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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太宗亲送出征将士，到郊外，又把昨天说的话重新叮嘱一番。他还特别提到与关内农民起义军联合的可能性，说：“你们如遇‘流寇’，要对他们说：你们都看到明朝政治紊乱，激而成变，我们来征，也正是为此。他还告诫出征将士要以和善的语言和态度对待他们，要严加管束士卒，不得误杀他们，就是一二个人也不行，避免和他们结下怨仇。如果他们愿意派使者来，你们就把他带来，或者有书信，你们要给予转达。”这是一项新策略，表明太宗要利用农民军的力量去推翻明朝的统治。毕竟宗旨目的不同，两股力量无法粘合到一起。太宗嘱咐完这些话，将一颗“奉命大将军印”授给阿巴泰，放炮三声起行。
此次出征，有满洲、蒙古、汉军共十二旗，约六万余人，加上外藩蒙古兵一半，总兵力近十万，分作左右两翼前进。左翼于十一月五日从界岭口（河北迁安与抚宁交界处）毁边墙而入；右翼兵于十一月八日从雁门关的黄崖口（古北口西段）入长城。两翼进关后，趋蓟州，当地各乡百姓都逃避山中。镇守蓟州总兵白腾蛟率所部兵马与马兰峪总兵白广恩率兵马六千，同清兵遭遇，被击败，蓟州陷落。为了防备清兵再次入关，明朝在军事上曾作了较为严密的部署：并设关内外两督，在昌平、保定设二督，还设了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及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可以说，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事权不一，无统一号令。当清兵入关警报传来，急令征调援兵时，而清兵已克蓟州，经北京，分道南下。两个月来，清兵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转攻山东，下武城、临清诸城镇，直抵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国榷》，卷98；《明崇祯实录》，卷15，17页。，乐陵王朱宏治、阳信王朱宏福、东原王朱衣远、安丘王、滋阳王等众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约千人都被俘斩首。从兖州分兵：一部去山东莱州、登州，直抵宁海州和海州；一部渡黄河，于崇德八年（1643年）三月初，回到莒州（山东莒县）、沂州（山东临沂）。自去冬入边数月以来，兵不解甲，马不释鞍，已是马疲人乏。现正赶上春季来临，到处春草青青，清军就在这里解鞍纵牧，从容休息了一个月。到四月，分兵两翼：左翼沿青州府（山东益都）、德州、沧州（河北沧县）、天津卫，从北京城南过三河县，历三个月抵密云。右翼出东昌府（山东聊城），进入河北，沿太行山之东，经广平府（永年）、彰德府（河南安阳）、真定府，达北京以北，也几乎同时抵密云，与左翼会合。大军从密云出发，攻墙子岭，于五月一日，前军斩关而出，到二十二日，后军陆续出口，全部安然东归。
阿济格率军进关，来去达八个多月，共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个县、八十八座城镇，击败明军三十九处。获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缎衣与裘衣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余张；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余头《清太宗实录》，卷64，24页。。至于兵士及王贝勒将官私带的家丁所掠取的金银财物，尚未计在内，都变成了个人的财富。掠取的这些财物，一大部分交公，一部分分赏出征的有功将士。阿济格得到了最高数额的奖赏，他一人就分得了一万两白银！
清兵进关，一次就获取如此巨量的财物，实属惊人。根本原因是明朝将吏极为腐败，不但不抵抗，还放纵清军任意掠夺。清军入关两个月时，明兵部调集了大批援军，达三十九万五千人，但“援师曾无一矢相加”。清军占领临清，明将却远远移营到威县。清军攻河间时，明援兵却旁走山西，而且沿途大肆掠抢百姓，“所过一空”。清军已到青州、兖州一带，蓟辽总督赵光忭却驻军于千里以外的良乡，按兵不动，“逍遥于无奴（指清军）之地”。清军看透明将吏“全无战意”，才放心大胆地随心所欲行动，“如在无人之境”，迟迟“迁延不去”李永茂：《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近十万清军在莒州牧马一个月，如在国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军北返时，车驼绵延三百余里，渡卢沟桥，历时几天尚未过完。时明将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劲兵猛将都集中在通州。督师大学士周延儒，本是自告奋勇督师，却不敢说一句堵击的话，每天从早到晚闭城，不出一兵一卒，还编造“捷报”送给崇祯。等到清军将出边，唐通、白广恩等人才合兵于密云螺山进攻清军，结果被杀得大败。
终太宗之世，十余年间，清军前后五次大规模进关伐明，给明朝军事上以沉重打击，经济上以重大破坏，同时也给当地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仅京郊及畿南一带就遭到清军四次袭扰，尤其是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这两次，所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就在这次清军进关不久，明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奉命到顺德府（河北邢台地区）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况，他如泣如诉地向崇祯帝报告了自戊寅（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以来，畿南残破的凄凉景象。他出京经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邢台），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这一带，都在崇德三年被清军蹂躏过，而平乡“受患极惨，至今城内止余焦赤残垣，及堆积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曾经戊寅之惨，惊魂未定，兼以五载荒瘟，民亡十之九”。每次一听到清军入关的警报，老百姓就四出逃难，或藏于山谷，或远走他乡，“城郭几至空虚”，清军每次攻掠，“堕我名城，残我赤子，饱掠我玉帛金珠，不可胜数。”以上所引，均见《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从清军饱掠而归的“盛况”，可知李永茂的报告都是实际情形。清太宗为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极为深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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