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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夺位”之说认为，一是夺了多尔衮，二是夺了代善。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努尔哈赤乃至皇太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武功的时代。他们以武功创业，又以武功来获得一切。自从建立八旗制度以后，各旗旗主就握有了巨大的权力。发展到后金时代，八旗成为“国中之国”，旗主及八旗有属旗的贝勒握有全部权力。太宗管一旗，一直是个实力派。常年的军事活动，连绵不断的战争，已成为国人的终身职业，连“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建州闻见录》。他们靠战争、靠军功的积累来获得巨大的物资财富和爵位。谁得的军功多，谁就享有崇高的荣誉，因而也就会赢得人们包括广大士兵的拥护。反之，没有军功的，就没有这一切。以此而论，太宗的军功远远高出多尔衮。虽然在朝鲜人的著述中说到努尔哈赤死前曾提出立多尔衮，但说话当时也觉得他年幼，需代善辅佐。后来代善拥戴太宗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27，引《春坡堂日月录》。，这一说法本身就反映了人们在太宗与多尔衮之间，宁愿选太宗。他受诸兄弟拥戴，也是必然的。当太宗已驰骋疆场时，多尔衮尚未出世呢！而太宗建立殊勋、辅佐国政时，多尔衮也才只有几岁。即使到努尔哈赤逝世时，他也才十五岁。一个毫无尺寸之功的小孩子怎能入继大位？
其次，就继承制度来说，当时还是很不健全的。努尔哈赤并没有明确制定出有关继位的制度，也没有长子继承的规定。不能从汉族的传统观念，以为凡继承必是长子为先，努尔哈赤死后，一定是代善该立，而太宗当汗就是“僭兄继位”。努尔哈赤本身的经历则反映出长子的不得志。十九岁与父亲分家时，他排行老大，照理说，该拥有继承父业的权利，可是他却分得很少一份家私，多为弟弟所得。可见女真社会尚无严格的长子继承的成法。努尔哈赤对待他的诸子，在褚英死后，总是强调诸子协商一致，集体处理国政，规定凡获战利品都要八家（八旗）诸王均分。这里也没有说到长子必须多分。整个清代，事实上都不注重长子继承，十余个皇帝（包括入关前），多不是长子。顺治帝即位时才六岁，他的哥哥豪格比他大三十多岁，而且是太宗的长子，很有资格继位，但为当时握有军政实权的多尔衮所阻挠，才选了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当皇帝，以便于自己独揽朝政。多尔衮这个举动所以行得通，说明当时确实没有长子必然继承皇位的严格规定，否则他是不敢那样做的。
第三，自努尔哈赤以后，坚持以才能为标准选择继承人。在努尔哈赤时代，多少还保留氏族社会的那种原始民主制残余。他规定选贤任能要由诸王贝勒大臣公推。努尔哈赤艰难创业，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于他的事业的人才，而且还把他的思想和作风注入整整一代人的意识之中。所以努尔哈赤的遗训是受到诸王贝勒大臣的尊重的。这个时期，专制制度远不是完备的，权力还没有达到高度集中，形成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这有助于内部遇大事协商，而不至于相互尖锐对立。公推军功卓著、才能出众的太宗，既合乎传统习惯，又符合努尔哈赤的思想。这也是众望所归。
在封建主义时代，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阴谋诡计是不可避免的。太宗受诸兄大臣拥戴继位，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大约从拥戴他继位那时起，就有反对的意见了。多尔衮后来说他夺取了大位，就是这种反对意见的反映。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不能认为太宗登上历史舞台，仅仅是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意念。他是时代造就、又是为其所需要。他以东北为舞台，是在新崛起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及其后金对明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培养的一代优秀人物之一。统一战争和创建政权锻炼并成长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军事活动家、战略家，他们比起自己的前辈，毫不逊色。为了求得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并把它的统治推广到全国，它们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来负起领导的使命。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孟子·告子》。如果不从上帝主宰来理解，正是历史的发展把一个“大任”落到了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代表——清太宗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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