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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外藩诸王贝勒打猎获得的野兽都得献给太宗，以表示忠诚。因为道路远，送这些东西势必要动用民夫，还得使用不少马匹，这对于当地百姓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太宗决定削减进贡的数额。崇德四年（1639年）十二月，他召见管理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官员，指示说：外藩诸王贝勒行猎所获得的野兽如都叫他们来献，未免劳民，而且又使骡马疲敝，今后，只献出鹿和野猪各二头，如果没有鹿、野猪，可以献出麅子、黄羊共九只就行了《清太宗实录》，卷49，12页。。要求全免是不现实的，减轻赋税徭役的负担对解放生产力的进步意义也是应该肯定的。
太宗对诸臣提出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总是表示乐意接受，马上执行。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多罗豫郡王多铎建议暂停用兵，说：用兵打仗，自古以来，不得已而用之。如果自恃力量强大，违背正义，轻举妄动，上天一定不保佑。臣观察形势，似应暂停用兵。至于国中各项事业兴办，应依次搞，但总应该以“农务为急”，才使百姓丰衣足食。多铎提出使民力集中于农业生产的意见，太宗马上接受了。接着，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十余名官员一致请求停止修造房舍，把劳力都用到秋收上。原来，太宗顾虑沈阳城里人口很多，居家稠密，惟恐引起火灾，特命工部改建，以疏散原住房的布局。但眼下就要到了庄稼收割季节，如继续改造庐舍，就会影响收获，必使民力负担重，难得两全其美。他们提出，目前应集中力量收获，待来岁春天，再继续修造，对于“民生大有裨益”。太宗看了这个奏疏，在上面批道：“此疏所奏很对，时方收获，改建房屋立即停工。有修造能力的人家，愿意自己修可听其自便；没有能力的，就暂停，不必催促，等来春农闲时再修造。”《清太宗实录》，卷65，30页。
我国历代官僚体制相沿袭，形成官与民的尖锐对立。官吏贪赃枉法，随意侵害百姓利益，常常是历朝激成民变和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太宗重视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严格要求各级官吏守法，不准以任何理由损害百姓的切身利益，哪怕践踏百姓一棵秧苗也不行。天聪四年（1630年）十一月，正是隆冬季节，太宗率群臣冒着严寒出去打猎，在扎木谷地方，大臣谭泰、阿哈尼堪追逐一条被射中的麅子，说是太宗射中的，便献了上去。太宗说：这不是我射中的。我曾下令严禁强取他人之物，我能自己强取吗？赶快把麅子还给原射的人。又一天，莽古尔泰的仆人强夺一名小卒射杀的鹿和野猪，送给了他。太宗得知这件事，叹息说：“凡出兵行猎不发生错乱，大概事业才可成功。如此夺取，他们这些随役之人身困马疲，能得到什么呢？像这样妄行，下边人还怎么生活呢？”莽古尔泰受到批评后，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太宗。太宗又说：“我为何用这种东西？这是让我犯错误吧！凡事不要以为小，恐积小成大啊！”莽古尔泰很羞愧，又把猪还给了原主《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
太宗制定法令和纪律。严禁任何人放鹰践踏田禾，从兵士到官吏不许私取百姓一物，如违犯，不管谁都得治罪。天聪五年（1631年）六月，太宗率群臣到抚顺地方打鱼，看见两个人纵马吃庄稼，当即进行处罚。第二年冬，他又到这里打猎，有一名随从打猎的小卒强取当地百姓的柴薪，太宗处以鞭打，并集合八旗大臣，向他们宣布：“自今以后，不许任何人私入庄屯。打猎时，山上林木也不准砍伐，违者要追究责任。”《东华录》，天聪六年十二月。在这之前，太宗还规定管庄屯的小吏不准敛取百姓食物，馈送朝廷大臣《东华录》，天聪元年二月。。如任意违犯，他毫不姑息。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太宗前往牧马的地方视察，看见大臣塔瞻、锡翰、博琫、石纳布库、俄齐尔、额克亲、丹坦、墨尔根袍、纳木僧格等践踏百姓的庄稼，就没收了他们的箭矢，把他们交到兵部处分，还让大学士范文程等向诸王贝勒传达他的谕旨：“近来，诸王贝勒行兵出猎，看见有践踏田禾的，是否都查出治罪了？为什么连一个处分的也没有？如果真处分了，我为何没听说过呢？”诸大臣回答说：“臣等遇有践踏田禾的人，应鞭打的鞭打，应罚的罚，不敢疏忽、放纵。”《清太宗实录》，卷61，5~6页。
太宗对自己要求也颇严格，凡行军出猎，即使在严寒的季节，也总是把自己的住处安扎在野外，不进屯堡，惟恐惊扰百姓和耗费他们的财物。太宗常说：“涓涓不禁，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涓涓细流不堵住，就会汇成江河；星星之火不扑灭，将变成烈焰熊熊的大火，到那时可怎么办呢？所以“凡事当防微杜渐，纵驰以后，则难整顿。”《清太宗实录》，卷23，38页。太宗的此番道理富有深刻的哲理性、高度的思想性，它体现了一个政治家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杰出才能。太宗思想精细，不作事后诸葛亮，每每预防在前，寓大道理于小事之中，因此，他的讲话颇能使大臣们心悦诚服。
太宗要求诸王大臣及各级官吏一定要体恤民间疾苦。那么，怎样鉴别他们是否用心执行他的谕旨呢？有一个办法，“以各堡生聚多寡”即人口增减情况为准，人口增多的，提升职务，人口减少的，视其多少，给以降职、革职直至削籍为奴。天聪九年（1635年）七月，太宗考核管理汉人的官员，查明李思忠原管壮丁六百一十五名，七年后，增丁一百一十三名，由一等甲喇章京提升为三等梅勒章京。牛录章京杨子渭原管壮丁九百八十六名，经七年，增丁一百六十一名，升为三等甲喇章京。已罢官的佟三，原管壮丁九百二十三名，五年后，增丁七十八名，人数虽少，但“革职后能实心任事”，特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吴裕原管壮丁二百二十名，三年增丁一百六十名，人口增加甚多，升为三等甲喇章京。高鸿忠原管壮丁六百零七名，减丁一百二十八名；张士彦原管壮丁八百一十四名，八年减了一百六十九名……各罚银一百两，高拱极原管壮丁二百六十八名，竟减丁一百五十一名，给予“革职为民”的严重处罚，还有其他官吏也因减丁受到处分《清太宗实录》，卷2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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