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则具有更多的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从１９２６年开始担任低级职务到后来担任高级官员：野战军政委、地方党政首脑、党的总书记、财政部长、副总理，还处理了中苏冲突、中美建交这样的高级外交事务。周恩来与邓小平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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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密切的关系，两人在党政工作中都有丰富的经验。
然而，自１９３５年以来，在每一次权力斗争中，周恩来都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支持者。由于他自己在党内的影响，由于他自己的才华，他能常常使自己不依赖于毛泽东。邓小平也十分忠实于毛泽东，但是，在政策和党的事务方面，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尽管他从来也不反对毛泽东。这几个重大的差异也许能说明这一事实，即周恩来从未受到过清洗，而邓小平则两次被撤掉职务，受到公开批判。只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党内夺权斗争的特殊环境才使得邓小平作为温和政策的领袖不可避免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而周恩来在林彪摔死之后曾经更为有力地支持这种温和政策。
华国锋在１９８１年辞去党的主席之后，邓小平的时代开始了。在领导体制方面也许会出现许多变化。周恩来和邓小平曾经一道制止极左思潮。他们两人都要求党和政府稳定化和制度化。自林彪倒台以来，他们的政策倾向反映了通过不屈不挠的和平建设，建设一个现代工业化的强大国家这一基本的革命目标。
可以肯定，只要在邓小平的拥护者的领导下，许多教条主义的观点会失去它们的价值。中国同日本、美国和西欧之间的交往进一步扩大不仅会迅速地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会很快地影响中国在调整和改革方面的国内政策。
如果邓小平选定的领导人能充满信心成功地超越２０世纪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负担，使中国走上温和、稳步发展的道路，那么，辛亥革命的种种目标，“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德先生”
和“赛先生”的口号也许能够实现。那时，中国也就能再一次成为真正的中国。
中国将不必抛弃她伟大的人本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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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进入现代世界的行列。
在中国和法国的早期生涯
邓小平自己１６岁时，和在国家危机时代追求“新知识”
，寻求个人成就的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冒险者一样，来到重庆听课，准备参加去法国留学的资格考试。他考试获胜，是四川省政府保送的９２名学生中的前１０名之一。
１９２０年夏，在去法国的船上，邓小平担任这组学生的领导，这是年轻的邓小平在他学生同伴中首次显示组织领导能力。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留法的中国学生要用部分时间劳动，以支付教育费用，但相当多的人不久就开始全天工作了。邓小平也是不单纯追求正规学院学习的学生之一，他在一家橡胶鞋厂全天工作。抵达法国不久，邓小平便发现，他的中国同伴分成了很多派，有些是赞同１９１１年推翻满清统治的国民党，其他一些则是各种各样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
１７岁的邓小平，同其他许多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一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在法国的５年中，邓小平没有把时间用于读书和其他娱乐上，而是用在紧张的思考、工作以及对中国前途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辩论上。
……欧洲支部的成员们把１９２３年莫斯科和广东政府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视为中国国共合作这一迫切需要的自然结果。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欧到莫斯科，接受中山大学的训练。邓小平也毫无例外地抱有同样的幻想，这一幻想也同样吸引了中国国内的许多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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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莫斯科，邓小平结交了许多朋友，并了解到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他在法国最要好的朋友中，有２位杰出的人物：赵世炎和陈延年，这两人在邓小平回国一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被杀害。
邓小平自己，简单地说，无论在欧洲时还是回国后不久，都并不十分突出。
他被中共的中央当局从一处派往另一处，直接参加革命工作。
看到苏联赢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并走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邓小平倍受鼓舞，希望中国借鉴并引进苏联革命的成果。但那时的中国，和他６年前去法国离开中国时一样，内有分裂，外遭剥削。
１９２６年对邓小平来说，正是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成熟时机，这一运动已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持。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似乎都谋求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谋求国家统一，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尽管他们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以至革命的道路都不相同。
更进一步说，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裂痕，更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发展壮大。
国民党同地方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也为中国各左派进步势力在２０年代的合作提供了大好时机。
其中一个军阀，冯玉祥，１９２６年在苏联访问回国后就加入了国民党。
冯玉祥统率着约１０万人的农民部队，如果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共产主义者去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这支农民部队就会受影响，并得到加强，甚至会被争取到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中。邓小平正适合这一工作，他被派往冯玉祥的部队，进行渗透活动。
在冯玉祥部队中，邓小平担任主管政治工作的领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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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冯玉祥任命为中山军政学校的教务长，培训冯的官员。
同时，邓小平还在冯玉祥和北伐军的势力中间起着协调作用。
当冯玉祥的部队牵制着中国北方军阀的势力时，革命力量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进军到武汉。
简言之，冯玉祥和邓小平都立下了功勋，他们为推进中国西部革命力量早期的成功作出了努力。
邓小平自己虽然在并不宽松的环境中工作，却显得更具独立性，这和他在法国时的年长的同志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不同，这３人都被派往广州工作。
不久，１９２７年６月，冯玉祥与蒋介石谈和，蒋介石很快就开始清洗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
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大约５０名著名共产党人一起，被冯玉祥驱逐出部队。但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共产党同僚所灌输的理论的影响，许多非共产党员的党代表和指挥官不久以后都站到了共产党这一边。邓小平被冯玉祥驱逐没多久，国民党人汪精卫在武汉免去了所有苏联顾问之职，并清洗其他共产党员。他还同蒋介石言归于好。
１９２９年，周恩来派邓小平潜入李宗仁的部队，邓很快在李宗仁的部队中组织起行动委员会。……不久，他就使李的一些官员改变了信仰。对李和邓都不幸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力量慢慢地却稳步地向李压过来。这一次，邓小平组织起了地下党组织，躲过了蒋介石势力的追捕。他们向西行进，占据了一个敌人尚未进攻的不毛之地……短短几个月，他就为百色起义作好了准备。这次起义，成功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根据地。他有效地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红七军，他担任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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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李立三领导的中共中央在上海通过了城市起义的计划，邓小平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奉命支援攻打城市的部队。邓小平的右江革命根据地成立一周年前夕，红七军奉命开赴华中的武汉。在行军过程中，由于给养不足和其他困苦，部队进一步被削弱，不断遭受损失。军长张云逸被迫放弃南方，邓小平则率领一个较小的分队到达湖南，进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穷乡僻壤建立的游击根据地。……
１９３１年，邓小平在中共领导集团中的地位仍不太高，虽然他在组织军队和地方自治政府方面积累了独特的经验。
１９２９年，他抵达毛泽东的游击根据地时就发现，在对待南京政府围剿的战略问题上，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权力斗争和分裂。同时，斯大林送回的“２８个布尔什维克”也同毛泽东抗衡，谋求中央领导权。……邓小平和周恩来一样，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相反，他从那时起，就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政策主张，他和毛泽东都赞成实行土地改革和游击战略。
……
１９３３年，当这些新回国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对毛泽东农村游击主义的支持者予以排斥时，邓小平在地方的行政职务被解除了。
他被调往红军宣传部，编辑红军的《红星报》。
１９３４年长征开始，邓小平随红一方面军离开了苏区根据地。
邓小平的复职与和平革命
由于邓小平在１９４９年前后对社会主义革命所做的贡献，由于他的个人威望和影响，他在１９７７年的复职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以后，许多同事和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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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都希望他来领导，或与华国锋共同行使权力。而邓小平看来则对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有着终生不渝的追求。
早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１９７５年元月，他和周恩来就宣布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还于同年负责制订了奔向这一目标的规划。不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最初看来还是出自１９５６年邓小平和刘少奇协助起草的中共八大政纲。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包括从孙中山、蒋介石以来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在邓小平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仅仅只有手段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使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从政府中清除那些非毛泽东主义的温和派。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来说，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损害了国家，也损害了他们自己。因此，毛泽东逝世后，人民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欢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赞颂已故总理周恩来，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邓小平这次复职，似乎还负有一项新的革命使命——进行一场和平革命，以重建一个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国家。
在考虑和实施进一步改革时，在毛泽东以后的这些领导人面前出现了众多的困难和难题。……
１９７７年以来，邓小平主义者才逐渐认识到，在真正开始现代化建设之前，他们必须排除毛泽东极左理论留下的思想障碍和政治局中的极左势力。他们已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以及国家对此的准备不足。在西方人士看来，这个社会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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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乃是“上层建筑”没法适应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最严重的危机还是中国１０亿以上的庞大人口都需要吃的。
不难设想，已经承诺的四个现代化在生活水平、教育、交通、都市化、工业和国防等各个领域全面实现以前，可能需要进行三个、四个甚至更多个十年的努力。在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看来还刚刚拉开和平革命的序幕。
邓小平还提出，要在３年时间内，完成对干部特殊化的整顿。
那些无视１９７８年三中全会关于干部特殊化问题决定的人必须撤职，那些年事已高、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必须在不减少收入的情况下退休。
同样的腐败现象也存在于解放军内。
党的许多出版物都对高级干部中令人不能容忍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批评。但是，政府机关中腐败现象最严重的还是在地方政府部门，在那里，干部最靠近农民和工人，而后者往往不敢对他们进行批评，否则，当地干部便会对农民和工人进行威胁和报复。今后的各种法规必须在地方一致有效地执行，对那里的干部必须进行再教育，以便能认真地落实党的政策，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总之，１９８１年华国锋辞职后，一场和平革命便开始了。
邓小平主义者在领导权和决策权上都已取得彻底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乃是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尽管在政治思想上互相有分歧，但他们对这一目标有着共同的追求。现在继往开来的任务落到了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肩上。人民终于已能向他们的领导人反映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富裕、自由、民主和安全。新的领导班子应该接过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高度先进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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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不受外国思想束缚的强国的旗帜。中国已出现过一场接一场革命，一场接一场权力斗争的动乱，现在，是党和政府摒弃个人分歧，在未来几十年里一心一意干四化的时候了。
中国人民会有耐心等待和判断一个特定的思想意识或特定的领导班子能否适合于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之后，在毛泽东逝世以来又经过半个１０年的斗争与冲突之后，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确实已开始了一场新的“和平革命”。
为顺利而连贯地推进和平改革，在邓小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温和政策获胜４年之后，在华国锋辞去党主席职务一年多一点以后，期待已久的第十二届党代会终于在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了。
邓小平本人宣布了这次有１５４５名代表和１４５名候补代表的大会的开幕。……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开创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对外关系中，邓小平强调要独立自主，驳斥了外国希望中国成为其附庸或吞下损害本国利益的苦果的企图。台湾回归祖国和反对外国霸权主义，这突出了他旨在维护８０年代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外交政策的重点。
……
在推选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和其他领导机构成员时，注意降低了新领导人的平均年龄。在以不同的人为首的几个中央部门中，现在已形成了共同行使领导权、共同负责的局面。
但是，总的来看，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在过去五年政策改革与交接班斗争中邓小平个人的全面胜利。对于所有老一代温和派领导人，特别是对于已故的周恩来和刘少奇来说，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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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后的胜利。随着新领导人在邓小平指引下加速前进，在未来的岁月里，各个领域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
邓小平的领导特征
邓小平是现代中国许多不寻常方面的唯一领导人。
例如，他两度被罢免，两次给毛泽东和华国锋写信，要求复职。
１９７３年他复职以前，曾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有一个为国家工作的机会。毛泽东把信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传阅。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周恩来住院期间，邓小平卓有成效地管理军务（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党务（担任党的副主席）
，并担任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日理万机，成为最忙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仅次于毛和周的第三号人物。林彪倒台以后，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全面整顿工作。他和“四人帮”对着干，和他们发生了冲突，得罪了他们，因而这导致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他第二次下台。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立即写信给当时的总理华国锋，要求重回政府工作。华在处理他的申请问题上很谨慎。于是，邓又一次给华写信。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势不可挡。
１９７７年，华国锋除了让邓复职外已别无选择。
……
邓小平是怎样得到这个唯一的领导职位的呢？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这是个命运问题，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历和地位，较之后来被清洗的政治家如前北京市市长彭真、前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等都要丰富和优越；第二，他属于参加过长征的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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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他的年纪却不大，这就使他具备了作为又年轻又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家的条件，因而最能博得比他小的人的忠诚与尊敬；第三，由于邓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
，并因此遭到清洗，刘少奇那时是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但刘死得太早；第四，邓小平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莫须有罪名打倒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为他们恢复和安排了以前的或新的职务，因此，他受到高度的拥护。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因为好几百万领导干部正等待着恢复名誉和职务。他用赔偿现金的办法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侮辱人格和毁坏财产的做法，这种做法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作为纠正政府错误做法的结果，邓小平的政治威信在公众的欢呼声中树立起来；第五，邓小平和党、政、军内的极左派及其影响作斗争，赢得了许多像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
迫害的个人及团体的感激。否定“文化大革命”
，其结果实际上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最后，邓小平为最终有利于实现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革命目标，他采取了发展经济、造福人民及加强共产党政权的新政策，这是他作为一位老革命家，赢得名望和政治才能的一个源泉。
邓小平的领导特征，可能来自这样的背景：他是２０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的法国生活几年的经历；１９４９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
，１９７４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１９７８年中美两国外交大门正式打开后，作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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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人物”
，邓小平立即作为美国政府的国宾访问美国。这样，邓像周恩来一样，比其他人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对全国人民代表宣布了四个现代化，这代表了邓小平的纲领，同时也得到了党内稳健派的支持。
１９７５年，周恩来住院的最后期间，极左派发动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反对周—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又一次说明邓小平是一个为了改革和国家利益而情愿付出一切政治代价的对抗主义者。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恩来作为中国危急时刻的管家，是一个为了使党和政府内部各派之间意见一致而准备付出任何个人代价的协调者。
当代中国的革命领袖们如果能以他们在自由、平等、民主、物质进步、和平及政治稳定方面的成绩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成就，仅在华国锋解职后的几年中，就非常引人注目。
他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的进步上，还表现在人民的精神面貌上。很多方面表明，邓小平是唯一能经受各种挑战的领袖人物。
虽然在１９７８年以前，邓小平还不能与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相媲美，但在最近的５年中，他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以前，他就因为这一点而出名。他过去的政策观点很有名。大约３０年前，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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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总书记时，在一篇报告中说：“我国是一个有６亿人口的国家。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团结这么多的人是一项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个团结，我们必须同所有的人协商共事。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那时，他正反对毛泽东大办农村公社的“大跃进”的建议。很久以前，邓小平就认识到，中国幅员辽阔，一个遥远的中央政府全盘控制是不行的。应该允许人民群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这恰恰是近８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农民们在中央政府尚未制订正式政策之前就分了公社的地。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区别在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是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观念方面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为了做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邓小平认真考虑并采纳来自人民群众的意见。邓小平把纪律与自由相结合，是为了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如果把他看作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革命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民主将更容易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真正代表。
邓小平领导特征的另一方面是偏爱组织处理，他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党务工作者，他经常在八路军中的各部门代理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也仍然如此。在这样的职位上，他必须作出不仅能代表上级党组织而且又能得到同级军事指挥官支持的决定。
中层机关里的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工作经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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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养成了决策制度化的习惯，同时，他也了解和熟悉军事指挥员。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期间，情况更是如此。当时他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和野战军指挥员一起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地区，以后又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直至在这一地区取得彻底胜利为止，他实际上行使了最高权力。国内战争这几年，有助于他在军队中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也有助于密切他和野战军将领的私人关系。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前后，这些将领曾支持他重返党政部门工作。对他作为今日中国的“舵手”来说，这些独特的历史背景特别有用。
邓小平领导的第三个特征是，他从不在党、政、军任何部门搞自己的小宗派。这一点为党的领导集团所公认。邓像周恩来一样，十分尊重各级政府官员。他到处都有忠实的朋友和下级，但不是小集团联盟。毛泽东去世后，在他争取复职的斗争中，他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因为他在党内的影响，他的才华和他的主张所形成的。他比周恩来更具有地方和中央各级政府机关的实际工作经验。
５０年代初，他刚从西南调到中央，在周恩来手下担任财政部长，并担任党的总书记。
自那时起，他就以头脑敏捷、口才出众、具有管理天才而著称。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被免职为止，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有２０余年（原文如此——译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有他这样丰富的经验。
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样比不上他。如果不是因为“四人帮”怂恿毛泽东解除了邓的职务，以邓小平的丰富经验和管理才能，无疑是周恩来理想的接班人。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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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了愤怒，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要求为周和邓昭雪的暴力事件。
邓小平领导特征的第四个方面，是他取得对华国锋斗争的胜利后，牢牢地把握住了领导集团。自那以来的新政治环境，使得邓小平第一次能对所有重要决策作最后的仲裁。和毛泽东一样，他是所有事情的决策者，但他身上没有个人崇拜。实际上，他更愿意依照部下不同的组织能力，将决策权交给他们，从而为自己留出大部分时间来考虑战略、人事、改革目标和机构调整等问题。总之，他处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顶峰，这样的政治环境和决策环境，毛泽东还未曾有过。
另一方面，周恩来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地作出过主要的和独立的决策，他仅仅是巧妙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并认真负责地贯彻已作出的决定。相形之下，邓小平却能否决已经作出的决定，并公之于众。出于他的意志和政治需要，邓小平显然不愿意在党和政府中任职，这样，在权力交接时，就可以使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退休。他始终关注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进行集体决策。这样，洛德·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和极权都导致腐败”
，就不一定适用于邓小平，至少邓以前不适合这一名言。非常明显的一点是，邓小平不会让自己成为第二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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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代内什：
邓小平的改革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受益
巴拉奇·代内什是匈牙利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国外名记者之一。他较长时间在中国从事采访和报道，对我国情况比较熟悉。
自１９７３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目睹了邓小平复出与再次被打倒，接着又再次复出的过程，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从而对邓小平产生了高度的敬意，对研究邓小平实践和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多方积累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邓小平》一书，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邓小平的光辉生平和一些主要思想。
该书中译本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
下面的文字是从中译本中节录的。
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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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
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
，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
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当宴会接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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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概是上第７、第８道菜的时候）
，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是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
当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
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任务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
的最后一幕开始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１０年后我重访北京。那时，人们已经知道，邓小平１９７６年的再次倒台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戏剧性的插曲。其间，这位四川出生的政治家经历了他漫长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政策制定人。简而言之，他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
有人曾经这样写道：邓小平的真正作用始于他６９岁时那一次４月举行的宴会。事情自然并非如此，当时开始的事不过是他漫长的人生经历的逻辑性的延续。
他的经历早在１９６６年前就已经使他成了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的总书记职务，在等级体制中只是第６、第７个位子，但是，在数亿中国人中，或者说在当时１０００多万党员中，居于第６位的也决非常人。然而，上述论断也不无一点道理。因为，正是从那时候起，邓小平成了国家生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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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条政治路线的突出代表。
同他过去的经历相仿的事，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遇到过。而此后发生的一切却是独一无二，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些在毛泽东之后改造中国的强大力量，以不可抗拒之势，把邓小平推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由于这是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五个核大国之一，由于以邓小平名字为标志的改革方案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可以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汲取教益，由于这一新的政策直接产生在“文化革命”的骇人风暴之后，从一般意义上说，它又为缓和以中国和发达的工业社会相遇为起点的１５０年文明矛盾提供了机遇，人们来了解这位新阶段最主要的建筑师，无论如何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否有可能呢？迄今为止，邓小平总是不同意在国内发表他的传略。
他在１９８６年９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道：“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指的是例如没有反对“大跃进”等，因此，错误中也有他的份。他还说：“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这当然是他个人特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嘲讽精神。……
自从邓小平１６岁那年参加中国革命活动起，他的名字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断出现在各个历史性事件的中心。
……
那些经历了革命全过程的人——其间他们成了掌权的人物，虽然也曾一度失去过权力——把邓小平推上了今天的地位。
他们认为，邓小平最明白无误地为当代总结了这段旅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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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邓小平积累了最广泛的经验，并且有能力最好地运用这些经验。……
我写的既非天使，也不是魔鬼，我在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政治家，那些过去和今天仍在为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寻找道路的政治家。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成功地创造了几乎无法完成的事业，但是，当他急于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时，他失败了。也有人在那震撼天地的梦想破灭之后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正是从前者借用来的，借以唤醒全国）
，用日常的政治语言说得更通俗一点，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在中国，过去好多年来把宣传这一口号当作邓小平的罪状，今天则成了他的功绩。至于笔者，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告诉我，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并非邓小平一人，但只有他成功地使大家接受了这一观点。
第一次裂痕
在党内，高岗、饶漱石事件无疑是１９４９年全国胜利后出现的第一次较严重的裂痕。这两个领导人的地位的上升，与毛泽东没有多大关系。满洲是苏军全歼日本关东军的地方，１９５５年前是拥有自治政府的人民中国东北部的特区。
１９５２年前以高岗为首的领导人同驻扎在那里的苏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高岗是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热情的拥护者。解放后，饶漱石在华东区和上海担任领导要职。
１９５４年２月，在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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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全会上，对这两个人及其集团进行批判，这意味着，在五大行政区中，有两个区的领导人受到了批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邓小平在１９５５年３月党代表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决议谴责“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邓的报告当时没有公布。
２５年后，在关于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位中国领导人又重新提起这件事。
３年后，即１９８３年公布了他的这个讲话。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毛泽东准备让刘少奇作他的接班人，而高岗和饶漱石在林彪的支持下，用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极力阻止这个计划的实现；他们还试图拉拢邓小平，但遭到邓的拒绝。邓小平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政治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反映了篡权的野心。
在１９８３年公布的一篇文章中，邓小平是这样说的：“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５３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和邓小平拒绝了高岗的建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要拱倒刘少奇的“阴谋诡计”。
１９８０年的一些讲话重新提到高饶事件，但是也提出了新的问题。邓讲话中提到支持高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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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林彪，在事件中不仅没有受到打击，相反就在１９５５年３月党的代表会议后却成了政治局委员。在４月中央全会上选进政治局的另一个人就是邓小平。邓同林之间的矛盾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１９５６年论个人崇拜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一些党的工作者“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事”。
邓把这些称之为“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工作作风”。
医治这种痼疾的药方就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用“群众路线”的精神接受党内和党外群众的“民主监督”。本身看起来十分民主、十分确切的毛泽东的原则，不料几年以后，在执行时却完全不像八大报告人所想象的那样了：红卫兵以独特的方式对党实行“监督”
，连邓小平也没能得到饶恕。……
邓小平当时还说，很显然，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何等正确）。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是的，邓小平在提出这个原则性论断的同时还指出，重大问题由集体做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老传统。
“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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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口头承认，但又经常破坏集体领导原则。邓小平坚决反对“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做法”。
这些话是指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当然也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工作。
在谈到党的领导人时，邓小平说：他们“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后来，他还说：“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他的报告援引了党在１９４９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做出的决议。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他还说，中央委员会历来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作为社会现象，有很长的历史。这种现象也会反映到党和社会的生活中。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党关于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加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得到贯彻执行。
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好说明这些论述是值得重视的。假如党的八大会上由党的全部领导人通过的这些原则能够坚持下来的话，那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毛泽东自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就连当时最详细地论述这一问题的邓小平，也是很谨慎地回避直接谈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甚至论证过去称为“集体”领导的做法是正确的。党的自我批评只能是间接的，比如只是在不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的情况下做自我批评。发言人继续援引党的主席的语录，最多是加引号，不再标明作者的姓名。尽管邓小平声称：“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