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
从九龙往香港的星渡码头到半岛饭店一带，称之为“尖沙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鸦片是没收和销毁了，但是“保证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义律禁止英国人在保证书上签字，率领全体英国人去了澳门。
英国商人离去，就意味着当时航来的六十三只英国船也从广州的停泊处黄埔开到虎门之外。
木造的帆船，尽管载重千吨，也摇晃颠簸得厉害。船员们经常厌烦海上生活，往往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登陆上岸。当然，当时的香港岛只不过有一些贫穷的渔村。
民族不同、语言不通的夷人上岸登陆，同当地人之间很容易发生纠纷。
阴历五月二十七日(阳历七月七日)，尖沙嘴的村民林维喜遭到喝醉酒的夷人用棍棒的殴打，第二天死去。
关于这次事件，清国方面要求在澳门的义律引渡犯人。
这显然是一次暴行事件，而且目击者很多，但义律却借口犯人不明，顶回了清朝方面的要求。
“当天在九龙上岸的不仅是英国商船的船员，据说还有美国的伙夫。为什么钦差大臣仅对英国人采取强硬态度?”义律的答复这么说。对此，林则徐反驳说：“据美国领事斯诺报告，当天美国船员没有人在九龙上岸。”
林则徐对美国似乎颇有好感，他在让人翻译和阅读《中国丛报》的过程中，了解到夷人当中也有反对鸦片贸易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是美国系统的传教士。另外，就那个保证书来说，英国人遵照义律的命令，没有一个人提交，而美国人却老老实实地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仍和以前一样在广州做买卖。
美国和英国的说法不一致时，林则徐往往无条件地相信美国一方。
有人说鸦片战争时的中国领导者根本不了解外国情况，夜郎自大，顽固坚持自以为是的中华思想。其实并不尽然如此，而且英国方面也有许多欺侮中国方面的狂妄言行。
比如就拿这个林维喜问题来说，即使义律知道犯人是谁，他也无意把犯人引渡给清朝方面。他通知澳门同知蒋立昂说：
……查五月二十七日尖沙嘴村居民一名，被殴伤
毙命，远职（指义律)遵国主（指英国女皇)之明谕，不
准交罪犯者，按照本国之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
公审办。倘若查出实在死罪之凶犯，亦拟诛死。现今
远职谨报诚言，该犯罪不发觉。
林则徐对此所作的批示说：
……查该国(指英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
照何国法度，……该国主远在数万里外，岂能谕令不
准交犯?今以伊庇匿凶夷之咎，诿卸于其国主，则是
诬罔不忠，……伊禀内虽云，查出凶犯，亦拟诛死，此
乃毫无凭据之语，谁能信之?又云，该犯罪不发觉，更
属欺人之语。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
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
之不如，又何以为职官?况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
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
本大臣、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
这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插话。
在英国人撤离广州之后，广州的医疗传道会由美国医生彼得·伯驾经营。该会一八三九年七月的报告书附有一份病历，诊号是六五六，病人的姓名是林则徐，职业是钦差大臣，可见不是同名同姓的其他的人。病症是疝气。
不过，这个患者只是口头上问了问有无良药，实际并未接受诊治。巴卡回答说，疝气不能用药治，可带疝气带。林则徐去医院的目的并不是，诊治疝气，而是带去一本外文书，请会中文的伯驾翻译。这本书的题名叫《Law of Nations》(国际法)，作者是瑞士的法律学家埃梅利克·得·瓦台尔。
林则徐在给义律的批示上说，英国到别的国家去，应遵照该国的法律，这话是经过周密调查之后而说的。伯驾把瓦尔台的国际法主要部分译了出来，译文题名为《各国禁律》，交给了林则徐。
相比之下，义律的做法是狂妄傲慢的。而且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简直有点歇斯底里。
保证书问题和杀害林维喜事件均未解决。林则徐对此所采取的措施与对广州夷馆所采取的措施相似，他禁止向居留在澳门的英国人提供食物，命令中国的买办、杂役退出商馆。
这里有一个澳门的地位问题。现在澳门被人们看作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其实在鸦片战争时还不是这么明确。
葡萄牙是在明代开始占据澳门，但其占据的具体经过有种种的说法。有人说葡萄牙船只为了晒干船上装载的受湿的贡物，临时借用了这块地方，后来就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占据的形式；也有人说葡萄牙人曾援助官军剿灭海盗，因而作为褒奖，给予了葡萄牙人特别居住的恩典。
后来葡萄牙人曾多次要求中国当局割让澳门，但均未得到同意。
但是，葡萄牙派出总督，把澳门看作是自己的殖民地，而中国因澳门是本国的领土，所以也一直派官吏去进行统治，官员就是澳门同知。
从葡萄牙方面来说，因未得到正式割让的同意，这里如果发生问题，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对中国方面派遣官吏也从未提出过异议。而且看来历来都向澳门同知赠送贿赂，中国的官员也就默认葡萄牙总督的存在。
所以当时的澳门是一块具有奇妙的统治形式——中国与葡萄牙合作——的土地。说它是“特殊居住地”恐怕比殖民地更为确切。
因此，清朝钦差大臣的命令在澳门也是有效的。葡萄牙方面如果提出干涉内政之类的异议，立即就会出现尚未承认割让的问题，这对葡萄牙是不利的。
以前律劳卑退到澳门，卧病在床时，葡萄牙总督曾经让澳门全市的教堂停止敲钟，以示友谊。这一次他虽然也想尽力保护英国人，但无法以强权来阻挠林则徐对英国人的断绝粮道的战略。
阳历八月二十四日——林维喜被害已近五十天，葡萄牙总督终于通知义律说：“我们已不能保证诸位的安全。”
八月二十六日，居留在澳门的全部英国人退走。
英国人住在广州时，还有澳门这个避难的地方，而这次只能到船上去，没有可去的地方。而且在广州只是男人，这次还带着妇女儿童。
《中国丛报》上报道英国人从澳门撤退时的情景说：“为了安全撤退，男人、女人、儿童都慌慌张张地从他们的住所里向本国的船上跑去。由小艇、纵帆船、洋式的中国船所组成的小船队，满载着人，缓缓地离港而去。这幅情景真叫人惨不忍睹!”
九龙及川鼻之战
“我以和平与正义的声音抗议。数千名英国国民在这里被断绝了食粮的正常供应。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显然今后将会不断发生纠纷。那时，其后果应由贵官负责。”
上面是义律在洋面上所写的抗议信，递交给正在海上巡逻的中国兵船。
钦差大臣与两广总督联名发出了命令，禁止沿海村民给英国人提供食物。
据说从澳门被赶到洋面上的英国人共五十余家，其人数达数千人。这未免有点夸大，但包括船员水手在内，人数肯定是相当多的。
给义律带来勇气的是，装备有二十八门大炮的英国军舰窝拉疑号，由士密舰长指挥，已出现在澳门洋面上。
在递交抗议信五小时后，窝拉疑号军舰及武装的英国商船，在距尖沙嘴十公里的九龙洋面上，朝中国兵船开了炮。
打死中国的士兵二人。
英国方面仅有四人负伤，无人死亡，受到桅杆折断之类的轻微损失。
这是英国的威吓性的进攻。在这次炮击之后，获得食物似乎容易多了。
据英国方面的记载，渔民们划小船来出售的食物，只比时价略高。环境越是危险，食物的价格越高。仅比时价略高，这说明向英国船只提供食物并不怎么危险。
义律打的是这样算盘，应当偶尔来一点威吓，造成恐惧，让他们听话!
不过，清朝方面是另外的想法。他们认为过于追逼洋上的英国船队，说不定会破罐破摔，进行垂死挣扎，因而默认了村民向英国人提供食物。孙子的兵法上说：“围师必阙。”中国人认为彻底包围是一种愚蠢的办法，应当在什么地方给敌人留下一条逃路。
这次炮战出乎意外没有构成大问题。英国方面一旦达到威吓的目的，立即通过澳门的葡萄牙总督，请他向清朝官员解释：这次完全是为了获得食物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我方现在仍然只求和平。
从广州撤走之后不久，英国方面就不断向澳门同知哀诉：“英国人在洋上挨饿!”
林则徐曾通过澳门同知回答说：久泊洋上，船员挨饿，乃是你方自己所为，我方并未禁止英国船只开进广州。
只要保证不带进鸦片，就可以自由航行到广州，上岸进行贸易。
义律禁止本国国民提出保证。英国商人把货物托交给美国等国的商船，勉强继续贸易。
美国船欢欣雀跃。他们从香港洋面上英国船停泊处把英国船上的货物运到广州，然后载着茶叶和丝绸等货物返航。这么短的距离，每吨货物的运费高达三十至四十美元。这实际上比当时从旧金山到广州的运费还要高。从伦敦绕非洲的南端到广州这样费时数月的远航，当时的运费为每吨十二英镑——即五十五美元。英国商人眼看着美国船大发横财，当然十分懊恼。义律逐渐受到本国国民的怨恨。
十月十一日，英国船汤姆士·葛号从孟买装载着棉花到达了澳门洋面。这条船是八月五日从孟买出发的，早就知道了广州发生的纠纷。
汤姆士·葛号的船长是老练的瓦拉，货主是担任过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达尼尔。他们一到达澳门，就偷偷地在保证书上签了字，迅速地开进了广州。
这时英国人已获准返回澳门，中英两国之间保持着暂时缓和的状态。除了引渡打死林维喜的犯人和保证书两个问题外，没有什么十分难解决的问题，而且达成了在虎门外进行贸易的妥协方案。
清朝方面要求英国商人提交保证书后，才能来广州贸易。英国方面不愿提交保证书，要求不去广州而在澳门贸易。于是协议把贸易的地点放在广州与澳门中间的虎门外。任何时代碰到麻烦的问题，似乎都愿意采取折中的办法。
但是，在汤姆士·葛号进入广州后，清朝方面突然通知取消虎门外的贸易。不仅如此，还要求刚返回澳门的英国人再次撤走。
英船汤姆士·葛号在保证书上签字后进入广州这一事实，清朝方面理解为义律的领导实力削弱了。这时如果再次把英国人赶到洋上，英国商人将迫使义律同意在保证书上签字。清朝抱着这样的指望，因而态度转向强硬。
但是，义律并未改变他的强硬态度，因为继窝拉疑号之后，又开来了装备着二十门大炮的海阿新军舰。
义律觉察到清朝态度变硬是由于汤姆士·葛号的原因，因而决心绝对不准再出现第二只汤姆士·葛号。
阳历十月末，从爪哇装载大米来的英国船罗伊亚·撒克逊号的船长塔温兹，因有汤姆士·葛号的前例，觉得付出高价运费请人代运货太傻，想越过义律，直接去广州。
塔温兹悄悄地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从澳门同知那里获得了进入广州的通行证。于是从澳门开航，装做去停泊处尖沙嘴的样子，半路上却调转船头，奔赴虎门。
义律一发觉这个情况，立即登上窝拉疑号，尾追叛船罗伊亚·撒克逊号，新来的军舰海阿新号也尾随开来。
两舰在川鼻追上了罗伊亚·撒克逊号，命令它向后转，塔温兹只好慢吞吞地调转船头。
在这之前虽发生过九龙炮战，但以后形势略有好转。义律的脑子里肯定产生了一种想法，觉得打开困境的最好办法是“强硬”。
义律写了一封信，交给了川鼻的清朝官员。信上要求中国方面停止敌对行为，以便英国人能在陆上安心居住。上次在九龙洋面也是采取这样的手法，递交书信就是炮击的前奏。
“得不到诚意的回答”将是开炮的理由，而且还要求中国兵船“后退到沙角”。
到别人的国家来，要对方的海军后退，这只能说是蛮横无理，中国方面当然没有接受这种无理的要求。
于是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两只军舰拉开了炮门。
中国方面由水师提督关天培督战，提督乘坐的兵船上载着葡萄牙造的三千斤大炮。这次海战当然要比上次九龙洋面的炮战激烈。
大多数人认为这次川鼻海战实际上是鸦片战争的开始。
炮战持续了二小时。窝拉疑号的船首及帆樯遭到很大的破坏，连舰旗也被击落了。海阿新号在后面，所受损伤不大。
中国方面出动的二十九只兵船几乎全都受到损坏，战斗结束后，据说勉强能开动的只有三只。
林则徐向北京的报告说这次海战是打了胜仗。
其实，中国方面士兵十五人阵亡，说是胜利，应该说是虚报。也许是把敌人退走说成是胜利。但从敌人来说，只是作战结束而已。不过，林则徐在奏文中也说：“其船旁船底，皆整株番木所为，且全用铜包，虽炮击亦不能遽透，……”由此也可看出战斗之艰苦。
北京与伦敦的强硬
川鼻海战是发生在十一月三日。
第二天——四日，英国武装船队向官涌要塞开炮。接着英国船队又在八日来袭击，一百几十名水兵分乘小艇登了陆，但很快又撤退。十一日和十三日夜又来炮击。十三日那天晚上，中国大鹏营的一千斤大炮炮身炸裂，炸死士兵二人。
以后小的战斗不断。
义律在等待援兵，林则徐则一心在充实增强要塞、炮
台和兵船等。
在现代的战斗中，现场的指挥官往往无视中央政府的意图，自己跑得很远。如九·一八事变中的关东军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在鸦片战争时，两国的中央都比现场的指挥官态度更为强硬。
当时还没有无线电通讯，现场与中央联系要费很长的时日，而且派出的指挥官都要夸大自己的功绩，掩饰自己的失败。
在川鼻海战中，中国方面受到很大的损失，却向北京送去了胜利的捷报。在这以前的九龙海战中，奏文里也罗列了许多这样表示英勇的词句：
“击翻双桅飞船一只，在漩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
“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击夷人多名。”
“夷尸随潮漂淌。”
其实在九龙海战中，英国方面并没有人死亡。
就连官涌的小规模战斗，也奏报全部获胜，说“旬日之内，大小战六次，俱系全胜。”
道光皇帝对这篇奏报所作的朱批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
“孟浪”是鲁莽、胡作非为的意思，“畏葸”是害怕的意思。这个朱批是说：“我一点也不担心你们会胡作非为，倒是要告诫你们不要害怕。”
这两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皇帝准许他们毫无顾虑地施展蛮勇。
道光皇帝终于下达了同英国永远断绝贸易的上谕：“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
意思说，以前悬而未决的提交保证书和引渡犯人的问题，已经不值一提了。即使英方现在交出保证书，我们也不必理他们。永远断绝同他们的通商关系。
在北京，顺天府尹(北京市长)曾望颜要求“封关禁海”，希望皇帝禁止同一切外国的通商，采取彻底闭关自守的政策。
对于这个建议，林则徐等在广东的高级官员答复说，除英国外，其他各国商人均已提交了保证书，表示恭顺，因而不但不能断绝通商，反而应当给予优待。他们建议要“刚柔互用”，反对彻底闭关自守。
以皇帝为首的北京的高级官员不了解当地的形势，不体会当地实际负责人的甘苦。
对英国也可以同样这么说。义律为了让英国国内了解自己在清国多么艰苦奋斗，也向国内送去了大肆夸张的报告。比如说：中国的官吏都是不讲道理，凶暴的人，跟这些人根本无法打交道。在中国，英国臣民的财产被剥夺，生命濒临危险，女皇陛下的官吏在中国受到侮辱。
送回国的都是这样的报告，伦敦的态度当然会变为强硬。
其实林则徐并不是不讲道理，也不凶暴。比如抓住在海上遇难的英国人，一旦判明他们与鸦片贸易无关，就立即释放。这些获释的人当中，包括在海南岛洋面翻船的十五名英国人和非法登陆的印度水手。在释放因在铜鼓湾行船而被中国兵船捕获的英国人吉里布时，林则徐特别指定罗依亚·撤克逊号来领回吉里布。这只船的船长达尼尔曾违抗义律的命令，提交了保证书。罗依亚·撒克逊号半路上被英国军舰追上，最后未能去广州。但由于林则徐的这道指令，这只船尽管在进入广州的形式上有点奇妙，但在进入广州这一点上终于实现了。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
文章比人说的话更为抽象，而且经过了修饰。特别是靠公文这种形式是不可能了解到细微的地方的。
北京与伦敦具有重要的、最后的决定权。他们的对立比现场的林则徐与义律的对立要尖锐得多。
在北京，如前所述，以皇帝所说的要施展蛮勇以及曾望颜所主张的彻底闭关自守为代表的极端的攘夷论风行一时。
他们以为“战必胜”。他们看到一篇又一篇的讴歌胜利的奏报，尽管也意识到这里面有一定水分，但是久而久之，也不知不觉地深信“我军精锐”了。
而且对北京来说，广州是遥远的边境之地，不会迫切地实际感受到广州发生战争会波及到北京。这也是那里轻松地主张强硬论的原因。
另一方面，在伦敦，等于是被驱出广州的鸦片商人查顿·马地臣等人，四处活动，要求巴麦尊外交大臣惩罚中国。
根据英国政府收集的情报表明，中国的军队不堪一击，尤其是海军几乎等于零。
长期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郭士立，用一种文学的表现方式，寄去报告说：“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可以击溃整个中国海军一千只兵船。”
一八四○年二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派兵。
当时是自由党执政，首相是威廉·美尔柏恩。
同年四月，国会通过了战费的支出，赞成的二七一票，反对的二六二票，相差仅九票。
关于英国国会中赞成和反对的论点，我想选择其中可以称之为精华的部分，在这里介绍一下。
赞成的一方，我想选择拥有“饶舌的马科维列”之称的托马斯·巴宾古谷·马科维列的论点。他在国会的演说中说：
……义律先生命令在受包围的商馆的阳台上高高 地挂起英国国旗。……看到这面国旗，濒死的人们的心也会立即苏醒过来。因为这使他们想起了自己是属于从不知道失败、投降和屈辱的国家，……在普拉希原野上为布拉克大厅的牺牲者复仇的国家，自从伟大的摄政宣誓要使英国人的名字比以前的罗马市民更受人尊重以来、从不知道后退的国家!他们虽然受到敌人的包围，又被大洋和大陆隔绝了一切的支援，但他们知道对自己施加危害、哪怕是动一根毫毛的人，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
这个演说是充满帝国主义霸权味道的样本。保守党的詹姆士·古拉哈姆针对这一演说，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批判，认为“这样不义的战争，即使胜利，也不会得到任何光荣。”下面让我们再看一看另一个反对者古拉多斯谷的一段演说：
……(我反对的)原因是，我从不知道、也从未在
那一本书中读过有这样非正义的战争、这样会永远成
为不名誉的战争。刚才和我意见不同的一位绅士谈到
在广东飘扬着光荣的英国国旗。可是，这面旗子是为
了保护臭名昭著的禁品走私而飘扬的。如果现在要在
中国的沿海升起这样的旗子，我们一看到它都不能不
感到恐怖和战果。
蜂拥·而来
印度总督奥克兰德向驻饧兰的爱尔兰第十八团、驻加尔各答的步兵第二十六团、孟加拉工兵二个连，志愿军数个连以及马德拉斯炮兵二个连等共四千陆军下了动员令。
印度的东方舰队远征军的组成如下：
旗舰威里士厘号 载炮七十四门
康威号 载炮二十八门
鳄鱼号 载炮二十八门
巡洋号 载炮十八门
阿勒琴号 载炮十门
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船：
阿打兰打号
皇后号
马打牙士加号
青春女神号
从英国本国派出的军舰：
布朗底号 载炮四十四门
卑拉底士号 载炮二十门
从开普敦派出的军舰：
麦尔威厘号 载炮七十四门
摩底士底号 载炮二十门
哥伦拜恩号 载炮十八门
以后又派出的军舰：
伯兰汉号 载炮七十四门
进取号 载炮十八门
在广东的水域，除了原有的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两只军舰外，在远征军到达之前，于三月底开来了舰长为赞卒治厘的都鲁伊号(载炮四十四门)。
总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为商务监督官查理·义律的堂兄乔治·义律*。查理·义律兼任全权副使。英国政府大概认为这两人配合会很协调。其实这一对堂兄弟的关系很糟糕。
*亦称懿律。
集结在新加坡的主力于五月底向中国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