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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去世时，太宗已经三十五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着长期的军事斗争的经验，平时又受到父亲的钟爱。所以，在推举继承人时，诸兄弟子侄就在代善与太宗之间，很轻易地选择了后者。代善的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首先向他们的父亲提议：“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即太宗）才德冠世，深契先帝（指努尔哈赤）圣心，众皆悦服，应速继大位。”代善是个持重的人，本身没有更大的野心。他辅佐太宗，在大政方针上基本保持一致。他自知才能、魄力远不如太宗，加上他为人敦厚，无意与太宗争位。他的两个儿子一提出拥戴太宗，他马上表示赞同：“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他先去找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商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然后通告诸兄弟子侄。代善居长，又掌握部分军机，他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的，又有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的强有力的支持，最高统治集团内自然可以排除任何异议。第二天，在代善的倡议下，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劝进书，请求太宗继位。太宗考虑到父亲死前没有遗命，有哥哥弟弟在，不能贸然接受，便推辞说：“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东华录》，天命十一年八月。这说的也是实话。他不是不想登大位，也不是认为自己能力不够，只是顾虑到自己嗣位的种种难处，诸兄是否真心拥戴，所以他辞让再三，而代善和他的兄弟们一再敦请。从卯时一直僵持到申时，代善等坚请不已，最后，太宗终于接受请求，同意继位。后来，满族日益通晓汉与蒙古典籍，知道汉人称储君为皇太子，蒙古称继位者为王台吉，或黄台吉，正好与皇太极的名字谐音，于是就推测说太宗继位是“天意已预定矣。”蒋良骐：《东华录》，卷1，16~17页。中华书局出版。
二、即位盟誓
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一日，太宗举行庄严的即位典礼。这天，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天刚放亮，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各官聚于大政殿等候，备好一切登基大典所需要的法驾卤簿。太宗身着盛装，率群臣先祭堂子，焚香，向天跪拜，然后返回大政殿，群臣三跪九叩首，礼毕，太宗入座即位。他发布第一道诏令，以明年为天聪元年；大赦国中自死罪以下罪犯，示恩于全国。刚刚登上汗位的太宗为了让兄弟子侄向他表忠心，以维系和安定人心，他又率领他们向天地盟誓。他首先祷告说：“皇天后土既然保佑我的皇考创立大业，今皇考已逝，我的诸兄弟子侄以国家为重，推我为君，我惟有继承并发扬皇考之业绩，遵守他的遗愿为惟一天职。我如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意去作，或因弟侄微有过错就削夺皇考赐予的户口，天地无情，必加谴责。如敬兄弟爱弟侄，行正道，天地就给予保佑、爱护，国祚昌盛！”祷告完了，将书写的誓词焚烧，表示送与天地知道。
接着，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率诸兄弟子侄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杜度、豪格、岳托、萨哈廉宣誓：“我等兄弟子侄，合谋一致，奉皇太极嗣登大位，为宗社与臣民所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损害汗位者，一定不得好死。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如不教养子弟或加诬害，必自罹灾难。如我三人好好待子弟，而子弟不听父兄之训，有违善道的，天地谴责。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爱护。”
三大贝勒说完，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接着说：“我等如背父兄之训而不尽忠于上，扰乱国是，或怀邪恶，或挑拨是非，天地谴责，夺削寿命。若一心为国，不怀偏邪，克尽忠诚，天地爱护保佑。”《清太宗实录》，卷1，6~9页。
盟誓结束，太宗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行三拜礼，不以臣礼相待。这一举动非同小可。原来，太宗虽然即位当了汗，但在太祖时代就握有实权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在最高统治集团中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太宗能有今天，嗣登大位，主要决定于他们三人的拥戴。太宗既感激他们的拥戴之功，又畏惧他们的势力。还有，他们三人都是太宗的兄长。因此，太宗把他们置于特殊地位，在这样大的庆典活动中，要向他们行三拜礼，并且不把他们当臣下看待。
像这类拜天的事，在满族中特别是在统治阶级的上层是非常盛行的。这是满族的一种习俗。它不过是自古沿袭下来的对天的一种崇拜，在人间来说，欲建立某种关系的双方，或表示友好，便借拜天的形式，各自表露真心诚意，以取信对方。太宗就利用拜天这种形式，要求他的兄弟子侄表达忠心，达到同心同德、维护他的地位的目的。其实这种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作用，至多在心理上发生一点影响而已。决定人们的思想与行动的，是具体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并不以当时的誓词为转移。
关于太宗即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说太宗是夺取的汗位，谈不到拥戴的问题。根据主要是说他“耍阴谋”，“唆使”小妃代因扎陷害大妃乌拉纳喇氏，打击代善，逼大妃殉葬。还有顺治八年二月，诸王揭发刚刚死去的摄政王多尔衮的罪状时，其中一条，说他曾“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指顺治）。”蒋良骐：《东华录》，卷6，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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