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坡路的时代
首先谈一谈鸦片战争的时代背景。
英国派出远征军是一八四零年，即道光二十年。日本的年号相当于天保十一年。
中国当然是清代。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后、实质上统治中国的清世祖顺治元年(一六四四)算起，是第一百九十六年：是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的七十一年前。
就年号来说，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是明治的四十五年。但一九七一年已为昭和四十六年[今年——1984年为昭和59年。]，刷新了这个记录。
从中国的记录来看，超过六十年的年号有两次，即清朝的康熙六十一年(一六六二一一七二二)和乾隆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一七九五)。
此外，没有超过五十年但超过四十年的年号，有明朝的万历四十八年和明嘉靖四十五年。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一四零一公元前八七)。但这位皇帝有着改年号的嗜好，从即位时的“建元”到死时的“后元”，实际使用了十一个年号，其中没有一个年号超过六年。唐朝的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三年，改过两次年号，开元是二十九年，天宝是十四年。北宋的仁宗在位四十三年，改年号达八次。
在位时间长，不仅要皇帝的寿命长，还必须年轻就即位。而且要皇帝英明。昏庸的皇帝在位都不太长，不是被废，就是亡国。对专制帝国来说，皇帝的资质往往左右国家的命运。
由富有进取精神的青年皇帝实行革新的政治，随着皇帝思想的成熟，逐渐老练地推行——这是理想的形态。不过，白秦始皇以来二千二百年期间，实现了近于这种理想形态的却为数极少。
上述各个年号的期间，除了明代还有点疑问之外，人体上可以说都是该王朝的全盛时期。尤其是超过六十年的康熙和乾隆，中间只夹着雍正的十三年，几乎是互相连接的。
说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的黄金时代，恐怕是没有异议的。雍正皇帝推行告密、镇压的政治，当然不是明朗的太平盛世。但是，它把两个长达六十多年的、罕有前例的太平盛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这一点来说．尽管它是短命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这三代可以这么说：康熙是积蓄，雍正是维持，乾隆是散发。
乾隆皇帝散发的方式是极其大方的。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林爽文之乱以及各地苗族的叛乱，出兵西藏，远征缅甸等等，在支出军费上毫不吝惜：进而又在完成编纂八万卷的《四库全书》这一空前的文化事业上，投入了巨额的国家经费。歉收之年则慷慨地免去租税。国库简直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起码从乾隆皇帝挥霍的方式来看，会叫人这么认为。
任何英雄人物，一旦上了年纪，精力和智慧都会衰退的，乾隆皇帝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在乾隆四十三年下了渝旨。预告自己到乾隆六十年退位。当时他六十八岁，打算再执政十七年，他认为八十五岁是执政能力的极限。
如他预告的那样，他在乾隆六十年退位，以后还活了四年。如果他要执政到死的话，乾隆将为六十四年，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开创世界纪录。
把八十五岁看成是极限，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皇帝的那种帝王的过度自信，实际上极限期早就到来，政治已经紊乱，只不过是“乾隆盛世”这个招牌把它掩盖着而已。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乾隆皇帝一死，乾隆时代的宠臣和绅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据说不下八亿两白银。当时政府的岁收为七千万两，就是说，和绅私吞了十年以上的国家岁收。他当过二十年的内阁大臣，换句话说，每年国家岁收一半以仁部落进了他的私囊。
允许这样一个胡作非为的宠臣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乾隆的后期已经进入了走下坡路的时代。
继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执政的二十五年期间，可以说是一味地掩饰破绽的时代。“乾隆盛世”的过度挥霍，早巳到处露出破绽。不过，嘉庆年间还勉强平定了白莲软和天理教之乱，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平安度过了。
嘉庆二十五年后，道光皇帝即位。这时已经不是衣服露出破绽的问题，而是肉体上千疮百孔，到处流出积年的脓血了。鸦片战争就好似瞅准了这个不幸的时代而发生的。
据《皇朝通典》，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的人口为一亿九千三十四万人。而大约七十年后的道光十年(一八三零)的《户部档案》，则记载全国的人口为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余人。
人口增加了一倍，而这期间的耕地面积仅增加百分之十八。总生产量并没有多大变化，而人口增加一倍，平均每人的所得当然相应地减少，国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人口的增加应当说是“乾隆盛世”的产物，而继承这份遗产的却是道光的“衰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