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北上
关于战争的经过，恐怕没有必要详细叙述。在拥有坚舰巨炮和经过很好训练的英国远征军的面前，中国的陆海军简直就象个婴儿。
不过，值得注目的是，谁都认为英国远征军首先必然要进攻的广州，却只进行了封锁，主力只从这里经过，开往舟山。
开战的理由据说是因为英国臣民的财产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女皇陛下的官吏遭到了侮辱，因而要进行报复。列举的这些“暴行”都是以林则徐为首的广东高级官员干的，那末为什么要避开广东呢?
这当然是因为林则徐把广东的防御搞得比任何地方都坚固的原因。发动一次战争，首战特别重要，为了不挫伤锐气，选定的地点不应是预想到可能会进行苦战的地方。
主力舰队的司令官是子爵伯麦准将。他给舟山群岛定海县的知县的劝降书上所写的日期，是一八四○年七月四日即道光二十年六月五日(应是六日)。
劝降当然遭到了拒绝。
可怜定海的三营守兵二千人，几乎是赤手空拳同英军搏斗。定海总兵(方面军的司令官)张朝发身负重伤，躺在门板上撤退，数日后死去。英军没有流血就占领了定海。他们占领了定海道头洋炮台时，一看那里的大炮上刻着的制造年代和铸造者的姓名，不觉轻松地吹起了口哨。
上面刻着：“Richard Philip 1601”。原来炮龄已经二百四十年。
定海知县姚怀祥，字斯征，福建侯官县人，与林则徐是同乡。他与守兵，居民一起逃走。不过，直到英军逼近城门时，他还留在城内。后来他在城北普陀寺的水池中投水而死。
西欧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这是那长长的一系列的插曲中的最初的插曲，它在英国人的心中引起了混合着尊敬与轻蔑的感叹。”
鸦片战争在这以后充满了这种自杀或近似于自杀的抵抗的插曲。这种大批自杀行为，是基督教徒所无法理解的。
这并不是因为退却就一定会受到极刑的惩罚。在鸦片战争中败退的将军很多，而处以死刑的只有浙江提督余步云一个人。所以自杀并不是由于畏刑。
基督教徒认为生命是上帝给予的，自杀是对上帝的亵渎。但是，中国认为人是中心，人是至上的，所以要“敬鬼神而远之”。人什么都能做，也可以杀死自己。如同信奉基督教以前的罗马和希腊一样，自杀在中国也是得到肯定的。
对于英国远征军避开广东北上，林则徐最担心的是皇帝的动摇。
从北京来看，定海比广东近，扼中国的谷仓江南地方的入口，英舰从这里北上，离北京并不太远。
那样的巨舰群一靠近天津洋面，说不定道光皇帝就会动摇，起码他会听从身边的权臣们的意见。林则徐在英国舰队离开广东洋面三日后，就和巡抚怡良联名给北京送去了一篇奏文。这篇奏文的大体内容说：他们也许要到天津要求通商。他们也长期身受大皇帝的恩典，可能不至于做出乱暴的事情。……我们认为以怀柔之礼相待，命令直隶总督，按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从北方送回英国夷官阿美士德的前例即可。
林则徐认为事先预告一下也许会减少皇帝的动摇。
林则徐的预想果然猜中了，英国舰队占领舟山后，一部分兵力很快又开始北上。
义律少将于七月二十九日乘上旗舰威里士厘号，率领布朗底号、窝拉疑号、卑拉底士号和摩底士底号各舰，朝着白河的河口——天津出发。除了以上五只军舰外，当时外洋上罕见的轮船马打牙士加号、运输船阿纳德号、达毕德号、马儿可尔姆号等也跟随北上。这种编队作为示威也是有效的。
这支舰队一到天津洋面，皇帝和在京百官果然惊慌失措。他们原来以为同外夷的争执只是广东的事情，而现在夷舰竟然跑到北京眼面前的天津来了。
天津属直隶管辖，所以直隶总督琦善当然要担当同两个义律的交涉。
琦善和军机大臣穆彰阿同是保守派的巨头。他一定十
分懊恼，心里想：“弛禁论如果能取得胜利，那有这些麻烦呀!”
到底是实力决定一切。清朝方面已不再坚持什么“天朝的大官不能同夷人坐在对等的席位上”了。
不仅如此，特命全权大使义律少将反而在未弄清琦善是否正式具有代表中国政府的资格之前，自己不出面，委托义律大校去谈判。
英国方面向直隶总督递交了巴麦尊外交大臣的信。信的内容是要求赔偿钦差大臣在广东没收，销毁的鸦片价款；对英国商务监督官所施加的侮辱谢罪，并保证将来不再有类似情况；指定沿海一个或数个岛屿作为英国臣民居住和进行商业活动的场所；全部偿还公行商人欠英国商人的债款等。
琦善死乞百赖地要求：“这是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吧!”最后终于把谈判的地点改到广东。
宫廷的权臣们说服了动摇了的皇帝，革了林则徐的职。这个革职的上谕这么说：
……前因鸦片流毒内地，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
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
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
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不能断绝。甚至今年以来，英
夷船游弋沿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
京等省，纷扮奔走于兵事，皆林则徐、邓廷桢办理不
善所致。林则徐、邓廷桢均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
此次英夷各处请愿，诉说不平。朕洞察事情，断不为
所动。但林则徐为特派之大官，办理终无实济，转致
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故特加惩罪，非为
英夷之请愿而骤然如此决定。……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林则徐革职一事，在英国方面尚未提出要求之前，琦善就同英国人说了。
在广·东谈判时的钦差大臣， 当然决定为琦善。
以后两江总督伊里布和义律在当地缔结了停战协定。
伊里布的执事张喜，把林则徐革职一事告诉了伯麦准将，并说：“庆贺之至!”他以为英国人被没收了鸦片，一定会痛恨林则徐。但是伯麦却回答说：“林则徐先生是一位有着杰出才能和勇气的总督。可惜的只是他不懂得外国的情况。”
在英国人中间，林则徐是作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敌人而受到尊敬。对英国人阿谀奉承的人，虽然作为容易打交道的对手而感到对自己有利，其实在人格上还是为英国人所轻视。
阳历十一月初旬，停战协定签订，以麦尔威厘号为旗舰的英国舰队开始南下。
重返广东
琦善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以前所采取的措施全部颠倒过来。
他解散了林则徐与关天培共同苦心组织的水勇(海军志愿兵)，这不仅造成了削弱防御的损失，被解散的水勇必须要吃饭，他们为重新恢复的鸦片走私充当搬运佚和保镖，后来又被英军雇用为军佚，供其使役。中国方面的文献上称他们为“汉奸”，其实他们也并不是甘心为英军所雇用，如果琦善不下令解散，他们会在各个要塞和兵船上朝着英军开炮。
琦善还彻底清除了阻碍英舰进攻的漂浮在水面上的船筏等。
他把一万守军减为八千，而且把大部分军队撤退到广州城附近，留在虎门等重要的前线基地的军队仅有两千人。
琦善就是这样一味地取悦于“英夷”，想以此来使谈判顺利进行。但是英夷并不客气，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对英国人所受的侮辱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得再有如此行为。
二、赔偿没收的鸦片价款及这次远征费用。
三、由官宪保证清还公行所欠债务。
四、不得因外洋鸦片走私缘故而累及英国人及英国船。
五、固定进出口税，不得随意增减。
六、减轻贸易商船繁杂而过重的费用。
七、英国人的递禀可以不经过地方官宪，直接封呈北京的皇帝。
八、在福建、浙江、江苏、直隶等省为英国人开放六处以上的贸易商港。
九、在北京开设使馆，在各贸易商港派驻领事。
十、在贸易商港开辟澳门方式的外国人居住地区。
十一、英国人的家属也可以在居住地区居住。
十二、英国人在贸易商港犯罪，由英国官吏审判，中国官宪不得干预。
十三、可以在贸易商港建立教堂。
十四、废除公行制度。如不能废除，公行所属行商不能增减。
十五、割让英国人拥有特别司法权的岛屿或商港一处。
这实际上要中国全面投降。
琦善在同英夷交涉时，几乎把一切都委托给一个名叫鲍鹏的小人物办理。此人会英语，是买办出身，他本是英国商人的雇用人，当然遭到英方的蔑视。他因把英方要求赔偿鸦片款二千万元压到六百万元而洋洋得意，实在不成体统。
关于割让领土，琦善恳求不要“明割”，变为“暗割”。就是说，实质上是割让，但不要让皇帝知道，因此希望不要写成文字。但义律坚决要求用条约的形式明确表示割让。他必然要这么要求，如果暧暧昧昧地“暗割”，巴麦尊外交大臣会对他大发雷霆的。
当时中国的政界乃至一般的社会极其盛行表里不一的手法，因此琦善提出了这种不合常识的要求。他把自己的常识用于外交的场合，对方是无法理解的。
北京的宫廷眼光短浅，英国舰队一离开天津，态度马上又强硬起来。派到广东的琦善并不了解北京的这种气氛，卑恭屈膝，一味地让步。他在奏文中只谈到除广州外，是否可开放福州、厦门两处港口，并说对方虽要求割让香港，但已遭到拒绝。尽管这样，皇帝仍对英夷的无礼大发脾气。
道光皇帝批了八个字：“愤恨之外，无可再谕。”
“渝”是教诲的意思。这在当时是外交用语，因为对方是蛮夷，所以要”渝”。皇帝的“批”就是命令。意思说，太岂有此理了，不必再“渝”英国人了。也就是说，要断绝谈判。
义律也并不认为明割领土及其他条款会顺利得到批准，早就预计到必然会遭到拒绝。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认真谈判的诚意，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争取准备战斗的时间和等待对方削减战备。
这时，两个义律的关系坏到了顶点。阳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少将义律心头火起，借口得了急病，决定回国。
英国借口要求遭到拒绝，进攻广东。进攻从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开始，夹着虎门第一关口水道的两个阵地——东边的沙角和西边的大角岛成为第一个进攻的目标。
两处阵地很快就陷落，沙角的司令官陈连升副将阵亡。
这里原来驻有二千军队，琦善把二千人减为六百，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伯拉特少校所指挥的登陆军为一千四百六十一人，皇家炮兵队也参加了战斗。当然还有来自洋面上军舰的掩护射击。
在进攻两要塞的战斗中，英国方面没有战死者，负伤者也只有三十八人。中国方面战死二百九十二人(其中军官四十四人)，负伤四百六十三人。
应该说，这是一次势力悬殊、不成对手的战斗。
查理·义律担任了六年多驻中国商务监督官。他始终把加速通商正常化放在脑子里，认为对中国方面不要过于追逼。看来在这一点上他和堂兄的意见是对立的。刚从伦敦来的堂兄义律少将是把重点放在“膺惩”上。
义律大校以向琦善提出的要求回礼的形式，向中国方面许诺以下两点：
一、归还舟山群岛。
二、从占领的沙角要塞撤兵。
义律认为琦善将会因此而在皇帝的面前多少有点面子。
琦善在给皇帝的奏文中把割让香港说成是香港的澳门化，但道光皇帝还是怒火万丈。把香港变成和澳门一样!太不象话!
发怒的不仅是道光皇帝。伦敦的巴麦尊外交大臣读了义律大校的报告，也拍着桌子大发脾气。归还舟山!太不象话!
琦善对于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各项条件口头上已表示同意，英军因此才停止了进攻。很快就要签字了，事情太重大了，琦善开始拖延。现在已是二月十二日——答应再过十天就要正式签字，可是还没有得到北京同意签字的批准。义律早已探知了这一情况，所以他在这期间干的事情并不是准备钢笔和墨水，而是准备再战斗，他要再施加一下压力。
英国远征军，得不到琦善的答复，于二月二十五日进攻了水师提督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这里仅有二百名守兵。英军一进攻，守兵立即溃逃。据英国方面文献记载，中国方面战死者不到一打人，而其中就有关天培。战斗结束后，在关天培的仆人去收领他遗体归来的途中，英国的战舰伯兰汉号曾鸣放吊炮，以示哀悼。
提督是从一品，在武官中是最高的官职。关天培之死与其说是战死，不如说是暴身于混战之中的自杀。他曾向广州乞援，而琦善未发一兵一卒。
南方与北方
琦善被革职了。他欺骗皇帝的行径终于暴露了。
北京派出了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和杨芳三位高级官员来代替他。
杨芳以身经百战的勇将而闻名，二十年前他就担任过直隶总督，可见是一位很老的将军。他听说英军炮击准确如神，感到很奇怪，跟巫术师商量对付的办法。巫术师认为敌阵中有会使妖术的人，一定要破除他们的妖术。他说：“外夷妖术最忌的是妇女的尿。所以妇女的尿桶可以作为制胜敌人的武器。打开尿桶的盖，将尿桶正冲着敌船，妖术立即可破。尿桶愈多愈好。”
杨芳来到广州，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的尿桶。不用说，尿桶当然不会有任何效验。
五月一日，林则徐接到皇帝要他去浙江军营服务的命令，第二天他离开了广州。
五月二十四日是维多利亚女皇的生日，英军选定这一天再次发动进攻，在广州西郊的十三行街登陆。
广州驻有外省的军队四万人，但这些军队品质恶劣，欺压百姓，掠夺民财。因此，居民组织起来大举袭击军队。英军已迫近广州城外，而城内外省兵与居民却互相残杀。
登陆的英军主力，极尽残暴之能事，从泥城杀奔四方炮台。
《广东军务{己》中叙述英军的残暴说：
……夫罹殃而妻受辱，两命皆亡，子被缚而母困居，身家俱殒。而且田园被伤，室庐被毁，丘垄被掘，老少被淫，贫者室如悬磬，富者家徒壁立，洵属鬼神积愤，草木含愁。
中国官兵根本不与英军作战。都察院御史曹履泰在弹劾当时的军事当局的奏文中写道：自泥城上四方炮台，凡所经之地，无一施放枪炮者，而民已不服。……
在广州城已危在旦夕时，中英两国之间几经谈判，终于达成了和议。这称之为“广东和约”。其内容如下：
一、奕山、隆文、杨芳及外省军队，不打旗帜(!)，出广州城，在六日之内撤至城外六十英里处。
二、中国当局向英军交付六百万元。其中一百万元于二十七日日落前交付，其余一星期内交付。
三、付款全部交清时，英军退到虎门外，将占领的各要塞归还中国方面。但是，在两国间的问题完全解决之前，中国方面不得在这些要塞布防。
四、中国方面对掠夺外国商馆、攻击西班牙船毕尔巴罗号(这只商船被中国海军误认为是鸦片趸船巴基尼亚号，投掷火焰筒烧毁)，另外交付赔款。
五、奕山委任广州知府为全权代表。
这实际上是无条件投降，而奕山却全部同意了。赔款由伍绍荣筹措二百万两，其余由布政使、盐运使和海关三处的公库中支付。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向北京奏报的。他们说：广东天气炎热，病倒之兵甚多，因而移驻广州城外十余里之白云山，以便居高临下。……
竟然如此谎报，真叫人目瞪口呆。
官兵不战，但百姓们愤恨英军的暴虐，以锄、锹、木棒作为武器，起来战斗，二万男女老幼打起了“平英团”的旗帜。
平英团的檄文中说：他们“扰害村庄，抢我耕牛，伤我田禾，淫欲妇女，锄我祖坟。鬼神共愤，天地难容。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伯麦斩首于南岸……”
他们在三元里郊外包围了马德拉斯第三十七步兵团等一千名英军。当时天下暴雨，英军的火器失效。英国军队十年前已经采用了击发装置的枪，但在鸦片战争中英国进军长江流域时，才从印度大量补充了这样的枪支。所以在三元里的大部分英军仍使用不能淋雨的火石枪。
平英团包围了英军。而广州知府却跑来威胁说：“平英团如果不解除包围，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将由三元里的居民出!”平英团的旗帜倒下了，民众四散。
正在这时候，伦敦决定解除查理·义律的职务。解职的主要原因是义律答应把舟山归还中国。舟山已经过专家调查，不论从地理上或气象上都已肯定不适宜作为贸易基地。义律早就知道了这一情况，所以他自以为用这个无用的地方做了一笔很好的交易。
可是，巴麦尊外交大臣把国家的荣誉放在实际利益之上。而义律六年半的时间是在远离本国、并在商人们的包围中度过的，他大概错觉地把商人的利益看作就是国家的利益了。
亨利·璞鼎查作为义律的后任，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大使。他于八月十日到达广州。他带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占领舟山。
英国舰队又开始进攻，占领了厦门十天，大概是避开台风，于九月二十六日出现在舟山洋面。
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伊里布被革职，由以勇猛著称的蒙古人裕谦代替。浙江提督叫余步云，他是一个由普通的兵卒而爬上军界首脑的幸运儿。
不管是多么勇猛或幸运，在英国远征军的“坚舰巨炮”的面前都不起任何作用。英军占领定海后，又陷对岸的镇海，逼近宁波城，提督余步云弃城逃走。
裕谦在镇海城外的学宫池投水自杀，一度被部下救起，但在躺在门板上的败逃时死去。
清军准备重整旗鼓，进行全面反攻，但反攻又彻底失败了。
英军方面也放弃了宁波，退出镇海，改组了远征军，然后进行乍浦城。乍浦守军的司令官是副都统长喜，他也和裕谦一样投水自杀，被部下救起，败逃到嘉兴时死去。
乍浦妇女的殉难令人鼻酸。《壬寅乍浦殉难录》一书中开列着一长串战火牺牲者的名单。其中有为夷兵所逼，从楼上跳入水中淹死的寡妇；有为逃脱敌兵的毒手而跳进水井的姑娘。英军在占领乍浦的五天期间，没有一刻停止过掠夺、淫虐。
英军终于攻陷了江南提督陈化成所防守的吴淞要塞。陈化成壮烈战死。
上海无险可守，两江总督牛鉴收拾败兵，向后撤退。
英军溯长江而上，进攻南京的大门——镇江。
进攻的英军有七千，而防守的清军仅有驻防旗兵二百和青州兵二百。在本国的领土内作战，防守的军兵反而比进攻的军兵少，这岂非咄咄怪事。
英军冲进镇江，镇江变为淫掠的地狱。
《出围城记》中记载说：“夷鬼沓来，不移时，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未死者多被拥抱而去，生死离散，目不忍睹。……”该书还开列了民间妇女自杀者的姓名，其数达七十五人。而被杀者更是无数，不知将为自杀者的几倍。
镇江陷落后，道光皇帝也不得不同意屈辱的和议。
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字。
通过这个条约，明文规定了割让香港岛，并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港口，中国保证偿付没收的鸦片价款六百万元、公行负债三百万元和英国远征费用一千二百万元。其中有的赔款虽已在广州付清，但英国索要了双重的赔款。
另外还规定了释放英国俘虏；释放因同英国有往来而被捕的中国人；关税问题及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等条款。
第二年又在虎门补充签订了有关治外法权及其他细目。
不义之战
比如说，在日本高级中学的世界史教科书中，关于鸦片战争就有这样的论述：“为了打破中国不正常的贸易形式，借口英国商人的鸦片被烧毁，英国(对中国)宣战。”
只能通过公行的贸易形式，也许是不正常的。但是，打破这一形式是否就是战争的真正目的呢?鸦片被没收是否只是借口呢?
事实真相恰好相反。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打破不正常的贸易形式不过是一个借口。
贸易形式是根据该国的情况来决定的，外国不应以武力来进行干涉。英国“爱国的”历史学家可能是这么想的：武力干涉外国的贸易形式已经是不义之战，但和为鸦片而战相比，其不义的程度还要轻一点，因此而歪曲了战争的主要目的。日本的教科书的编写者不知不觉地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要弄清楚的。
公行的垄断制度，缩小了清朝的对外贸易窗口，这对英国来说，也许带来了种种的不便。但是，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六年前，英国本身不是也采取了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对清贸易这一不正常的形式吗!
清朝方面并没有反对通商，就是在英国人退出广州之后，林则徐等人仍然以谕帖的方式苦口婆心地劝说：只拒绝鸦片，其他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
如果说公行的制度不便，那也有商谈的余地，而且打破贸易形式所带来的利益也决不值得派遣远征军。即使取消了公行，窄小的贸易渠道也许会增多，但也不可能想象贸易量会大量增加，中国对外国商品的需要是有限的。
义律不准本国国民保证“不带进鸦片”，这正是因为他始终打算要带进鸦片。
对于孟加拉政府疲弊的财政来说，鸦片可以说是一笔救命的收入。中国如果不买鸦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就会动摇，英国必然要为鸦片而战。
为这场不义的战争——为了鸦片的战争——辩护的观点在当时就已经存在，在那个有名的《中国丛报》撰稿人的论文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如约翰·马礼逊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认为英中两国间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清朝政府傲慢的中华独尊思想与英国人进步的自由精神的矛盾，极力辩解鸦片贸易不是“根本原因”。这是明日张胆的偷梁换柱手法。
英国国会同意支出战费，决不是只为了打破“中华思想”这一目的，英国的国会议员是因为对英国臣民的财产——鸦片遭到没收而感到愤慨，才投赞成票的。
总之，鸦片战争始终是为了鸦片的战争，所以打击“中华思想”或打破“公行垄断”的不正常贸易，只是战争的结果，决不是战争的主要目的。
受到产业革命的洗礼、国运隆兴的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同兢兢业业为乾隆盛世收拾后事，处于衰世的道光朝的中国不得不交战，这确实具有讽刺的意义。
道光皇帝的精神世界，简直可以说是仅由一个“俭约”的细胞构成的。道光皇帝除了为盛世收拾后事外，没有其他任何才能。
英军第一次进攻舟山群岛时，定海三营守军仅有二千人。这里是海防的要地，原来常驻一万多大军，为了俭约而把兵员大量削减了。而且军队的薪饷极低，定海的二千守兵平时都从事木工、瓦工或酿酒的副业，这是一支“半工半军”的军队。
两个义律把军舰开到天津洋面时，北京大惊失色，道光皇帝动摇了，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天津的守军只有八百人，而且很多士兵是在看守仓库、监狱和城池，或从事传令杂役。实际的战斗兵力只不过六百人。在北京的附近天津发生战争，那就一切都完了，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因此削减了兵员。
林则徐没收了英国商人二万箱鸦片，每箱赏给茶叶五斤。关于这件事，林则徐在奏文中特意提到这笔款子由自己来筹措，好使皇帝放心。国库里支出一两银子，道光皇帝都会不高兴的。
在广州缔结停战协定时，道光皇帝首先发出的命令是：裁撤(削减)防兵，节约靡费(军费)。
本来应当增强军备，以防敌人再犯。两江总督裕谦风闻英军窥视浙江，恳求暂缓裁减军备，而道光皇帝却用歪理驳回了这个请求说：如果英国真有这样不逞的意图，为什么事先泄漏(进攻浙江的)秘密，使其变为风闻呢?
所以，当时的中国只能说是“厌厌无生气”，根本无法敌过“七海之王”大英帝国。
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不了解外国情况，乃是不得已的。拿林则徐来说，他也是到广州赴任之后才大量吸收外国知识，当他了解了情况，才理解到问题的严重。所以他把收集到的各种资料交给有文才的魏源，劝他从事关于外国的著述。
林则徐从浙江军营流放新疆的途中，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一八四一年七月)见过魏源一面。当时英军已撤出舟山，舞台再次转到广州，英国正在上演更换特命全权大使的丑剧。
第二年，英军进攻华中，溯长江而上，魏源居住的扬州也是一片混乱。扬州在镇江的对岸，镇江正经历了一场惨不忍睹的战斗，战火幸而没有延烧到扬州。有人说这是因为扬州的商人向英军付了赎城金(ransom)，因此才免遭了进攻。其实英军的进攻目标，在镇江之后是南京，计划中根本没有扬州。从军翻译马礼逊对所谓的“赎城金”要价六十万元，扬州的商人还价为一半。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进攻扬州，赎城金等于是白赚，所以马礼逊半价也同意了。这就是事实真相。
在南京条约签订那一年的十二月三日(阴历)，魏源的五十卷《海国图志》脱稿。
对于渴望了解外国情况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一段时间内，除了这部书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据说此书传到日本后，数年之间刊刻达二十余种。这是一部把东亚有识之士的眼光引向海外的宝贵的著作。
另外，在一些报告中谈到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种种不爱国的行为。确实有不少中国人充当英军的走狗，为英军侦察，焚烧中国兵船，或充当军夫，为英军拉大炮，袭击清军。这在英国人的眼坚看来，好象是中国人道德上的堕落。
但是，有必要记住当时的中国是满族政权。在一个受异民族统治的国家，向当时的政权宣誓忠诚，应该说是违反民族大义的。满洲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对于汉民族来说都是异族。同样的道理，充当英军的走狗也好，当上清朝的将军也好，同样都是卖身于异族。
“与其把国家交给满人，还不如交给洋人。”——这两句话是日本是非闲人作的《清季佚闻》中作为龚自珍所说的话而介绍的。当然出典不明。
清代的“文字狱”十分可怕，凡是触及到种族问题的人，都要受到血腥镇压。所以不论怀有多么强烈民族意识的人，都不能在其著述中公开地表白出来。龚自珍大概也是害怕血腥镇压，所以没有把上面的话变为文字。他那晦涩难懂的文章恐怕也是由于他极力想掩饰他的思想。
不过，这更加令人不得不重视林则徐从北京去广州赴任时，给龚自珍所说的那句“事势有难言者”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