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星期，5月30日中央明确了粟裕担任华野副政委一职，谭震林为第一副政委，粟裕为第二副政委，宋任穷为第三副政委。但由于谭震林在山东兵团任政委，实际不在华野总部工作，因此，华野以后签发的命令文件，谭不署名。在陈毅不在华野期间，粟裕代理政委职务。给了粟裕更大的压力。
同日，陈毅、粟裕作出决定：从第1、4、6纵队各抽调1000名干部战士组成渡江先遣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治委员谭启龙，下辖第1、4、7支队，并成立江南工委。也在这一天，陈毅、邓子恢带领相关干部离开濮阳赴中原局履职。
陈毅走了，粟裕“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既然“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当然不敢怠慢。在这段时间里，华野河北部队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练兵整训运动。“重点开展了大规模运动战、攻坚战所必需的爆破技术，打子母堡的小群动作，火力组织及步炮协同的训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客观地说，这一个月的训练使部队的战斗力上了一个台阶。经过了10个月的折腾，基本治好了“七月分兵后遗症”。但问题是3月、4月抓得不紧，光会议就开了一个月。如果粟裕早些入手扎扎实实地抓训练，华野部队的战斗力会更高。皮定钧的日记在3、4两个月几乎没有军事训练的内容，南渡黄河后才多了起来。
对于打整5军，华野上下作了充分的动员，陈毅在给部队的信中写道：“我们要解放中原处于水深火热的4000万人民也好，巩固中原也好，建设华北也好，南下过江也好，加速蒋介石王朝的灭亡也好，都非歼灭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原的主要兵团不可，其中就包括邱清泉的第五军，这是革命战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任务。”5军欺负了华野好几个月，大家早已对其恨之入骨。皮定钧在6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宣传的内容是贯彻消灭新五军，在各种工作中都应当有此精神。”
6月2日，粟裕率华野1、4、6、两广、特种兵纵队在原驻鲁西南的中野11纵策应下，渡过黄河前出至巨野、荷泽一线。6纵的老毛病依然没改，“在民众纪律方面很成问题，当地的民众都来向我们告状，说我们纪律坏。”(5月30日)“6纵17师从5月27日到6月1日止，共逃跑61人。”(6月1日)
6月4日，刚刚结束宛东战役的刘邓电令陈唐部解除阻敌任务归还华野建制，同日，粟裕令3、8纵队北上进至睢县地区待命，准备与渡河南下部队在鲁西南围歼邱清泉部。
6月5日、12日，粟裕两次“准备围歼”整5军和75师都因对方“异常警觉”没有成功。而此时陈唐部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与开始的计划相去甚远。
这时，粟裕和3月份新任华野副参谋长的张震提出一个方案：以3、8纵队一部佯攻开封，吸引敌军来援，并于6月9日征求陈士榘、唐亮的意见。陈、唐与参谋处负责人王德研究后认为，鲁西南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加之敌人密集不易分割，遂于6月10日复电粟裕：“以避开鲁西南转入敌后，调动敌于运动中歼击较为有利，勿以固定对或象固定地区所限，免贻误战机，形成敌我主力长期对峙，反而被动不利。”粟在回忆录中对这一点也没有提到，只是说“我们当机立断，改变了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并于6月15日定下转向豫东作战的决心。”
粟裕对陈、唐的意见十分重视，6月15日决定“攻取开封，调敌西援”“先攻开封，后歼援敌”，于16日上报中央军委，并报刘邓陈及华东局，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陈士榘、唐亮指挥3、8纵攻开封。以3倍于攻城部队的兵力阻援和牵制，其中中野9纵插入开封、郑州之间阻击孙元良兵团；以中野11纵并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在巨野地区从侧后牵制邱清泉兵团；1、4、6纵队则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正面阻击邱兵团；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2旅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相机攻占东明、兰封，并破袭陇海铁路兰封至野鸡岗段。同时粟裕还要求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在津浦路徐济段和苏北发动攻势，不使整25师和83师增援豫东。粟裕这个部署吸取了南麻打援力量不足的教训。
6月17日，军委复电同意粟裕的决心，要他在“情况紧急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并“请刘邓确实钳制18军及47军。”这一仗对粟裕的压力很大。同日，刘、邓、陈毅复电粟裕，指出“第一阶段就明确以攻开封为主，第二步打谁视情而定。”决定当时仍归中野指挥的华野10纵自舞阳进至上蔡地区，协助中野阻击胡琏兵团北援。
但实际上在6月15日，陈、唐率3、8纵队就已到达睢县以南的圉镇地区，并按粟裕原来的命令继续向鲁西南开进。当日中午接到粟裕的命令，要3、8纵队立即部署进攻开封。而此时要进攻开封，3、8纵队就必须转头向西北方向前进。时间一下子变得十分紧张，陈唐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召集3纵代司令员代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8纵副司令员张仁初、副政委王一平开会（8纵司令员兼政委王建安刚刚调走），研究作战部署和打法。当晚部队由东北转向西北方向前进，因时间紧迫，许多下午来不及做的准备工作都是在行军途中完成，边走边动员，并布置攻取开封后的各项工作。这就是粟裕的“有所准备”，造成了部队的极度疲劳，完全违背了毛泽东6月3日的指示：“等候刘邓对张轸的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并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在打5军、75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不要急于解决大问题。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
开封守军正规军战斗部队只有整66师师部率13旅3个团、整68师119旅355团，当时仅4000人，而且都是重建的部队，其它均为地方保安部队和直属机关后勤单位。名义上归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统一指挥，实际上他对整66师师长李仲辛根本使唤不动，而李仲辛对保安部队也指挥不灵。那些后勤直属单位如国防部高射炮第2团第2营、辎重汽车第6团、铁道兵第一团第四营、工程兵第16团、整编第68师后方留守处、整编第55师后方留守处、整编第5军军官训练队以及一些后勤仓库等，平时都是大爷，真打起仗来却根本不顶事。
6月17日晚，战斗打响，18日黄昏攻占四关。18日23时开始总攻，至20日晚，李仲辛率残部退守龙亭核心阵地，刘茂恩化装逃出开封。
在开封战斗打响之前，陈唐兵团向鲁西南运动就已经引起了国军警觉，胡琏兵团于16日已经进至上蔡城及东洪桥西南地区，而负责配合中野阻击的华野10纵在17日才接令由舞阳向上蔡前进。又一次体现了胡琏在预见性上强于粟裕。
战斗打响之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开封守军坚守待援，一面急令胡琏兵团北援，孙元良兵团东援，邱清泉兵团西援。胡琏的兵团部虽然还在上蔡，但其先头部队——主力整11师已经向开封急进，阻击部队想追赶都来不及了。华野10纵强行军90公里赶到上蔡近郊后，发现已无法在正面阻击，在这种危急时刻，宋时轮想出一个好主意：攻其所必救，强攻上蔡，吸引整11师回援。因为他与胡琏是黄埔军校的同学，深知胡琏的用兵之道和性格。17日夜，华野10纵开始猛攻上蔡，胡琏为求自保，只得令整11师回援，10纵乘机与中野1纵、3纵将胡琏缠住。第二天，双方激战竟日，互有伤亡，胡琏深知解开封之围已无望，遂于19日下令南撤汝南。而孙元良兵团因战斗力太弱，在中牟地区被中野9纵和豫皖苏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击退。邱清泉兵团也被华野1、4、6纵队、两广纵队、中野11纵等部阻于内黄、红庙一线。如果没有宋时轮的急中生智，开封战役将是另一个结果。宋时轮打阻击打出经验来了。对于宋时轮的功劳和自己的失误，粟裕在回忆录中当然也不提，只是说“中野第1、3纵队和华野10纵在刘伯承、***和陈毅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于上蔡以北地区阻击并重创胡琏兵团，使敌不敢轻举冒进，……对攻克开封起了直接保障作用。”对山野旧将，他是有情绪的。
6月20日夜和21日，突击部队两次突击龙亭阵地未能成功。21日17时，陈士榘祭出枣庄、泰安攻坚的法宝——集中600多门大炮轰击国军防御阵地，22日晨，全歼守敌，李仲辛被击毙。
在开封战役即将胜利时，粟裕、张震、钟期光来到设在开封天主教堂的陈唐兵团指挥部，研究下步作战方案，实现了华野外线兵团的会师。粟裕在回忆攻取龙亭核心阵地两次未果时，不再强调客观原因，而是以“因组织准备不充分，协同动作不密切，未能奏效”来描述了，因为谁都知道，战场指挥官是陈士榘。但是紧接着在后面总结开封战役的“伟大实践”时，又说他曾督促3、8纵队不要留恋开封阵地，除留足够的兵力攻击龙亭外，其余部队撤出城外，集中兵力歼灭援敌。并要求3、8纵队不要过早攻克龙亭，“迟一点不要紧”，要把龙亭当作吸引邱清泉这条大鱼的钩子。一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样子，在外围阻击战打得热火朝天的情况下（“6月21日，开封守敌已能隐约听到增援部队的炮声”），真是自相矛盾。
开封是当时河南的省会，“敌人”多，物资多，政治意义大。华野攻占开封的确发了一笔，为抢运物资，陈唐还专门向军委、华东局及野司报告，要求4纵及特纵在兰封以西阻击邱清泉，力求多控制一天。但如果说到歼敌，则又是非正规部队和勤杂人员占了一大半，歼灭整5军也没有头绪。对于这个结果，毛泽东当然高兴，又是致电祝贺，又是亲自为陈唐写安民告示，但要说到十分满意恐怕也未必，因为根本目的没有达到，在6月23日的电报中要华野“继续努力”。
此间正值国民代表大会召开，河南籍代表哭天抢地，要求蒋介石收复开封，蒋明知军事意义不大，但也万般无奈，命令各路援军仍向开封攻击前进，收复开封。将邱兵团整编第75师附88师新21旅调出，与从新安镇调至柳河的整72师组成一个新的兵团，由第6绥靖区(商丘)司令官区寿年指挥，从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将自临沂经金乡来援的整83师调入邱清泉兵团，与第4绥靖区(荷泽)刘汝明部仍从正面向开封攻击前进。可以看出，邱兵团的战斗力却有所加强，而区兵团两个师都很弱。国军是否把邱兵团当拳头，而以区兵团当诱饵反钓粟裕，也未可知。从睢杞战役的过程来看，区兵团的“徘徊”和邱兵团的大迂回攻击，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当然，在粟裕的回忆录中，这些都是华野主动行动，调动敌军的结果。
6月24日，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等人开会进一步研究下步行动，决定打较弱的区兵团。华野第一兵团1、4、6纵、两广纵队等部渡河南下已近一个月，十分疲劳，而陈唐兵团3、8、10纵队更是来回奔波作战，加之“开封战役伤亡较大”(仅3、8纵队就已经伤亡近万人)，相比之下，前者状况还稍强些，因此决定由1、4、6纵及中野11纵组成突击集团，由第一兵团副司令叶飞指挥，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及民权地区，伺机围歼区兵团；由陈士榘、唐亮指挥3、8、10纵队及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隔离邱、区两部；中野9纵仍旧监视郑州方向的孙元良；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则破击陇海铁路徐州至民权段，从侧翼袭扰邱兵团。
粟裕在回忆录中对与众人商量一事没有提及，都成了“我们”的杰作：“我们鉴于这次战役关系全局，决心不怕疲劳，不怕牺牲，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再歼援敌。于是，我们在攻占开封后的第三天，便毅然决定主动放弃该城，敌人既然想要它，我们便将计就计……”。在作决心中提到了叶飞指挥突击集团，唯独不提陈唐指挥阻援集团，而成了“野司直接指挥”。
实际上，华野已经放弃了此次围歼整5军的计划，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打区兵团，也好对老毛有个交待。客观地说，这个部署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当时华野各部状态已经大幅下降，强打整5军不会有好结果，再弄出一个南麻、临朐来如何是好？
当时国军向开封步步进逼，已经迫在眉睫。粟裕心里十分着急，尽管老毛在17日已经说过要他在紧急情况下独立处置，但粟裕还是在24、25日两次上报军委和刘、邓、陈，搞得军委也于25、26日两次复电粟裕，说其“部署甚好”，“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75、72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如能歼灭敌75师也是很好的。”最后一句话里，失望之情溢于词间。也难怪老毛失望，华野出击外线已近一年，为打邱清泉准备了几个月，结果又是一场毛毛雨。对此粟裕当然明白，也许正是此刻埋下了第三阶段失败的伏笔。
3、8纵队撤离开封后南下向通许方向前进，6月26日，邱兵团一个旅配合刘汝明部重占开封，主力“果真随3、8纵队南下，如此一来，使好疑的区寿年产生错觉，致区兵团在26日进至睢县西北铁佛寺、龙王店、榆厢铺一带时‘徘徊不前’，结果两路敌军在我挥师南下的引诱和迷惑下，一路踌躇不前，一路向西南疾进，很快拉开了距离，使邱、区两兵团之间形成40公里的间隙”，粟裕等人抓住这个“战机”，于27日下达了围歼区兵团的命令。实际上，3、8纵队要想割裂邱、区两兵团的联系，阻击邱兵团，必须向东南方向运动，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了，粟裕却把这个行动吹成神来之笔，文字固然写得十分精彩，但从地图上看，邱兵团向西南运动正是向“徘徊”的区兵团靠拢。如果邱兵团不南下，两兵团的间隙又何止40公里。到底谁是鱼？陈士榘在回忆录中对此也承认：“本来我军的意图，不但想等区兵团都过了惠济河以南，也想等邱兵团都进入开封，再发起睢杞战役，……可是由于情况变化，邱兵团的5军先头部队27日就分别进至小城集、万全砦、大昔、青龙市口、富村、全村、吴岗地区，83师也由开封向杞县方向前进，因此……”这就是粟裕笔下的邱兵团“被诱南下”真相。
6月27日晚，突击集团向“犹豫徘徊，立足未稳”的区兵团发起攻击。28日晚，1纵1师楔入整75师和72师之间，割裂了两者的联系。至29日晨，将区寿年的兵团部和整75师附新21旅包围在龙王店地区，将整72师包围于铁佛寺地区。如果说国军的计划没有完全成功，导致整75师被歼和区寿年被俘，这个因素是关键，这次华野没有按部就班来进行“运动攻坚战”。
6月29日，突击集团开始肃清龙王店外围据点，战斗十分激烈，1纵1师在攻击常朗屯时，“攻进去一个营，但马上被敌人封闭了突破口，伤亡很大，”后来，1纵将警卫营，1师将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组成突击队，连随军担架队的民工也投入了战斗。终于在30日8时攻克了常朗屯，歼灭了整75师第6旅旅部、第18团、一个加强营及师直属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共5000余人。至7月1日中午，整75师第6旅和新21旅全部被歼。
7月1日晚，突击部队向龙王店发起总攻，激战至2日3时，区寿年兵团部、整75师师部及第16旅一个团被歼灭，区寿年、沈澄年被俘。整75师还剩下16旅2个团据守在榆厢铺、何旗屯。突击集团开始转兵围攻铁佛寺的整72师。
在此其间，胡琏、吴绍周集团被中野1、2、3、4纵队和豫皖苏军区部队牵制在周口镇、西平地区。邱兵团的增援也遭到华野1、4、6、两广纵队和4纵12师顽强阻击，推进到最近处仅距区兵团10公里，成了强弩之末。虽然华野打得很艰苦，“最紧张的时间是7月2日上午10时，我方阵地西北角曾一度被敌人突破，我立即组织全力反击，不仅预备队全上，连南下干部队也参加了战斗。……终于将敌人打垮，保全了阵地。”由于孙元良兵团没有动作，中野9纵也从郑、汴间出动，袭占陈留，挺进韩岗，从侧后对邱兵团进行牵制，于是双方形成对峙。其中10纵28师的桃林岗阻击战最为激烈，这次宋时轮没有再让邱清泉得逞。
此时，出现了一个华野众将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黄百韬率整25师、第3快速纵队和交警第2总队急速杀到，7月1日突然出现在距铁佛寺只有10公里的帝丘店地区。整25师原来是刘峙计划用于增援兖州的，6月28日已进至滕县以北界河一线，由于中原战场吃紧，于6月29日由徐州车运商丘。许世友那边又高高兴兴地第二次围住了兖州，粟裕在战前也考虑过整25师的增援问题，但得知整25师增援兖州后，就没有再注意整25师的动向，开战后更是忘到了脑后，许世友通报粟裕与否也不得而知。
7月2日，1纵遭到整72师和整25师的两面夹击，连1师指挥所也被炸塌，3师7团打得“仅剩几名有炮无弹的炮兵和17名战士，在团长曾昭墟带领下坚持战斗。”
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敌情，粟裕在7月2日上午，与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方案，决定歼灭黄兵团。“通过对敌情的分析，认为黄兵团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反倒有利于围歼；整72师伤亡较大，也无力出援；邱兵团伤亡较大，加上进攻正面变窄，可抽掉阻援集团一部加强突击力量。”因此决定：第3、10纵队和8纵一部继续阻击邱兵团；以8纵主力和6纵一个师围歼榆厢铺、何旗屯的整75师残部；以中野11纵监视整72师，并作预备队；以1、4、6纵和两广纵队围歼黄兵团。我军战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敌人错误地估计我军经过……激战已经伤亡惨重，无力再战……”，这次在华野众将身上也生动地体现出来。这个决定具有浓厚的粟裕风格：不顾疲劳，连续作战，这边还没有消化，那边又盛满了饭。但在盛夏季节，我军已连续外线作战一个多月，伤员救治、弹药物资补给、饮水等等都已经问题成堆，粟裕的决定根本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蛮干。本来他就有贪多求大，爱慕虚荣的毛病，这次老毛再一施压，更是变本加厉。皮定钧在战斗中一直坚持写日记，唯独6月30日至7月2日是空白。7月3日在日记中写道：“4天的时间没有记，……主要是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失去了记的时机。”由此可见华野突然改变任务和部署使部队十分紧张。
毛泽东的最低要求是歼灭整75师，对于还剩下的两个团，粟裕当然拼了命也要消灭。7月2日晚，8纵22师、23师，6纵17师向榆厢铺、何旗屯的整75师残部——第16旅旅部及2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发起总攻，激战至7月4日9时，终于歼灭了这股敌人。6纵17师何旗屯战斗伤亡378人。(7月5日)
实际上此时整75师仍有一部未被解决，6纵16师及17师49团共4个团，自6月28日起围歼整75师16旅47团二个营的杨拐村战斗，一直持续到撤退之前的7月6日，打成了胜仗中的败仗，伤亡超过了2000人。
在消灭整75师残部的同时，1、4、6、两广纵队向黄兵团全线出击，至3日晨，达成了对黄兵团的大包围，至5日，将其压缩在帝丘店地区。如果此时粟裕见好就收，不仅完成了老毛的任务，而且已经对黄兵团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邱兵团也没有突破，可以较为从容地撤出战斗。但是他却误认为有了乘胜歼灭黄兵团的良机，要给毛泽东来一个更大的惊喜，于量又调刚刚结束战斗的8纵参加到围歼黄兵团的战斗中来。对此，败军之将区寿年都指出其“违反了兵家之道，接下来要失败”，粟却不以为然，对毛泽东6月3日的忠告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就在不久前的6月22日，毛泽东在给中野、华野的电报中也要求部队“你们两大集团或者分开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确实有把握的仗，哪怕歼敌一个旅也是好的，例如宛西那样的仗。”但是也没有引起粟裕的重视。果然，华野的疲惫之师与黄兵团在帝丘店陷入僵持局面，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伤亡惨重。皮定钧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晚我们攻赵庄、王庄都失利，全部被敌人反击了，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分疲劳。……兵团指示：要我们立即抢运伤兵向后退，不要停留。”
这时，“豫东战场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阻击力量的削弱，邱兵团绕过3纵、10纵的防御正面，从右侧杞县以北谢砦、柿园地区向尹店方向华野突击集团侧后发起猛攻。由阜阳北调的整74师一部也由商丘到达宁陵以西地区，华野部队陷入被合围的被动局面。而胡琏兵团也摆脱中野的纠缠，正兼程北上，向太康急进。此时粟裕已感到大事不好，命令华野全线撤出战斗，分别向鲁西南、豫皖苏和黄河以北转移，但两军对垒，谈何容易？粟裕在回忆录中说“我军在多路援敌逼近的情况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预定地区休整。当敌人查明我军位置时，我军已休整一周了。”7、8个纵队一下子跳出去，这可能吗？并说黄百韬“动也不敢动”，“邱、孙两兵团遭我回击后，也未敢再进。”真是大言不惭！他难道忘了自己的部队是怎么被邱清泉一直追到黄河边上的？皮定钧日记的7、8两日又是空白，要么是匆忙之中没有时间写，要么是牢骚满腹没有收录。
而在7月1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各部都要设法拖住敌军，我们能得到弹药补充，才能连续作战，这是我们的要求。方才了解到情况：敌在继续向我后侧攻击荷泽，并有配合行动。个人的主见：我们应当向东北转移。目前我们的疲劳现象的确严重，要另行整理，不然我们没办法搞好。干部伤亡数目的确很大，要是如此的话，不能完成我们的战斗任务。……敌人到韩集子附近，敌在我后跟进中。今天我们发现敌人25师、72师、快速纵队、交警2总队都在向我们靠拢……”皮定钧说国军在“跟进”、“靠拢”只是为了好听一些罢了，但已经充分证明了粟裕在回忆录中撒了一个大谎，为了证明自已得胜而归，撤得从容不迫，说什么休整了一星期。实际上“遭到重创”“动也不敢动”的整25师、72师、快速纵队甚至交警2总队都在追击华野。
就连大话连篇的战史还要加上这么一段：“在撤离战场时，由于通讯联络困难，少数部队显得行动仓促，特别是战勤、卫生部门准备不及，使少数伤员和一部分缴获的物资未能随军运走。野战军指挥部二梯队从龙王店东南一小村庄撤出时，在前面带路的参谋陈连庆、周志清被潜伏在青纱帐里的土顽抓去杀害。这个意外事故，教训是沉痛的。”遗弃伤员，是最可耻的逃跑行为。
战后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被俘仅几百人，但据实际统计，仅伤员就被俘3598人（《全国解放战争史卷3》409页）。与粟裕的报告相比，国民党方面称邱兵团俘虏华野几千伤员的说法反而较为可信。（《中央日报》1948年7月9日中原会战检讨，国防部发）“迄七日匪全面败退为止，匪伤亡、逃散总数连同民兵共已逾八万以上。目下睢、杞通许一带，死尸遍野，匪军军用品与尸体纷杂遗弃，纵横五十华里”。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亲自为黄百韬佩带最高级别勋章——青天白日勋章。
在谈到豫东战役时，皮定钧在7月11日(定陶东北30里四大王庙村镇)的日记中写道：“此次战役，我们杀伤敌军很大，要谈起来，我们就是杀伤敌军一个整师(75师)，但是我们“叁弟兄”（华野1、4、6纵）都残废了。敌军有进步，我们的进步的确不大，而且我们不了解缺点在哪里。指挥上落后，不善于研究敌军，我们都要发现我们的缺点，在火力组织上，我们是常失去我们的火力时机。缺点表现在我们只有一线的火力，我们向敌实行纵深的摧毁射击，敌人全部都在荫蔽中。我攻击时敌展开了他全部的各种火器，结果我们的火力时机只有一个先发制人，而没有最后坚决的手段，此问题要能使我们的干部领会很重要，我们要研究。……经过此次恶战锻炼，提高了一些人，也可能吓坏了少数人。”
7月13日(钜野翟楼村)：“当前的情况，都不准许我们在某地多休整，我们在思想上要作准备。此次的伤兵都搞得很成问题，主要是情况的限制。
甲：组织整编：
一、要很快地组织力量，缩编组织，整理组织，如保留营时，营编连。(团)要有600战斗兵时，编三营制，四至三百时可编两营制；
二、机关要缩小，要把机关干部拿到后方去动员伤兵，并要把教导团学员拿一部分回来补充到部队中去；
三、要注意发展党员，此次我们党员的伤亡数目很大。
……一般地都了解我们是败仗，只是看到我们的减员，是否要过黄河去。全都在布置补充，补充后才能作战。部队的疲劳现象很严重，机关部队都是如此。群众对我们目前的胜利是很怀疑的，特别是看到我们部队的问题。……要教导团到各渡口去接新兵，凡是要向北去的都要接回来。”
7月16日(郓城东南60里前集前集北后孔庄村)：“敌分3个兵团由南、西南向北推进，迫我北渡，在行进中想歼我军。三个兵团的排列为：右为孙元良，中为邱清泉，左为黄百韬。我们的情况很紧张，自我收兵以来，确未得到休息。弹药得不到补充，现在运输工具是很困难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补充的时间很困难。……目前要立即查运河两岸各方面的情况，若有应急时，我们可以东渡。”
7月17日，6纵转移到钜野，18日到嘉祥，19日渡过运河，到达济宁以北戴家庄村，才有了喘息之机，开始休整，直到济南战役。对战役的总结，持续进行了十几天，尤其是杨拐村的战斗总结，成为重点，皮定钧在日记中指出了15个问题，有些错误十分低级，例如“一、不了解情况，也不研究情况，打了三天还不知道敌人有多少；二、不看地形，不研究攻击点和突破口，打了两天的糊涂仗。……”而有些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例如“战场纪律不严格，有很多干部不应当带队伍到后面去睡觉。”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粟裕不顾自然规律，对部队的过分使用，如果不是极度疲劳，不应该在战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王必成和江渭清也指出了一大堆问题，“46团没起到作用，……上去不到一点半一个团被敌人打得不能动了。”亏了整75师16旅47团是重建的部队。
8月6日(戴家庄)“我们的后勤工作的做法是糟糕的，特别是各部自动丢伤兵。”
实际上华野岂止“叁弟兄”残废，整个外线兵团都伤亡惨重。以6纵为例，许多团只剩下“三、四百战斗兵”至“六百战斗兵”，即使干部与战士的比例为1：1，也就剩下千把号人。
直到两个月后的济南战役，华野1、4、6纵仍没有完全恢复，名曰打援，实为休整，几乎是一枪未放。到了4个月后的淮海战役围歼黄兵团时，作为头号主力、本来善于野战的华野一纵却被摆到南线打阻击和牵制。在徐东阻击战潘塘镇一役，华野1纵，苏北兵团2纵、12纵，鲁中南纵队以及中野11纵等共5个纵队11月16日与重建的74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激战一昼夜，结果却是华野5个纵队败下阵来。74军军长邱维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第74军第一线部队进行战场追击时，略有俘获。”要知道，他写这篇文章可是在七、八十年代的大陆，尽管日后国军据此夸大为徐东大捷成为笑柄，但此战的确给华野不小的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增援74军的第70军96师师长邓军林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自己的部队有所俘获，此战也成为国军在淮海战役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也是我军战史中不愿提及的战例之一，最多又以“我军撤出战斗”结束。苏北兵团中的12纵在解放战争中一直坚持敌后作战，和鲁中南纵队一样，野战能力并不强，但华野1纵、2纵却是主力部队，而对手74军又是孟良崮被歼后重建的部队，华野在潘塘镇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却打成这个样子，其结果着实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如果华野1纵已经从豫东战役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战力至少应该在当时的74军之上，到了淮海战役应该不会和苏北兵团一样是配角，潘塘镇之战也不会打成这个结果。粟裕对1纵自己老部队的情况非常清楚，在窑湾硬是让9纵去追黄兵团而把到嘴的肥肉——63军让给了1纵。63军虽说与62、64军同属粤军系统，但是垃圾多了。然而其1万多人（9纵已经吃掉四个营）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在1纵面前居然也撑了几天。豫东战役到底是“完胜”还是先胜后败，最后大败而逃，由此也可见一斑。国军虽然也爱吹牛，但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的检讨（57年）中，也不认为中原会战自己失败，既然是检讨，已经没有必要再吹牛了。
华野众将在回忆豫东战役时，都遵循“最终胜利原则”，只是“过程原因各表”。对于打开封和区兵团的决策，陈士榘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他和唐亮的作用，但对继续打黄兵团的决策，则含糊其词，用“野指当即决定”带过，并在《外线出击一年小结》中写道：“我们的行动是坚决的，收获是巨大的，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令兵员损失，装备消耗较大。消灭区寿年兵团后，再要消灭黄百韬兵团困难就较大了，消灭邱清泉兵团更是准备不足。”委婉地承认了打黄兵团的失策。
此役是粟裕独立指挥的一役，尽管他自己并不情愿这样。只是事实真相并不是什么空前大捷，全部歼灭的正规军只有整66师师部及13旅，整68师119旅355团，整75师师部、6旅、16旅和整88师新21旅，几乎都是重建的部队，其余均为勤杂单位，加起来不会超过4万人。所谓区寿年兵团只是临时编成，其“兵团部”也只是一个临时的指挥机构，而正规的兵团部包括大量直属部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至于“歼灭黄百韬兵团3个团，杀伤……各一部”，无非是双方相互消耗而已，到底有多少，是一本糊涂帐。《中国人民解放军使全史》第5卷重要战役一览表24、25中根本没提邱兵团的损失，只说中野杀伤胡琏、吴绍周各一部。其余就是开封城内的保安部队、还乡团和警察了。代价却是华野外线兵团全部遭到重创，准备了几个月打5军的计划落空，重新撤回黄河以北、运河以东休整，在中原没有站住脚。粟裕不把战果说多一点，对毛泽东如何交待？
但毛泽东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祝捷归祝捷，打气归打气。7月13日，在华野外线兵团还在“逃难”的途中，“不近人情”的毛泽东又派下了任务：“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5军、18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5军、18军不走）。”一个5军已经让粟裕够头痛了，现在部队伤亡惨重，而老毛又加上了18军，估计当时粟裕的头都大了，在回忆录中他没有提到这封电报。
三十一、济南战役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及地方武装。此役我军歼敌1个绥区司令部、2个整编军部、10个旅、1个团，据守在西城区的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1个整编军部、3个旅及非正规军4个师、4个团2万余人起义，总共10.0万人，缴获各种炮803门，轻重机枪3794挺，长短枪4.9万余支，火箭筒63具，各种炮弹22万余发，坦克、装备车20辆，铁甲车3列，汽车238辆。
攻克兖州后，山东的形势一派大好，国军因兵力空虚，除仍占领济南、临沂、荷泽及胶东半岛几座沿海城市外，其它地区都变成了红色。尤其是济南，十分孤立，东距青岛、南距徐州各300多公里，国军增援十分困难。守军名曰10万，但吴化文的部队占了一半，整73师又是重建的部队，战斗力都很虚弱，唯一依仗的只有城防工事。因此，山东兵团对于攻克济南是有把握的，最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7月14日，即攻克兖州的第二天，毛泽东在给粟、陈、唐、张并告许、谭的电报中称：“似以许、谭攻克济南最为有效，拟令许、谭攻克兖、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各个击破尔后大休整。”同日，在致中原、华东野战军、华东局的电报中也称：“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7、9、13纵、渤纵、鲁纵）可能于10月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很显然，攻克济南的任务交给了山东兵团，而粟兵团的任务仍然是消灭5军、18军，似乎又加上了黄兵团，而且要求粟兵团“尔后大休整”。
对于毛泽东所要求的歼灭5军、18军的任务，粟裕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再加一个黄兵团更是勉为其难，他十分清楚外线兵团的状况。于是，粟裕又动了一番心思，于当日又向毛泽东提起了建议：“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我们与许、谭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打援。”不得不佩服粟裕的高明，不仅巧妙地回避了歼灭5军、18军的任务，而且还要休整1个月后与许谭协力攻济南。届时，即使不能歼灭5军、18军，他又有了攻克济南的功劳。实际上，如果他的部队不去济南“协力”，国军又有谁会去增援呢？
7月17日，毛泽东回电华野：“许、谭所部暂在原地休整待命。”没有正面答复粟裕的“建议”。
过了一星期，也许毛泽东察觉到了华野外线兵团现在已经“残废”了，7月23日致电许、谭并告粟、陈、唐、张，同意他们在现地休整，“或在陇海路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毛泽东此时已经对粟的指挥能力有所怀疑，不再提什么“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而是要在宿北、鲁南战役中证明比粟裕更有远见的陈、唐以及张震一起来谋划指挥了。而且他对依靠华野来彻底打开局面已经失去了耐心，而把打破僵局的宝押在了东北。
但是毛泽东对歼灭5军这样的骨干始终心有不甘，26日又致电华东、中原野战军：“下一步作战任务，预定粟、陈、唐并统一指挥许、谭歼灭整5军，刘、陈、邓主力则以寻歼张轸一个师以为配合。”只是相比过去，给粟裕的条件可以说大大地放宽了，任务也减轻了。
但是粟裕仍然铁了心要与许、谭“协力攻克济南”。既然毛泽东要华野众将一起会商，7月底，他与陈士榘、唐亮、张震等率领华野机关和一部分干部由豫皖苏悄悄来到曲阜（第1、4、8纵队仍在豫皖苏休整），与山东兵团会合。
10天之后即8月10日，粟裕与陈、唐、张、钟（期光）等共同商量了三个方案上报军委：第一，集中华野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津浦铁路徐蚌段，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第5军。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北援之敌。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有重点地配合与使用兵力。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攻占机场，削弱其守备兵力，以主力11个纵队打援，歼敌一路或两路。第二阶段，在歼灭主要的一路援敌之后，集中主力攻济。并倾向于第三方案，将打援战场选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地区，而将阻援战场选在鲁西南的金乡、钜野、嘉祥地区。
第一个方案从侧面答复了毛泽东歼灭5军的要求，但条件是集中华野全力，反映了粟裕以现有兵力歼灭5军信心不足。这个方案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就是要华野全部转入外线，在山东则有被国军翻盘的危险，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又有可能丢掉，这当然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方案实际上就是专打济南，不打5军了，这等于是用机关枪去打蚊子，当然也是浪费资源。第三个方案实际上是前二个方案的结合，不过分开来说，说得好听一些。第一阶段要用11个纵队打援，很明显仍要把许谭大部绑在歼灭5军的战车上，第二个阶段集中主力攻济，与第二个方案又有何区别？只是满足了毛泽东重在打援的心理。
球再一次传到毛泽东那里，8月12日，毛泽东复电粟、陈、唐、张并告许、谭、王（建安）：“你们提出的三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之中，待你们与许、谭、王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后再答复你们。”但基本同意了攻济打援，并提出了最乐观的一个结果：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了5军等一部援军。要求“……在一个条件，即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很显然，仅攻克济南并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目的，他既“要真打济南”，以便吸引国军增援，又提到了“头痛的5军”。这个要求，对于粟裕进行攻济和打援的兵力分配实际上作了软性的安排：攻济仍然是许谭的主要任务，而打援则还是粟兵团的侧重点。
粟裕理解毛泽东的用意。又过了10天，8月23日与众人一起联名向军委提出要求：要求调苏北兵团主力北上参战。次日，军委批准11纵33旅、34旅留在苏北，其余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上参战。在总体上形成了对国军2：1的兵力优势，这样，粟裕手中有了苏北兵团来代替许谭，毛泽东也没有再提歼灭5军、18军了，而且华野外线兵团不动声色地在双方电报大战之中休整了1个多月，暗暗地圆了豫东大捷的神话。他达到了“战役”目的。
毛泽东在8月26日电示华野众将：“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应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应临机应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之后再攻城。……”毛泽东将此次作战称之为“攻济打援战役”仍然说明他对攻济和打援是并重的。即使是第一种情况，也并未说就不打援了。第三种情况甚至看成是歼灭援敌的一种机会。
但是粟裕却顺水推舟，于8月27日致电军委：“拥护军委26日电示作战原则，发动猛攻，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三种前途。……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以攻取济南为唯一目的。”他要彻底“避免第三种前途”，以“攻取济南为唯一目的。”了。
对于粟裕的“理解错误”，毛泽东于8月28日又给粟裕提了个醒：“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以一部分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显然，不管援敌进得快与慢，他都要打援！他担心粟裕又全力攻济，用攻克济南，消灭吴华文和重建的整73师等垃圾部队来搪塞其歼灭5军、18军、黄兵团的任务。谁欠的帐，谁来还。对于这些电报，粟裕在回忆录中是不会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