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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改革的经济效益问题，第二是改革与政权能否相容。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其领导人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实际上，没有任何增加耕地面积的可能性，而且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现代化要靠已投资的资本、生产机器和劳动力收益的增加，由于目前生产率水平很低，所以提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改革得以提高生产效率吗？农业的非集体化已经实行好几年了，它可以使我们作出一些回答。改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好处是惊人的。据中国的统计，８０年代初，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每年提高４．８％。然而，这些好处将减少。因为通过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使用物质刺激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基本结束。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农业的继续增长只有靠技术进步了。但是，农业技术的现代化需要有大量的投资，而国家只能提供很有限的一部分投资。因此，北京的领导人打算把这一技术革命提供资金的任务，交给目前正在中国农村出现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这样一来，政权不仅仅是按改革的经济逻辑来办事，而且也是按社会逻辑来办事了。
但是，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使得纪律松懈了，并且损害了政权赖以表明它的权威的思想基础。尽管中国报界曾大力谴责过“资本主义污染”
，但这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外来的传染之外，还有另一种危险，这就是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颠覆。
作为共产党人和爱国者，中国领导人只能尽力防止改革中出现的这些反面东西。他们认为，现代化的目标是加强中国的实力和使之富裕。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和民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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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掉了，那么，这个现代化就是错误的了。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辩证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他赞成一项大胆的改革政策，又不断呼吁：“要有理想和纪律。”
因此，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打算把长期管理改革的任务交给党来负责。
通过整党运动和大量吸收新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富裕农民）
入党，使经过革新的党既是政权和国家统一的保证，又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
１０２
〔美〕迈斯纳：
邓小平得到了人民的爱戴
莫里斯·迈斯纳是美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知名学者。
１９８６年，纽约自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大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立即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好评，莫里斯·迈斯纳也被人们看成是这方面的权威而随之声誉倍增。
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书评说：“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已是浩如烟海，但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却寥寥无几，而本书当然属于寥寥无几之列。这本由迈斯纳所著的书，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中肯地评判了人民中国在本世纪四分之一多的时代里所发生的那些天翻地覆而又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它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著名刊物《图书馆杂志》也发表文章说：“在迈斯纳的这本书里，几乎没有放过人民中国的任何重要问题或任何重要的历史时期，而且其观点新颖，评价公正，并常常闪现出令人吃惊的真知灼见……本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政治冲突……都进行了富有条理的分析，对那些想要了解当代中国的人来说，本书会使他们受益非浅。”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莫里斯·迈斯纳在该书第２３章《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自“四人帮”倒台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指出“已经取得的许多积极的成就应该归功于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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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的政权“。他还指出，”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基础之上的“
，邓小平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的力量和机敏的策略，他得到了大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
，“得到了军方将领的广泛支持”
，“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
，“赢得了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的千百万人的同情和支持”。西方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使中国逐步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莫里斯·迈斯纳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既要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又要建设起社会主义”。在西方学者当中，他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真知灼见。
下面的段落是从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
邓小平是最后一位著名的“五四”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在２０年代初期，他就是党的积极活动家。他对于毛泽东漫长的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使他在解放后身居要职。在１９５６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刘少奇一起分别向大会作了主要报告（１９４９年以后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其精神及其成就在后毛泽东时代又得到重新肯定并倍受推崇）。
邓小平还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这加强了他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密切联系。
但是，在１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却被定罪为“中国的第二号赫鲁晓夫”
，并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劳动。
１９７３年，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被召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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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了他的高级职务；不久，他又被作为病危的周恩来的当然接班人。
在１９７６年４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邓小平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被解除了职务。在毛泽东政权的最后几个月的阴暗岁月中，由于“四人帮”的迫害，邓小平来到了中国南方。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老战友给他提供了保护。
邓小平的政治意志从未泯灭……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的逝世和其后的“四人帮”被粉碎为邓小平东山再起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复出并独掌大权使他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外国记者喜欢用的一个微妙字眼）
，这一状况要求结束粉碎“四人帮”
时结成的政治联盟。
这一政治联盟是由华国锋领导的。他领导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政治行动，并在这一进程中使自己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班人。导致邓小平权力上升和华国锋下台的进程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邓小平无情而又老练地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并没有引起带来“大规模动乱”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有这些，是邓小平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邓小平之所以能成功地掌握权力，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力量和机敏的策略，而是因为他得到了大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他的老朋友。他还得到军方将军们的广泛支持，这是他在战争年代与红军将领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的结果。邓小平经常陈述的共产党应该坚持其传统的列宁主义准则的观点，他关于提拔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
（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四人帮”及华国锋那样，坐“直升飞机”上）等看法，都迎合了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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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的领导人的利益及其观点。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其灾难性后果之后，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安定对文职和军方的高级官员似乎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越来越把邓小平视为自己当然的领袖。
除了老干部和军队将领之外，邓小平还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自从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大”以来，邓小平一直维护知识分子的利益。在１９７５年制定的政策文件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并允诺要给知识分子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业务上更大的自主性。因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邓小平看作是受人尊敬的周恩来的当然的接班人。
因此，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以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政治支持为基础的。但是，给予邓小平领导的政治联盟以强大动力的是“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是“文化大革命”
的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严惩邪恶的强烈要求。邓小平本人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实际上他曾两次受害）
，这个事实使他赢得了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的千百万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文革”中受到清洗和侮辱的党的干部、遭到批判和迫害的知识分子、１７００万被送往农村的知识青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受到政治批判因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摧残的普通群众——所有这些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上。
邓小平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华国锋则背负着沉重的政治负担。如果说邓小平获得了中国军方和政府机构领导层的强有力的支持，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跃居高位的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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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只能代表政权机构中不太重要的那部分人，即绝大多数是在１９６６年及以后的政治事件中受益的、由基层干部组成的乌合之众，不过，他们缺乏在中央一级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能力；邓小平保证要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这使他至少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华国锋既不拥有政府机构的可靠的权力基础，也得不到整个社会有意义的公众支持。
实际上，在毛泽东逝世后的危急关头，也正是由于他缺乏权力和声望，才使他成为一个可以为政权机构不同利益集团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并使他得以领导对“四人帮”的清除。但无论是作为一个革命家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策略都使他不具备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暂时空出来的职务的资格，为了保住他已经占据的最高职务，他只能维持毛泽东的遗产和“文化大革命”的遗产。
当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受到公开批评时，他除了这样做以外也别无选择。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遗产既是华国锋的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是导致他不幸的政治命运的媒介。他既不能放弃这份遗产来巩固政治权力，也不能依赖这份遗产来使自己在政治上生存下去。
华国锋本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也加速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可避免的倒台。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他还坚持由“四人帮”煽动起来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已成为一个时代错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坚持这样做。打倒“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发动了清洗“四人帮”
“隐藏的帮派分子”的运动，从而破坏了他本来可以聚集的支持自己的力量。华国锋的“百花齐放”政策促进了城市中强大的反毛泽东主义（拥护邓小平）的舆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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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现。
他错误地制定的１０年规划反映了他的无能。
华国锋本人平庸的个性和政治上的优柔寡断更使他难以巩固自己继承的最高职务和权力。因此，面对党的高级领导层和日益强大的公众舆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要求，他无力加以拒绝。
１９７７年夏季，邓小平正式恢复了他在１９７６年初第二次被打倒前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久，他与华国锋、国防部长叶剑英一起成为中国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一。
一旦重新获得了近乎最高领导权力的地位后，邓小平便不再愿意与华国锋平分权力，这是毫不奇怪的。人们没有忘记，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最高政治权力层的时候，正是邓小平遭到清洗和蒙受耻辱的时候。如今，邓小平决心确保自己及其军队盟友们的最高权力。在通常公开的“安定团结”的口号下，政治局内的邓小平的“实践派”与被讥讽为“凡是派”的人展开了新的斗争。前者打着尽管有些迂腐但在政治上却十分重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后者则以华国锋为代表（即使不是必然由他领导）。在整个１９７８年，邓小平的权力和威望不断上升，由于在官僚机构中不断清除掉了“极左分子”
，这就为邓小平的新旧政治盟友提供了许多空缺。邓小平成功地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保证给知识分子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结束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信任的状况，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给知识分子以业务上的自主权，在现代化的高教体制中给知识分子更多的机会并扩大他们的权威。
他还暗示要实行开明的改革和政治民主化。
“文化大革命”
前的一代老干部的地位持续上升（由于对在“文化大革命”中
７０２
及以前被打倒的毛泽东的老对手们实行“平反”
，因而扩大了老干部们的队伍，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又进一步加强了邓小平的权力。被平反的还有１０万政治犯，其中有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和其他人，他们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后被关押或在政治上被打倒的。
在１９７８年的“拨乱反正”中，政治意义最为重大的莫过于党对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结论。当时，官方曾谴责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行动”
，这一事件成了第二次打倒邓小平的借口。但是，在１９７８年秋季，曾在１９７６年下令民兵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市市长吴德被解除了职务，天安门的示威被宣布为“革命事件”。
官方的舆论工具如今大张旗鼓地歌颂两年半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示威者们的英雄主义。在党作出这前后两次结论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天安门事件作为群众反对专制的民主要求的表现而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当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周围不断发展时，党的领导人在俯瞰广场的会议厅里集会，准备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２２日正式召开。
事实表明，这次全会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及其“实践派”的一次决定性（即使还不是完全的）胜利。一大批邓小平的支持者进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使邓小平能有效地控制这两个机构。多次被称为“凡是派”
的成员暂时还没有被正式解除党内职务，但是，他们负责的比较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已转手他人。华国锋依然是党的正式主席，但是在全会上他除了这一头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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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已没有任何实权。在全会上，华国锋被迫作了“自我批评”
，此后他便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仅仅行使一种形式上的职能。
１９８１年，华国锋不得不交出他的政治头衔和权力。
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最受到颂扬的决定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不久，经济改革就成为后毛泽东时代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
继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北京的三中全会上获得胜利之后，邓小平又于１９７９年１月底成功地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它标志着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正是邓小平在政治上交的好运，才使他得以完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在７年前开创的这一外交历程。这使邓小平本来就已十分引人注目的形象又在国外增添了光彩。
但是，邓小平很快发现他在国内有着对手。
１９７９年初，曾经在１９７８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帮助过邓小平巩固权力的民主运动，无论在成员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在增长。……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并否定党的政治领导。一些人还重新提出了过去的极左主张，认为中国存在一个特权“官僚阶级”的统治。
１９７９年春季，政治开始作出反应，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组织，逮捕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如今，牢固地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最高领袖”地位的邓小平，谴责这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犯罪分子，指责他们恢复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有害的政治方式，因此，他要求取消“四大”……
在控制下层民主运动的同时，邓小平也在上层巩固他对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所有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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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派”
的人从权力位置上撤换下去，并换上他所信任的人员。
１９８０年２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凡是派”的多数成员被撤了职，其中有汪东兴。直到１９７６年逮捕“四人帮”时，他一直是中央警卫部队的首脑。还有原来大寨大队的领导人陈永贵，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跃居政治局委员。
“极左分子”担任的职务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右派分子”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接替。为刘少奇平反，最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潮流，这位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最突出的列宁主义者在死后又被恢复党籍，“文化大革命”
对刘少奇的清洗被指控为“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不久，在一种彬彬有礼，但却十分重实效的气氛下，华国锋正式在政治上倒台。……
１９８０年９月，他正式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以让位于邓小平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赵紫阳。
而在同年年初，决定恢复党中央书记处（邓小平曾领导过这个机构，后来被毛泽东废除）
，华国锋本来就没有实权的党中央主席职务已纯粹成了一个空名。邓小平最亲密的追随者胡耀邦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
１９８１年６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默默地放弃了党的主席职务这一空名。在这次会议上，党还作出了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一年后，华国锋又失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随后便仅仅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３４８名委员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这是安排给这位毛泽东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一位接班人的荣誉位置。
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已有４０００万之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一手创造的政治新秩序奉为神圣。
邓小平称这次大会是自１９４５年以来党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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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批准了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很快便开始了部分改革）及党的人事变动。胡耀邦总书记被确认为党的领袖，废除了党的主席一职，这使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与苏联共产党十分相似，……
大会指责许多基层党员具有极左倾向，极左一词现在被广泛用来指对执行邓小平的政策缺乏热情或缺乏效率。尽管邓小平宁愿在幕后领导党，安排自己的信徒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但是，在１９８１年，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也确实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怀疑。
毛泽东评价问题
邓小平建立后毛泽东的秩序不仅需要清除他的政治对手，启用忠实于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而且还需要破除对毛泽东的神话。……毛泽东曾预言，未来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
，而他的继承人则决心证明，决不会再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业。这不仅因为，已故的主席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还因为，对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不管他们对这位他们与之长期共事的前领导人个人怀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奉行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回溯到历史上的毛泽东。正是出于这些历史的和政治方面的考虑，１９８０年夏，当党的高级领导人起草关于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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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一次很能反映邓小平心境的讲话中，邓小平谈到，要对毛泽东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同时提醒人们说，否则，“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
但是，邓小平的目的并不是把毛泽东与“四人帮”联系起来对待。邓小平恰恰是要通过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区别开来以拯救历史上的毛泽东，尽管他现在所拯救的是一个声誉已大大降低并且也像普通人那样犯过错误的毛泽东。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分开是通过区别“错误”与“罪行”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区别是１９８０年夏天由邓小平决定的。
……邓小平的许多意见都强调要“肯定”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并批评他的政治思想错误。虽然有一些党的干部（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对毛泽东抱有怨恨，但是，邓小平和党的其他老干部却意识到了把毛泽东作为革命合法性的象征在政治上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大多数后毛泽东时代的党的领导人私下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比１９８１年６月通过的决议的评价要低，但是，官方决议在批评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同时，又对他作出了赞扬，这决不只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要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它还反映了现在的领导人对早期毛泽东的真正的尊敬和由衷的钦佩（如果不是装模作样的话）
，即对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中华民族的解放者的毛泽东，以及在受“错误的‘左’倾”观念影响前曾经（一度）是一个杰出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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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现代化论者的毛泽东的尊敬和钦佩。
那些蒙受过多年耻辱，有时还遭到过迫害而现在又重新获得权力的党的老干部，十分留恋地怀念在自己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以及在５０年代初期和中期领导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毛泽东。他们把５０年代前７年视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邓小平及其伙伴来说，他们对毛泽东的赞扬决非仅仅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他们还力图恢复１９５７年前，即在毛泽东还没有陷于有害的极左和乌托邦观念以前的“纯粹”的毛泽东主义。正如老资格的经济决策者陈云所评论的那样：“如果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去世，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
３１２
〔美〕布莱：
邓小平第一个洞察到“两个凡是”的错误
杰斯·布莱是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在他的《胡耀邦传》一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特别是作者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材料，怀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对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刻意进行了描述，对于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粉碎“四人帮”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照搬毛泽东晚年的“左”的一套，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对于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抵制，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同胡耀邦与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动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他在听取胡耀邦汇报说在复查、平反“文革”的冤案、假案过程中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感到为难时说：“怕什么！
‘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说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说：”我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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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电话挂了，邓小平又对胡耀邦说：”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不能再待了。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１９７８年春天，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党校理论动态组改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发表后在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这场大讨论的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下面两段文字摘译于杰斯·布莱的《胡耀邦传》，文字虽然不长，但仍可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背景材料”
，更加全面地了解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１９７８年５月，邓小平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发出挑战。
中共中央随之引起不安。当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他虽然得到消息，却并不在意。
１２月，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安排在“工作会议”
（即预备会议，例称“打招呼会议”）上发起总攻，以压制主张“两个凡是”
观点的华派人物……三中全会举行大辩论，邓派取得压倒性胜利。邓的领导地位正式被确定。
香港一些小道消息对此事的报道颇为精彩，现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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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夏，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执掌大权。
是年底，胡耀邦、胡乔木两人得到重用，胡耀邦接替郭玉峰任中央组织部长，胡乔木则出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随之而来的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中，他们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事先得从杨西光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说起，杨是中共为数众多的笔杆子之一，对理论问题素有研究。
“文化大革命”前，杨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教育、宣传等工作，地位次于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蜂拥而起，翻江倒海，差点把杨斗死。
“四人帮”垮台前，杨已获解放，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时，正好《光明日报》缺总编辑，胡急需选调一位有理论水平者担任此职，以为臂助。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调杨西光担任此职。杨上任后不久，正好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以前是政教系讲师）写了一篇文章投到《光明日报》，杨看后认为可以刊登，就送给胡耀邦看。最后，经过胡、杨商量，征得邓小平同意，《光明日报》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决然首先发表此文。
接着，《人民日报》，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因为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由此引发了“实践派”与“凡是派”的全面交锋。这场争论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自不待言，至今仍能感觉到它的余波。……
后来，《人民日报》公开透露：１９７８年４月上旬，“他（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光明日报社、中央党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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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当面给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
“最后定稿的这篇文章，既保持了作者的原意又加强了现实的针对性”
，“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针对什么？向谁战斗？这是不言而喻的。鼓励他写这篇文章的也不只是光明日报社，还有邓小平和胡耀邦。
“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凡是派”
全被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据悉，《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该文发表后，汪东兴、纪登奎联名致电华国锋，汇报此事，并认为此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因而向华请示应付的方针，华接报后，力主慎重态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中心论点，就是否定“凡是派”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说的话，都是真理”这样一种观点。由此推而论之，毛泽东也难免有错误，既然毛泽东也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这个推论出来的结论符合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的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因而得到普遍支持，华国锋想压也压不住了。
邓小平、胡耀邦联手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掌握了宣传上的主动权以后，接着便团结和分化华国锋左右的元老实力派。
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安排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他请陈云带头讲话。陈云在会上首先驳斥“凡是派”关于全盘肯定“毛泽东路线”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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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
、“三七开”
、还是“四六开”
……，我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遵义会议起到全国解放，也就是１９４９年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
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５０年新民主主义时期至１９５７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１９５７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蛮干，到１９６５年止，其间毛泽东从１９６１年起退居第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转机。但在他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１９６６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剧，他是最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陈云作了评毛泽东的发言后，在工作会议上，“凡是派”
与“实践派”的交锋十分激烈。据后来传达报告说：“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主动找胡耀邦商量，认为会议上群情激昂，踊跃发言，应该让大家把话讲完。”由此看来，胡耀邦很可能是会议期间主论派的头面人物。等到华国锋察觉才去找胡耀邦讲话时，一切都已太迟了。
这次工作会议，为邓小平领导的实践派铺好了以后拨乱反正、实行改革的道路。……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实践派的路线和方针，决议今后全党都要遵照执行。
由于三中全会决定华落邓起，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要实行一条与以往３０年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因而，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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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视为一生中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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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米切尔：
邓小平主张改革制度化
费朗兹·米切尔是美国知名学者。多年来，他密切注视中国的改革进程，悉心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
１９９０年，威斯特维欧出版社出版了他和其他人共同撰写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一书，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米切尔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变化，对邓小平推行的许多方针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评价。当然，作为西方学者，他的一些用词、提法，他的某些主张难免有我们不能苟同的地方。
下面的文字是从《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一书中摘译的。
在邓小平看来，党本身要在经济、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转变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毛泽东却把党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走向共产主义。邓小平则将党视为驾驭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同样目标有秩序有纪律前进的手段。在坚持全部目标的基础上，必须承认，这些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矛盾的作法是合情合理的。
为了使党员群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力图把贯彻党的总路线与政府和地方权力机关的具体管理区分开来。他谈到，在党和政府的横向分工上，在中央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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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纵向分权上，要将权力分开。尽管这样，由于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并要服从党的纪律，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因而，从理论上讲，难以超越这种在民主集中和权力分开之间的困境。
关于党政分开，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８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现在常常作为给政治改革提供了根本方向的经典原则而被引用——“一切在政府权限内的事情都将由国务院和各有关地方政府讨论。中央和地方党委将不再在此类问题上下达指示和作出决定。”
他们仅行使“政治上的领导职能”。这种权力分开将扩大到地方工厂。邓小平建议，在一个工厂当中，厂长在党委领导下承担一切责任，党委仅处理重要的政治事项和原则问题，所有与生产、管理有关的事情将留给厂长处理。
邓小平采用一些新的法律秩序应用于党，目的不过是为了制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以防止“文化大革命”
的重演。
干部们对法律应遵守到什么程度？
这仍旧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党的领导地位妨碍了对法律的真正服从，不过邓小平的本意就是清洗党本身。
正如同他刚开始复职时所说：“正像国家必须有法律一样，党必须有规章制度。”
邓小平的整党运动和以前的区别在于，邓小平是逐渐把运动推向深入，以便避免毛泽东时期那样，给党内生活突然带来一场混乱。正式的整党像以前一样，是建立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之上的。党员必须读书，对掌握有关文件内容的情况要进行测试。但事实上，他们以前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活动对他们能否度过这一关很可能十分重要。那些在红卫兵组织中曾经很活跃的人物，那些在“文革”
中曾经捞到权力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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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那些曾经参与“打、砸、抢”的，或被逐出领导岗位，或至少降级使用。
４年后发表的有关这次运动结果的最后报告表明，２０余万党员被开除，３２．５万余人被降级。尽管这一数字不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这种情况对党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和邓小平实行的总政策相一致，这次整党与毛泽东时期的政策应该有所不同，实际上，那些被解职的人只是从有关岗位上撤下来，并没有像毛泽东统治时期那样，对个人予以法办。那时，被清洗的干部遭到人身侮辱，甚至丢掉了性命。
为代替那些被除名的人，补充新成员时，强调了要吸收知识分子和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在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６年吸收的６００多万人当中，２２％的被看成是“专业技术人员”。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旨在把中国军队的根本地位改变过来，从制定政策的力量转为专业的陆、海、空军力量，必须使军队服从改革后的党的指示。把军队转变成为一个能够在海、陆、空主体战争中对付装备已现代化的敌人的武装力量。使军队不是支配，而是执行党的政策，是邓小平改革方案中最难实施的一部分。
１９７５年，即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年，周恩来把流放中的邓小平调回北京任副总理，邓当时考虑并且宣称必须进行军事改革。邓恢复了军委副主席职务，并兼任总参谋长。
邓小平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解放军将缺乏战斗力。那时，中共领导人经常担忧的是苏联进攻的危险。在邓小平的改革计划中，军队要巩固，首先须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开始。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所谓军队高级将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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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山头主义。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４日，邓小平对中央军委本身提出了同样的批评。邓直言不讳地用五个字概括了军队的缺点：肿、散、骄、奢、惰。邓小平建议抓好军队的党支部，训练陆海空军联合部队，把干部从一个单位、部队调到另一个单位、部队。
从高级将领到下级官兵，都给予在军校受教育的机会。为处理部队超员问题，邓小平建议过剩的军官转业。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了军队改革的整个计划方案，正像后来所实行的那样。
１９７７年，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终于在最后再一次获得权力。他向军委发表讲话，在９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改革方案，它们几乎涉及军队工作的每一个方面，显然十分重要。
邓小平想干的，确实是一次大清洗，清除所有“四人帮”的继承者，参加过：“打、砸、抢”的人，和所有政治上不健康的人。必须把这些人撤下去，至少部分地撤下去，由右翼青年干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取而代之。因为这也是为了改善军队的低水平教育状况而进行的清洗，因而这也同样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其次，邓小平建议在现代战争中，要实现武器装备和训练的现代化。因为，在边界线上，已不再存在与苏联发生直接战争的危险。因而，邓小平认为，对军队从根本上进行改组的时候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