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等人攻势汹涌，刘恒一人招架不住。
不过，刘恒马上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他给周勃等公卿的回复是：就算贾谊提不到公卿之位，你们这些列侯还是要回封国去的。周丞相喜欢做表率，那就表率得彻底一点吧，做个榜样回到封国去。
这下子，周勃一下子傻掉了。
怎么一转眼，刺出去的剑又折回来，让他狠狠地挨了一下。可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只得收拾行李，回绛县去了。同时，贾谊在朝中也混不得了，刘恒只好派他去长沙王那里当太傅去了。
这就是当皇帝的好处，得不到好处的永远是别人。赔了一个贾谊，踢走了周勃。这个算盘，刘恒打得实在精得很。
看来，贾谊也不过是刘恒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长沙王，就是英布的岳父吴芮被封之国，是唯一一个异姓王。吴芮死了，儿子吴臣接班；吴臣死了，现在是吴差接班。长沙王太傅，名声好听得很，实际一点权力都没有。每天除了教教书，写写书，剩下的光阴就是数数书了。
对于一个胸怀壮志的青年仔来说，此等挫折绝对是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多大的痛苦也要扛着，谁叫你太有才了呢；有才也就罢了，谁又叫你太多事了呢；太多事就罢了，谁又叫你去惹那些不该惹的人呢。
郁闷哪。我相信，这是发自贾谊胸中最真实的呼声。
然而，郁闷的贾谊还是带着无比的惆怅上路了。从长安到长沙，恰好要渡过湘水。一看到湘水，他就想起了一个沉江的才人，他就是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湘水边上，江风徐来，却拂不去脸上的愁容和内心的伤痛。屈原仿佛就是此时的贾谊，同样的才华，同样的遭遇，同样的郁郁寡欢。但不一样的是，一个走了，一个还活着。一个彻底沉没江底，一个心中还残存着生存的火星。
屈原老兄，就这样吧。让我放歌一曲吧，让我吊古怀今吧，让你在我的泪光里，看到你的影子吧。于是，一篇著名的《吊屈原赋》就此在贾谊手中诞生了。
我们相信，两千多年前的贾谊写出此赋的心情绝对是悲伤痛苦的。但是，继屈原之后，湘江文化却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升华。
难道不是吗？山河本无情感，然而经过中国古代文人的痛苦渲染，山，不再是原来的那座山；河，也不再是原来的那条河了。所以，当今天我们留恋于中国山水之间时，千万不要再骂世上无用读书人。如果不是这些古式文人的诗赋，中国的山水怎么会生出那么多美丽而又伤感的故事，又怎么会多了一层丰富多彩的人文意蕴呢？
如此看来，周勃的衰落让人唏嘘，天才的孤寂同样让人伤感。
贾谊到长沙的第三年，有一天，一只鸮鸟飞进贾谊的宿舍，并且落在了他的座位旁。纵使历史多少云烟，贾谊都能看透其中蕴藏兴衰的动力。但是，面对眼前的这只不速之客，贾谊害怕了。
鸮鸟，长沙人唤它服鸟。其实不是什么神奇的鸟，就是俗话所说的猫头鹰，在楚国人看来，这是不祥之鸟。而对贾谊这种熟悉阴阳学说的人来说，既然此鸟不详，必须要给自己占一卦了。
于是他翻开卦书，上面是这样写的：野鸟入室，主人将去！
没有什么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长期的抑郁、孤独和寂寞，贾谊就像一棵由北方移植于南方的树，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被长沙不适应的潮湿空气泡出毛病来了。突然之间，贾谊觉得，如此下去，他将于不久离世而去！
绝望似乎比病魔更具有杀伤力。在这样一个地僻知音稀的地方，一个心中没有信念及希望支撑的文人，最终的结局就像天上那颗流星，一闪而过。所谓红颜易消，英才早逝，这似乎是古今中外一个另类的定律，在这个定律之下，我们看到太多美丽绝伦的女子及那不世出的才子的陨落。
或许冥冥之中，贾谊就注定是那颗过早流逝的星辰。
正当贾谊为生命无常而叹息时，有人却突然帮他远离了死神的脚步。谁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他日思夜念的政治情人——刘恒。
政治伙伴犹如情人结伴，旧的去了，新的不来，那就只好把旧的召回来了。有一天，刘恒突然心血来潮，将贾谊召回了长安。
关于刘恒征召贾谊的这次见面会，《史记》是这样记载的：刘恒坐在宣室里和贾谊聊天，而且聊的不是政治，更不是历史，而是鬼神之事。
皇帝信仰鬼神，从来就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只要人类没有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就永远摆脱不了对鬼神的追问。那个夜晚，刘恒和贾谊就鬼神之事进行了彻夜的探讨，而且基本上都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的。刘恒问，贾谊答，刘恒听得都不禁入迷了，不知不觉地谈到了半夜，他的身姿也不知不觉地移到了贾谊的身边。
多么和谐，多么荒谬的美丽之夜啊！
关于这次夜谈，后世诸多文人都替贾谊感到悲哀。晚唐诗人李商隐留下一首著名的《贾生》，看他是怎么评价的：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此诗如果换成通俗的话说就是，贾谊的政论才调那是没得说的，可荒谬的是刘恒这个皇帝聊得痴迷夜深，竟然不问国事，鬼使神差地搞起迷信来了。
这就叫，好刀没有用到恰当处，悲哀啊！
五、叹贾谊
男女有一夜情，政治也有一夜情。关于刘恒和贾谊相会的那夜美妙时光，刘恒是这样评价的：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很久不见贾生了，以为自己比他厉害呢，没想到还是赶不上。
原来，那一夜刘恒是被贾谊的鬼神学问给折服了。
如果说贾谊曾经是被刘恒抛弃了三年的政治情人，现在再次重逢，或许刘恒也应该回心转意，或者有所表示了吧。
事实是，不久，刘恒再次打发贾谊出长安继续教书。不过，此次换了一个贵族学生，此人正是刘恒少子梁怀王。
刘恒是这样告诉贾谊的：我这少子很爱读书，请你多费心调教一下。
难道当少子太傅就是刘恒对贾谊最好的补偿吗？难道刘恒就忘了他曾经要提贾谊任公卿之职吗？那时是因为周勃等人阻拦，可如今这帮老臣死的死，散的散，难道是他们阴魂不散，背后又参贾谊一本，让他无法重入仕途？
说得没错，是有人要拦贾谊的路。此人不是周勃的人，而是刘恒自己所宠幸之人：邓通。
邓通，蜀郡南安人，因为擅长划船而当了黄头郎。黄头郎，即管理船舶行驶的官吏，亦可称其为船老大。按照常理，这么一个小官吏，八辈子都挨不到皇帝的身边。可恰恰是，世间之事并非按常理出牌，邓通不仅狠狠地粘上了刘恒，竟然还让刘恒爱不释手。
这两个男人的恋情，主要缘于刘恒的一场梦。其过程大约如下：有一天，刘恒做了一场梦。梦见他要飞上天，中间不知被什么东西给拖住了，就是上不了天。这时，只见一个黄头郎突然从背后用力推，刘恒就顺利登天了。刘恒想回头看看那个黄头郎是谁，因为飞得太快，只看到了黄头郎的衣服是反着穿的，并且在背后打了一个结。
梦醒后，为了寻找梦中的情郎，刘恒派人到处寻找。果然不久，就找到了一个跟梦中一模一样的，衣服反穿，还在背后打结的黄头郎。
刘恒把人召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厮很老实地回答：“邓通！”
刘恒一听，两眼放光，好名字啊。
对邓通这个名字，刘恒是这样理解的：邓，通“登”。那邓通，就变成了登通。也就是说，没有邓通那一登，刘恒就通不了天。
这下子，刘恒犹如找到了神仙似的，立即把邓通弄到宫里供奉起来。刘恒对邓通之好感，司马迁是这样形容的：尊幸之，日日异。
日日异就是天天都爱得不一样，如此下去，只有一种结果，越陷越深，越爱越痴迷。
宠幸男人，让男人陪睡起卧似乎是刘家的一个光荣传统。高祖刘邦时，就宠过一个叫籍孺的；孝惠帝刘盈也曾宠过一个叫闳籍孺的；现在，又轮到刘恒宠这个士人出身的黄头郎先生。
司马迁说，凡是宠幸之臣，多是无才无能之徒，唯一的本领就是拍马屁。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姣好的面孔和热爱时尚、打扮入流的心思。其每天的打扮大约无非如下，头顶上戴的是漂亮羽毛装饰的帽子、腰上系的是饰有贝壳的衣带、脸上涂的是香喷喷的胭脂。
以上潮流的发明人和带动人，正是籍孺和闳籍孺两人。后来，凡是在皇帝身边服务的侍郎们，都学会了他们那一招，从此戴鸟毛帽、系贝壳带、涂胭脂便风靡宫中，成了一道独特的时尚风景。
凭什么叫皇帝整天看着朝上那一副副死板僵硬的面孔，凭什么身边不多些美丽的装饰？我想，涂香粉，说软话，正是这帮宠幸之臣得皇帝欢心的看家本领。
然而，并非被宠幸之人都是浑球。
历史已经证明，邓通不是后来的魏忠贤之流，耍尽花样，揽尽大权。恰恰相反，邓通是一个为人低调、做事认真的人。刘恒好几次给他放假休息，他都主动放弃休假时间，甘愿为皇帝的起居加班加点，鞠躬尽瘁。于是，刘恒对他更是刮目相看，如捧在手中之明珠，唯恐摔了这颗托他上天的好人。
如果把邓通和贾谊放在一起比，犹如石头比璧玉。璧玉怎么会瞧得上石头呢？据说，贾谊很瞧不起这个邓通，经常拿话损他。然而，邓通就当是哑了聋了，对贾谊的损言闭嘴半句不争。
不争，不代表软弱，更不代表是个窝囊废。不久，贾谊做的另外一件事，使处处低调的邓通不得不出手保卫自己了。
原因是，贾谊挡住了邓通的发财之路。
情况首先是这样的：有一天，刘恒找了个人给邓通看相。看相的人直言不讳地说道：此人必贫死！
这话说出来，不要说刘恒不信，说出去，鬼都不信。于是，偏不信邪的刘恒心里不由暗暗想道：邓通天天被我宠着，怎么会贫死的。你说他贫死，我偏偏让他富得流油给你们看。
恰值孝文五年，刘恒解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自铸钱。那时，刘恒为了毁灭看相先生的预言，决定让邓通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于是，他把蜀郡严道（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赏赐给邓通，让他自己铸钱。
刘恒此举，无疑等于给了邓通一个可以印制钞票的银行，想让人不富都难了。当时与邓通并肩同富的还有吴王刘濞，刘濞也在吴国境内招兵买马，大量开采铜矿铸钱。于是，“邓钱”和“吴钱”就成了当时流通天下的钱币。
可是，邓通一夜暴富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长沙，贾谊就坐不住了。
贾谊认为，刘恒让邓通先富起来，不但造成了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还带领百姓走上了一条邪恶之路。理由如下：第一，政府开放铸钱禁令，变相地鼓励一部分冒险者掺杂质造假钱。道理是很显然的，即使汉朝有刑罚，可是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足可让冒险者铤而走险，不顾生命！
第二，解除铸钱令后，农民都抢着去开采矿山，那么肯定就没人种田。没人种田，田地就会荒废，粮食就会歉收。没有粮食，国家吃什么呀？更要命的还有，善良的农民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亦争先恐后地造假钱。
我相信贾谊此段话，如果被后世的马克思看到，肯定会感到惊异。原来他说过的资本家受利益驱动的冒险精神，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中国这个天才读书人说破了。
当时，除了贾谊外，另外还有一个叫贾山的也上书劝阻，认为铸钱是国家行为，这种权力都下放至民间，国家不掌握钱柄，还谈什么权贵？
然而奏书送上去后，刘恒却置若罔闻，拒绝采纳！
就此，邓通的富贵梦没有因贾谊上书而破灭，但是两人从此结的梁子就更深了。
事实上，刘恒将贾谊从长沙王那里召回长安时，本就有重新起用之意，但是邓通一见他进城，两眼当即红了起来，抢先一步，拦腰斩断贾谊的通天之路。
邓通跑去跟刘恒说了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贾谊本以为他会留在长安，竟没想到，不久就被刘恒打发出城，去外地教书了。
尽管贾谊受到了邓通的排挤和刘恒的冷落，但他还不至于彻底绝望。过去身在长沙，他还写出《吊屈原赋》及《服鸟赋》，时过境迁，当初落在座位上的服鸟留下的阴影已渐渐淡忘。反之，贾谊在梁太傅职位上，勤奋钻研专业，终于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政治评论。
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我们不得不谈这篇政论，因为它与后来的七国之乱有着莫大的关系。贾谊创作《治安策》的内心驱动，源于刘兴居和刘长谋反事件。搞历史研究，向来是贾谊的特长。贾谊从刘兴居及刘长的造反事件中，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一个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诸侯王造反作难的方案。
贾谊总结的历史经验是：在历史的足迹中，凡是强大的封国，一定先反。
贾谊这个强者先反论，其推论大约如下：造反者的野心与实力总是成正比的。比如长沙王，他之所以成为目前唯一生存下来的异姓王，主要是他实力小，形势不允许他有过分的野心。所以他们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对中央忠心耿耿，俯首听命。再如，周勃、灌婴、樊哙他们当初为何不反，也主要是他们实力不足。如果当初刘邦封他们为诸侯王，他们肯定也会成为野心家，最终被中央干掉。
再往远点说，汉初诸侯王当中，依次造反的人物有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这四个人当中，韩信最强，所以他先反了；卢绾最弱，所以造反在后。
那么，针对如此教训，有没有一套可行的方案，让诸侯王像长沙王那般当个听话的好王呢？答案是肯定的。
贾谊想出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国的权力。
削权，是国家游戏中仅次于对外战争的高级游戏，亦是一种赌注较大的赌博。如果尺寸把握得不够准确，就会国破人亡，连皇帝老本都亏进去了。但是，贾谊会告诉你，他的削权方案，不会出现以上耸人听闻的流血事件。
在贾谊看来，只要大力对封国实行分封制，长此以往，诸侯国的力量肯定会越削越弱。道理是很简单的，封国如蛋糕，开始由祖辈一人包揽；祖辈生出两个儿子，那么实行分封制后，蛋糕就不得不切成两半；两个儿子又各生出两个孙子，那么蛋糕就继续对半切。
以切蛋糕的方式进行遗产继承，这是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有饭吃，我有饭吃，大家都有饭吃。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的齐家治国的理念“和”。
于是，封国内部的王子王孙们既得了利益，皇帝就更得了便宜。这样只有一个结果，中央越来越强，诸侯越来越弱。想造反，先掂量自己吧。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诸侯国联合起来造反呢？这个问题不要太担心。中国历史证明，所谓联合造反，首先要考虑分成问题。一个诸侯王造反是死，十个诸侯王造反同样是死；但是一个诸侯王造反如果成功的话，得到的是一大块；如果十个诸侯王联合造反的话，得到的不过是十分之一。
根据血酬定律，付出成本与收益利润不成正比，肯定会吓退这些人。造反或成功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
或许又有人问，如果某个诸侯国繁殖能力差，子孙太少，占有份额仍然很大。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别担心，这个问题贾谊已经做了周密布置。
贾谊认为，如果出现此情况，保留其封国，但必须架空王位，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国相主持国家行政，等到他们子孙多了，再授权他们。
以上方案实在有才，可惜的是，刘恒并没有采纳。刘恒采纳的只有《治安策》里提出的另外一个建议：鼓励被废诸侯或者逐臣自杀。
刘恒之所以接受贾谊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前面吃了亏。比如流放淮南王刘长，如果当初在拘禁之前就鼓励他自杀，那么就不会落下一个杀弟之名；再如逮捕周勃之事件，如果聪明一点，怂恿他也自杀了，就不会出现薄太后对他甩头巾破口大骂的难堪事件，更不会落下一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不良国君形象。
写了那么多条策论，竟然只用了一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公的命运，以及种种坏运气似乎要联合起来整死贾谊了。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夏天。
这个夏天，发生了一件意外，梁怀王刘揖骑马，不小心摔下来死了。死的时候，竟然还没来得及留下一个接班的种。
刘恒当初是怎么跟贾谊说的，好好调教我这个心爱的小儿。难道贾谊调教的就是这等结果吗？
当然了，王子堕马，那是偶然事件，跟老师怎么扯上关系呢。但是，贾谊却公开说：我作为太傅，有罪！
一年后，贾谊在抑郁中离世，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死去，无论是对刘恒，或者是汉朝，都是一笔精神财富的损失。在汉初，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贾谊这般见识高远、才气贯世的天才思想家和政论家。贾谊建树的很多思想，对汉朝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抑商扬农；禁止私人铸钱，主张归国家统一管理；采取切蛋糕分法，削弱封国势力，保持国家稳定；等等。哪一个对国家的发展不是有利的？
当然了，贾谊也对刘恒提出过差劲的意见，那就是主张废除和亲政策，对匈奴作战。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让他带兵打匈奴，肯定不辱使命，把留在匈奴的汉奸通通抓回来治罪。贾谊这个牛皮吹得过头了，幸好刘恒没有采纳。
关于贾谊早逝，后世多少同行及文人替他惋惜。有诗为证：《七律·咏贾谊》
（毛泽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天才早逝，似乎已经构成世界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象，甚至有科学家就此做过专题研究。
现代医学家认为，天才之所以厉害，关键在于过度开采大脑蕴藏资源。大脑的积极活动，需要强有力的心脏和脑血管来完成。而天才在进行创造性极强的思维活动中，经常使用到大脑中常人用不到的部分，他们大脑所需的供血量就比常人要大得多，所以天才们的心脏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中，这必将大大地损害他们的健康，致使许多英才英年早逝。
事实上，贾谊之死并非像以上所说的过劳死，在论证到底是谁杀死了天才贾谊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命运和庸人！
命运不可测，梁怀王摔死是个意外，我们暂且不计。先看庸人，从头至尾，挤压贾谊的有两批人，一批为周勃等人，一批为邓通。周勃等人不能算是庸人，更不能说是庸臣，符合该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通。
当初项羽输给了刘邦，是虎豹输给了群狼；贾谊输给了周勃、灌婴及邓通，是鸿鹄输给了群狼和麻雀；周勃和灌婴属于凶猛的狼群，邓通属于吱叫的麻雀！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讲的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现象，更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贾谊这等天才，无论是和周勃们，或者和邓通，都不能类聚一起。他们共属一个生物圈，一旦挤进一个异类，必群起而攻之。
也就是说，如果进入群狼，你首先得是一只狼，要进麻雀窝，你首先得变成一只小麻雀。
但是，贾谊不属于草原，更不属于枝头，他属于天上。他是天才，是高高在上的鸿鹄，所以他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甚至是无助的。一旦落在地上，受到伤害，被摧折毙命便是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