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银
关于鸦片，清朝政府早就发出过禁令。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对贩卖鸦片者的科刑是“枷号一月”和“发近边充军”，对开设鸦片馆者的科刑是“杖一百”、“流三千里”。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零)又再次发出禁令。这一年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孟加拉鸦片的专卖权，准备把鸦片作为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在乾隆六十年期间，前半期每年鸦片进口仅为二百箱至三百箱，后半期虽有所增多，但也未超过千箱。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即嘉庆年间，鸦片进口才猛增。
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已出现进口量剧增的倾向，所以清朝政府从关税表中删除了“鸦片”的项目，意思就是禁止进口。在这以前，进口商每箱鸦片向政府缴纳税银三两。一箱鸦片净重1331/3磅——即一百二十斤，按公制恰好等于六十公斤。
接着在嘉庆四年(一七九九)禁止国内栽培罂粟。
当时主张禁止鸦片的人的理由是这样：“……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
可是，好象是嘲笑这种禁令似的，鸦片的进口却有增无减。当然，这是走私进口的。
这显然是由于当政者的玩忽职守。
他们对人民废时失业感到无关痛痒，甚至害怕人民变得聪明起来。对当政者来说，愚民政策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人民缴租纳税，让他们适当地吸点鸦片，处于半睡眠的状态，反倒可以减少不少麻烦。
愚民政策实行过度，人民就会丧失缴租纳税的能力，另外还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些对当政者当然都是不利的。但是，只要尚未出现这些状况，当政者是不会重视这一问题的。
中国不象日本那样唯有长子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次子、三子也可以分得遗产。因此，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农业愈来愈分散，农民愈来愈贫困。 日本依靠长子继承制而维持住了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核心的“家”。而中国并不是这样，人口成倍地增加，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等到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全国人民绝大多数已变成了吃上顿没下顿的
赤贫农民，接近于生活极限线。所谓生活极限线，就是养不活自己和家属的生活极限状态。一旦逼到这种状态，就缴纳不起租税，缴不了租税，就只好逃亡。逃亡的人民是流民。他们要受到追查，为了保卫自己，于是结成集团，流民很快就会变成所谓的“流寇”。
农民是很能忍受的，但忍受也是有限度的。几千万人同时达到了这个限度，现存的体制就会崩溃，中国历代的王朝大多是被这种农民造反所推翻的。
前代的明朝，早在满族入侵之前，就已经因所谓的流寇猖獗而衰弱了。
鸦片问题之所以逐渐被认真地提上日程，显然是由于已经认识到它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人民已经缴纳不起租税了。
不仅是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就连那些不吸鸦片、最普通的农民也缴纳不起租税了。
租税并没有大幅度提高。
租税额当然是以正式的单位“银”的重量来表示的。但是，一般的人民平常使用的是铜钱，而不是银。尽管租税额规定为银多少两，而实际上还是用铜钱去缴纳。
乾隆以前，铜钱七百文换银一两，以后逐渐上涨为八百文、九百文。原因当然是由于经济的法则——需要与供给的平衡。东西少了，价格自然就会提高。
因为要购进鸦片，银就流出到国外。银一旦不足，价格当然就会上涨。据记载，道光十年(一八三零)银一两值铜钱一千二百文，约十年之后的鸦片战争时，就值二千文了。
租税额银一两并没有变，但是实质上等于是由原来的八百文上涨到一千二百文乃至二千文。
当时的官僚并不是同情人民因此而受不了，而是害怕人民被迫逼得走投无路而起来造反。
中国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