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货易货，不得用银交易。假使鸦片进口过多，其不足部分也不得用银支付，超过部分留存于公行，待下一个贸易季节来航时，归还夷商。
二、 水师的巡船不得借查禁之名出洋，引起事端。
三、 夷商因充作运费及其他费用而带来洋银，只准许带回其带来银额的三成。
四、鸦片既然已作为药材正式承认其进口，就应与其他商品完全同等看待，委交公行，不必设局专办。否则将会产生垄断之弊害。
五、税率仍、按旧制，不必增额。税愈轻，甘冒走私危险者愈少。
六、 弛禁一旦实现，价格当然会下跌，不先预定鸦片的价格。
七、 用船运鸦片至国内各省，应交付广东海关的“印照”，无印照者，视为走私运输。走私运输为漏银之根源，应严加禁止。
八、 民间栽种罂粟可稍宽厉禁。限在山头角地、丘陵之地栽种， 良田不得改为罂粟地。
九、对官员士子兵丁，严禁吸食鸦片。
以上可以看出，这种复奏，不过是对许乃济奏折的具体补充。虽无确凿的证据，但可以想象，为了加进第四条，公行付出了大量的贿赂。
许太常奏议和广东的复奏真是无独有偶。
对待这些主张，人们纷纷提出反驳的意见。
内阁学士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前后呈递了反驳的奏文。但这两篇奏文的原文均已散失不传，唯有许球奏文的一部分曾为《中西纪事》一书所引用，可以窥见其一斑。
根据这个引文，他论述说：“……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
他还建议将严禁鸦片事通知英国国王。
道光皇帝对这篇奏文所下的上谕说：“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况，通盘筹划，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其内容是极其暧昧的。
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写了奏文反驳。其全文现仍保存。它把许乃济的弛禁论的主要论点逐条驳得体无完肤。现介绍其概略如下：
……鸦片即使按旧例课税，二万箱只不过十二、三万两。课税额加倍，也只二十余万两，再加倍亦仅五十余万两。弛禁课税之论，乃是仅看小利而伤人体之妄说。
……外夷出售鸦片乃为得银，不会同意以货易货，一定会暗暗掠走内地之银。漏银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是否能认真监视。如能认真，鸦片之禁可行，银出洋之禁也可行；如不认真，虽弛鸦片之禁，银出洋之禁肯定也会忽视。
……如准许栽种罂粟，鸦片之利数倍于农，无知小民将弃农奔利。现人口日增，而谷产日耗。即使每年丰收， 也不能完全养活户口。一旦遇到灾害，将会一筹莫展。
……至于所谓愚民自缩寿命，不足深惜，这完全是“痛心疾首之言”!难道皇恩不应沐浴所有人民吗!
……所谓禁之无效，禁之亦同。此非法律之罪，而是施行法律者之罪。现在海内和平，仍有盗奸事件发生。 禁盗奸而事件仍然不断，但从未听说因此而弛禁盗奸之议论。何况鸦片之流毒更深，弛禁鸦片实属毫无道理。
……所谓淡巴菰过去解除禁令也无害，因此鸦片也应同样解禁。烟叶虽无益，但不至于因它而“废事耗神”，怎能把它和鸦片相比!
……所谓禁严则贿赂多，禁弛则贿赂少，此系纲纪问题。奉法得人，则禁鸦片也不会有贿赂；奉法不得人，则放松鸦片之禁，贿赂也会以某种形式横行。
这篇奏文的结尾要求：“立斥弛禁之议，仍请敕下在廷诸臣悉心妥议，于烟入银出有可永远禁绝之方，各陈所见，皇上择之实施。’’
由于袁玉麟这样激烈的批判，可以说把许乃济的弛禁论彻底埋葬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向皇帝建议弛禁了。
广东复奏的领头人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但他并不是打内心里赞成弛禁论。在四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总督邓廷桢与钦差大臣林则徐齐心协力，为禁绝鸦片而沥尽了心血。道光十六年时他之所以违心地复奏赞成弛禁，可能是由于照顾公行在振兴地方的口号下所掀起的弛禁运动。反对弛禁的舆论一出现，他就再也没有主张弛禁了。
弛禁论销声匿迹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严禁论。许太常奏议出现两年后——道光十八年提出的黄爵滋的奏议，可以说是对弛禁沦的决定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