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首都的诗人
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的四月，一个四十八岁的诗人悄悄地离开了北京。
诗人的名字叫龚自珍，号定庵。他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母亲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段玉裁的女儿，他也受过外祖父的启蒙教育，小时候跟外祖父学《说文解字》。父亲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僚。应该说，这位诗人是在优裕的环境中成长的。
龚自珍的性格从小就多愁善感，据说在黄昏吋听到如咽如噎的唢呐声，立即就会晕倒过去。他的诗中说：
行年迨壮盛，
此病恒相随。
可见到了壮年之后，他这种因黄昏的唢呐声而晕倒的怪毛病，仍然没有得到矫正。
他四月单身离开北京，九月又北上接家属，但他终于没有进入北京，而是在北京郊外的固安同家属汇合。
看来是为了避入耳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同皇族的爱妾之间的暧昧关系暴露，感到处境危险。也可能是这样。当时都传说他的情人就是著名的顾太清女士，而这种传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顾太清，字子春，是满族妇女。她容貌美丽，虽是满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造诣很深，是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才女，著有《东海渔歌》和《天游阁诗稿》。她是乾隆皇帝的玄孙奕绘的侧室，也是载钊、载初两个辅国将军的母亲。
她的作品一般被认为不拘泥于格式，具有自由奔放的特点。所以她写的词要比诗好，在清代的词当中恐怕应列入前五位。词又称“诗余”，没有诗那样严格的规则，这种形式轻松自在，适宜于表现个人的情感和情绪。她的性格一定也很热情，讨厌陈腐规则的束缚。
龚自珍也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这两位具有绝世文才的多情男女都住在京师，很有可能由于某种机缘而结合在一起。
诗人匆忙离京回乡的原因，虽然还弄不清是否是由于同顾太清的恋爱问题，但离京的情况很不正常是肯定无疑的。
他的神经极其敏感，稍微轻轻一触，那紧绷着的心弦，立即发出微妙的音响。他的这种敏感的神经，连他自己也感到害怕。当他实在无法抑制时，就破了诗戒。
所谓诗戒，就是发誓不写诗。看来他是把写诗和喝酒、抽烟同样看成是一种恶习。他深知自己感情过于炽烈，担心写诗会给这种炽烈的感情火上浇油。
他已经三次给自己加上了这种诗戒的约束，但三次都破了戒。大概是感情的洪流一旦泛滥，如果不写诗来加以疏通清理，泛滥的感情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在这次回乡的途中，他写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一八三九年是己亥年，因此把当时写的诗称作《己亥杂诗》。
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已经切身痛感到“衰世”的来临，这种衰世感已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深深的忧患。
当时的有识之士，恐怕都或多或少地为这走下坡路的时代而感到担忧，因为中国人是极其尊重历史的民族。印度人所关心的是宗教的思索，他们的文献上所记载的大多是关于宗教的事情，据说印度史在史料上往往是不足为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史料太丰富了，他们留下的文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历史的记述。他们是这样一个尊重历史的民族，所以时世的衰落就反映得更为深刻。而且龚自珍是以诗人的敏感来感受这种时世的衰落，所以他的忧患必然是异常深刻的。
他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赋忧患》：
故物人襄少，
犹蒙忧患俱。
春深恒作伴，
宵梦亦先驱。
不逐年华改，
难同逝水徂。
多情谁似汝?
未忍托禳巫。
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在这个人世上，故物(不变的事物)是很少的，唯有“忧患”却紧紧地缠着我。在春深的季节，它形影不离地伴随我；在黄昏的梦中，也是它最先进入我的梦境。尽管岁月流逝，情况依然如旧，并没有象流水那样一去不返。恐怕没有人象我这样重感情的了。尽管忧患紧紧地缠住我，但它跟我的交情是这么深，我还不忍请巫婆来把它赶走。
当时的读书人一般都怀有这种“忧患”之情，而龚自珍的忧患特别深。
人们往往把旅行当作更好地了解世俗人情的一种方式。
他在回乡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庙会。当时，人们崇拜道教的神——玉皇、风神、雷神等，按照道教的教规，对神有什么祈求，要写在青色的纸上，供在神像前，称之为青词。参加这次庙会的有好几万人，十分热闹。有一位道上请求龚白珍为他写一篇“青词”。
“要祈求神吗?究竟向神祈求什么好呢?”
一提起向神祈求。龚自珍的忧患更大了，他的眼里溢出了眼泪。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