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干活，打开文件包，把画放进去，拿出我事先在家里打印好的《伊娃·莫多奇》。不到四分钟我就把它装进画框，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挂回了墙上。我低头检视它，这幅画假得实在太明显，不过等盗画案的受害者发现这一荒谬的调包时，可能已经是几个星期之后了。春天时我偷了克努特·罗斯的油画《马与小骑士》，用来调包的是一张从艺术书籍上扫描下来、放大打印的图，四周后他们才报案。这张《伊娃·莫多奇》可能会因为纸的颜色太白而露馅，但也许需要些时间。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确认盗窃案发生的时间了，而且房子已经不知道被打扫了多少次，就连一丁点DNA证据也不会留下。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找DNA证据。去年，我和奥韦曾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犯下四起盗窃案，之后布雷德·斯佩尔警监——那个喜欢在媒体上出风头的金发白痴——还接受《晚邮报》的采访，说有一群专偷艺术品的专业窃贼正四处作案。他还说，尽管遭窃的都不是价值最高的作品，但是为了在这股歪风刚萌芽时就把它掐灭，警局肃窃组办案时，将会采用一般在谋杀案与大宗贩毒案上才会使用的侦办方法。有鉴于此，奥斯陆的市民们大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说这句话时，斯佩尔那一头帅气的乱发在风中飘动着，直到摄影师离开，他那双铁灰色的眼睛都一直盯着镜头。当然，他没有说实话：他们之所以急着破案，是迫于受窃地区居民的压力，他们可都是一些深具政治影响的有钱人，最在意的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以及保护跟他们一样的有钱人。而且，那年秋天早些时候狄安娜跟我说过，常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个干劲十足的警察到画廊去了一趟，盘问她有哪些客户，谁的家里有哪些画作，等等。我必须承认，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显然窃画贼非常清楚哪一幅画挂在谁家里。当狄安娜问我为什么皱眉头时，我挤出一抹微笑，回答说，我不喜欢有人出现在她身边两米的范围内——那有可能是我的情敌。令我惊讶的是，她在大笑前居然还脸红了一下。
我机灵地走回前门，小心地摘掉浴帽和手套，出门前把门的内外把手都擦了擦。白天的街道仍是如此宁静，因为阳光明媚，秋日的天气显得凉爽而干燥。
取车的路上我看了看手表——十二点十四分。我打破纪录了。我的心跳很快，但很规律。再过四十六分钟，奥韦就会从中控室启动防盗系统。大概在同一时间，耶雷米亚斯·兰德尔会出现在我们的会面室里，站起来跟董事长握手，最后他会说声抱歉，然后离开办公室，接下来他要做什么我就管不着了。但他当然还是我的人马。费迪南会照我指示的跟客户解释说，没能成功网罗实在可惜，但如果他们想要争取到像兰德尔这么优秀的人，就应该考虑把薪水提高百分之二十。当然了，如果能提高三分之一的话，机会就更大了。
而这只是个开始。再过两个小时又四十六分钟，我要去干一票大的。我要去猎取格雷韦。我的薪水没有应得的多，但那又怎样？去你的斯德哥尔摩，去你的布雷德·斯佩尔。我是猎头中的王者。
我吹起口哨，落叶在我脚下咔嚓作响。
据说，英鲍、莱德与巴克利等美国警探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刑事审讯与供述》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审讯技巧奠定了基础。当然，那些技巧是早就被普遍采用的，对于如何从嫌疑人身上取得证供，联邦调查局很有一套，英鲍、莱德与巴克利只是把他们的百年经验浓缩成一个九步的模式。这种审讯方法成效卓著，在犯罪者和清白的人身上同样有效。自从DNA科技让一些旧案得以重新调查之后，光是美国就查出数以百计的冤案。在这些误判的案件里，大概有四分之一是通过那九个步骤取得证供的。光凭这点就可以看出那种审讯技巧到底有多厉害。
我的目标是要引导候选人承认自己在吹牛，承认自己配不上那份工作。如果他经过这九个步骤的考验依然没有承认我想让他承认的事，我就有理由认为这个候选人真的相信自己条件够好。而我要找的就是这种人。我之所以坚持使用“他”这个字眼，是因为九步模式对男人来说更有针对性。根据我丰富的经验，女人很少去应征那些要求高于自身条件的工作——她们喜欢让自己的能力超过工作要求。而且，突破她们的心防、让她们承认自己不够格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当然，我也常碰到没有供认实情的男人，但那没有关系。毕竟，他们也不会被关起来，只是错过了一份需要在压力下也能保持冷静、平和的管理工作。
使用这套审讯技巧时我完全没有顾忌，在自然疗法、草药和心理呓语的世界里，它就是一把手术刀。
第一个步骤就是正面交锋，很多人连这一关都过不了。你必须清楚地告诉候选人，你知道有关他的一切，也知道他不具备必需的那些能力。
我说：“格雷韦，也许我太心急了，才会说我有兴趣找你谈一谈。”我往后靠在椅子上，“我稍稍调查了一下，结果发现霍特的股东们认为你不是个称职的执行总裁。你太软弱了，没有杀手那样的本能，公司会被收购也是你的错。探路者最怕的就是被收购，所以我想你一定能明白，你很难被视作适当的人选。但是……”我露出微笑，举起咖啡杯，“我们就享用咖啡，聊聊别的事吧。装修进行得怎样了？”
克拉斯·格雷韦直挺挺地坐在仿野口勇茶几的另一侧，直直地盯着我的双眼。他笑了出来。
他说：“三百五十万。当然了，还要加上优先认股权。”
“你说什么？”
“如果探路者的董事会怕我拥有股权后会搞小动作、寻找买家，你可以叫他们放心，只要加上一个条款，声明那些股权一旦遇到收购就作废，我就没有保护伞了。如此一来，我跟董事们就会有共同目标了，就会共同致力于打造一家强大的公司，一家可以收购别人，而非被别人收购的公司。股票的价值用布莱克-舒尔斯期权定价模型来计算，再加上扣掉你那三分之一的佣金之后的固定薪酬。”
我努力挤出最好看的笑脸。“格雷韦，恐怕你把某些事情想得太理所当然了。有几点你没想清楚。别忘了，你是外国人，挪威的公司比较喜欢用本国人来……”
“罗格，昨天在你老婆的画廊，你的口水差一点就流到我身上了。算你有眼光。在你提议碰面之后，我调查了一下你和探路者公司，马上就发现尽管我是荷兰公民，但你其实很难找到比我更适合的人选。所以，问题只在于我没有兴趣。但是，十二个小时足以让人想很多事。例如，他可能会想到，翻修房屋这件差事的乐趣没办法持续太久。”
克拉斯·格雷韦用晒黑的双手环抱胸膛。
“该是我重操旧业的时候了。在我能选择的公司里，探路者可能不是最有吸引力的，但它有潜力。如果管理者有愿景，加上董事会支持，便有望将它打造成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不过，我的愿景跟董事会的是否相符就不一定了。所以，我想你该做的是尽早让我们双方碰面，我们才知道继续下去是否有意义。”
“听我说，格雷韦……”
“罗格，你的方法毫无疑问会在很多人身上奏效，至于我，那一套就免了吧。还有，跟之前一样叫我克拉斯就好。毕竟，我们应该只是随意聊聊而已，不是吗？”
他像要跟我干杯似的举起咖啡杯。我趁机让自己喘息一下，也举起杯子。
“你看起来有点紧绷，罗格。有人跟你竞争这个委托案吗？”
每当我被打得措手不及的时候，我的喉咙总会产生想要咳嗽的本能反应。于是我赶快把咖啡吞下去，否则可能会全部喷在我那幅《莎拉脱衣像》上面。
“罗格，我非常清楚你必须全力以赴。”格雷韦露出微笑，把身体往前倾。
我可以感觉到他的体温，还有一股让我联想到雪松、俄罗斯皮革与柑橘的味道。是卡地亚的男士香水“宣言之水”吗，或是其他价位相当的款式？
“罗格，我一点也没有觉得被冒犯。你是专业人士，我也是。当然啦，你只是为了把客户的差事办好，毕竟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付钱给你的。你对你看中的人选越有兴趣，彻底的调查就越重要。你说霍特的股东不喜欢我，这一招不笨，如果我是你的话，大概也会尝试类似的招数。”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那一套就免了吧”，简直就是把第一个步骤丢回我脸上，我的计谋被识破了。现在他开始采取英鲍、莱德与巴克利所说的第二步，也就是“将嫌疑人的罪行合理化，借此对其表达同理心”。最不可思议的是，尽管我非常了解格雷韦在做什么，这个步骤还是起作用了，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像嫌疑人一样想要供认一切——这种感觉我在书上读到过太多回了。我几乎笑了出来。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克拉斯。”尽管我努力表现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但我还是听得出自己的声音有多僵硬，知道自己的思绪有多混乱。在我有能力反击之前，他又丢出了下一个问题。
“钱其实不是我的主要驱动力，罗格。但是如果你想多拿点钱，我们可以试着把我的薪水提高。增加三分之一……”
……把薪水提高。至此，这次面试的掌控权已经完全落入他手中，而他直接从第二步跳到了第七步：提出另一个选项。也就是给嫌疑人另一个供认的动机。他的手法实在太完美了。当然，他也可以把我的家人牵扯进来，说什么如果我能把薪水拉高，就可以多拿一点佣金与奖金，我那死去的爸妈或我老婆都会以我为荣。但是克拉斯·格雷韦知道那样就扯太远了，他当然知道得非常清楚。我这次真的是遇到对手了。
“好吧，克拉斯。”我听见自己说，“我投降。你说的都对。”
格雷韦又把身子往回靠到椅子里。他赢了，此时他吐了一口气，面露微笑。看起来不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只是很高兴了结了一件事。我在那张心知稍后会被我丢掉的纸上写下：对胜利习以为常。
最奇怪的是，我没有被打败的感觉，只是松了一口气。没错，我还是那么精神焕发。
“不过，客户那边要求我提供一些具体的信息。”我说，“你介意我继续下去吗？”
克拉斯·格雷韦闭上眼睛，把双手的指尖相抵，摇摇头。
“很好，”我说，“那么，我希望你能说说你的情况。”
克拉斯·格雷韦一边说他自己的故事，我一边做笔记。在家里的三个小孩中，他是最小的。他在鹿特丹长大。那是一个乱糟糟的海港，不过他们家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他爸爸是飞利浦电子公司的高层，克拉斯和他的两个姐姐每年都会到位于奥斯陆峡湾的索恩镇，在外祖父外祖母的农舍里度过漫长的夏天，学习挪威文。他爸爸觉得他这个小儿子被宠坏了，欠缺纪律，因此两人关系很紧张。
“他是对的。”格雷韦微笑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好成绩，又是个跑步健将。等到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事可以勾起我的兴趣，于是我开始造访那些‘见不得人的地方’。这种地方在鹿特丹一点都不难找。我之前在那些地方没有朋友，但也没在那里交到新朋友。不过我有的是钱。所以，我开始尝试各种乱七八糟的事：酗酒、抽大麻、嫖妓、小型入室盗窃，然后渐渐开始吸毒。回家时我爸总以为我是去打拳击才被揍得鼻青脸肿，双眼充血。我待在那种地方的时间越来越长，那里的人允许我留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管东管西。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这种新生活。我身边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怪胎，一个他们不能了解的十六岁孤独少年，而我就是喜欢他们的这种反应。渐渐地，我的生活形态影响了我在学校的表现，但我不在乎。最后我爸才惊觉苗头不对，而也许就是这样我才获得了自己一直以来都想拥有的东西：他的关注。他用平静与严肃的语调跟我说话，我用大吼大叫回应他。有时候我看得出他已经处于失控边缘。我喜欢这样。他把我送到奥斯陆的外祖父家，我就是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两年的中学学业。你跟你爸相处得怎样，罗格？”
我很快地写下三个以“自”开头的词。自信。自贬。还有自知之明。
“我们不怎么交谈。”我说，“他和我差很多，不过那都过去了。”
“过去了？他去世了吗？”
“我爸妈死于一场车祸。”
“他是做什么的？”
“外交官。英国大使馆的。他在奥斯陆认识了我妈。”
格雷韦把头歪一边，打量着我。“你想念他吗？”
“不。你爸还活着吗？”
“我很怀疑。”
“很怀疑？”
克拉斯·格雷韦深吸了一口气，把掌心合在一起。“我十八岁的时候他失踪了。他没有回家吃晚餐，而他的同事们说他跟往常一样在六点离开。我妈打电话给警察，警方很快就采取了行动，因为当时欧洲常有富商遭到左翼恐怖分子绑架。高速公路上没有出车祸，没有任何一个叫贝恩哈尔·格雷韦的人被送进医院，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旅客名单上，他的车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进出过。自此他一直行踪不明。”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
“我不确定。也许他把车开到了德国，用假名住进汽车旅馆，想自杀但开不了枪。所以，他有可能在大半夜开车上路，在某个森林里看到一个黑漆漆的湖，把车开进了湖里。又或者他在飞利浦大厦外的停车场被绑架——两个拿着手枪坐在后座的人想挟持他，他们打了起来，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脑袋，当晚他就被连人带车送到废车处理场，压成铁饼后切成许多块。又或者他正坐在某处，一手拿着有小雨伞装饰的鸡尾酒杯，另一手抱着应召女郎。”
我观察着格雷韦脸上或者声音里是否有一丝反应。完全没有。他要么常常思量这件事，要么就是个铁石心肠的浑球。我不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一种。
“你十八岁的时候住在奥斯陆，”我说，“你爸失踪了，你是个问题少年。接下来呢？”
“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中学学业，申请加入荷兰皇家海军陆战队。”
“突击队。充满男子气概的精英部队喽？”
“没错。”
“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会被录取的那种部队？”
“差不多是那样。我被选去参加入伍测验，一整个月都被部队系统化地操练，目的是让我们崩溃。如果通过了测验，就能花四年的时间继续接受磨炼。”
“听起来跟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很像。”
“相信我，罗格，你不可能通过任何电影去体会我们的遭遇。”
我看着他，我相信他说的话。
“后来，我加入了位于杜恩的反恐部队‘特别任务支援小队’，待了八年，获得周游世界的机会。我去过苏里南、荷属西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还有阿富汗，冬天到哈尔斯塔与沃斯市去参加演练。在苏里南的一次缉毒行动中，我被俘虏，还遭到拷打。”
“听起来很刺激。你当时守口如瓶？”
克拉斯·格雷韦微笑说：“守口如瓶？我像乡下妇人似的讲个不停，被那些毒枭逼供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身体前倾。“真的？他们都怎么做？”
回答之前，格雷韦抬起眉头，仔细观察我。“我想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罗格。”
我有点失望，但是点点头，又往后坐回去。
“所以，你的部队同袍们都被干掉了，或者是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没有。当毒枭按照我供出的地点发动攻击时，部队当然都已经撤离了。我在地牢里待了两个月，只能吃烂掉的水果，喝的则是被蚊子下过蛋的水。等到特别任务支援小队把我救出来时，我只剩下四十五公斤。”
我看着他，试着想象他们是如何折磨他，他是怎么撑过去的，还有四十五公斤的克拉斯·格雷韦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跟现在不一样，那是当然的，不过差别也没有那么大。
我说：“所以你退伍了，这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意外。”
“那不是我退伍的原因。待在特别任务支援小队的那八年是我这辈子最棒的一段时间，罗格。首先，一切真的就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子：同袍情谊，忠诚。此外还有我学到的东西，那后来成为我的专长。”
“是什么？”
“找人。特别任务支援小队里有一个负责追踪的小组，其专长就是在任何状况下都可以找到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不论他在哪里。就是他们找到在地牢里面的我。所以我申请调到那个小组——也获准了，在那里学到了所有的技巧，从古代印第安人的追踪术、审讯技巧，到所有现代电子追踪设备的使用。我就是这样才知道霍特这家公司的。他们制造了一种只有衬衫纽扣大小的信号发射器，设想是把它放在一个人身上，通过接收器掌握那人的行踪，就像你在六十年代的谍战片里看到的一样，但事实上，他们从未获得过令人满意的效果。就连纽扣信号发射器本身也不怎么耐用，因为它没办法承受人体的汗液和零下十度的低温，信号只能穿透最薄的墙壁。但是霍特的老板喜欢我，他没有儿子……”
“而你没有父亲。”
格雷韦对我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
我说：“请继续。”
“从军八年后，我到海牙大学去念工程学，学费由霍特公司提供。进了霍特之后，第一年我们就研发出一种可以承受各种恶劣条件的追踪器。五年后，我已经稳坐公司的第二把交椅。八年后，我变成老板，其余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我往后靠回椅子里，啜饮了一口咖啡。我已经得出结论了，这个家伙将脱颖而出。我甚至还写下了“录取”两个字。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犹豫要不要继续下去，也许我心里有个声音对我说“到这里就够了”。又或许有别的原因。
格雷韦说：“你看起来好像还想了解更多东西。”
我避开他的问题，只是回了一句：“你还没有跟我说你的婚姻状况。”
“我已经把重要的事都讲完了，”格雷韦说，“你想知道我的婚姻状况？”
我摇摇头，然后决定赶快结束谈话。但是，命运之神改变了一切，经由克拉斯·格雷韦之手。
“这幅画挺棒的，”他转身对着后面那片墙壁说，“奥培的作品？”
“《莎拉脱衣像》，”我说，“狄安娜送的礼物。你收集艺术品吗？”
“才刚开始，花的钱不多。”
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叫我别开口，但是来不及了，我已经问了出来：“你最棒的作品是哪一幅？”
“一幅油画，我在厨房后面的一间密室里发现的。我们家没人知道我外祖母有那幅画。”
“真有趣，”我说，同时感到内心因为好奇而悸动，一定是因为之前都太紧张了，“是哪一幅画？”
他打量着我，过了好一阵子嘴角才偷偷露出一点笑意。他做出要回答的口形，我心头浮现出一个奇怪的预感。那预感让我的胃一阵抽搐，仿佛我是个拳击手，看到对方一拳挥过来时腹部肌肉忍不住抽动了一下。但是他嘴唇的形状改变了。就算我的预感再强，也料不到他的答案。
“《狩猎卡吕冬野猪》。”
“《狩猎……》”那一瞬间，我突然口干舌燥，“《狩猎卡吕冬野猪》？”
“你也知道那幅画吗？”
“你是说，那幅画的作者是……是……”
“彼得·保罗·鲁本斯。”格雷韦帮我把话说完。
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不过脸上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但是我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闪烁着，好像被笼罩在伦敦大雾里的洛夫图斯路球场的记分板：QPR刚刚从球门上方的角落踢进一球。我的人生从此天翻地覆，我们要进军温布利球场了。
[1]拥有国际声望的雕塑艺术家，对今日的公共花园和景观雕塑有很大的影响。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编者注。
[2]意为致命的弱点或薄弱环节。
[3]挪威大学是不收学费的。——译者注
[4]女王公园巡游者队（Queens Park Rangers）的缩写，主场就是洛夫图斯路球场。——译者注
[5]此句引自《圣经·马太福音》，9:4。——译者注
[6]挪威女商人。
第二部 中计
“彼得·保罗·鲁本斯。”
房间里的所有动作与声音好像在瞬间被冻结了。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狩猎卡吕冬野猪》。当然了，合理的推测是，那是一幅做工精细、价值一两百万的仿制名画。然而，克拉斯·格雷韦声音中的一些东西打消了我的疑虑，也许是他透露出的紧张，也许是他这个人本身。这应该就是那幅以希腊神话中的血腥狩猎为主题的原作，被墨勒阿革洛斯的长矛刺中的那只幻想中的野兽。自从德军于一九四一年洗劫了鲁本斯家乡安特卫普的那家画廊之后，画作就失去了踪影，直到战争结束后，人们仍相信它被存放在柏林的某个地下碉堡里。我不是个艺术爱好者，但我有时候会很自然地上网去研究哪些作品是失踪待寻的名画。而这幅作品过去六十年来一直是排名前十的失踪名画——不过，这应该是出于大家的好奇心，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应该是跟大半个柏林一样，毁于大火了。我试着舔舔上腭，把舌头沾湿。
“你刚好在去世外祖母家中的厨房密室里发现了一幅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画？”
格雷韦笑着点点头。“真有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虽说这不是他最棒或者最有名的画，但一定也价值不菲。”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五千万？一亿？最起码吧。几年前有一幅鲁本斯的画失而复得，《对无辜者的屠杀》，在拍卖会上以五千万的价格卖出，而且是英镑，相当于五亿多克朗。我需要喝口水。
“对了，她会藏有这种艺术品我也没有特别意外，”格雷韦说，“你知道吗，我外祖母年轻时是个大美女，跟挪威被德国占领期间的所有上流社会人士一样，她也同一些德国高级军官保持了友好关系。她跟一个对艺术感兴趣的上校关系特别好，我住在那里时，她常跟我说起这件事。她说，他交给她一些画作，要她帮忙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不幸的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被反抗军处决了，你说多讽刺，当年德国占上风时，那些人都还喝过他请的香槟。事实上，直到波兰装修工在厨房的用人房架子后面发现那扇门之前，我都觉得我外祖母的故事大半不是真的。”
我不由自主地低声说：“太神奇了。”
“可不是嘛！我还没有鉴定那是不是真迹，但是……”
但那的确是真品，我心想，德国的陆军上校哪里会收藏复制品呢！
我问：“你的装修工没有看到那幅画？”
“有，他们看到了。但我想他们应该不知道那是什么。”
“别那么说。公寓装警报系统了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装了。那整条街上的公寓用的都是同一家公司的警报系统。还有，装修工们没有钥匙，因为他们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施工，也就是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通常他们在的时候，我也都在。”
“我想你应该维持这样的装修时间。你知道那条街用的是哪家公司的警报系统吗？”
“那公司叫作三什么的。事实上，我正想问你老婆认不认识什么人可以帮我鉴定一下那幅画是不是鲁本斯的原作。目前为止我只跟你提过这件事，我希望你别跟任何人说。”
“当然不会。我会问问她，然后再打电话给你。”
“谢了，感激不尽。我目前只知道就算那是真画，也不是他数一数二的名作。”
我闪过一个短暂的微笑。“那太可惜了。我们再说回工作吧，我想要打铁趁热，你哪一天可以跟探路者见面？”
“你来定吧。”
“好。”当我低头看着行事历时，许多念头在我的脑海里打转。八点到四点有装修工待在房子里。“最适合探路者的时间，应该是让他们在下班后再到奥斯陆来。而从霍滕开车过来要整整一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找一天，大概约在晚上六点钟，可以吗？”我尽可能轻声说话，但走了音的音调仍不时地跳出来。
“可以。”格雷韦说，他似乎没有察觉到任何异状。“只要不是明天就好。”他补充了一句，然后就站了起来。
“没关系，反正明天对他们来讲也太仓促了。”我说，“我会打你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
我把他送到接待区。“可以请你帮忙叫个出租车吗，达？”我试着从欧达还是伊达的面部表情来判断她对我的简称是否感到不自在，但是格雷韦打断了我。
“谢谢，但我开了车过来。帮我问候你老婆，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他伸出手，我跟他握手时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我会尽量今晚就打给你，因为你明天有事要忙，不是吗？”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在这里结束谈话。就对话的节奏看来，我感到我们的交谈已经结束了，我该说句“再会”作为结束。也许是基于一种直觉，一种预感，也许是我内心早已浮现的恐惧，我才会格外小心。
我说：“嗯，装修可是一件需要全心投入的事啊。”
“不是那样，”他说，“我明天要乘早班飞机回鹿特丹，去接我的狗，它被留置在检疫区了。我要到深夜才会回来。”
“这样啊，”说完我把他的手放开，以免他发现我的身体变得多么僵硬，“是哪种狗？”
“尼德㹴犬。是一种追踪犬，但是跟斗犬一样好斗。如果家里挂了那样的名画，有那种狗看门不是很好吗？你说是不是？”
“的确，”我说，“的确如此。”
狗。我讨厌狗。
“了解，”我听见奥韦·奇克鲁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过来，“克拉斯·格雷韦，奥斯卡街二十五号，钥匙在我这里，一小时内拿到‘寿司与咖啡’给你。防盗铃会在明天下午五点的时候解除。我要编个明天下午才能去上班的借口。对了，为什么那么仓促啊？”
“因为从后天开始，公寓里会有狗看守。”
“嗯。但是为什么不跟平常一样，趁上班时间进行就好？”
那个身穿克莱利亚尼牌西装、戴着极客范眼镜的年轻人从人行道上朝着电话亭走过来。我不想跟他打招呼，所以转身背对他，嘴巴紧靠话筒。
“我想要百分之百确定没有装修工在公寓里。所以你现在就打电话到哥德堡去，跟他们要一幅精细的鲁本斯仿品。仿品有很多种等级，你要说我们就要一流的。还有，等你今晚把蒙克的画拿过去时，他们就必须把仿品准备好。记住，我明天就要拿到手，这很重要，懂吗？”
“懂啦，我懂。”
“还有，你还要跟哥德堡那边的人说，明晚你就会把真画拿过去。你还记得那幅画的名字吗？”
“记得，叫《狩猎加泰罗尼亚野猪》，鲁本斯画的。”
“很接近了。你百分之百确定我们可以相信这个销赃的？”
“天哪，罗格，我跟你说第一百次，可以！”
“我只是问问而已。”
“现在你听我说，那家伙知道如果他耍诈，就永远别想混了。因为只有盗贼才会用最残酷的手段惩罚盗贼。”
“很好。”
“只有一件事要先跟你说一下，我的第二趟哥德堡之行必须延后一天。”
这没什么，我们之前也那样干过。那幅鲁本斯可以安然存放在车顶的夹层里。不过，我还是感觉脖子上的汗毛竖了起来。
“为什么？”
“明晚我有个访客，是一位女士。”
“你必须把约会往后延。”
“抱歉，不能延。”
“不能？”
“是娜塔莎。”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俄国妓女？”
“别那样叫她。”
“她不就是干那一行的吗？”
“我说过你老婆是个芭比娃娃吗？”
“你现在是拿我老婆跟妓女比？”
“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说你老婆是个芭比娃娃。”
“这还算是句人话，狄安娜可是百分之百天然的。”
“你骗人。”
“我没有。”
“好啦，算我服了你。不过，我明晚还是不会去。我已经在娜塔莎的会见等待名单上排了三个星期了，而且我想把过程录下来，做成录像带。”
“录下来？你真是个浑球。”
“在下次见到她之前，我总得有东西看吧？天知道下次见面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大声笑了出来。“你疯了。”
“你为什么说我疯了？”
“你爱上一个妓女了，奥韦！会爱上妓女的，都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你懂什么！”
我哼了一声。“等你掏出那该死的摄像机时，你要怎么跟你的爱人解释？”
“她完全不会知道这件事。”
“装在衣橱里的隐藏摄像机？”
“衣橱？老兄，我整所房子都装了监控摄像头。”
现在奥韦·奇克鲁说什么都不会再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曾跟我说过，他不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童森哈根山上的家里，在那座位于森林边缘的小房子里看电视。还有，如果电视屏幕上出现让他真的很不爽的画面，他就朝电视开枪。他曾经吹嘘过那些被他称为“女士”的格洛克手枪，说它们在击发之前不用竖起什么击锤。奥韦都是用空包弹朝电视射击，但是有一次他忘了自己装了整个弹匣的实弹，一台价值三万克朗的全新先锋牌等离子屏电视就这样被打得稀巴烂。当他不开枪打电视时，就从窗口朝着屋后树干上他自己装上的猫头鹰巢箱乱射。一天晚上，他坐在电视前，听见有东西闯进树林，于是打开窗户，拿出雷明顿来复枪开了一枪。子弹正中那只动物的头部，所以奥韦不得不把装满格兰迪欧萨比萨的冰箱给清空。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他吃的都是驼鹿：驼鹿肉排、驼鹿汉堡、炖驼鹿、驼鹿丸与驼鹿肋排，直到他自己受不了。于是他又把冰箱清空，重新用格兰迪欧萨比萨把它填满。我觉得这些故事的可信度都还挺高的，但是这件事……
“整座房子都是监控？”
“这不是在三城公司工作的额外福利嘛。”
“而你可以在不被她察觉的情况下就启动摄像头？”
“没错。我去接她，之后一起进到我的房子里，如果我没有在十五秒内输入密码的话，摄像头的画面就会传回三城公司。”
“而你的屋子里就会铃声大作？”
“不会，我装的是无声警铃。”
我当然知道事情是怎么运作的，只有三城公司那边的警铃会响。三城公司报警后，警方会在十五分钟内赶到现场，这种操作的目的是不把小偷吓跑，在小偷离开前人赃并获地逮到他们，就算逮不到，也可以通过录像画面指认他们。
“没错，我告诉过值班的那些家伙不要有任何动作。他们只要屁股往那儿一坐，就可以通过屏幕观赏好戏。”
“你是说，那些家伙会看到你跟那个俄……娜塔莎？”
“我总得跟别人分享我的快乐吧？但是，我非常确定镜头不会拍到床上，那可是私密的地方。不过，我会让她在床角脱衣服。没错，就在电视旁的椅子上。她会遵从我的舞台指令，这就是美妙之处——让她坐下，在那里爱抚自己。完美的拍摄角度。我还把灯光微调了一下。如此一来我可以在镜头外的地方打手枪，没错。”
我知道那么多干吗？我咳了一声。“那么，你就今晚来拿蒙克的画。后天晚上来拿鲁本斯的画，好吗？”
“好。你没事吧，罗格？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紧张。”
“一切都很好。”我说，用手背擦擦额头，“一切都好得不得了。”
我放下电话，继续前行。云朵在天空聚积起来，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因为一切都没问题，不是吗？我将会成为千万富翁。我可以用钱换取自由，摆脱一切束缚。这整个世界，这世上的一切——包括狄安娜，都会成为我的。远方的闷雷听起来像是痛快的笑声。接着，第一滴雨落了下来，我在鹅卵石路面上跑了起来，脚底的咔啦声听起来如此欢快。
六点时雨停了，金黄色的阳光从西边射进奥斯陆峡湾。我把沃尔沃停进车库，关掉引擎，开始等待。我身后的车库门关起来以后，我把车内的照明灯打开，打开黑色的文件包，拿出我白天的战利品。《胸针》，又名《伊娃·莫多奇》。
我打量着她的脸庞。当年蒙克一定是爱着她的，否则不可能把她画成这种模样——把她画得像洛蒂，捕捉到了那种沉寂的痛苦和宁静的疯狂。我低声咒骂着，用力地吸气，从牙齿间发出咝的一声。然后我把头顶的天花板装饰取下。这是我自己的发明，用来藏匿那些画作，直到它们被运出国界。做法是先把附着在挡风玻璃上方的天花板衬垫（汽车行业的人称之为头顶衬垫）取下来，然后在里面粘上两条魔术贴，接着再小心翼翼地沿着前座车内顶灯切割，如此一来我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密室”。想要搬运大型画作，特别是那种又旧又干的油画，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把它们平摊放置，绝不能卷起来，因为颜料有可能会裂开，这幅画就毁了。换言之，你需要一个空间宽敞的运输工具，而货车太过显眼了。但是，如果你有一片大概四平方米的平坦车顶空间，你就连大型画作也藏得住，还可以借此躲过海关官员与缉私犬的盘查——幸好它们的嗅觉训练教的不是嗅出颜料或油漆。
我把《伊娃·莫多奇》滑进去，用魔术贴把衬垫固定好，下车后往上走进屋里。
狄安娜在冰箱上贴了字条，说她跟友人卡特琳出去了，大概十二点回来。几乎还有六个小时的时间。我打开一罐生力啤酒，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开始等她。喝完我又拿了一罐，想起某次在我得腮腺炎的时候，狄安娜从约翰·法尔克贝格
的书里念给我听的一句话：“我们都一样，喝多少取决于有多渴。”
当时我因为发烧躺在床上，脸颊跟耳朵都在痛，看起来像一只不停流汗的河豚。医生看过体温计之后说“不是很严重”，我自己也没觉得很不舒服。他之所以会提到脑膜炎与睾丸炎等可怕的字眼，全是因为狄安娜施压，而让他更不情愿的是，他还必须跟我解释，那两种病是大脑与睾丸周遭的组织发炎，但是他立刻又补上一句，“你不太可能生那两种病”。
狄安娜念书给我听，把冷毛巾盖在我的前额。那本书是《夜里四更天》，因为我那有可能发炎的脑袋实在没办法专注在其他事情上，所以我就仔细聆听。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书里面有个教士叫西吉斯蒙德，他喝了很多酒，为了帮自己开脱，他才会说：“我们都一样，喝多少取决于有多渴。”也许这种对人性的看法能让我感到自在吧：如果你只是依照本性去做，那就没有关系。
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是书里面引用了“彭托皮丹的教义问答”，他宣称任何人都能够污染或毁掉另一个人的灵魂，将其拖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再无获得救赎的可能。这一点让我不太自在。这让我想到，就算我从来没让狄安娜知道我赚外快的那些事情，但我还是玷污了她圣洁的天使翅膀。
她就这样照顾了我四天四夜，令我同时感到愉悦与懊恼。因为我知道，如果她只是得了腮腺炎这种小病，我不可能像这样照顾她。因此我感到非常好奇，终于开口问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她的回答可以说既简单又直接。
“因为我爱你。”
“那只是腮腺炎而已。”
“也许是因为以后我就没有表达爱意的机会了，你太健康了。”
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我。
的确，就在我痊愈的那天，我就去接受阿尔发这家猎头公司的面试了，我跟他们说，如果不雇用我，他们就是大白痴。而且，我知道说这种话的时候该怎样展现出十足的自信心。女人的这种告白最能让人忘掉身高缺陷，超常发挥。不管她们是不是在说谎，我的内心会永远对此心怀感激，也会萌生爱意。
我拿起狄安娜的一本艺术书，看看里面有什么关于鲁本斯的事情，写得不多，但是讲到了《狩猎卡吕冬野猪》这幅。我仔细地端详它，然后把书放下，努力想清楚明天到奥斯卡街行动时的每一个步骤。
目的地是一栋公寓，这意味着我很可能会遇上邻居。只要他们瞥见我一眼，就有可能变成证人，就算只有几秒钟也一样。不过，他们不会起疑的，也不会注意我的脸，因为我是穿着连身工作服走进一个正在装修的公寓的。所以我在怕什么？
我知道我在怕什么。
面试的时候他把我看穿了。但是看穿到什么程度？他会不会起了疑心？不可能。他不过就是察觉出了自己在军中曾使用过的审讯技巧，仅此而已。
我拿起手机，拨电话给格雷韦说狄安娜出门了，所以要等他从鹿特丹回来才能告诉他哪个专家可以帮他鉴定画的真伪。格雷韦的语音信箱讲的是英文——“请留言”，我就照办了。酒瓶空了，我考虑换威士忌喝，但又打消了念头，我可不想明天早上带着宿醉醒来。再享受最后一瓶啤酒，太棒了。
等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电话几乎要拨通了。我从耳边拿开电话，急急忙忙地按下红色按钮。刚刚我拨了洛蒂的电话号码——电话簿里我小心地用字母L代表她，这个L曾在来电显示里出现过几次，每次都让我大吃一惊。我们订的规则是由我打电话给她。我点进电话簿里，找到L，按下删除键。
手机屏幕显示：“确认删除？”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还有什么选择。如果按下“取消”的话，我就是个劈腿的胆小鬼，按下“确认”，我就是说谎。
我按了确认键。因为她的电话号码已经深深烙在了我心里，删也删不掉。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终究会渐渐把它忘掉。渐渐忘掉，最后忘得一干二净。我一定得忘掉。
狄安娜回家时距离午夜还有五分钟。
她问我：“亲爱的，你今天都在做什么？”她走到椅子边，坐在扶手上，抱了我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