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通商
日本在德川时代实行闭关自守，据说这是为了对付天主教而采取的政策。
中国清朝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但这主要是来源于“中华思想”。
英国对与中国贸易十分热心，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派遣马戛尔尼来北京，名义上是庆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辰的使节，实际上要他谈判改善通商。
清朝政府对什么对外贸易根本不予关心。
当时乾隆皇帝托马戛尔尼勋爵交给英国皇帝乔治三世一封“咨尔国王”的敕渝。其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意思说，我们天朝物产丰富，什么也不缺，本来没有必要同外国通商，互通有无。而且还认为，外国没有茶叶、瓷器、丝斤(生丝和丝织物)等生活必需品，他们是为了谋求这些物品而航海来中国，天朝不过是根据“加惠远人，抚育
四夷”的慈善精神而同意交易的。这是一种单方面施加恩惠的思想，丝毫没有平等互惠通商的根本精神。
从当时交易的实况来看，清朝的进口商品也确实大多是叮有可无的奢侈品，清朝出口的茶叶是西欧的生活必需品。
茶是十六世纪初由海员和传教士传到欧洲的。最初是在药店中当作贵重药品用戥子称着出售，后来饮茶的习惯在一般人当中逐渐地普及，特别是在英国，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饮茶休息”已成为每天的习惯，茶的需要量猛增。
当时，茶的供给来源只有中国，好多年之后才开始在阿萨姆[ 印度的一个邦。——译者注]和饧兰等地种茶，所以英国必须为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付出巨大的金额。
可是，英国方面没有适当的抵销茶叶的出口商品，虽然想大力进行毛织品的出口，但这种商品显然不适合中国人的爱好，出口量难以增长。至于钟表和望远镜等，正如乾隆皇帝的敕渝中所说的那样，那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这样就变成了中国出超、英国入超的所谓的“畸型贸易”。由于没有抵销的出口商品， 购买大量茶叶的价款就必须要用现金来支付。这样，英国船就载着墨西哥银元和西班牙银元去广州，然后载着茶叶返航。
这里说明一下清朝的币制。
清朝是采取银本位制，货物的价格足以银多少两的方式来表示。这里所谓的“两”只是重量的单位，一两等于三七·三一二五克。比如要付银十两吋，可以付十两重的银块一个，也可以付二两重的银粒五个。政府基本上不铸造银币，所以其形状不论是扁圓形的银币，还是球状的银粒或马蹄形银块，都无关系，只要银的纯度和重量符合规定就可以。所谓“足银”，是指纯度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银子，并不是银币的名称。
实际上清朝也不是从来没有铸造过银币。据文献记载，乾隆末年曾铸造过三种银币，但地点是在边远地区西藏，数量当然也很少，可能没有在中国内地流通过。鸦片战争后十五年，上海的商人王永盛和朱裕泰等人曾经铸造过一两重的货币，称作“银饼”。
既然私铸都可以自由，纯度一定的外国银币使用方便，当然受到欢迎。
清朝对于铜钱的铸造，完全采取国家垄断的政策，而对以其为本位的银钱，却一向抱着自由放任的态度。其原因是对铜实行控制可以防止武器制造，而银不能成为制造武器的原料，所以允许私铸，甚至同意外国货币的流通。
清末曾在吉林、武昌、长沙等地造过官铸的银币。但吉林银币未怎么流通；武昌银币铸造了六百四十八万枚，但很快就收回了。大概是因为出现了伪造品。
中国银币的正式出现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当时出现了大量带有孙文或袁世凯头像的一元银币。前者称为“孙头”，后者称作“袁头”。
这些姑且不说。当时流通最多的是墨西哥银币，这种银币因有鹰的图案，所以被称作“鹰洋”。“洋”是洋银，即西洋银币的意思。
这种洋银作为出口茶叶的价款而流进中国，并且直接在社会上流通。国内充溢现银时，平民比较容易生活，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人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压力。
在大量出口茶叶而没有象样的进口商品的情况下，国内的银钱过剩了。不过，中国的市场上终于出现了进口商品，但它不仅不是什么象样的商品，而是根本不象样的商品。
这就是鸦片。
进口印度制造的鸦片，使中国的贸易状况彻底倒转过来。英国想利用鸦片这种新商品的开发，而把常年入超的不平衡的对清贸易正常化。
这个企图取得了成功。
大大地成功了!
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货款数额，远远超过了从中国购进茶叶的货款数额，这样就出现了跟过去完全相反的情况。清朝方面仅以茶叶的出口来抵销购进鸦片的价款已经不够了，必须要用现银来补充。于是，白银大量向海外流出了。
由极端的出超而转向极端的入超——这种异常的戏剧性的逆转，当然给人民的生活投下了暗影。
关于白银的外流，准备放在以后再谈，下面想谈一谈鸦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