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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天无亲”
在中外历史上，大多数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往往又是哲学家、思想家。这不是说他们主观上要使自己对哲学有所建树，而是客观实践提出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释，或者说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原则，首先要找到其理论依据，从而证明其正确性。这样，那些大政治家、军事家的思想不能不进入哲学的广大领域，接触到诸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等哲学的基本问题。清太宗的一生，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与军事实践，而且又处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激烈斗争的时代，他所产生的战略与策略思想不能不求诸于理论即哲学的帮助。因此，他在制定每项政策或策略时，总是从理论上给予阐发，显示了这位政治家的深邃的思想。
问题还得从“天”谈起。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天”从来就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同“天”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人们不断探讨对“天”的认识和理解，成为哲学上经常争论的命题。对“天”的种种不同解释，是区分唯物和唯心两种思想体系的显著标志之一。
满族人对天是很敬畏的，有拜天祭告的风俗习惯郑天挺：《探微集》，《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太祖时，“拜天”活动已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统治阶级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太宗时，更加推崇上天，把“拜天”当成一项制度而严格遵守。在太宗看来，“天”是有意志的，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它有权知道并监督一切人事。他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杀予夺听命于君者也”天下各国都是受天的命令建立起来的，各国统治者都是天的儿子，被派到人间代表天意行使统治权。因此凡节庆、建国、新君即位，首先必须“拜天”，表示敬意。出征前，要祭告天知道，求其“护佑”；打了胜仗，凯旋归来，要“谢天”，感谢天的庇护。国家遇有重大事件，如孔有德、耿仲明率众来归、获元朝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子额哲举国投顺等，类似这样一些喜庆事，也都通过祭告的形式，感谢天的恩赐。在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同样举国“拜天”。同朝鲜、同蒙古诸部结盟，缔盟的双方都要以虔诚之心对天地盟誓，以取信于天。在君臣之间，乃至家庭内部，还要以“拜天”的形式，向天及天之子——君主表达他们的忠诚。太宗即汗位时，他要求他的兄弟子侄一一盟誓；即皇帝位时，他们再次在天地神位面前，宣读誓言，披露他们对拥戴太宗的诚意，以求得“天地保佑”。所有这些频繁的、无处不“拜天”的活动，表明它远远超出了民间的风俗习惯，而成为满族统治者的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
太宗认为，天是主持正义的，它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对人和事无远无近，无亲无疏，不管谁，只要顺承天意，就会得到“天地眷佑”；反之，就要受到惩罚。在他看来，天能赏善罚恶，而且绝对公正的执行。他在给袁崇焕的信中说：“惟天不论国之大小，只论事之是非，我国循理而行，故仰蒙天佑。”他在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阐述他与明朝的矛盾，重申“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以我为是，以明为非。”《东华录》，天聪元年春正月、五月。因此，上天才将辽东土地和官民“赐予”了后金（清）；如果同意明朝方面的要求，将辽东退给它，就是“违天弃人矣”。他伐朝鲜后也说：“天意是我而非朝鲜，故所向克捷。”《东华录》，天聪元年四月。一次，他总结历史经验，训诫群臣；“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蒙天佑；无道者，被天谴。”《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总之，太宗认为，他顺天意行事，一切都是对的，他出兵伐明，是天给他的时机，所以一再取胜；明“违天”，才遭到了一次又一次失败。做为一个臣属如对他“怀异心者，天亦鉴谴”，如遵从自己的誓言，“天佑”他们，“寿命延长，子孙繁盛，千秋万世，永享安乐。”《东华录》，天聪六年七月。莽古尔泰、德格类、岳托等因病死去，由于他们“怀异心”，因而都遭天地“谴责”，太宗说：“夺其寿算”，“皆被天诛”。
太宗宣扬“天命”可畏，实际上他并不完全认为在天的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一切听天由命。到头来，他强调和注重的还在于个人之行即实践。他说：“自恃其力，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这里，他把兴、败没有归之于天，说到底，还在于人为的正确与否。所以，他又接着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予知？朕惟仗义而行而已。”《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有一次，他对文馆官员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可称为天子。今朕蒙天佑为国主，岂敢遂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天厌朕躬，更择有德之人，君主是国。”《东华录》，天聪九年五月。这里，太宗又不敢称“天子”，是否成为“天之子”，“惟德是辅”。他对外跟明朝讲话，就自称“天子”，一再说“天意”已归向他，他是代表天意行事的。但私下跟臣属说了实话，不肯称天子，不敢说“天心”向己，它究竟向着谁，是向明朝，还是向后金（清），他也不做出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只有“行善道”，“体天心”，“仗义而行”，才能得到好的结果。显然，太宗把“行”即实践放在第一位，反对坐等天意恩赐，这正是他一生奋发有为的思想基础。他之所以宣扬“天意”、“天心”，不过是拿它作为同明朝斗争的精神力量，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于天意也就是合于理性的。他又拿“天意”来吓唬臣属，目的是为了驾驭他们，巩固自己的皇权。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太宗，还是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都不可能找到新的理论指南，只能以人们对“天意”的崇拜和信仰作为思想武器，而在这一虚幻的“天意”的外衣掩饰下，大胆而勇敢地实践自己的政治目标，即不过是把他的行动加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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