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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生之道
清太宗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创业之君。数十年中，他驰骋疆场，纵横万余里，饱尝了披荆斩棘的种种艰辛，同时，在长期的征战中也目睹并体验到了民间的种种疾苦。由于明清（后金）连年的征战，加之灾荒，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繁重的徭役，因此无论在明统治下，还是在清（后金）统治下，广大各族人民被迫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使太宗在思想上对民间的疾苦多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尽管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频繁的军事斗争，但并没有忽视“国计民生”，经常“以民生休戚为念”《清太宗实录》，卷34，24页。。凡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他都勤加过问，经常发出谕旨，兴利除弊，纠正各种偏向，为臣民谋求生路，力图获得整个社会的安定，以发展其统一事业。太宗对“民生”所阐发的一系列观点和规定的具体政策，即“民生之道”，是他创业、治国的根本指导原则之一。
太宗认为，体恤民情对于巩固清政权的统治极为重要。他从一个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说明国家和老百姓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复教育他的兄弟子侄和诸大臣都要关注民间疾苦。他说：“以上下相维之理言之：必为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后可为在上之人，如无在下之人，则统辖者谁？役使者谁？”《清太宗实录》，卷65，7页。从上下互相依存的道理来说，首先必须有下，才能有上，统治者只有得到“在下之人”即广大的被统治阶级的拥戴和支持，有了统治的对象，然后才能成为“在上之人”即统治者。如果没有被统治者，那么统治者统辖谁呢？役使剥削谁呢？太宗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指出，被统治的广大劳动人民是统治者生存、行使统治权的最基本的根据，没有他们的存在，也就没有统治者的一切。
太宗在讲“天”时，自认为是“天之子”，宣扬了迷信思想，但讲到人事时，却又破除了对天对自己的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教，比较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他在上面讲的那段话里，指出先有百姓“所托命”，尔后才能为君。换言之，君与民的关系，先有民，后有君，这包含了一个很可贵的“民本”思想，同时又扬弃了中国几千年“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太宗曾说：“君享康宁，臣居尊显，俱兵民是赖，即尔等（指诸王贝勒大臣）功名，亦藉士卒之力。……”《清太宗实录》，卷31，8~9页。君主享受到康乐安宁，大官们能身居显赫地位，备受尊崇，靠的是什么呢？都是兵民给创造的，就连他们的所谓战功荣誉，也是靠广大士卒勇猛杀敌才获得的。这里又包含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这同样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民主精华。
太宗在具体实践上，勤加督促诸王贝勒大臣重视并解决民间疾苦。他给这些人规定了三项基本职责，其中一项就是“办理事务，当以民生休戚为念，遇贫乏穷追之人，有怀必使上达。”《清太宗实录》，卷34，24页。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间的休戚，遇到穷困的人，都应给予照顾，并一直报告给最高统治者。他经常指令诸臣到最下层深入民间调查“穷民”生活情况。崇德五年（1640年）初，太宗指示各固山额真说：“今遣尔等往各处地方，稽查穷民，审理冤狱，尔等须各亲至分属屯堡，巡行料理，毋使民间冤抑不得上闻”《清太宗实录》，卷50，23页。。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去世前不久，还到民间“问闾阎疾苦”《清太宗实录》，卷65，30页。，渡过辽河，专程“阅视牛马”牧放的情况。太宗通过大臣们调查和他自己的视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因而给他制定政策或采取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清长期交战，双方百姓都遭到战乱离散之苦，生活很不安定。为了支持战争继续下去，他们不但披甲当兵，还在经济上负担各种徭役，这些沉重的包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太宗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采取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并制止直至处分随意加重百姓负担的官员。天聪九年（1635年）春，正是种地的时候，他出门观察，看到民间已经误了耕种期。原来牛录章京征调农民筑城，为了早日完工，又额外地多摊派了民夫，致使劳力不足，违了农时。太宗召集诸臣，严厉地训斥：“筑城固然是正务，但田地荒芜，百姓吃什么？以后再有滥役民力的，就拿该牛录章京问罪。”《清太宗实录》，卷23，3页。过了一段时间，太宗又召集诸大臣，就减轻农民负担一事再次训诫：“现在，各贝勒凡兴办工程，都不遵守我的制度，额外修造，劳苦百姓，你们想一想：老百姓得不到安居之处，逃亡离叛，户口减少，这无异于帮助敌人，长了他们的志气。”《清太宗实录》，卷23，35页。有一次，太宗到御马厂去，看到工部调来不少民夫修治道路，不分路面高低，一律培土增高。他很不满意，对诸臣说：“国家有差役，致使民力疲敝，这都是由工部造成的。如修治道路，不过是垫平低洼，与高处拉平，达到路面平坦就可以了。可是工部不管高低，一概进行培筑，结果浪费了不少人力，使农民受到扰累。”他说完，诸臣揭发了工部其他方面的错误。于是太宗判工部承政萨穆什喀、参政裴国珍、启心郎喀木图等各以“应得之罪”《清太宗实录》，卷65，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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