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根据文件，军队必须得到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为军队服务，而且为官兵转业、复员到社会上作准备。
官兵将为以后在工业、农业、科技等领域工作而接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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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邓小平列举了在军队中实行严格纪律和消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任人唯亲现象的必要性。
尽管采取这些措施时，在提法上小心避免使解放军高级将领疏远起来，但还是和毛泽东过去的政策分道扬镳了。不过，这为建立现代化、专业化的陆海空军力量打下了基础。
该计划于１９８３年开始实施，在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７年之间，裁减了１００万军队，７到８万军官或退休，或转业到地方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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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兰契奇：
邓小平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
兰契奇是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他曾采访过中国许多党政军领导人，并写过不少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兰契奇来自于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他看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与一般西方记者相比，自然有他的独特之处。下面的文字是从他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４日发表在南斯拉夫《政治报》上，题名为《邓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文章中摘译的。
中共中央的一位代表在同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谈话时说，中国目前正在为下个月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准备，会上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改选的实质并不在于扩大党的最高机构，而在于使最高机构的成员年轻化，年纪大的成员将退出繁忙的政治生活，代替他们的将是比较年轻的人。
前提是，这些新上来的人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同时又有更多的知识和受过更多的教育，尤其重要的是，具有更大的决心和热情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实行宏大的现代化计划。
自毛泽东逝世后近９年来，党的领导机构更新过两次，一次是在十一大上，一次是在十二大上。
虽然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１年，政治局选入了比较多的比较年轻的人，但是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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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操心的一件事。
邓小平当时就主张制定干部政策，首先制定出至１９８５年的，然后制定出今后１０年的干部政策。
在３年前召开的十二大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年轻化了。
１１３名在中央任职的中央委员当中，４８％是第一次选入党的最高机构，在地方上工作的中央委员当中，有一半是第一次选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平均年龄为６５岁。
这些新人当中，大多数属于邓所说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人，以及“又红又专”的人。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替代年龄大的，而且也是一些致力于改革的人，不过地位越高，属于“第一梯队”的人就越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党的领导面临着“第二梯队”迅速赶上“第一梯队”的问题。许多“第二梯队”的人正接近７０岁而不是６０岁。
去年１０月，邓小平再次告诫说，必须加速党的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的年轻化。他说：“我们总的形势是稳定的、团结的，不过，如果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障碍的话，那就是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这么难，或者看来比在其他国家难呢？
原因很多。有传统方面的因素，甚至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习惯看法，以及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做法。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年纪越大，越英明，还认为，真正的革命者是决不下台的，而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
直到不久前，退出政治地位并不因为是年龄关系，而是因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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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犯了错误，或者不同意现行政策。中国目前尚无具有法律效力的退休法。最后还存在一种普遍的固定看法：有权就好办事，因此通常很少有人自愿下台，领导班子年轻化一事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是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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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阚哈叶：
邓小平，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
阚哈叶是美国研究邓小平的知名学者，曾有《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等专著和论文行世，下面的两段文字是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中摘译的。
在第一段文字中，阚哈叶谈了他对邓小平的整体印象。他认为邓小平“是一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在第二段文字中，阚哈叶描述了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问美国的情况，赞扬邓小平在美国“显示了他的魅力、智慧和直爽”
，说他“立即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心”。
（一）
邓小平这位推行务实改革的设计师，并不是继承毛主席的最合乎逻辑的候选人。邓小平和毛泽东完全相反。毛泽东身材高大，具有超凡的领袖魅力，邓小平则个头矮小，似乎还有些腼腆。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陶醉于诗词的幻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毛泽东相信，中国可以先于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苏联，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惰性，旧的习惯，封建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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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和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些构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伟大领袖”带领红卫兵们向这些人类弱点的堡垒发动进攻，打倒了他以前的同事和自己党内的领导成员。据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有１亿人。
官方估计，有３．５万人死亡，其中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
因而，毛主席的逝世使人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邓小平明了而实用的施政方针（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迎合了毛泽东之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
他没有高喊什么口号，而大谈提高生活水平。他看不起那些理论家，并批评他们死抱教条的保守主义。他强调中国需要从西方获得知识和技术，以实现国防、农业和工业的现代化。他拨动了无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恐怖岁月的人的心弦。邓小平属于他的时代。
（二）
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号召增进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联系。这被称之为对外开放政策。其目的不仅是获得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希望通过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来刺激中国停滞不前的经济。
与这一新政策相配合，北京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
中美已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邓小平对美国进行的访问获得了成功，这使中美关系的新的篇章更加富于戏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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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到达华盛顿，开始了第一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官方访问，邓小平九天之行的目标在于巩固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
１月２９～３０日和１月３１日，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一系列会谈，两人签署了文化和科技交流协定。……
除了这些正式协议之外，北京还原则上同意，允许美国新闻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卡特称这些协定代表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两国“将就关系全球利益的共同的问题定期进行磋商”。但是，卡特也承认：“当然，美国的安全考虑与中国的不完全一致，中国也不会分担我们的责任”。
邓小平称赞这些协定“意义重大”
，并提到“这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他补充说：“有更多的双边合作领域和渠道等待我们去开拓。”
１月２９日，与卡特进行第一轮会谈之前，邓小平在白宫草坪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上发表演讲，他强调了苏联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问题。邓小平没有直接点苏联的名，但他警告卡特说，战争的危险在增长，“我们两国有义务共同努力维护和平”。
离开美国之前，邓小平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苏联是“战争的温床”
，并警告说，莫斯科的军事力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因此，他建议美国不要签订任何限制武器发展的协议。
２月１日，美国和中国就卡特与邓小平的会谈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不指名地批评了苏联。不过，由于华盛顿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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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批评的调子放低了。
中国要求把“霸权”一词写进公报中，北京用这个词指称苏联扩张主义。美国则坚持加上“控制他国”一词，概指所有形式的侵略。最后，公报中这样写道，美国和中国“重申它们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公报还注意到卡特与邓小平签订的协定。
新闻公报是根据中国人的要求发布的。他们认为这要比官方联合声明显得非正式一些，约束力也小些。
１月３０日，邓小平在国会上会晤８５位美国参议员时，谈到了中国对台湾和越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他说，中国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并“完全尊重”岛上的现实。但这位副总理又说，他不能讲排除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样的话，因为那会使他的政府将来在与国民党就统一问题谈判时，选择的余地缩小。
邓小平还公开提出中国有可能对越南用武，以解决越南入侵柬埔寨引起的争端和中越边界的紧张局势。一位参议员引用他的话说，为了保卫中国边境，“我们需要有适当的举动，我们不能允许越南为所欲为。”邓小平说，越南正在寻求“地区霸权”。
除了与总统会晤和签署公报这类官方事务之外，邓小平的华盛顿之行被大部分观察家看作是显示力量的外交旅行。
在接二连三的会见、午宴和私人交谈上，邓小平显得和蔼可亲，表现了他的魅力、智慧和直爽，立即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心。
２月１～５日，邓小平相继访问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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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之后，结束了他对美国为期９天的访问，使中国关于要求美国为其现代化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更为惹人注目。
２月８日，回到北京之前，邓小平在东京停留两天与日本官员举行会谈。
２月７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时，批评美国对伊朗问题不够坚定，并说华盛顿对付古巴的措施“是不好的”。
邓小平当时对田中说：“如果伊朗的混乱局面持续下去，将在沙特阿拉伯产生连锁反应。有迹象表明，这种连锁反应已经传到印度。印度似乎已准备好在柬埔寨建立伪政权，如果它被要求这样做的话。”
邓小平还告诉大平正芳首相：越南入侵柬埔寨，它必须受到“惩罚”
，北京将不得不实行“禁运”。
后来，大平在议会说，他并不认为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想对越南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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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石池雨：
邓小平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
石池雨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研究中国对外政策问题的知名学者。
１９９０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下面的文字是从该书摘译的。
石池雨认为，“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
，虽然，“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
，但邓小平“并没有强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
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的立场上作出上述评论的。
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
５０年代末，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提倡集体领导，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面对“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邓小平支持刘少奇调整政策，扩大自由地，使单个的家庭对分给他们的２块土地的经营效果负责。邓小平有句很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来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哲学被称为功利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
邓小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实际上，提出这种观点是为了不让激进分子们搬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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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思想来阻挠他的现代化计划。另一方面，他积极提倡补充新鲜血液。为确保他身后能平稳过渡，他准备好让第二代干部接替第一代干部。为此，他推行了强迫退休的政策。
邓小平号召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由于裙带关系、懒散和低效，官僚机构变得腐化起来。邓小平千方百计在这些机构中推行制度化，并注意到中国数千年来始终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经过反复考虑，他辞去了副主席职务，而在他选定的接班人背后施加影响，希望这种方式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法制化的领导体制。他还努力精简机构和军队，并对中级官员强制实行这种或那种专业培训。
邓小平推行大胆的经济政策。他把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他认可了对个人实行物质刺激的合法性。他的政策允许个人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范围远比以前宽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政治挂帅”变为“经济挂帅”。就整个经济来看，他并没有强求一种不切实际的增长。
他首先在农村推行改革，并取得了成功。
１９８４年起，他开始在城市推行他的改革计划。为刺激工作的积极性，实行了按劳分配，允许存在收入差别。
到１９８６年，几乎没有人怀疑，邓小平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他为责任制经济奋斗了几十年。他不喜欢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但在１９７８年前，他未能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
８０年代初，他几乎获得了制定中国发展政策的全部权力。
计划经济的一些信徒们试图使他的步子放慢一些，但他不会轻易作出妥协，因为这也许是他推行自己政策的最后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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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把谋求平衡运用到了处理外交问题上。他历来以对俄国人态度强硬著称，但他也和刘少奇一样，始终认为与苏联保持和平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在处理对苏联的关系时，他极力把政治与经济分开。另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美关系尽管时有波折，但还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美国帮助，邓小平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暗示美国的新朋友们不要利用这种朋友关系。邓小平时常提醒美国，他对现存的美台关系不满。
一位女网球运动员叛逃到美国后，他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时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质问说，美国人怎么能不把他们朋友的女儿送回家，而过继给自己。
中国外交界人士多次指出，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将遇到危险。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既然是朋友，就不应该干涉别人的家事。对中国人来说，朋友关系很容易发生变化。
邓小平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政治前提是，苏联从中国的边境地区和从中国的邻国撤军。
朋友就不该包围对方。
１９７９年的中越战争，被看成是由于越南进攻中国的盟友波尔布特，而对越南进行惩罚。越南的作法不可思议。中国曾倾全力援助越南人的事业，但此时却发现这位“小兄弟”背叛了“老大哥”。这两位以前的“兄弟”之争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显而易见，邓小平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们的行为像个朋友。不但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提法失去意义，而且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也逐渐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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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只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由于中国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霸权支配的世界的革命领导者，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义务感也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也宣称愿与国民党谈判，只要他们接受中国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就允许他们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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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魏克德：
邓小平不搞阴谋诡计
埃尔维因·魏克德是德国外交家。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他担任联邦德国驻我国大使，会见过我国不少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多次见到邓小平。
他出使中国期间，正是中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通过拨乱反正，开始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他目睹了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继而第三次复出的过程，目睹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包袱重重的中国开始甩掉包袱，轻装上阵，焕发出新的生机的惊人变化，对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高兴和鼓舞。
魏克德结束在华使命，返回故国以后，写下了《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我在中国当大使》一书。书中披露了作者在华期间亲身经历过的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特别是介绍了他多次与邓小平交往的不少材料。作者用夹叙夹议的手法，谈到了对邓小平的印象、对他的评价。在西方人士谈论邓小平的言论、著作中，魏克德的这部书是材料比较直接、观察比较细腻、立论比较公允的一部代表作。
有必要指出，国外不少人把邓小平看成是所谓“自由主义者”
，魏克德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还特别指出，邓小平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魏克德的这一见解显然是正确的。
下面的文字是从魏克德先生的回忆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我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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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使》一书中摘译出来的。
他身材矮小，也许他是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人物中最矮小的一位。但如果国家领导人排列站队时，可以肯定，他不是站在最后，而是站在最前面。
他和其他中国领袖人物一样，很少谈自己的事，但却非常健谈。他不谈他本人和他家庭的不幸遭遇。他遭到过谴责和诽谤。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对他的攻击是如此蛮横，以至人们为他的生命而感到担忧。他的一位亲密的同志，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曾对我说，他当时决定把左轮手枪常常放在身上，以备安全。
若有情况，就击毙“四人帮”。
我相信，他当时有这种考虑。
在一生经历中，邓小平有过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在１９３３年，他当时２９岁，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被毛的政敌打倒了。第二次更为严重，在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下去了，７年之后，１９７３年他才东山再起。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他在这一年第三次被打下去了，这一次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在第二年——１９７７年的８月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他和客人谈话时从不涉及这些已流逝的岁月，也不谈他的第三次复出。记者却常常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经历像《圣经》上的传奇故事。可是，对记者们的这一提问，他默不作答。
他喜欢谈他老了，谈他现在的生活。
１９７８年，他在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有人问他，到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吗？对这个问题，他作了回答。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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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纸报道：“我不知道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无论如何，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将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邓小平说话敏捷，不乏风趣，富于幽默感，带有讽刺性。
他很活跃，口若悬河，但又十分持重，能克制自己。他久久地认真地听完别人的讲话，然后思路清晰地予以思考，对问题做出中肯的言简意赅的回答。如果他对客人的谈话有不同意的地方，他很客气很礼貌地说出他的看法。
我碰到过一次，他笑声朗朗，然后严厉地批评了中东的一个国家。如果对方谈话很单调，讲不出什么内容，他就捺不住了。在接见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齐默尔曼的时候，他常常看他的手表，大家都注视着他，如果客人未意识到的时候，他就冲着茶几前面的痰盂吐两口痰。
最后用食指敲打他的表壳。
他这样做，我不认为是不礼貌，人们可以很好的了解他。
１９７８年，一个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当时我说了美国人希望明年就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记者就这个问题问邓小平，他是否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笑了一笑说，我希望今年有这种可能性。听他这样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是１０月中旬，２个月之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北京和华盛顿事实上已达成协定，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喜欢谈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１９７８年，中国放映了几部日本电影，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放映国外新电影，其中一部片子叫《望乡》，是描写从农村来的少女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被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把她卖到一个妓院。影片中描写妓院里的暴行的情景是逼真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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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观众都为此而激怒了，引起轩然大波，群众将批评信寄到报社。最后，官方决定这部影片停止放映。当时，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后回国，听到这一消息。
他看了这部影片后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于是，这部影片又重新上映，并且还在电视上播出。为什么要放这部影片？
他说：“我们的人民必须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的情况，也不能对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闭眼不看，国内今天还有暗娼。”
人们也不要把邓小平看成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对所谓的“民主墙”
，即批评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大字报采取压制的办法，压下去了。
１９６１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出现不少问题，邓小平对人民公社表示怀疑，他没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就撤销了人民公社。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火了：“是哪个皇帝的手谕？”
事实上，他既无金钱又无权力。人们没有指责过他与别人同谋争权。
他不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狡猾小人。
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事对我说：有人说邓小平投机自己想当总理，或者说毛泽东逝世后他曾要求出任总理，这是不真实的。他总是说这个职务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
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东南亚国家访问时谈到中国革命的目的，他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也不愿把我们的贫困向国外输出。”
他知道他的国家落后。
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２０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
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３０年，在其他领域落后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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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国在本世纪末要接近世界水平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或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长期与世界隔绝，闭关自守。我们过去总是夜郎自大。像以前有一个小国的国君，他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之最，不理睬周围的王国，昏昏庸庸，最后被别的国家吞并了。因此，我们今天尽可能让中国人到外国去，让外国人到中国来看看。
我不知道，在你们德国有没有一些人，他们害怕中国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在政治上影响他们。他们不必害怕，我们不会那样做。“
他非常敏锐，不能容忍愚蠢和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能干事或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种人不要占着位子。应该走开。他严厉批评说：“那些一向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人，走开好了，干别的去。”
我们没有听到过他谈思想教育的目的，以及社会改革、城乡矛盾、不断革命、两条路线的必然斗争。我相信，他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他认为人们判定方针政策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通过检验才是有价值的。今天的人们对此无需多加说明，情况已非常清楚。
邓小平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他认为包产到户比人民公社的生产效果好。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并用一句口头语来表达：“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北京的一次大学生的大会上，江青指责他不要共产党的思想教育，说他的思想混乱不堪、偷换概念。他说：“无关紧要。”事情是谁引出来的？
毛泽东对此负有责任，他把人民公社搞过头了。要是事情脱离了实际，起不到作用，人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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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改变它，修改计划。
如果我们怕因改变政策而丢了面子，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
人们认为，他对同时代的伟人，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尊敬不够。
“文化大革命”中间，人们抨击了他。但是，他对自己不同意的问题，有礼貌地、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意见。他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在毛泽东手下工作，他吃了不少苦头。
１９５８年以后，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职务交给他的老战友刘少奇。
以后他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负责重要的领导工作。
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失去了很多的权力，是刘少奇决定中国的政策。
刘少奇当时亲密的同僚是邓小平。
人民知道，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领导人。
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权力。
“文化大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从１９２０年以来，刘少奇站在毛泽东一边有４６年之久。
他们曾一起南征北战。
现在他被孤立了，被否定了。当时邓小平可以利用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公开作自我批评，人们能理解他，这样他还可以有惊无险地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毛泽东逝世以后，重新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消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同时也成功地摘下了华国锋的标准像。
今天，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可以肯定地说，他当初也是这样看的。有这种觉悟的一个人怎么会消极厌世呢？他是否曾经害怕过？人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他不是那样的人。
无论如何他不会害怕灾难而屈服。
相反，宁可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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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像一些有胆略的人那样，在严峻的环境中以守为攻。
１９７５年，他和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分歧。在那次会上，他以四川省为例，描绘了中国农业形势的黑暗面。江青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她断言，人们今天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对此，邓小平尖锐地予以反驳。他并不害怕对他和他的同志的攻击。
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不加理会。
他反驳极左派。
一些中国人认为，在邓小平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代替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工作比他更受欢迎。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小平成了人民的希望，极左派被捕，人民要求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犹豫不定，也许他觉得自己在经验和才智上比不上邓小平，当然，他还是将邓小平接回来担任领导。华国锋的这一举动仍受到人们的赞誉。人们看出，邓小平是适合很快推进改革的人物。许多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冷静、思考缜密的人。人们不必再担心出现突然转变航向的事。邓小平和拥护他的人不急于上台。
１９７９年夏天，他的作用还不大。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同事认为他最后会靠边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力量系统加以扩大，同时把那些老式的、讲两条路线的政策的代表，也就是说那些认为凡是毛主席所作的、所说的都是对的，即“两个凡是”的人——慢慢地从政治局排出去。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赢得了人民极大的信任。现在它部分地失去了这一信任。邓小平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认为首要的事情是要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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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Ｃ．戴维是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
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他的两本最著名的著作都是关于邓小平的，一本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中译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１９８４年出版；另一本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１９８９年出版。为了写好这两本书，作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材料，特别是来中国实地作调查研究，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学者和普通群众。他是抱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的态度写完这两本书的。他在书中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不仅描写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邓小平的人品和治国艺术，介绍了邓小平的一些基本思想，赞颂了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
Ｃ．戴维教授的视角和手法新颖独到，看问题比较符合实际。由此可看出Ｃ．戴维这位美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著名专家的大家手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他说：“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
，“是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现代革命家”。
他指出：“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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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比不上他。“他特别认为，近年来，”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这些看法，不无启迪思维之处。
当然，由于Ｃ．戴维教授生活在美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势必影响他的观察与分析判断，因而他的一些提法观点难免不妥、甚至有错误之处，他引用的某些史料也难免不十分准确，这不足为怪，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下面的文字是从Ｃ．戴维教授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两本书摘译的。
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毛泽东去世前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设计出了国家新的领导机构，这一结构毫无疑问会影响到邓小平长期离开政治生涯之后的中国的发展。……林彪的失败使得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上升，从而有可能在仍处于过渡阶段时，构思新的领导结构并在后来确立起新的领导体制。
这一新的体制有助于指导中国迈入２１世纪。
自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以典型的务实风格发挥自己的作用。
作为“文化大革命”
的参与者，他能够保持自己的总理职位。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林彪作为党的未来主席的地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周恩来承认了这一点。……林彪叛逃失败以后，周恩来常常代表毛泽东发表讲话，采取行动。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保护着邓小平。
正是他在１９７６年元月的去世引起了权力争夺的新的风暴。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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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也随之第二次从公众场合消失。
４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北京的人民群众以如此庄严动人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以致导致了“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进一步使邓小平受到牵连，使得他在党内的高级地位受到损害，同时也再一次受到谴责……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指责为“第２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常常承认他在历史上的错误。他的一家在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之际也遭到许许多多迫害。邓小平本人总是显得敢于犯颜直诤。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的改革家。就像周恩来一样，他不是一个无视现实的“左”的理论家，但是，他敢于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为此不惜冒险。他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家和行政专家。邓小平能做到随时承认可能的错误及纠正的必要。然而，每一次他重新出来工作，他都坚持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即使这使得他看来前后可能不一致。
因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政治生活充满了风暴。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他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他曾经两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他在１９７７年重新得到任命以来的斗争经历相当多地显示了他的特性、他的决心、他的政治策略、他对精心管理之下的未来中国的展望以及关于在他之后新的领导继承问题的观点。
他献身于使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胜利的事业。邓小平不在乎意识形态上的白猫黑猫之争，只要猫能逮到老鼠就行。
在他看来，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是一个没有必要加以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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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种修正是必要的、合理的、实事求是的。
１９７７年他复出后，在党的会议上讲话时，他保证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在过去的几年里，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极大地清除了原来那一套“左”的东西，但并没有背离毛泽东思想。他提出了一条务实的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立场就是把所有思想都拿到实践中去经受检验。他充满风暴的生涯表明他迫切希望为党和国家服务。例如，１９７１年，他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之后，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要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的来信，并批示把信印发到全国，向群众传达。
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４月作为副总理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作为一名干部，在一个工厂劳动，同时耐心地等待中央重新安排他出来工作。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最后在党和政府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大革命”
期间接近于毛泽东的一些人离开了中央政治局。
“四人帮”被交付法庭审判。
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各种努力重新安置和任命各种干部。
最后华国锋辞去了总理和党的主席两项职务。邓小平说服他亲近的温和派的同事们从他们的高级领导职务岗位上退下来，以便允许年轻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负起最主要的责任，这反映出邓小平非凡的能力。对全盘通盘考虑之后，邓小平以其娴熟的政治艺术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晚年没有做到的事情。跟周恩来不同的是，邓小平按照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自己的行动。在另一方面，周恩来则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关系，调和与极左派别之间的分歧，同时，不得不注意自己日益虚弱的身体。因而，周恩来在事实上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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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政治生活的助手，而邓小平自１９７７年复出以来，他实实在在地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战略。……
正是由于人们衷心地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许许多多的人才欢呼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温和领袖在政治上所取得的胜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左”
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剧了领导和群众的分裂。
只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继续拨乱反正，才重新赢得了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支持。然而，本书的目的仅仅在于努力了解周恩来和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自林彪倒台以来所起的作用，这两位温和务实的人在其教育和生活经历上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中国方面，他们的目标都毫无区别，这一点使他们和“四人帮”泾渭分明。
例如，周恩来出生于一个饱读诗书的家庭。邓小平作为一个工读学生到欧洲勤工俭学以前，则不像周恩来那样受过这么正规的教育。
两人在运用共产主义的艺术方面大不相同。
周恩来与其对手打交道时更耐心、更含蓄。另一方面，邓小平向敌人发起攻击时，总是态度明朗、咄咄逼人。一位是调和者，和平的设计者，争论的调停者。另一位是抗衡者，战场的战斗者和独立的计划者。周恩来的大部分经验都集中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方面，集中在共产党的谈判方面和外交事务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