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美梦
广州的粤秀山[ 即越秀山。——译者注]有一所学校，叫“学海堂”。这所学校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由当时的两广总督、清代有名的学者阮元所创建，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停办的八十年期间，它不仅是广州学术界的中心，而且刻印了很多好书，对全国的学术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所学海堂的校长叫吴兰修，嘉应人，嘉庆十三年(一八零八)举人，曾任粤秀羊城书院的监院。他精通南汉学，著有《南汉纪》、《南汉地理志》、《南汉金石学》等著述，另外还有《桐华阁词》等诗集。
吴兰修通过友人何太清的介绍，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有书信往来。所谓太常寺并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政府机关的名称。凡带“寺”字的机关，主要是担负与皇室有关的工作，太常寺是掌管祭祀方面的工作。长官称“卿”，副长官称“少卿”，少卿也是正四品官，具有向皇帝呈递奏文的资格。
许乃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也在忧虑国家的衰落，并在摸索如何才能使这衰世振作起来的方法。他认为最可怕的现象是白银外流，他想出的挽救衰世的办法是整顿国家的财政，使其健全起来。
关于鸦片问题，许乃济认为只讲原则是无济于事的，尤其他二十年前曾在广州的官学粤秀书院当过教官，所以一贯主张：“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就没有资格谈论鸦片问题。”
他担任中央政府副部长的职务，待在北京，但他企图通过友人何太清，听取当地有识之士的意见。所谓当地，当然是指广东省。
吴兰修根据许乃济的询问，转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松弛严禁鸦片的制度来解决许多困难。
当时学海堂的教授们，如熊景星、仪克中等，大多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弛禁”——放松禁令的现实论，看来是学海堂系统的学者们的共同想法。
广州的官学还有一所名门学校，叫越华书院，从学校的历史来说，它比学海堂还要悠久。这里的主讲陈鸿墀等人一向是严禁论的急先锋。在鸦片的问题上，越华书院和学海堂这两所名门学校的教授们看来意见是对立的。
学海堂教授们的背后可能有公行商人的影子。——当然，这只是推测。
广州是富裕之地，到这儿来上任的大官儿们往往立即为当地的商人所笼络。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中说，一旦任命为广东的官吏，亲戚朋友们都额手相庆。看来一到广东就可以赚大钱。
广州的大富豪是垄断贸易商——公行的成员。伍绍荣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而且可以跟当时世界大富豪诺斯查尔德家族媲美。广州夷馆中的外国人在一些记录文献中曾作过这样的推测，事实上恐怕也确实如此。
前面已经说过，公行的其他成员中也有些商行已濒临相当危险的境地。
起死回生的办法就是使鸦片合法化， 由公行的商人来垄断鸦片的交易。
因此，鸦片弛禁论同公行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公行的首领伍绍荣同学海堂的代表吴兰修之间是否有某种特殊的关系，现在很难举出确凿的证据。不过，谁都可以看出，吴兰修向许乃济建议的鸦片弛禁，肯定是与鸦片的合法化密切相关的，这正是公行的商人所热烈盼望的。
如果两者之间确有某种形式的联系，那就应当说是“产学协作”。[ “产学协作”是现代日本教育界提出的一个口号，主张产业界与学术界协作，主要目的是培养技术人员，以适应技术革新的需要。]
许乃济参考吴兰修的意见，写了一篇奏文。这篇奏文于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四月二十七日呈递到皇帝的面前。
这篇奏文提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件划时期的事件。
其实与此同时，湖南道监察御史王玥也上奏要求放松吸食鸦片的禁令。不过，王玥的主张只限于鸦片的吸食，．因此缺乏引入注目的力量，未能象许乃济的奏议那样引起争论。
许太常奏议
许乃济关于弛禁鸦片的奏文，人们加上他所工作的机构的名称，称之为“许太常奏议”。
他虽建议弛禁鸦片，但也不是无条件地容许鸦片的存在。奏文的开头就列举了鸦片的弊害，主张应当根除这一恶习。
但是，要禁绝鸦片，说起来容易，实行起釆很难，现在虽有禁令，但几乎没有执行。既然如此，还不如把有名无实的禁令使其接近于现实，由这一基点出发，来寻求渐进改良的办法，并结合经济政策来加以探讨。这就是许太常奏议的要点。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推论逻辑。
奏文的点题说：“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在说明了鸦片的性质与种类之后，展开了以下的论点：
……乾隆以前，把鸦片当作药材，每百斤课税银三两，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以后才以法令禁止。嘉庆初期，吸食鸦片者的罪仅为“枷”和“杖”，而现在刑罚日益加重，但吸食鸦片者反而增多，几乎遍及了天下。乾隆以前，鸦片纳税入关后，即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商品。现在法令森严，不能公开兑换商品，人们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