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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认为，黎民百姓是父亲太祖留给他和诸王贝勒的，能爱养他们，使之逐渐富庶，这就是当臣子的最大孝顺《东华录》，天聪九年六月。。因此他要求诸王贝勒、贝子和大臣都要出资财抚养穷民和那些归附的人。他规定：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及侍卫等官凡看到穷苦百姓，要立即告知本主，给衣食，使之各得其所。对于效力军队，一贯勤劳而仍穷困的人，还有的秉质粗鲁、不善于经营还很贫乏的人，各该管牛录章京察知后，报固山额真，转告各王贝勒，要酌量拨给仆役牛马，以维持生计《清太宗实录》，卷65，65页。。遇有荒年，农业歉收，太宗令各王贝勒出粮拿到市场以平价发卖，不许囤积居奇，务使平民能得到粮食，有饭吃。有时，他还令富人拿出粮食周济穷人。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太宗“谕令殷实之家各出牲畜运米至东京（辽阳）赈济贫民”《东华录》，崇德二年四月。。他说：谁爱养有方，谁不经心抚恤，必加详察。你们诸王贝勒、贝子及各官都要加意爱养《清太宗实录》，卷65，5~8页。。太宗作了明确规定，反复指示，但这些身居显宦、家资丰饶的贵族地主并非出自本心愿意拿钱拿粮扶助穷民，当太宗“申饬之际，尚稍知加意，过此即便遗忘莫顾。”太宗常为此严厉批评他们，对情节严重者还给以处分。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一次，他斥责王贝勒大臣说：“王贝勒等聚财，积谷，牧养牲畜，岂止为一身富足？皆为子孙计耳。不知子孙果贤，纵无所遗，彼宁不能自立？子孙若不肖，虽有所遗，岂能常守！徒长骄矜，且为他人积聚耳。”《东华录》，崇德二年四月。这是“止图一家富足而已”，这种人至多“不过一村居富人”，不是“尽心国政之人”《清太宗实录》，卷62，15页。。他在另一次训谕中，又说：能“恩养”穷民，可称为“贤”，“即为勤劳国政之人”，“不然，止图一己之丰厚，不以众人为念，众人岂复有系恋尔等之心耶！”《清太宗实录》，卷65，7页。他听说诸王贝勒经常给近侍护卫赠送食品，而固山以下官员，守门兵和新近归顺的人却不给，很不满意，批评说：“你们想想！养官而不养民，养贤而不养不肖，官虽贤，岂能独立乎？”《东华录》，崇德八年六月。代善以下，诸王贝勒大臣因“吝惜”钱财，没有认真执行太宗的意旨，常常受到当众点名批评。
太宗推行富民之道，采取相应的实际措施，多少改善了被奴役的人民的某些悲惨境况，但最终不可能使他们彻底摆脱贫困。因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本身就决定了不同阶级的分化，因而也决定了贫富悬殊，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不会由于得到富人的某些恩赐而发家，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所在。到崇德六年（1641年）也就是他去世前的二年，他看到了“八旗牛录下人多贫乏”，叫户部“查明奏闻”。从中得出结论，说是牛录额真及拨什库等基层官吏饮酒过度，“不理牛录之事”《东华录》，崇德六年二月。。这只是看到了一点点表面现象，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太宗是站在一个统治者的立场上，从维护满蒙汉贵族地主的统治出发，来制定他的政策的。他的富民之道归根结底是富了一部分人即诸王贝勒、大臣及其与这个政权关系密切的各级官吏、地主。太宗给予他们的赏赐和他们自己敛取的钱财数以千万计。因此，他们家家“财物充足，家产丰隆”《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蒙古贵族“皆享安乐”，以孔有德为首的投顺汉官也是“肥马华屋”《东华录》，崇德八年正月。，这些新旧权贵与处于被奴役的大多数劳动人民贫富悬殊，真正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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