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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人才为本”
大凡一个有作为的人物，都十分重视人才。历代开国帝王在其艰难创业过程中，往往把发现和重用人才当作一件大事，因而常常造成人才济济的盛况。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这方面，清太宗不仅继承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而且把人才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前途的原则高度，求才如渴，爱才如宝。他说：“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进贤为要”《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太宗宣布以人才作为他治国的根本，群臣以荐贤举能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的这一思想，比他的父亲太祖显得高明。太祖也是惜才如命的人，历史上流传不少有关他爱才的佳话。但狭隘的民族观念限制了他的胸怀，不能正确对待除满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知识分子。进入辽东后，于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他下令搜查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尽行处死”，说“种种可恶”都是他们干的《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完全抹杀了他们的作用。太宗与此相反。他求人才的心情远比太祖迫切，在具体对待上，也打破了民族的偏见，主张无论满族、蒙族、汉族，只要有一技之长，他都录用。这个思想是完全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如何发现和使用人才，主要途径是推荐。太宗多次下达谕旨，要求群臣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推荐人才。天聪三年（1629年），他对大臣们说：满、汉、蒙古族中有“谋略”，可胜任军、政职事的，都要以自己所见向他报告，从中选择任用《清太宗实录》，卷5，16页。。天聪九年（1635年），他召集众臣说：天下才全德备之人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你们满族、汉族、蒙古族各官中真有“深知灼见，公忠任事”的人，当速行推荐，不分新旧归附；不分已在官府，还是未在职的人，只要“居心公正，足备任使”的，即呈送吏部，其中有“居心公正，通晓文义”的人才，要呈送到礼部，主管该部的贝勒要随时报告，我量才酌用《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
太宗对人才很有迫切感，要求很严，引起了群臣高度重视，纷纷荐举人才。大学士范文程对太宗重人才的思想理解极深，贯彻他的谕旨特别严肃认真。他曾说：“治安之本，首在得人。惟培养人才，保护善类为第一义，得一贤远胜理百度也。”《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范文程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他荐举的人都很“称职”。但是他发现有些大臣不出于“公”心，而是从个人私利出发，把一些不称职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识的人也“荐举”到各官衙任职。针对这一弊病，他在太宗发表上述指示后不久，与宁完我合疏上奏：“荐举不实，请定功罪连坐法。”《东华录》，天聪九年二月。他们写道：圣谕要求荐举人才，上下内外臣民无不感到欢欣。“圣意”以为，了解汉人的，莫如汉人，所以叫汉人各自推举所了解的人，为国家效力。但有些营私的人竟借此大搞宗派，把“荐贤”当成一个门路，引进一些品质坏，作风不好的人。他们彼此“互相标榜”，自我吹嘘。有的出于“亲故”关系，有的受人“嘱托”，明知其人不贤，却过分夸诩、吹捧。这种状况如继续下去，即使有“公直”大臣想推荐贤人怕也不肯举了；被举的有“一二忠正之士”一看到邪风盛行，也会感到灰心，自己取消“应举”的。这样就会把皇上寻访贤才的美政变成群小“幸进之阶梯”。范文程与宁完我要求太宗对已荐举上来的人要进行严格的“核查”，同时还要对推举的人进行考核。荐举的人如果很公正，那么经他推荐的人定可信用。反过来，推举的人作风很不正，那么他推荐的人“安得廉能耶？”为杜绝此类弊病发生，他们要求实行功罪连坐法，简单说，就是对“欺君”，荐举不好的人，要给以处罚；如果被荐的人很称职，任事也颇有成效，应当给推荐的人记录功劳，以示鼓励《碑传集》，第3册，“开国宰辅”。。太宗接受了范文程和宁完我的建议，批准实行。这等于给荐贤用才的问题立了大法，虽不能说完全避免各种弊病的发生，但总可以说大有好转，有些想投机取巧，奔竞“私门”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
选拔人才，除了推荐，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考试来发现人才。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说：我想到从古至今，从来都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我现在打算兴文教考取生员《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九月一日，正式举行考试，为建国以来第一次，具有首创的意义。参加这次考试的，有满、蒙、汉各族的知识分子，他们踊跃赴考。天命十年十月太祖大杀汉族知识分子，当时隐匿起来的有三百人，现在都出来考试，有二百人被录取。为了选拔人才，太宗还特别允许在他跟前及诸贝勒手下的奴隶，还有在满洲、蒙古家为奴的人，只要有些文化，都允许考试。凡考中的，都得从他们的“主人”家拔出，赏赐缎、布等，然后等待正式录用《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太宗指示举行第二次考试，这次只考“汉生员”，在汉族中选拔人才。考试结果，一等的十六人，二等的三十一人，三等的一百八十一人《清太宗实录》，卷18，10页。，总计录取二百二十八人，据此可约略知道，参加考试的总得在四百人上下。这也算规模可观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大学士范文程等建议：在满、汉、蒙古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和举人。太宗同意，指示他们要“从公考校”《东华录》，崇德六年七月。，七月揭晓，满洲有二人，蒙古族有一人，汉族四人中举人，其余诸生分得一、二、三等，各得到赏赐物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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