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斗南
给鸦片战争点火的是主张严禁论的黄爵滋，实际站在第一线上的是林则徐。林则徐遭左迁后，在扬州拜访魏源，把在广州收集的资料交给了他。这些逸话很具有象征性。林则徐把黄爵滋提出的问题同现实联系起来，魏源又把它传之于后世。宣南诗社集团在进行接力赛。
在英军进攻华中的前一年，龚自珍在丹阳突然去世，有人说是被毒害死的。他以诗人的直感预感到了时代危机，而他的死就好似表明他已完成了预言家的任务，以后将委让于鸦片战争及战争后的现实。
鸦片战争时的台湾道员名叫姚莹，此人在道光十年宣南诗社成立时因不在北京，所以没有参加。但从思想和人事关系上来说，理应视为宣南诗社系统的人物。他和林则徐的诗友张维屏及被人们称为狂士的张际亮等人关系亲密，尤其同黄爵滋更是亲密的盟友。他是嘉庆十三年的进士，比林则徐中进士还要早三年，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林则徐已经历任巡抚、总督，而他不过是台湾道员。他虽是台湾的民政长官，但当时的台湾是在福建省的管辖之下，所以道员当然在巡抚之下，与按察使同格。
英军预定进攻的路线中并未包括台湾，但台风把台湾与这场战争联系了起来。
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国的运输船纳勃达号在台湾的基隆洋面遇难。当时正是英国舰队一度占领厦门，又从厦门退走之后不久。
这只船上除了船长外，乘有航海士二人、事务长一人、第五十五团的白人士兵十七人、印度军伕一百七十人和印度水手七十人。船上小艇被海浪冲走或冲坏，能使用的只剩下一只。船长等高级船员加上白人士兵共二十一人，卑怯地丢下印度人，乘上这只小艇逃走（一说加上菲律宾人共二十九人)。对于英国这种无耻的“海国魂”，连西欧的史学家也称之为“shamefully”(可耻)。
在被遗弃的二百四十名印度人当中，很多人淹死，游到岸上的有些被炮台里的中国兵杀死，一百三十三人当了俘虏。其中又有十九人疲劳而死，活着的只有一百一十四人。
正当台湾当局等待北京的指示时，北京下了谕旨：所有的俘虏在进行审讯和录取口供后，仅将头目暂时关押，其余一律正法，以抒积忿、快人心!
当时英军的残暴行为已传遍全国，中国人都极其悲愤。 除九名头目外，可怜的俘虏们全部被斩首。
第二年三月，英国三桅兵船“安”号又在台湾洋面遇难，爬上岸的五十七人中，四十四人被斩首。
后来在南京媾和时，这些事件被提了出来。
英国方面要求处分负责人，北京政府派总督怡良去台湾调查。结果了解到英国船不是被击沉，而是触礁沉没，台湾道员姚莹以伪奏罪被捕。 、
这样，台湾的战胜英夷，实际上是被当作“捡来的功劳”。但是，尽管纳勃达号即将沉没，基隆炮台肯定是对准它开过炮。事件的调查是在媾和之后，肯定有着英国的压力，怡良的调查当然也要考虑到“不影响媾和的大局”。
另外，各地的大官儿们都败在英军的手中，他们觉得大家都无例外地打了败仗才好。这样，英军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一个地方有了战胜的功绩，借口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说不通了，所以台湾当局一直受到其他地方打败仗的官员们的忌妒。怡良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些同僚大官儿们的利害关系。
姚莹被押往北京时，据《台湾通史》说，台湾“兵民汹汹罢市”。
问题是在于有没有进行炮击。处死俘虏是来自北京的命令，台湾没有责任。将士们确实开了炮，这是居民们亲眼看见的，所以大家不服，因此发生了罢市。对此事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姚莹并不想不加区别地把夷人全部杀死。同年十月，有二十五名英国平民在淡水洋面上漂流，他把这些人救起后，全部释放了。他的脑子里有着非战斗人员无罪的概念。
姚莹只在牢房里关了六天，出狱后又被起用。这实际上也证明他所说的进行了炮击是真实的，同时表明处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他被捕时，好友张际亮表示“与公共患”，带病来到了北京。姚莹获释，他高兴过度，一杯接一杯地痛饮庆贺酒，最后烂醉而死。他的死说明他确实是人们所说的狂士。林则徐在新疆听到张际亮的死讯，曾作诗哀悼他。
前面多次提到的这些进步分子，虽然称之为反“维持现状”派，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还不能说是反“体制”派。其中可能有一、二人(龚自珍的可能性最大)具有民族主义的反体制——反满清——的思想。但是，如果真要推翻中国传统的礼教体制时，他们恐怕还会站在防守的一边的。
鸦片战争十年后，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当时还活着的宣南诗社系统的人们当中，并没有人投奔太平军。
十年后，重新被重用为云贵总督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去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途中，病死在广东的潮州城。据说他临终时，指着天大喊了三声“星斗南!”这是一个谜，弄不清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国人林德奈在其著作中说，林则徐先给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寄去一封劝降书，而洪秀全复信的内容十分激烈，林则徐受到了刺激，终于一病不起。
洪秀全的《答林则徐书》收录于太平天国文钞。其内容说：满人系异族而成为中原之主，恃强兵武力。……世界无终古不灭之帝政，独一无二之主权，惟恃势力。
上述书信可以猜想为两军对峙时所写，但林则徐死于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十月十九日，太平军金田起义是十二月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此信如不是伪作，就是后来交战中部分“诏书”的误传。不过，林德奈既然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这件事，那肯定民间确有这样的传说。
这封信否定了当时被人们视为神圣的“国朝”，认为它是异族武力的产物。那么，象林则徐这样的人物对此将作何反应呢?人们大概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因而就产生了这样的传说。
林则徐是愤慨地大喝一声：“不逞之至!”还是击中了隐藏在他心底的那个“事势有难言者”，而感到震动呢?
这只是毫无根据的流言。但是，传播这个插曲的人们，大概还是期待着是后者吧。
从这个传说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时代觉醒的人们具有着象三棱镜那样屈折的复杂性。
时代本身也可以说就是三棱镜。
渔翁得利
最后想简单地谈一下美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一直采取“观望等待”的政策。这是因为波士顿等地的商人和船主要求这么做，而且美国驻英公使埃瓦涅德已从英国得到了保证：美国可以均沾战胜中国时所获得的成果。
美国仅以保护在华美侨及禁止美国人从事鸦片贸易的名义，命令劳伦斯·卡里提督率领东印度舰队，开赴广州。舰队于一八四二年四月到达广州，在中国沿海待了整一年。
在保护在华美国人方面，这支舰队确实是很积极的，但在所谓禁止美国人从事鸦片贸易方面，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不仅如此，实际情况是，星条旗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唯一的保护伞。卡里提督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可是，美国舰队把它来制止美国人违反中国的法律、从事鸦片贸易的所谓的目的，用中文到处散发，所以中国人对此很有好感。
正当英国人变为坏蛋、为非作歹的时候，美国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乖孩子。
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美国还在广州经常邀请清朝的大员到美国的军舰上参观。水师提督吴建勋在参观之后，美国人还赠送他一只小艇和一册美国地图。他把这件事还向北京作了报告，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对美国有了好感。
此外，美国人古列查还教过中国人制造火药和水雷。
前面已经说过，林则徐在广州任职期间，曾令人翻译过外国人发行的报纸，热心地进行过研究。当时在《中国丛报》和《广州纪事报》等报纸上，主张反对鸦片贸易的主要是美国籍的传教士。义律带领全部英国人撤出广州时，美国人并没有同他们统一行动，而是留在广州不走。由于这些事情，林则徐对美国明显地抱有好感，在虎门销毁鸦片时，还把美国商人金谷等请到现场观看。
美国虽然这样把自己装成是好孩子，但它所获得的成果(所谓望厦条约)，几乎同英国用军舰、大炮所获得的成果一样。
林则徐最初注意到英美之间似乎有矛盾，认真地考虑过“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说，英国获得的成果越大，对自己国家带来的利益也越多，所以在内心里当然是希望战争扩大和中国彻底屈服。“以夷制夷”的古典策略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可取得成功的。
不过，由于当时美国做出的这种姿态，中国确实弥漫着亲美的气氛，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
附录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举兵起义这两大历史事件的起始年代，分别为一八四○年和一八五○年①，按阳历来算，恰好是整数，很容易记住。按清朝的年号来说，前者是道光二十年，后者是道光三十年，也是整数。
按日本的年号来说，鸦片战争是发生在天保十一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被捕的所谓“蛮社之狱”②，是发生在这一年的前一年。而太平天国举兵是在嘉永三年。高野长英因监狱起火，暂时获释，以后没有回狱，在外隐藏了五年之久，而在这一年的十月，被幕府官吏包围，自杀而死。顺便说一句，人们所熟悉的国定忠治③也是在这一年被处以磔刑。
① “太平天国举兵起义”(金田起义)，通常公认为是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
初十，即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编者注
② 指一八三九年德川幕府镇压渡边华山(一七九三至一八四一年)、高野
长英（一八○四至一八五○年)等当时进步学者的事件。———译者注
③国定忠治(一八一○至一八五○年)，幕府末期的大使，后詖处磔刑，日
本古典戏曲中常出现这个人物———泽者注
现在流行所谓“鸽派”、“鹰派”的分类法，但这和所谓的灵活、强硬或现实、非现实的分类法并不完全一致。有可能用蛮干的办法来强制推行灵活路线，强硬路线在不少情况下也是最现实的的。
简单地分类是不行的，所以当代流行的文化人类学也在分类的问题上极其热心。
分了类，确实明了易懂。对简单得象一张白纸一样的人来说，用划为类型的方法似乎特别有效。鸦片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这一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加以分类，感到并不是那么困难。极端地说，可以把所有的人物分为维持现状派和变革现状派这两大派，或者，起码可以用其中某种倾向强一些这种分类方法来解决。
可是，在十年后开始的太平天国的时代，要想把这一时代的历史人物分类就不那么容易了，十年之间人变得复杂了。使他们变成那么复杂的人，恐怕还是由于时代的原因。
鸦片战争是近代的“开始”，太平天国已经深深地“泡”在近代之中，这是明显的事实。
入口是容易看清楚的。可是，走进入口，里面还是迷途。鸦片战争之所以容易理解，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从任何地方都容易看清楚的入口。
写小说的时候，鸦片战争是容易处理的，太平天国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的小说《鸦片战争》写完已将近十年了，而下面的《太平天国》*还未能动笔。这似乎是为我自己的工作辩解，但是一八四○年至一八五○年的十年期间，对中国来说确实是面貌大变的岁月。如果不能很好地瞅准和理解这十年，《太平天国》一行也写不了的。
*作者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已于1982年在日本出版。——译者注
鸦片战争时的有识之士，内心里都有一种漠然的悲哀感。
这是一种感到走下坡路的悲哀。
是一种社会将越来越糟的“感觉”。
诗人龚自珍说：“无福见乾隆之春。”
乾隆皇帝在位时期(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时期(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被人们认为是清朝的黄金时代。对龚自珍所属的士大夫阶层的人们来说，这当然是“小民沐浴圣泽”的时代。
其实长达六十年的乾隆皇帝的统治，到其后半期，纲纪相当紊乱，已经很难说是“盛世”。即使被人们称为“明君”的皇帝，一旦上了年纪也是不行的。即使在全盛时期，一般也都干了一些相当力不胜任的事情。大规模的外征，也许可以显扬国威，但其后遗症将会遗留后世。
乾隆皇帝退位后的半个世纪，清朝无疑地已走上了下坡路。慧眼之士对这一点是了解的，所以才产生了悲哀感。
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呢?
不清楚地了解其原因，就会感到茫然不解。
欧洲产业革命的余波，当时正涌向亚洲，列强正在推行其世界经略。由于鸦片走私而造成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又带来重税赋和生活苦。这一切都是“外来的力量”造成的——后世的历史学家是这么解释的。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了解这个图式，他们一定在深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一个人在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外来的力量”的时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没有掺杂过多分外的东西，所以容易理解。
可是，一旦理解了“外来的力量”，这个人就好象戴上了一副三棱镜，变得复杂起来了。附加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人就使我们感到不好理解了。
在此以前，所谓外来的力量，中国只认为是从长城外边闯进来的野蛮的武力。谁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有另一种文明，而且这种文明会压迫中国。知道和不知道这一点，那是有天壤之别的。
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在战争的过程中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这么说，鸦片战争以前的林则徐容易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林则徐就不好理解了。
当然，变得不好理解以后的林则徐，由于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所以他的不好理解的一面没有暴露出来。
鸦片战争以前的林则徐是希望改革现状的阵营里的人。
前面提到的“感到走下坡路的悲哀”，也可以更简单一点说是“衰世感”。这样下去就会渐渐地向下滑，如不立即刹车，马上就会掉进无底深渊。这样忧虑的人们，是希望对这个不妙的现状一定要加以改革的。
另一方面，也有的人极其害怕改变现状。
这些人目前都生活得很不错，他们希望目前的状态永
远持续下去。不消说，在统治阶级的满族人中，有许多这样的维持现状派。他们虽是少数派，但统治着全中国，任何微小的变革，他们都会认为对自己不利。走钢索的人连一点点微风都会感到害怕，他们正处在会不会从空中的钢索上掉下来的危急关头，当然不会有什么衰世感之类的多余的担心。
对待世道在走下坡路这一现象，有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差别。
林则徐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高级官僚，他充分具有充当改革派首领的资质。
在他当江苏省巡抚(省长)时，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商船曾违反禁令，开进上海港。这是林则徐同外国打交道的开始。当时，阿美士德号很快就离开了上海，没有引起麻烦。
接着是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广州去查禁鸦片。他作为一个责任感很强的领导人，这时当然努力研究了外国的情况。他收集了许多文献。在当地跟英国人接触的过程中，切身感觉到并逐渐理解了“外来的力量”。
林则徐对外国的理解当然是有限的。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既有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部分，也有他理解错误的地方。但仅就“当时”这个限度来说，应该说他的理解程度还是相当深的。
对外国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反而采取强硬政策，这决不是矛盾的。胜败姑且不论，最重要的是要向外国人
表明中国有着强烈的抵抗精神。
跟外国打仗，必然会极大地改变现状。所以维持现状派拼命地策划停战，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北京的宫廷、尤其是职位最高的大臣——满族军机大臣穆彰阿，是狂热的维持现状派，他对林则徐的对英强硬政策感到胆颤心惊。
在鸦片战争正在进行的期间，林则徐被解除了职务，理由是：“因同英国交涉不当，招致了严重的事态……”
林则徐被贬职，不，是流放。
流放地是新疆的伊犁。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二月决定流放伊犁，三月到洛阳，四月到西安，在这里得病。病愈之后，七月从西安出发，十一月才到达了目的地。这一年林则徐五十八岁。
整整三年之后，才获赦，被任命为陕甘总督。
在新疆滞留期间，林则徐的注意力仍在对外问题上。
到达伊犁的第二年，他写了《俄罗斯国纪要》一书。
据《国朝先正事略》说，担心西洋侵略的后辈，向林则徐乞教对策，他回答说：“西洋(指英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中国来说，最终之患，毋宁说是俄罗斯。我已年老，但你们会亲眼看到的。”
这是否是先见之明，姑且不说，但这些话证明了林则徐仍然没有失去在对外问题上的热情和关心。
夹在两次战争当中的十年，林则徐前五年是在贬谪与流放的生活中度过的，后五年是在复职当地方长官中度过的。
这样看来，似乎是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其实这整个十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广义上说，他都在从事对外关系的工作。
他流放的地点是新疆，现在称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可以想象其大部分居民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是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土耳其族人种。这里是中国的领域，但应当按照对外关系来考虑这里的从政治到生活的一切问题。
林则徐复职担任陕甘总督后的第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一完，立即调任，所以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件工作)，是“办理番案”。
番同蕃，案是案件的意思。就是说，给予他的任务是解决有关蕃人的案件。这个地区的所谓蕃人，是拥有骑兵的蒙古族，也包括少数土耳其族的游牧民。他们杀死当地的官吏，大肆掠夺。
林则徐在这里铸造了大炮，平定了蕃人的叛乱。他使用近代武器，把这些以弓箭作为主要武器的家伙镇压了下去。在广东挨了英国人的打，在这里他运用英国人的打法，反过来去对付这些沙漠里的“豺狼”。
这是一次小小的内战，但对象是蒙古族和土耳其族，就这一点来说，恐怕还应该看作是“准”对外问题。
对于善后处理，林则徐是非常宽大的，除了主要的叛徒外，一般都释放了。
林则徐的后任陕甘总督是满洲族人琦善。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是作为鹰派抗战的，而他在四面楚歌中被革职，来接任的钦差人臣正是这个琦善。琦善把林则徐苦心建立的广东海防设施，一个一个地撤除，自己填平了护城河，割让了香港。他采取的这些措施，表明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鸽派”——投降派。 ．
可是，琦善当上陕甘总督后，当黑城撒拉的回教徒造反时，他恣意地杀害事件的有关人员。杀的人太多了，连北京的朝廷也认为他干的太过火，革了他的职，把他流放到吉林。
林则徐对英国是鹰派，对边境的少数民族是鸽派。跟他恰恰相反，琦善对英国是鸽派，对沙漠中的小小的盗匪集团却是鹰派。
第二年（一八四七)，林则徐任云贵总督，即管辖云南省和贵州省的长官，驻地在云南省的昆明。
云南是他怀念的地方，二十八年前，年轻的林则徐曾来这里当考官。但已经没有余暇让他去感慨了，现在那里的汉族与回族正在互相仇杀。
事端的发生，和以往一样，十分愚蠢。回教徒马大在民歌中填进了讥讽汉族的歌词，汉族大怒，破坏了回教的清真寺。起端就是这样莫名其妙。
林则徐在流放新疆的三年期间，是在回教徒当中生活过来的，所以对他们的心情是十分理解的。
“没有汉族还是回教徒的区别，只有良民还是非良民的区别。
林则徐是这么宣布的，也是这么实行的。
这是对外关系的另一种形态。
林则徐解决纠纷取得了成功。
他自从被拉下鸦片战争的舞台以来，本来就认为不会
再第二次出头露面。他在新疆时期所刻的一方图章上，刻
有“宠辱皆忘”四个字。——受过皇帝的恩宠和遇到的耻辱全部都忘记了。言外之意是过去的事情都是一场梦，对将来也不抱有希望。
尽管如此，他再次被起用了，时局要求他这样的人物出马。他的责任感强，也无法拒绝托付给他的任务。
但是，年岁已经六十多了，数年前不觉得怎样的病，现在就感到吃不消了。特别是他十四岁订婚、二十岁时迎娶过来的夫人先他去世，给他的精神上带来很大的打击。这件事发生在他任云贵总督的期间。夫人姓郑，名淑卿，看来是一位很能干的妇女。
夫人去世的第二年(一八四九)，他一再提出的因病引退的要求获得批准。
这一年他离开昆明，在南昌的百花洲疗养，第二年三月回到故乡福州。这次回乡离他父亲去世时回乡服丧已经相隔二十年。
可是，回乡后不久，道光皇帝死去的消息也传到了福建边地。
新皇帝决定起用鸦片战争的英雄林则徐，大概是想任命他为军机大臣，放在身边商量国事。
林则徐以有病为理由，辞退上京。
据福建巡抚的奏折，他的情况是这样：“林则徐患疝气，
稍微疲劳，立即发作。发作时，两腿异常疼胀，不能跪拜，
有时甚至不能起床。……面容憔悴，但言语精神尚健爽。”
奏折中虽说一旦治愈，立即上京，但林则徐本人已经
不打算再承担重大任务了。
“到了年轻人的时代了，不该我出场了。”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他有三个儿子。另外，女儿普晴的丈夫沈葆桢也是个罕见的人材。去年在湘江上交谈过的左宗棠，看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林则徐一想起这些年轻人，就感到“我不必再出马了!”
福建的高级官员访问这位老前辈寸，总是恭维他说：“国家还需要林公的才能。”
对待这样的恭维话，林则徐总是这么回答说：“如果真的还需要我的话，那就说明国家已处于可叹的状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不会有! 因为那可是严重的问题啊!”
岂料竟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
传来了“上帝会”会员在广西省发起叛乱的消息，其首领叫洪秀全。
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太平天国之乱。关于太平天国，后面将会不时地谈到，这里想重点谈一谈林则徐的晚年：
当时的交通和通讯都很不便，情报的传递既不迅速，也不准确。尤其是地方发生叛乱，正是表明地方官的治绩不佳，所以要有意识地抑制这一类的情报。广西巡抚郑祖琛和广西提督(军司令官)闵正风就一直一味地掩盖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造反。
事情的败露是由于广西的富豪们派人去北京直接陈诉，有许多担心会失去财产的人希望当局用强硬的态度来对待叛逆者。但是，地方当局如果向中央乞派援军，那就暴露了自己管辖地区出了乱子的事实，所以尽量佯装不知，想蒙混下去。忍耐不住的土绅们只好到北京去哀告。
“广西出了乱子。”
北京只知道这些。由于只是富豪们单方面的陈诉，详细情况还有点摸不透，因此先决定更换当地的军事首脑。
广西提督由湖南提督向荣来接任，此人在全国地方军的司令官中被誉为最英勇的猛将。同时命令邻省的云南提督张必禄驰援广西。
地方的士绅竟然不畏困难来直接陈诉，广西叛乱的规模大概相当大。就是说，乱子可能已经闹得相当大。在这样的时候，皇帝就要选择可以委以全权的人物，授与他“钦差大臣”的关防。所谓关防，就是印章，盖有这种印章的文件，几乎具有与诏敕同等的效力。
新皇帝咸丰这时又想起了林则徐：“听说林则徐在福州城内。福州去广西近，而且镇压大叛乱最需要象鸦片战争时那样果敢的态度，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当这次的钦差大臣的了。”
身患宿疾的六十六岁的林则徐，就这样在相隔十年之后又再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
从福州去广西赴任，比从北京去广西要缩短一个来月的行程。咸丰皇帝大概觉得在好的地点选中了一个好人物，对自己的主意很满意。而且林则徐又在广西的邻省当过云贵总督，在甘肃和云南都很圆满地解决了类似的“纠纷”，确实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人了。
广西之乱很快就发展成为太平天国的大乱，而林则徐最初接到的情报却说是“本地人与客家在广西对抗”。
“是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经验的。我会妥善处理的。”林则徐大概是这么想的。
在中国的南部，不断地有人从北方迁居进去，新来的人称作“客家”，遇事都要受到歧视。原来的居民是本地人，他们不希望客家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客家自然就不得不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愈是受歧视，愈要加强团结。傻呆着什么也不干，连饭也吃不上，所以他们都非常勤劳。因为很能干活，结果往往要夺走本地人的职业，所以关系越来越坏。
被压迫阶层的客家出了不少革命的人材。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是客家，后来的孙文也是客家。说一点闲话，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客家人也相当多，他们在本国受压迫，所以到海外去谋求生路。
本地人也好，客家也好，都是汉族，差别只是谁先迁居到现在的居住地。
林则徐解决过的事件，在甘肃涉及到蒙古族和土耳其族，在云南关系到回教徒。跟这些事件相比，这次是同一个种族之间的斗争，看起来问题更简单。
“最后一次为国家效力吧!”林则徐这么想，决定接受这次大任。
他的疝气已好了，又患了严重的痔瘘。但又不能推三阻四，任命钦差大臣的使者从北京到来的第二天，他就离开福州，踏上了西去的征途。
这是道光三十年十月的事。
清代的年号，在皇帝死去的那一年仍使用原来的年号，第二年才改用新的年号。这一点跟日本不一样。道光皇帝已在这年死了，但年号仍然是道光三十年。
林则徐越过福建省境，进入广东省。
路上他患了严重的痢疾，也可能是赤痢。痢疾严重地消耗了他久病初愈的体力，当时他已六十六岁。
十月十九日(阳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潮州去世。潮州的市民哀悼这位著名的鸦片战争的英雄，据说“罢市巷哭”。——人们关闭了店铺，穿上丧服，每天有数千人去烧香叩拜。
林则徐恐怕一直到临死之前仍充满着信心，认为自己一去就可以解决广西的纠纷。
他所了解的情况，大概只认为那是“新旧居民之间的斗争”，最多只不过认为是造反者把基督教这个外国的宗教当作统一的纽带。
林则徐由于死而作为一个谜结束了。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十年，林则徐可以说是吃了禁果的人，他已经不是在虎门岸边销毁大量鸦片时那样容易理解的英雄了。
难以理解的林则徐这个人物，也许能通过他对太平天国的态度而抓住一些有助理解的线索。可是，他未到广西就死了，变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英国林得奈在其著作《太平天国》(平凡社、东洋文库)中谈到这样一件事：林则徐先给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送去一封劝降书，洪秀全复书的内容充满了激烈的反清论调，林则徐受到刺激，终于一病不起。
这是不可能有的事。林则徐十月初才接到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敕命，不管怎么迅速，也不可能这么快同广西的造反者之间打交道。而且洪秀全在金田举兵起义是十二月初十，这时林则徐已死。这一天是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他开始称王。可以认为，在此以后才正式发表文件。所谓洪秀全的复信，如不是伪作，就是后来的“诏书”误传。
误传的动机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清朝的忠臣林则徐把“国朝”视为神圣。当有人把这个“国朝”说成是：“异族入主中夏，恃强兵武力，窃我宝器，攘我河山，据我政府……”那么他将作何反应呢?这是谁都想知道的。于是就这个谁都想知道的问题，编造了一个若有其事、假托的故事。
假设本来是历史学的忌讳，但人们还想知道另一个问题：如果林则徐当时没有死，还活了几年，作为追剿太平天国的钦差人臣而活跃的话，那将会是……
一般人都认为林则徐在潮州死去，对他是幸福。鸦片战争是英国这个外国的侵略，同英国作战的林则徐被人们视为民族的英雄。
太平天国是被压迫的阶级发起的革命运动。关于太平天国所走过的历程，虽有种种的问题，但它是一次贫苦的劳动者反抗统治者的斗争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它还高呼打倒异族(满族)的统治。
镇压这次革命的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不得不在历史上留下“汉奸”的污名。林则徐如不在潮州死去，恐怕也会依附统治者的一边，被列入镇压革命的人物之一。
太平天国延续了十五年。
清朝虽然已经没落，但还具有很大的力量和相当的权威。太平天国能与它对抗十五年之久，所以决不能和各地发生的昙花一现似的暴动同日而语，应当说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一伟大事业之所以能够完成的原因之一，恐怕是在它起跑的时候作了一个冲跑。
太平天国起跑时的冲跑确实不错，因此它才能一边进击，一边扩大自己的队伍。
站在镇压革命的清朝方面来说，在太平天国举兵时未能给予彻底的打击，这是留下后患、遭受十五年罪的原因。
清朝方面也许会哀叹自己命运不济。在重要的时刻，接连死去了被任命为镇压广西叛乱的三名最高负责人。
以后的二人姑且不说，第一个最高负责人林则徐的死，对清朝不能不说是一大恨事。
考察鸦片战争的经过，有一个重大的因素，我们稍一疏忽就会略过。在那次战争中，清朝方面是否善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起码广州的首脑们彼此没有反目，而是齐心协力，这是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的。
这么说，也许有人会反驳：“不反目、齐心协力”，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可是，清朝的制度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在它的高级官僚制度中贯穿着一条“相互监视”的粗线。
在中央政府里，相当于各部部长的“尚书”要任命满人和汉人各一人，管辖同一个行政机构的长官有二人，其目的是彼此相互监视。相当于副部长的侍郎有左侍郎和右侍郎，分别各任命两名满人和汉人充任，即副部长有四人。顺便说一下，在太平天国举兵的那一年，后来成为镇压太平天国大头目的曾国藩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礼部管辖仪礼、教育、考试工作，所以不过是教育部副部长，而且是左右、满汉四名副部长中的一个。
地方长官只有一人，但也巧妙地形成相互监视的制度。 拿道光三十年的情况来说，广东巡抚(省长)是叶名琛，广西巡抚是郑祖琛，另外还有一个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的官职，担任这个官职的是徐广缙。这并不是说巡抚之上还有总督，他们相互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原则上是“会同”(协商)。也就是说，要他们互相监视。
从这种制度也叮以看出，反目是必然的，同心协力反而是例外。
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派赴广州时，两广总督是邓廷桢，广东巡抚是怡良，广东海关监督是豫厚庵，广东水师提督是关天培。广州的这些首脑们终于做到了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如果认为齐心协力是理所当然的，那就会忽略过这个重要的因素。
在广州的这些首脑们当中，巡抚和海关监督是满族，邓廷桢一度曾经赞成过弛禁鸦片的意见。这些想法各异的大官们起码没有互相反目，应该说是近似奇迹。
很早以前，中国拍摄过一部电影《林则徐》。在这部影片中，豫厚庵是作为同林则徐对立的投降派的首领出现的。可是，在林则徐被贬谪离开广州时，曾把行李寄存在豫厚庵处，在此以前也经常以诗喝和，这说明他们不但没有反目，而且关系很不错。后来《林则徐》电影脚本出版，其附录中记述了电影拍制的过程。读了这个附录，其中果然谈到因为找不出同“好人”林则徐相对立的突出的“坏人”，所以硬把豫厚庵拉来充当。
在鸦片战争的前半期，广州的首脑们之所以没有相互反目，据我的推测，恐怕是归功于林则徐这个“人物”。
他似乎具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包括道光皇帝在内，凡是见到他的人，好象一下子就对他心悦诚服。邓廷桢把他看作是终身的知心朋友，他被流放到新疆后，当地的官员们也部成了林则徐的崇拜者，因此在流放生活中仍受到宾客般的待遇。
他为人诚实无私，但不死板生硬，他有着诗人的心地和永不枯竭的风趣。
前面已经说过，太平天国发展成为长达十五年的大乱，是由于起跑时的冲跑好。这次起跑之所以跑得好，乃是由于清朝方面征讨军的首脑们反目。
林则徐已经死了。
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徐广缙不知道林则徐已死，还悄悄地派急使给北京的皇帝送去奏折说：广西巡抚郑祖琛是一个只会粉饰的人物，而且年老多病，掌握不了部下。应把他革职，让这次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兼任广西巡抚。
林则徐死后不久，率援军赶来的前云贵提督张必禄也在广西的浔州病死，也有人说是战死。
张必禄是老将，是士卒出身的身历百战的勇士。从清史列传上看不出他的年龄，但记载他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作为志愿兵去参加征讨四川、湖南的“教匪”之乱。从这一年算起已过了五十四年，假定他是二十岁当志愿兵，这时已经七十四岁。从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来看，这是相当的高龄了。
中国人具有敬老的精神，老人说的话，勉强一点也要听。也许是为了防止反目才任命了这样的老将。可是，事与愿违，张必禄死了。
朝廷任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来接替林则徐。广西巡抚革了职，任命周天爵来接任。
过年是咸丰元年(一八五一)。
钦差大臣李星沅与两广总督徐广缙早就开始反目，广西巡抚周天爵站在徐广缙的一边。广西的军司令官——提督向荣和巡抚周天爵不睦，而且由湖南派来的军队不服从向荣的儿子继雄的命令，在战斗中消极怠工，企图把战败的责任推给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向荣忍无可忍，用四川兵代替了湖南兵。
向荣是四川人，他只有军权，军粮和辎重要由地方长官调拨，跟向荣不睦的周天爵及其后台总督徐广缙，用断绝粮草来整军队。
钦差大臣李星沅的处境更是非常困难。最后他向北京哀求：请特别任命另一位“总统将军”。
北京的皇帝派出了大学士赛尚阿，但严厉地谕示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三人说：另特派一人，但你们不能因此而旁观。
李星沅给向荣写信建议，要“异姓同心，无分彼此，和衷共济”。意思说，不要建立派阀，让咱们和好合作吧。这不是建议，而是哀求。
赛尚阿到达之前，李星沅在广西的武宣病死。北京任命赛尚阿为接任的钦差大臣。
正因为是这样的状况，太平天国才能在起跑时狠劲地冲跑了一下。也可以说，正因为有这样的官员，才促成了太平天国之乱。
林则徐如果不在潮州死去，进入广西后还能活几年，也许在首脑们中间就不会发生反目，因而洪秀全等人的起跑也可能不那么顺利。当然，林则徐的人品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巨大潮流。
林则徐始终是鸦片战争的英雄，他作为一个后人的崇拜者，恐怕要感谢命运安排他跟太平天国只发生这么一点关系。
林则徐贬谪新疆后，仍奉命在当地监督开垦工作，新疆的开垦实际上就是兴修水利工程。从绿洲或天山山脚下等有水的地方，把水并联在一起，在沙漠的下面建成水路，把水引到缺水的地方，这称之为坎儿井。据说这是古已有之的方法。但听说新疆人把它称作“林公井”。不是林则徐发明的方法却这么称呼它，大概是因为他造了许多坎儿井。在去新疆之前，他也曾奉命去监督过黄河的修复工程。我们不应忘记林则徐还有着治水工程专家的一面。由于他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所以把他的其他不少方面掩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