中立有大功的董昭。然而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即便曹操手下仍有众多天才智囊，对于局势的判断也明显反应迟钝了，紧接下来的赤壁之战便是最好的例证。
而时机凑巧，就在郭嘉去世的同一年，一个名叫诸葛亮的二十七岁小伙子投入刘备的帐下，天下大势，就在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间悄悄倾斜了。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跃马檀溪
话说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八月，曹操从许都南下，进抵汝南郡与南阳郡边界的西平县，四方兵将云集，一时间兵势滔天。
当时驻守南阳的刘备与在襄阳支援的刘表必然如临大敌、全力备战，然而就在两人的神经绷至极限时，曹操却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放弃荆州，全军北返。
这是为什么呢？
排除掉曹操忽然良心发现或神经错乱的可能性，答案只有一个：必定有更为迫切的事情等着他去办。
果不其然，就在曹操挥师南下的当口，河北袁尚、袁谭两兄弟彻底决裂开战，结果大哥袁谭被小弟袁尚击败，退守青州平原，派辛毗来向曹操求援，曹操衡估利害后，决定先收拾河北势力，于是北上进军黎阳，而南方的荆州百姓们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兵火浩劫。
但即便这样，刘表仍没有放弃抗曹的努力。他以长辈的身份给袁谭、袁尚各写了封信，一方面就袁绍的过世表示哀悼，另一方面劝兄弟二人放弃前嫌，合作对抗曹操。
在信中，刘表仍称袁绍为“盟主”，并强调河北团结对于同盟的重要性，如果袁氏家族内部搞分裂，“则同盟永无望矣”。
遗憾的是，那一对已被个人恩怨冲昏了头脑的兄弟俩，完全听不进刘叔叔的苦劝。袁尚持续攻打平原，而袁谭无奈之下，只得与曹操联姻，饮鸩止渴。
当南北合纵的可能性消失后，北伐大计也就成了被贴上“Archive（封存）”字样的资料夹，藏入襄阳政府档案室的最深处，取而代之的，则是荆州亲曹派的强力反击。
过去几年来，刘表与刘备联手北伐，必然使蒯越、蔡瑁一党相当不愉快，奈何刘表支持，刘备也确实打出了一些成绩，亲曹派们一时找不到攻击的着力点。然而，打从建安八年之后，刘表对于北伐以及刘备的态度，忽然起了一些改变。
首先是来自江东孙家的问题。
经过了两三年的整顿，年轻的孙权在张昭和周瑜的帮助下，终于稳定住了江东局势，并延续了他老哥孙策对荆州的攻略。建安八年，孙权进攻江夏，大破江夏太守黄祖，虽然没略下城池，但也带给荆州不小的压力。之后数年间，江东与荆州争战不断，这或许转移了刘表的战略焦点。
其次，刘表也确实是老了，根据历史记载，刘表此时只剩下不到五年的寿命（他自己当然不知道），他大概也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他的两个儿子刘琦和刘琮能力和声望都不足，这使得原本是助力的刘备集团反而成了一种威胁。
请注意，这一点相当重要。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刘表将刘备从南阳调了出来，改驻于与襄阳一水之隔的樊城。刘表经常邀请刘备一同喝酒吃饭，讨论天下大事，表面上是与刘备亲近，实际上却是节制其手上的兵权。
在某一次宴会上，如厕归来的刘备朝刘表发了一通感慨：“刚刚我去厕所，结果发现大腿内侧都生出脂肪来了。小弟我向来身不离鞍，大腿从不长肉，现在太久没有乘马，大腿竟变粗了。唉！岁月如梭，转眼我已是年纪一把，却啥事也没干成，可悲可叹啊！”
然而刘备这么明显的“髀肉之叹”暗示，并没有打动刘表，刘表从此再也没有让刘备领军。更糟糕的是，那些阴险的亲曹派们还打算来个斩草除根，除掉刘备这枚眼中钉、肉中刺，准备一劳永逸。
杀阵由蒯越、蔡瑁主导，打算利用一场宴会砍下刘备的项上人头。但刘备也不是白痴，他察觉到了这股不同寻常的杀气，随即尿遁逃脱。
话说刘备乘着“的卢”马逃离襄阳城，却在城西一条叫檀溪的河流中陷住马蹄，动弹不得。眼看着杀手转眼追至，他别无他法，只好对马儿说：“马儿啊马儿，你快些跑，现在情况万分危急啊！”岂知这不是办法的办法竟然奏效，那马一跃而起，竟有三丈之高，一举渡过檀溪。
刘备随后转乘小船渡过汉水。船到河中，杀手们才追到，却只能在岸边假惺惺地呼喊：“左将军啊左将军，你慢些走，我家主人请你回去喝酒……”
这段“跃马檀溪”的记载，被西晋人孙盛斥为“世俗妄说”。他认为以刘备寄人篱下的弱势处境，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变故，又怎能安然活到刘表去世呢？
笔者也觉得，“的卢跃马”这段情节虽然精彩，但也确实太过于传奇，很像是市井传言，不过蒯越、蔡瑁意图谋害刘备，想来未必是虚构，刘备是亲曹派夺权的最大障碍，用点阴狠手段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经过这场九死一生的逃命后，刘备起了戒心，亲曹派们找不到机会下手，于是双方维持了一段表面上的和平。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大约是三到四月间，曹操发兵北上，远征盘踞于今天渤海湾北面的乌丸以及袁尚、袁熙兄弟，刘备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积极游说刘表发兵北伐，却被后者拒绝。
等到当年九月曹操平定辽西郡班师之后，刘表才猛然醒悟，对刘备感慨道：“唉！可惜当初没听你的话，错过了这个大好机会。”
刘备当时心中必然是脏话一堆，但他看着垂垂老矣的刘表，还是温言安慰道：“现在天下大乱，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战争，如果以后能把握住机会，这次的错过就不算可惜了。”
刘备的话在理论上是没错的，但在现实中却未必行得通。要知道，幸运女神很少会对一个人伸出两次援手，至少在那个时空中，她没有给刘表和刘备第二次机会。
历史的巨轮继续向前转动着，刘备终于来到了那至关重要的一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那一年，刘备四十七岁。
第三势力
建安八年博望坡一战之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渐行渐远，再加上亲曹派在一旁虎视眈眈，客居荆州的刘备就如同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孤独地摇曳着。
当然，这不完全是事实。刘天王可以没有钱，可以没有地盘，可以没有军队，甚至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就是人气高得人神共愤，再加上他击破曹军的威名，令万千荆州少女、英豪为之疯狂，前来报效者不计其数。
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刘备收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为义子，从此之后，那孩子便从“寇封”摇身一变成了“刘封”，成为日后刘备阵营中的一员猛将。
此外，一个名叫魏延的年轻人也在此时加入刘备阵营。他无钱无势，更没有一个当歌唱家的爹为他撑腰，总之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靠，所以他只能从一名小兵干起，靠着自身的勇猛和干练，一步一步往上爬。
以上两人在接下来的故事中，都有着很重要的戏份。
经过曹操、袁绍阵营的洗礼，刘备除了组织民众、招揽豪杰之外，也开始明白拥有士人的支持是何等重要。于是，他开始对士人下手，其所瞄准的目标，是除刘表，蒯、蔡以外的第三股势力。
前面几节曾经说过，襄阳小朝廷在蒯、蔡家族的控制之下，重要的位置几乎都由荆州的“亲曹派”所担任，非荆州本籍而能进入决策圈的，就只有一位叫傅巽的仁兄而已。
至于其他北方来的流寓之士，包括刘表的老乡王粲、伊籍等人，刘表虽然能提供良好的经济援助，但却无法加以任用。这些赋闲在野的北方士人，加上另一些同样无法挤进蒯、蔡小圈子中的荆州本地士人，在襄阳一带组成了一个广大的人力资源库，为刘备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
其中比较主动的是伊籍，他老早就和刘备眉来眼去了，约定假设有一天刘表死翘翘，我们便如何如何。
但其他士人就相对保守了一些，即便刘备此时已是闻名天下的大人物，但要和这些士人搭上线仍然需要有个人从中搭桥。而刘备的运气实在好得没话说，他一到荆州，这位“红娘”便自动找上门来。
这个人的名字，列位都很熟悉，他便是徐庶。
徐庶，字元直，是豫州颍川人士，估计出身非常低微，加上年轻时不学好，因此只能搞些游侠之类的暴力活动。有一次他出面替人报仇杀人，结果被官府逮捕，他坚决不出卖同伙，于是官府将他在绑在市集上，打算凌迟处死，结果他的同伙们劫法场，救了他一命。
经过这一番生死轮回之后，徐庶茅塞顿开、洗心革面，走进学校读书，决心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然而同学们都知道他有前科，因此十分鄙视他，不愿跟他来往。徐庶也不埋怨，经常是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打扫工作，认真学习，最后终于变身成为优秀学生。
徐庶跟老乡兼同学的石韬相当要好，两人一同念书，然后又一齐躲到荆州避难。然而徐庶外地人的身份，再加上那段荒唐的少年时光，使得他在襄阳小朝廷里得不到发展，但却与同样混过黑道的刘备气味相投。
刘备刚到新野的时候，徐庶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刘备，刘备也相当欣赏这位小弟，两人一拍即合。就这样，徐庶在刘备帐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而借由徐庶，刘备也与荆州士人搭起了第一道友谊的桥梁。
徐庶在刘备帐下并没有正式官职，博望坡之役能不能为徐庶记上一笔功劳也不好说，但徐庶牵线搭桥的本事却是没的说。透过徐庶，刘备搭上了另外一位身份更高的名士：司马徽，号水镜先生。
司马徽同样是豫州颍川出身的经学大师，流亡至荆州避难。刘表认为这种人只是“书生腐儒”，不值得大用。
到了襄阳后，司马徽深居简出，主要以务农为生（毕竟还要吃饭），同时也开班授课，并从事一些“人力银行”的工作。在他门下挂名的学生包括荆州本地人向朗以及益州来的留学生尹默、李撰等人，估计诸葛亮、徐庶、崔烈、石韬、庞统等人，都是班上的高级旁听生。
司马徽虽然在学术和评论界人望很高，但对刘表却成见很深，因此他旅居荆州期间不要说当官，连政治评论都不愿意发表，凡是有人向他请教，他都只说“很好”，连有人说自己儿子死掉了，司马徽也说“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