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劳卑的失败
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到达澳门。数日后，乘军舰安德洛玛克号来到川鼻。川鼻是虎门水道的入口。他在这里改乘舰上的小艇，奔赴广州。他确实遵照巴麦尊外交大臣的指示，没有让军舰越过虎门。
律劳卑进入十三行街的英国馆，把自己到任的通知信交给书记官阿斯特尔，命令他交给两广总督。这也是根据外交大臣的训令做的。
但是，尽管阿斯特尔四方奔走，却没有人为他转达这封信。因为从清朝方面来看，夷人给总督写信乃是一种无礼冒渎的行为。
过去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大班)同清朝当局办交涉时，一向都是遵循这样的手续：以“禀”(恳求书)的形式向公行提出书面请求，然后由公行把它转达给海关监督。
“商务监督和大班不一样。”不管阿斯特尔怎么解释，清朝方面就是充耳不闻。
当时公行总商伍绍荣夹在两者之间，他的地位确实十分难处。
按规定，有关夷人的事情，公行都要负责任。夷人胆大包天，竟然要把对等的信件递交总督，公行必须对此负严重的责任。而且夷人要进入广州时，必须事先提出申请，而律劳卑并未履行这种手续就跑来了。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是大英皇帝陛下的官员，不能卑屈地向清朝恳求入境。而从清朝方面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
公行无计可施，只好宣布同这些不逞的英国人停止贸易，这就是他们表示负责任的方式。
律劳卑仍然不妥协。
但是总督拔出了传家宝刀——宣布封舱。
总督以官方的命令停止一切贸易，接着命令夷馆里的通事、买办、厨师、仆役等所有的中国人退出夷馆，并发出布告，凡向英国商馆提供食物者要处以死刑。紧接着清朝的军队就包围了英国商馆。
商馆被断绝了食粮后，律劳卑派出了密使，命令停在外洋的安德洛玛克号和伊姆杰号两艘军舰开来广州。
这样做虽违反了巴麦尊不准军舰进入虎门以北的调令，但律劳卑判断这是出于训令所说的“特别的需要”。
英国的两艘军舰一边和虎门的各个炮台炮战，一边沿珠江而上；开往广州。安德洛玛克号战死一人，轻伤三人；伊姆杰号两次搁浅。但两舰终于强行突破成功，进入了黄埔。用舢板船围绕在军舰的四周，把两只军舰上约四百名军队部署在各个岗位，准备战斗。
另一方面，围困在夷馆中的英国人疲劳困惫，主帅律劳卑发高烧，军医柯涅奇诊断是疟疾。
律劳卑企图用炮舰来对清朝进行恫吓。可是，对方不接受任何函件，因此采取了给广州的英国商会会长波伊特写信的方式。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以英国皇帝的名义，对总督和巡抚所宣布的空前暴虐的非正义的行为表示抗议， ……对他们滥用权力表示抗议。我要求阁下(波伊特会长)向他们(公行)宣布：英国皇帝是伟大的君主，统治着比中国更广阔、更有力量的世界领土，指挥着所向无敌的勇敢的军队，拥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可以在海上平稳航行的、配备一百二十门大炮的大船。……如果在十五日(星期一)之前得不到他们关于这封信里所说之事的答复；我将把这封信公布到街上，向人们散发信的抄件。这样，一定会有一张抄件能到达北京的皇帝的面钱。
清朝方面为了对付闯来的两艘军舰，调来了提督麾下的大师船二只、驻广州的满洲将军麾下的大小师船六只和内河巡船二十余只。另外还把十二只大船各装进石块十万斤，沉入江底，这一带的水深就变浅了。岸上排列着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三百名壮丁。
两广总督卢坤也对夷人进行了反驳。不过，天朝的大官直接同夷人谈话是违法的，所以采取了“给公行的命令”的形式。律劳卑用给本国国民——商会会长写信的形式同清朝方面说话，而清朝的答复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总督“给公行的命令”是很严厉的，大体的内容是这样：
……英国愿意派出国家的官吏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国继承旧制，仅通过公行与夷人接触，同样也是我们的自由。除了礼节性的访问和朝贡使节外，我国与外周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事前既未有任何通知，他本人也未带来任何委任状，而且关于这个完全新的问题，也不给予时间让总督请示北京的训令。竟然破坏清国的法律，将军队与武器带进商馆之内(注：九月六日有少数武装的英国人进入商馆内)，并对炮台进行炮击，强行侵入内河。……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天朝的兵马是可怕的军队，枪炮武器堆积如山，一旦调动军队，小小的军舰是不可能防御的。如果律劳卑能悔改前非，撤退军舰，遵守旧制，余还可稍加犹豫：如果他仍然愚昧不悟，余将无法忍耐。天朝的军队一旦发动，他们就将玉石俱焚!
律劳卑不得不屈服。
这一年，东印度公司退出了舞台，开始了自由贸易，来广州的英国船比哪一年都多，而且大多数是资本少的贸易商的船只，当然忍受不了长期停止贸易。最初商人们也认为为了今后着想，当前应当对清朝采取强硬态度，但后来就逐渐软化了。律劳卑虽躺在病床上；但这种倾向和气氛他肯定是知道的。
只要律劳卑一个人离去，贸易就可以恢复。
他含着眼泪，决定离开广州。他到广州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居留在广州的同胞再忍耐下去。他发着高烧，仍然提起笔，在命令书上签了字，要求特意叫来的两只军舰撤回到伶仃洋面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