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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缺点。“
但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看来永远是正确的，任何人也不会怀疑他的决定性作用。但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很快地重新以个人决定来代替全党的方针路线。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制定的目标和方法，在中国的以后实践中很快就被抛弃了。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选进最高领导班子。
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６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１９５４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
，则强调其政治分量。
与邓小平的名字有联系的党章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职务，是出于这样的设想，即党的领导人荣膺这个职务就可以摆脱直接的领导，以便于让贤，把领导权交给年轻的一代。
但是这个职务一直虚悬着，从来无人担任。
少说空话
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以７月中央全会决议为基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只作了十分简短的发言，……报告是华国锋作的，但主要内容是抨击“四人帮”
，未批判“文化大革命”
，而是宣告其“胜利”。华国锋仍试图既要让羊吃饱，又能保住白菜。
他宣扬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赞同毛泽东和“四人帮”还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华国锋的报告长达４小时。
而邓小平随后在大会讲台上宣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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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需要的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这大概不完全没有一点针对性。
大会巧妙地修改了十大通过的“左”的组织章程中关于党员“要敢于反潮流”
，即提倡闹派性的提法。
按照新的提法，要坚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三大原则。邓小平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未进入新的领导机构，其中大部分人是同“四人帮”一起垮台的。他们的位置首先是由“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职、后来被平反的老干部填补的。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１９６６年被撤职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后来在试图逃脱红卫兵的批斗时两腿被摔断）。政治局常委中，除华国锋和邓小平外，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他们３人都曾支持华国锋反对“四人帮”。
十一大是个妥协，邓小平之所以接受，是为下一步斗争，继续进行平反和逐步改变党内舆论争取更有利的地位。经济建设提到首要位置（１９７８年２月通过了８０年代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
，国家机构改革也更显突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７８年３月５日通过了新宪法）
，重新需要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和专家。
为前几年，甚至为前２０年受迫害的人平反的工作加快了步伐。
恢复严格的教育准则（如从１９７７年秋起重新严格大学招生工作）
，要求重新审查过去的教育方针。
邓小平根据这些任务更加大胆地阐述了他的新的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他在这年９月指出，“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
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到农村劳动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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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他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强调，”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算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他多次指出，要让知识分子工作，让他们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而不是背政治教材。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他们这样做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在当时还是危险的观点。
１０年来，“红”的人才吃香，真正的专家不吃香。埋头搞科研和生产的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专家”。
在那些岁月里，就需要这样重新发现世界，发现辩证唯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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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洛乌：
邓小平约束“北极熊”
Ａ·Ｄ·洛乌教授是美国研究中苏关系的著名学者。
１９８７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力作《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该书不仅论述了二次大战以来，中苏两国关系从友好同盟转为论战、对抗又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过程，而且向人们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胡耀邦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政坛风云人物在中苏关系演变中的足迹和作用，特别是以一定的笔墨论述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无疑会有所帮助。
当然，洛乌教授作为美国的一位政治分析家，他的某些观点和立场不能不反映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意向，有些观点和提法是错误的，同时，由于他论述的是历史，成书也在几年之前，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不能不带有历史局限性。
下面的几段文字是从《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一书中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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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公开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就已接受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坚持这一理论，用这一理论来抗击苏联的观点，因为中国已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扩张主义相提并论。
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考虑到后来中国国内事务的发展，这一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公开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概念。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时提到了这一理论。这一受到苏联猛烈攻击的理论在中国特别受到温和派的拥护。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指出，“四人帮”这些极“左”分子，“公然反对”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华国锋主席在几次报告中重申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苏联既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一理论使中国同美国和西欧的亲密关系合法化，并且把中国摆在第三世界当中，突出她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最详细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文章说：“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正是在６０年代，苏联变成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就像美帝国主义所做的那样，但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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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正在下降。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更凶恶、更狂妄，是世界大战最危险的策源地”。
当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伸出谋求恢复正常关系的手，要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华国锋在１９７８年２月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并不友好的反应。……
１９７８年，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把反对霸权主义这一针对苏联的内容写入了条约。这在苏联引起了新的愤怒。……尽管苏联在反驳时宣称，正是中国自己在谋求“霸权主义”
，但是，在１９７８年底，两国关系的改善还是出现了一点点迹象，苏联政府任命斯杰巴科夫接替托尔斯季科夫担任驻中国大使，后者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邓小平领导“思想解放运动”
１９７８年，中国国内兴起了“思想解放运动”
，这同邓小平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随着对“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受到“四人帮”支持的政策实行拨乱反正，继续坚持毛泽东政策的华国锋所担任的总理职务于１９８０年９月被支持邓小平政策的赵紫阳所接替。
１９８１年６月，华国锋辞去了党的主席职务，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接替了他这一职务。
官方仍旧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以前具有的特殊地位已经降低了。毛泽东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公开进行批判。承认这些错误，为邓小平对十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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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期间的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为思想解放，现代化，“开放”政策，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资经营，特别是在华南、华东的经济特区开展经营创造了条件。
苏联认为，这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极“左”路线转向“修正主义”的“右倾政策”。……
北京自己已信奉“修正主义”
，如果继续谴责她的对手苏联是“离经叛道”
，对北京领导人来说，难免显得有点滑稽。
毛泽东作为北京制定政策时的思想路线的指导者，占有中心的地位，同时，他作为苏联政策和实践的反对者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他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都已下降了，因而，重新评价中国对苏政策的一个主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同样，中国一开始曾反对苏联提出的东方社会主义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但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抛弃了以前特有的东西方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现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信奉与自己原来的看法相反的观点，并且主张同西方，包括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甚至一度赞同建立全球反苏联盟使西方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的观点。……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人民日报》不承认在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期间，中共９篇攻击苏联的系列文章有什么错误。但现在承认，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
，然后加以攻击是不适当的。在作出这一让步的同一个月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座落的那条街恢复了它以前的非政治性的街道名称，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这条街被易名为“反修街”。尽管作了这些调整，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仍像以前一样坚定，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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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视态度是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它的国内政策，这一点可以从１９８０年４月胡耀邦和邓小平本人对苏联外交政策所作的严厉的批评中看出来。
自卫反击战前，邓小平曾访问美国
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时，人们引用他的说法，即中美互相敌视已３０年了，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结束了。虽然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两国共同的利益，要求我们洞观国际局势并用长期的战略眼光来检查我们的双边关系，两国不但要自己不谋求霸权，而且要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企图。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世界还不平静……我们不愿意打仗，除非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邓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官方从来就不是失败主义者，当然，中国为之担忧的是——这正是邓小平求助于美国的目的所在——建立反苏的大联盟。
与此同时，任何有关中国可能蜕变为侵略者的恐惧完全可以消除。
邓小平驳斥了中国“好战”以及中国是全球灾难的潜在根源的滥言：在现代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侵略的牺牲品，即使今天仍然处于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也没有资格这样做。
“战争的危险首先来自那些天天散布和平与缓和烟雾的战争狂，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明智的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这种危险。”
和美国记者共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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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的时候，邓小平特别注意到１９６３、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美苏所达成的三个协定。
即使美国公众也承认两国军事力量大体相当。
中国反对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不能仅仅通过谈判和协议就能受到抑制或者削减，我们中国人民认为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所以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尽力阻止和消除他们所做的，并且粉碎他们想做的一切。
在邓小平看来，日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也是苏联威胁的主要目标。在回答瓦尔特、克朗凯特和《时代》周刊记者提到的关于邓小平对日本、美国和中国缔结条约的建议时，邓承认，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是邓小平后来对《时代》周刊记者阐述的）应该团结起来，认真对待战争危险的挑战，我们不需要任何条约和联盟，我们需要的是对局势的共同理解和一致努力。当美国记者克朗凯特进一步问邓小平对苏联威胁的真正性质的了解是否比对美国领导人更多时，邓闪烁其词地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采取更有效和更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霸权主义带来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一场军事行动，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尽管它是由苏联支持的。
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
对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２月访问美国时的讲话，彼得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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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报》分析说：它“充满了彻底的反对和敌视苏联的偏见”。邓小平同意７０名退休美国军官的意见，这些军官对任何在裁军领域里达成协议的想法都持反对态度。邓小平宣称，即使签订了一个裁军协议，军备竞赛仍将持续下去。
彼得洛夫接着说：从邓小平访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北京对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作了如此的翻新：帝国主义完全消失，甚至美国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盟友。北京发现它现在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要充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领袖，要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和其它国际力量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即使是空洞的承诺它也难以启齿了。而不久前，它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决忠于这两个信念。
随后不久的日子里，《真理报》又提到邓小平，说他在华盛顿曾经宣布：“苏联是人类和平的威胁”
，并且他号召“一致坚定地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该报还引证说，邓希望“把华盛顿拉入反苏队伍”
，他放弃了缓和紧张对抗的政策，指责各种控制军备竞赛的努力，并且呼吁建立一条反苏的统一战线。
《真理报》宣布北京领导人是“东方的战争根源，霸权主义”
，指责他压制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各国。还指责邓小平访美是为发动反苏“煽惑游说的一星期”。在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时，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与此同时，在“反苏骨干集团”中十分卖力的卡特政府迫切希望打出“中国牌”来压莫斯科单方面让步。
２月１０日，《消息报》推出了一篇题为《危险的道路》的文章，其中说道：邓小平富有侵略性的声音，在东京就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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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的严重关注，日本害怕莫斯科进行反击。在邓小平会见大平正芳首相时，邓小平要求日本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予以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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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莱耶：
邓小平代表了外交政策中的温和路线
朱恩·丢弗尔·德莱耶是美国研究中国国防和外交事务的知名专家。
１９８９年，他在纽约派拉门出版社出版了题为《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的专著，受到外交界、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德莱耶先生从外交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改革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肯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所作出的贡献。
下面的文字是从德莱耶先生《中国的国防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摘译的。
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邓小平的领导地位经历了３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他首次建立起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但仍在继续为赢得全面的领导地位而斗争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奉行谨慎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是他首次巩固了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而处于权力顶峰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利用自己已巩固了的地位，在外交上采取了几个大的主动行动。这些主动行动与他的个人政策取向和政治形势是一致的。
第三阶段开始于彼此竞斗的政治联盟重新出现之时，这限制了邓小平在使用外交策略上的自由，其结果是，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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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外交政策更为谨慎。
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间，邓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在外交政策上会作何种取舍。作为周恩来信任的出掌政府大权的人选，他代表了外交政策中的温和路线，注重与华盛顿结成不言而喻的战略联盟，以抵销苏联的力量。
１９７４年，他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与美国相比，“在欺侮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
与此相似，邓小平向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保证说，正常化“最终”将实现。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抵制苏联的野心。邓小平的现代化计划为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增加了更大的动力，因为他谋求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以获得先进技术。
因而，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已经准备好至少维持美中安全关系的现状，并寻求在适当的条件下发展这种关系的良机。所需要的只是合适的国内国际条件。
华国锋在后毛泽东时代对政治、经济领域里的事务逐渐不再负责，并把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责任很快移交给了邓小平。
与经济领域相比，毛泽东、周恩来也确实造成了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人才空缺。华国锋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李先念副总理虽说在毛泽东去世后一直负责接待外宾，但他的作用仅限于他资格老，而不是因为他有经验。因此，邓小平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缺。
５０年代里，他在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活动就很活跃，１９７５年，他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并经周恩来同意，负责制定外交政策。
１９７７年８月，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塞路斯·万斯，这时他的权威已显而易见。当时，邓小平刚刚正式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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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他１９７６年４月被解职前所担负的领导职务。
对美国代表团来说，事情很清楚，他对制定外交政策负有根本的责任。
１９７８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向前发展。
这一年邓小平负责两次使命：引导中国绕过柬越冲突，然后反击河内对越南华人的政策和它对柬埔寨的占领。
邓小平负责掌管外交事务以后，面临着华国锋先前所面临的战略僵局。苏联人利用华盛顿竭力远离东南亚大陆冲突的心理，在中国边境扩张。
１９７８年，莫斯科成功地把河内拉进了苏联阵营，而越南正准备以自己扶植的领导人取代金边的波尔布特。问题日益尖锐化了。中国的后院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河内１１月份与莫斯科签订了安全条约，１２月份即入侵柬埔寨。越军入侵柬埔寨一年之后，苏军入侵阿富汗。
这样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的对苏政策没有变化的余地，但可能使中国努力谋求中美关系能更为友好地发展。然而，无论怎么说，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在对美政策上和华国锋一样很容易受到责难。虽然他已经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并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但他必须考虑巩固自己对政治官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地位。因此，尽管邓小平的权力在不断增大，但他对可能削弱自己未来领导地位的批评仍很敏感。在万斯访问北京期间以及访问之后，邓小平地位的这种不稳固性和由此产生的保守态度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在与万斯的谈判中，他几乎不愿意去谈台湾问题，明显地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后来，白宫发表的报告指出，会谈就美中关系正常化取得了进展，并说中国领导人对正常化的条件表现出灵活性，这时邓小平尖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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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说，万斯的正常化建议从福特政府立场上后退了，万斯的访问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倒退。……
但不管怎么说，从１９７８年年中开始，美中关系开始改善。
５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
此时邓小平的权力已经扩大，他表示中国愿意谈判正常化问题。这股势头一直持续到１２月，北京同意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随后的两年中，双方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制度化了，并向军事合作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促进了中国对美政策中这一新潮流的发展，……正常化谈判的速效催化剂来自美国和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华盛顿第一次接受了从台湾撤军、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毁约３项要求，虽然它继续保留向台北出售武器的权利。中苏关系也对中国的反应有影响。在苏越条约签约一个月之内，也就是越南向柬埔寨发动预期的进攻之前，邓小平个人对正常化谈判产生了兴趣。苏越进行安全合作和中国准备以军事行动作出反应这两点联系起来，促使邓小平接受了美国的正常化提议并访问了美国，以此强调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结果，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为卡特政府在后几年中美中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巩固创造了条件。
不过，第二阶段中，邓小平国内声望的提高对这一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作出反应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正当华国锋利用其声望压过“四人帮”的短暂时期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有限步骤时，邓小平的声望又超过了华国锋，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类似的时机。他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取得了外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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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很大的成功——按中国的条件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明显地显示了他与美国打交道的能力和对苏越将在即将到来的旱季在柬埔寨问题上进行安全合作的预见力。正常化步伐和特点既反映了这些发展，也反映了邓小平的领导权威，后者使他得以把这种关系发展到不仅仅是达成一个正常化协议的地步。正是这个时候，美国抓住这个吉利的时刻做好“吃螃蟹”
的准备，由于中国国际国内发生的变化汇聚到一起了，这使北京特别容易接受美国的提议。
在正常化实现的过程中，邓小平把跷跷板上亲美的一头置于上风。在访问华盛顿和漫游美国期间，邓小平引人注目地把自己扮成一位美国的朋友。他在记者面前戴上一顶牛仔帽，也非常欣赏得克萨斯州的烤牛肉。实际上，据报道，他在接受罗伯特·诺福克采访时争辩说，中国和美国应该结成“同盟”。类似的是，邓小平的反苏言论几乎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苏联的攻击同样激烈。最后，整个１９７９年，随着美中之间贸易关系、学者交流和文化交流的正规化和不断拓展，这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１９７９年，中国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访问北京，由此开始了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
……
１９７８年底，邓小平不仅建立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地位，而且成了反对华国锋领导和同意清除激进派影响的温和派政治家们的领袖。由于华国锋暴露出不会管理经济的弱点，邓小平又取得了一个胜利。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接受了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作为制定政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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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胜利之后，邓小平领导地位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了。
反华国锋阵线出现了裂缝，抵制邓小平的势力也有了发展。曾支持过邓小平复出的保守派和“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过清洗的领导人不再全力支持他的路线和政策。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亲美立场处于下风。从卡罗尔·哈莫林对邓小平的采访已能看出，邓小平不愿意重新制定一个偏离反苏方向的政策，但来自其他政治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说中国对美国太友好了，而对苏联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因而，邓小平在集中精力抓国内建设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明显的亲美立场，并执行较为温和的对苏政策。这一出乎意料的变化使华盛顿处于难堪的境地，它要求结成反苏统一战线的请求被搁在一边。
但是，邓小平的后退并没有使中国像以前那样对美帝国主义口诛笔伐，而是对双边冲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作低调处理，以集中力量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相反，不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是因为北京对美台关系的忍耐超过了限度，一个根本的政策转变出现了。
１９８０年，这种转变的第一个迹象出现。里根政府前期，由于总统就美台关系发表了引起争议的讲话，这一转变进一步发展。
１９８１年中国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威胁说，如果华盛顿不同意中国的要求，就要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的级别。
……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的美中公报虽然正式解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争吵，但作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继续公开与美国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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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竹内实：
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号人物
竹内实是日本著名的学者，被誉为“毛泽东研究权威”
，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政治研究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立命馆大学教授。
１９２３年生于中国山东省。
１９４９年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
１９５１年赴中国。
１９５４年与新岛淳良一起进行“中国群众文艺活动”的专题调查。
１９５５年在中国研究所工作。
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８年，他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３３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工作。
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１日，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访华时，在上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讲师，１９６８年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１９７３年转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任副教授，１９７５年任教授。
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曾多次访问中国。由于他在鲁迅研究和毛泽东研究上的贡献，１９９２年９月荣获“福冈亚洲文化奖”。主要著作有：《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其诗与人生》、《鲁迅与现代》、《人民公社史》、《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谈哲学问题》、《毛泽东笔记》、《毛泽东》，并主编《毛泽东集》（１０卷本）
，和《毛泽东集补卷》（１０卷本）等。
１９７８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竹内实教授十分关注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他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号《外交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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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此前，他曾就这一观点进行过多次阐述。
他的这种大视角、高起点的研究成果，恐怕在国内外的邓小平研究中是不多见的。竹内实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应选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天下，在世界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国”。
第二人要称孔子，由于他的存在，中华世界才具有“中华文明”的“面貌”。他没有权力却至今不朽。如果把秦始皇作为政治权力方面的代表，把孔子看作是精神权威方面的代表，那么毛泽东就是使这两个人合为一体的第三人，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既拥有权力又拥有思想的这类人物，他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态。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竹内实认为，中国历史的第四人是邓小平。
他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
“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地位的人复出了，给已僵化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无视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业绩。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当然是邓小平。虽然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周逝世后为了改变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采取措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是邓小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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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可以说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为期８天的访问，会见了日本天皇、皇后，日本首相福田纠夫，日本政界元老、前首相田中角荣等人，与日方交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页。邓小平访日，受到了日本朝野举国一致的热烈欢迎，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台风”。
竹内实教授以学人的敏锐眼光，对邓小平访日期间的谈话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邓小平的访问获得了成功，这次访问证明邓小平“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精力充沛的、勤奋的现实主义者”。
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披露了邓小平访日期间会见日本天皇、皇后，会见企业界代表，会见记者们时谈话的细节，并对邓的谈话作了认真的分析。下面的文字是从竹内实教授《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在日本掀起“邓旋风”
宛如台风经过一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
台风过后，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万里无云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这场邓台风，究竟给我们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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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家周刊杂志在归纳邓小平八日行（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
的文章里使用的标题《尽管没有信口讲》那样，虽然不是期望的那种“信口讲”
，但是他发表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邓小平语录”的坦率谈话，使我们感触到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
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
，从这种不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并非说说而已。
由于中国没有“近代”
，自然需要“近代化”。可是，中国的努力目标是“现代”世界的先进国水平，所以，与其故意拿出大家不大熟悉的“近代”
，不如用“现代”在语感上更为贴切。我想这就是中国使用“现代化”这一用语的理由。
“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日，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
（１０月２４日，邓小平在日本众参两院议长举行欢迎宴会前，同在野党首脑们的谈话）
“参观了现代化的工厂后，我知道了现代化是什么。
我们中国制定了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希望日本产业界的诸位给予协助。“
（２４日，邓小平同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制造工厂干部的谈话）
“中国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更确切地说，就是指接近那个时候的水平。
“世界在迅猛前进。
那个时候的水平，我想贵国也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到那个时候达到现在的日本、欧洲、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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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我认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２２年后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难的。我们清楚这些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制定了这个大目标。“
（２５日，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答记者问）
“本来长得很丑，却按美人那样打扮是不行的。
丑陋是不能掩盖的，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才有希望。“
（同上）
“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跑。”
（２６日，邓小平在东京至京都的新干线列车上发表的感想。）
看到中国要搞“现代化”的这种焦躁感，我们日本人不是没有担心。尽管如此，中国迫不得已发出的奔向“现代化”的信号，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认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我们日本人感到内心有愧。
这就是战争责任，是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欠债。
日本损害中国的规模，如果按照中国声明的说法，人命１０００万人以上，财产５００亿美元。
这仅限定在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八年间的“日中战争”期间的数字。
人命无法用金钱换算。但如果按一个人一万美元计算的话，那么人的损失就是３５兆日元，物资损失是１７兆日元，合计５２兆日元。
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前一年的计算，当时１美元合３６０日元。而且，国家预算是９兆４０００亿日元。
现在，１美元相当于１９０日元，从国家预算为３４兆日元的日本经济水平看，假如支付５２兆日元的赔款，也许并不那么困难，根据我当时的估算，可以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强分２０年付清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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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中国虽然还保留着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显然已经没有要求赔偿的意图。那时，中国要人的谈话要点如下：１．中国不想利用外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２．一般来讲，让战败国支付巨大的战争赔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和平有害。
３．战争赔偿是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支付，所以是不合理的。
以上就是中国对赔偿的基本态度。
这个谈话是通过当时负责日本问题的赵安博转述的，廖承志又详细说明了上述意思：“中国没说不让赔偿，但也没说让赔偿。
我们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不过，作为一般的气氛，我们不接受那种因没有请求赔偿权的蒋介石放弃了赔偿，就认为中国也没有请求权的论调。“
在中国方面有了这种见解之后，似乎可以说，赔偿问题是１９７２年作为正式文件在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的。第五次论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他具有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
既然国家间的关系已由此开始，那么作为国家间的礼仪，就应该与天皇会见，这是中国的想法，大概也是邓小平的想法吧。
邓小平会见天皇时，恐怕没有联想抗日战争期间的战斗经历，也没有联想中国遭受的苦难。不过，既然中国不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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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革命外交”
，不想回到文化上的锁国主义上，我想他必然下决心使会见天皇这一国家性的礼仪圆满结束。
关于邓小平与天皇的交谈，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发表的内容略有不同。从日本方面发表的内容（参加会见的汤川盛夫宫廷仪式官发表的会见内容概要）看，天皇首先致欢迎词说：“百忙中特意光临，十分感谢。尤其是今天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交换完毕，感到非常高兴。”对此，邓小平说：“这次的条约比想象的要好，意义十分深远。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后我们要向前看，建立两国的和平关系。”
听到这些话后，天皇说：“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一时有过不幸的事情，我希望今后加深两国的亲善，长期维护和平。”
邓小平说：“正如陛下所说，我也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