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上述对话中邓小平发言的主要部分按中国方面发表的内容（新华社东京２３日电）译出如下，如已报道的那样，与日本方面发表的内容不同，成了承认天皇所说的“不幸的事情”的讲话。
“我们也认为这项条约具有深远的意义。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
（２３日，邓小平在宫中与天皇、皇后会见时的讲话）
中国方面把上述讲话放在天皇讲话之后，依然是针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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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所说的“日中两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虽然有过不幸的事情，但已经成为过去”
（据新华社电）的一种回答，我认为这是考虑到前后呼应。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宽容。如果邓小平发表的上述讲话，引出了天皇的“不幸的事情”这一没有预定的发言的话，那么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人品，还是他的表演能力，我想，人的本领是不可小视的。
日本有一部分人指责天皇的这个讲话不彻底，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也认为这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与事先协商根本就不谈相比，我以为还是谈出来好，即使说上千言万语，是否就说明对历史事实承担责任了呢？那时可能进而要求落实。不过，中国是来寻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不是寻求天皇退位和在日本搞革命。邓小平只不过是为了交换批准书才来日本的。
“这次我们受到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热情款待，对此十分感谢。与天皇会见，加上午餐，共２个小时，时间不短。我们都谈到了过去。然而我们注意到，比起过去，天皇更放眼于未来。
天皇对条约的签约很关心。
这一点，我们非常满意。“
（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的讲话）
关于尖阁群岛问题，他也给予了明快的解答。
对于邓小平的这种态度，并不是没有人反对。
在美国，好像有人攻击说北京把尖阁群岛（他们的叫法是钓鱼岛）出卖给日本了，并支持“四人帮”。似乎他们自称是“美国革命共产党”。
香港的北京系统报纸《新晚报》也介绍了上述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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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说，据日本的园田外相讲，邓小平说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后再解决也可以，但没有承认是日本领土。
既然没有承认，怎么能说是出卖呢？
结果，尖阁群岛是不是日本的领土，别说二三十年后，就是在这个《条约》有效期１０年后，问题怕是会再次提出来。
邓小平选择的是，与其强调尖阁群岛的所有权，使《条约》的签订难于进行，不如把所有权问题暂时搁置，好实现《条约》的签订。如果中国共产党将来出现严重对立的话，那么正如我们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主张里看到的那样，这带有给他的政敌提供有力借口的性质。
然而，他以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回避了这个问题。
“尖阁群岛，我们叫钓鱼岛，名称叫法不同。
关于这一点，双方确实有分歧。
我想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好，放它１０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智力不够。我们没有达成协议，下一代人可能比我们更聪明吧。“
（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答记者问）
迎接他访日归来，十分热烈。我认为，这种欢迎不仅是为《条约》的批准而高兴，而且也是冲着邓小平本人的。他应该感觉到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许一下子想起政治上处于逆境时的孤独与寂寞，他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日本记者的言论，没有感到无聊吧。特别是那些经常访问中国的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人，曾与“四人帮”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他理应是知道的。
他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精力充沛的、勤奋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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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我们损失了１２年。在这期间，日本等国家进步了，所以合起来我们落后了２０年。
因为落后，就必须学习。“
（２５日，邓小平在经济团体联合举办的午餐会上，对经济团体联合会士光会长等人的谈话）
在造成１２年损失的“文革”期间，他被遣送到农村。拜访田中角荣时，邓小平说：“你来到北京时，我正在北京郊外的农村。”
而田中角荣似乎没有理会这句话的含意，只是高兴得一个劲儿地喊着：“干杯！”
据说在田中角荣宅邸，邓小平偶尔显得面部无表情，那也许就是这个时候吧。
他大概对来日本之前那些针对自己的非难和批判感到厌烦吧。
“无论什么事，都有反对者。在国内也是这样。一年半以前，就有‘四人帮’这伙人。”
（２３日，邓小平在拜访福田首相时，针对首相说“除极少数国民外，都赞成日中条约”所作的回答。）
“落后的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需要日本帮助的事情很多，科学技术和资金等，就是这样。我认为，中日贸易规模也应该增加到长期协定的二倍三倍。
只要我们中国发展了，合作的道路就会越来越宽广。“
（同前，在会见记者时的谈话）
公平地讲，他的这次访日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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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分良成：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
国分良成先生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革命史，特别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国分良成教授在《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异同》一文中，用比较的方法，对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观点。
他认为，“１９３５年以来，毛泽东身居最高领袖的地位，领导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国家，直到他逝世，与其说他是建设家，不如说他一直是革命家。”他特别指出，“１９７８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
；“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时代”。
作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邓小平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所发生的积极的变化作了充分的肯定。当然，也必须指出，作为外国学者，国分良成教授对中国问题的一些分析，他的一些提法、用语、结论，难免有不妥之处，相信我们的读者能够判断。
本文是从日本同时代出版会１９９２年４月出版的《中国政治与民主化》一书中摘译的。
一般认为，毛泽东以后的新时代，是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是经常被称作“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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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转变呢？这次会议作出了以下几点决定：１．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２．作为工作中心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要实现现代化；３．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同时，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给过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路线打上了中止符，开始推行现实主义的路线。
似乎可以认为，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执掌大权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三中全会的意义，其真正意图就在于说明这一点。
从这点考虑，可以说１９７８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中国，确实以“现代化路线”和“改革开放”为特点。一方面，这可以说是由于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出现带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邓小平时代”与过去的“毛泽东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事实。然而，这两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奠基人。另外，从历史发展的现实看，领导人的变更并不意味着一举改变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和机能。如果是这样，那么，在１９７８年以前和以后，哪些发生了变化？哪些没有发生变化呢？
两个时代的不同点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到目前为止，毛里和子作了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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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的论述。她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特征概括为（１）党在一切领域实施排他性的一元化领导；（２）中央集权的制度；（３）自上的感化和动员的“大民主”式的政治文化；（４）毛泽东具有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超凡的领袖魅力和权威。
一进入邓小平时代，就离开了毛泽东时代的危机管理体制，过渡到面向经济发展，维持稳定的政治体制。
（１）允许“有限的多元主义”
；（２）不依靠意识形态，而依靠智力；（３）政治动员在逐步减少和淡化；（４）预测行使权力的可能性增大等。邓小平时代的政治体制的性质是“权威主义体制式的”。
的的确确，这恰当地概括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各自基本性质及其背景。不过，关于党的代行主义，即使进入邓小平时代，也没有改变基本性质，虽然不具备像毛泽东那样的超凡魅力和权威，但依存于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权力机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而应该注意到政治权力的不变的结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支持一元化领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
我想把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哪些发生了变化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专门放在政治社会结构上试作概括。
邓小平时代是改革的时代，但如果从更长远的观点看，也许应该把它当作产生新的现代化政治社会体系的一个过渡时期来认识。
在此意义上，如果将８０年代以来的邓小平时代同毛泽东时代作一个对比评价，也许和预测今后的中国政治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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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由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第一，可以看到从“革命”向“建设”的全面战略重点转移。换句话说，这也是从“政治”向“经济”的工作重点转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意味着“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是继续革命论的时代，其结果，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被优先，现实的经济建设实际上被推迟了。
然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国内经济的现代化成为高于一切的课题，继续革命基本上宣告结束。
第二，毛泽东时代在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上，虽有程度差别，但却是一贯的。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便转到改革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方向上。结果，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最重要意义几乎不复存在。换句话说，这是由“教条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普遍的真理，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出现了一种动向，即积极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不符合现实的侧面和由于教条式地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以致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停滞。
当然，这不是直接否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和毛泽东时代在这一点上却有天壤之别。
第三，如果把毛泽东说成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的话，那么可以把邓小平评价为有组织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是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他身居党的最高地位，但却常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监督之外。不论是在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时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其说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断发出指示，还不如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超凡魅力，置身于群众中发动和领导运动。然而，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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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尚未具有像毛泽东那样的超凡魅力。他主要依靠的是共产党的组织。为此，他注意不断整顿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素质。
从５０年代起，邓小平就是党中央的总书记，他确实是与“组织上的人”
这一称呼相适应的领导人之一。
从这种意义上讲，邓是比毛更有组织基础的处在权力顶峰上的人物。似乎可以说，他反复强调“党的领导”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四，虽然毛泽东时代确实有过部分地承认地方分权的时期，但基本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中央集权式的。进入邓小平时代后，由于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和企业管理自主权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分权化了。毛泽东时代的集权式结构不利于搞活经济和社会，有鉴于这一反思，进入邓小平时代后，便将轨道修正为承认地方和各企业的自主性的方向。
如果毛泽东在世的话，针对８０年代以后的体制改革再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也并非完全不可思议。
从８０年代以后的政治经济现实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生前一直警惕“资本主义复辟”
，这未必不中肯。……
在今天的中国，各地区和各企业自作主张以及各地区间差别扩大，这些已成为普遍现象。
第五，正像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集中体现的那样，毛泽东时代反复开展群众动员；而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动员”的情况几乎没有再出现。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没有来自群众方面自发参与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那显然是由于毛泽东从上面动员的结果。
进入邓小平时代后，不仅这种动员式的政治运动没有了，就连对权力提出异议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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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参与也不见了……
第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同外国的关系上，一直维持着极为封闭式的体系，可是在邓小平时代，开始改变为开放的体系。毛泽东时代对信息控制很严，且政治教育也很普遍，一般群众几乎没有将中国与外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观点。
可是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由于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国外信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传来。
信息的扩大导致意识的多样化。
８０年代的中国社会，由于信息的扩大和耐用消费品的普及，被称为大众社会那样的状况确实在以城市为中心开始出现。
两个时代的共同点
下面，我想着重联系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阐述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连续性。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个共同点是不断扩大并且承认个人的权力。两人都是第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则具有组织性的权威。虽有这点不同，但在决定重要政策时，他们都是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从职务上看，邓小平虽然并没有达到顶点，但没有人怀疑他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第二，两个时代均以党的代行主义维持政治统治，在这一点上基本相同。当然，进入邓小平时代以后，产生了社会上的多元主义，以至于在党内外也出现了多种意见。
然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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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８０年代的现实政治状况所显示的那样，好像与社会的多元化毫无关系似的，对一党专政的权力机构并没有做任何修改。
第三，无论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时代，都缺少党内民主，政治透明度差。
在毛泽东时代也有多种意见存在，但结局都成了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成了一方打倒另一方这一弱肉强食的历史反复。
进入邓小平时代后，这种构图基本没有改变。的确，党内存在多种主张，如果不实行公开化，就不可能发展党内民主，使民主制度化。
第四，依靠“人治”胜过依靠“法治”的政治结构在整个时代一直存在。……在中国，被称为“关系学”的人的关系网，常常超越制度和法律。……人控制制度和组织的倾向在中国很严重。
第五，关于政治权力依赖于军队和公安等专政机关的政治结构，基本没有变化。从政治发展的理论上说，军队的作用和与平民百姓的关系状况成为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原来就是军队，所以军队的作用比较突出，军队与平民百姓的区别极为暧昧。在老一辈革命家占大部分的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到了邓小平时代，革命的一代人相对减少了，而且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军队的作用降低了，军队的职业化、专业化加快了，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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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鲍大可：
邓小平后的中国
鲍大可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发表过多种著作。本文摘译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外交政策研究所系列论著《新世界——新方向》，是鲍大可有影响的论文之一。
鲍大可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进程，并对此作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为“毛泽东时代”
，１９７８年后为“邓小平时代”。
他赞扬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这１０年中走上了令人瞩目的改革道路。”他认为，正是因为改革，才使中国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
鲍大可有感于１９８９年后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巨变，运用他多年来观察、研究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来回答普遍存在于西方人心理上的两个问题。中国是否也将重蹈苏联覆辙？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会不会改变改革的进程？鲍大可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中国不可能走苏联同样的路，因为不论从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方式，还是国内民族关系来看，中国社会的构架都不会随同苏联东欧国家那场“雪崩”而陷于坍塌；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策连续性大于变动性，即使有某些变动，中国也不可逆转地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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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们关注邓小平引退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历史学家们称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为“毛泽东时代”
，他们也一定会把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历史时期看作是“邓小平时代”。
１９７８年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这１０年中走上了一条令人瞩目的改革道路。
然而，随着１０年的快速增长，它也面临着不断累积起来的一些问题。
由于８７岁高龄的邓小平自７０年代末以来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他在将来最终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个时候就会成为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许多分析家在他们估价继承问题的过程和可能结果时，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邓小平自己的引退上面。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专注会使中国当前形势和继承问题的性质的复杂性模糊起来。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代与代之间的接替”
，在很短的时期内，那些“老革命家”中的大多数将因病弱或去世而退出政治舞台。
这些老革命家的年纪都已在８０岁以上。
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这一“滚动式的接班”将需要多长时间，但它最多不会超过几年。
当所有老一代领导人引退之后，中共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动态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各自支持者的离去，继任者们将不得不明确自己的立场，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力基础，寻找自己正统性的依据，建立起他们彼此之间的新关系。与此同时，在“滚动式的接班”的过程中，当某一位党内老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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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引退之后，领导层内部的平衡就将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偏转——虽然并不一定都很明显——或倾向于更保守的方向，或倾向于更积极进行改革的一边，这取决于老一代领导人中谁先离去，谁后离去。
很可能在整个继承过程中，或在进入邓小平之后时期的最新阶段，中共最高领导层仍将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它包含着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并受到矛盾冲突的冲击。毫无疑问，政治平衡将会出现倾斜，从而带来政策的改变，但在领导层出现重大变更之前，这些政策的变动只能是部分的和有限度的调整，而不可能是采用任何意义上的全面的新战略。
要采用全新的战略，只有到更强有力的一致性出现时才有可能。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会出现逆转吗？
１０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进程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会出现长期的根本性逆转吗？没有人能断言这不可能。但是，从我们对中国当今和未来领导人的了解而言，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任何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观点加以归类的作法，都难免要流于简单化。当然，如果人们希望对中共领导人在未来时期内可能发生变化的因素作一估价的话，那么对他们加以划分的想法又是合乎情理的。
事实上，中国所有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国家奉行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口号都是赞同的，虽然笼统地来说，各人在赞同的方式和程度上有所不同。因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可以看作是某种经济改革家。不过，如果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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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粗略的划分，他们可以分成经济改革大范畴中的三种力量：谨慎的改革派、稳健的改革派和大胆的改革派。要确定高级领导人中谁属于经济改革的反对派或主要的保守派是困难的，因为，那意味着谁主张要退回到斯大林式的统制经济中去，实行高度集权和无所不包的计划。或者要复苏毛泽东主义的民粹式政策，或者干脆希望改革进程就在现阶段停止不前。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试图公开确定任何全面意义上的保守性的经济计划。
谨慎的改革者们在朝向市场化和私有化发展的问题上将赞同仅仅采取非常渐进的方式，他们将试图坚持国家计划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有企业继续占主导地位。
稳健的改革派将推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他们也主张实行渐进主义。尽管稳健改革派认同于计划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要求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看来他们也不主张过快的改革，其原因在于担心过快的改革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大胆的改革派试图推动最为迅速和更深远意义上的经济转体，其中包括实行全面的价格改革，大幅度削减国家的计划，变直接的计划指令为间接的宏观调控，建立起市场的主导地位，并鼓励更大程度上的企业私有化。这一批从领导人继承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改革家，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将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最终结果几乎也可洞见，但在最近的未来，很可能是稳健的改革派先领风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不过，大胆的改革派在稍后的阶段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领导权交替，产生出新的一代领导人后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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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极端反对改革的倾向是难以完全排除的，特别是如果中国遭受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出现极大的社会动荡局面之后。鉴于中国领导集团有能力避免这类难以控制的局面发生，因而出现这种倾向的可能性很小。
邓小平后的中国不可能抛弃对外开放政策
当中国实行国内改革时，它也正在广泛的范围内变革着它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变革是在１９７８年实行了“开放政策”。但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提出了“独立”
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宣称不与任何国外大国结成紧密的战略盟友。
实行开放政策是基于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种认识，即在经济上，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主要的工业国家，而且也落后于许多较小的邻国。在放弃毛泽东时代追求的自给自足和孤立主义政策的同时，邓小平宣布，要加速中国的发展，就必须放眼世界，成为国际经济和国际社会的名符其实的成员，并尽快扩大引进外资、技术、商品和知识。这样做的成果是辉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国外贷款以及外国投资的增长，其速率比外部世界所可能想象的要快得多。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已经牢固地同建立起来的对外经济纽带连在了一起。对外贸易的增长已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正在稳步上升，特别是中国的沿海省份已相当深地融入亚太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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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邓小平和中国的大多数领导人对他们信奉的对外开放政策从未发生过动摇。这在邓小平以后的时期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抛弃对外开放政策，就不得不重新提出一套全新的发展中国的战略，而中国还没有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提出过任何可信的替代性方案。此外，任何试图重新实行内向性经济的作法，都会造成经济滑坡，从而带来新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转向对外开放上来。因此，在邓小平之后的时期，中国的前景将必定是继续同世界经济相连接，并且，外部的影响可能继续增大，推动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实行改革。
没有人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某种非预期性的发展会导致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但是在目前，事情很明确，那就是政策连续的可能性将大于变动性。
中国不会重蹈苏联覆辙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初始的问题上：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吗？可以说答案大约是否定的了。那么，中国是否会成为保守的共产主义的最后营垒呢？答案同样是：更没有这种可能性。
变革之风已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它的改革，但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并非穷途末路。
７０年代末开始的发展，中国的改革进程虽然在１９８９年遭到严重挫折，但它必定在不久的将来，即如果不是在年轻一代领导人掌权之前，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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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重新向前迈进。如果保守势力试图从根本上扭转改革进程，那他们势必招致如同目前正席卷苏联的那种破坏性飓风。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更有可能的是，尽管道路曲折，中国都将继续沿着崎岖山路摸索前进，继续改革的事业。在前进的征途上，中国会不断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但这却是以它自己的速度进行的，并且，它会始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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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杨力宇：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杨力宇先生是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１９８３年６月，杨教授访问中国，邓小平于该月２６日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以《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为题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会见杨力宇教授时的谈话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主要原因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时第一次详尽阐释了“一国两制”
这一概念。
同年８月，杨教授在香港《广角镜》８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台湾与香港》的文章，披露了邓小平与他谈话的要点和一些细节，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下面的文字摘自于他的上述文章。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指邓小平）特别提到“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他说，在这个大原则下，其他一切建议和方案均可考虑、讨论及采用。但他强烈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因此，他说，中国的许多行为是针对着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而非针对台湾，中国更无意孤立和打击台湾。
因此，他希望国民党与中共合作，进行两党“对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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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努力完成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任务，对民族作出贡献。
……
在谈到具体的台湾问题时，邓小平提出，港台回归是中国的重大任务之一。在收回香港的主权后，中国将作适当的安排来保持香港的稳定及繁荣。我的印象是，中国对未来香港的构思保持以下各点：一、香港可以有立法权。
在不违背中国宪法的原则下，香港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
作为“港人治港”及“港法治港”的基础。
二、香港可以有其司法权，适当的司法机构，及最终审判权。
三、香港可以有适当的外事权，维持适当的对外关系，并可以签证及发出护照。
四、香港可以维护其独特的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及独立的对外经济关系。
五、香港将可使用代表香港的旗帜及“中国香港”的称号。
……
在谈到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作了深入的说明。我发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构想，基本上是相同的。统一后台湾和香港均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中国不干涉台湾的“内政”。
所以，统一后，台湾亦将有独立的司法权、立法权、适当的外事权及国际地位。
台湾将使用特有之旗帜及“中国台湾”
这一称号。
台湾亦将维持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及生活水准。
但中国对台湾之构想有一明显不同之处：香港不能保持原有武装力量（英军）
，更不能继续向外国购买武器。邓小平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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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对香港强调“港人治港”
，但对台湾则不能提出“台人治台”的方案，因“台人治台”似有“台独”的涵义。台湾一旦搞独立，就有沦为外国殖民地之危险，这是中国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说，中国正积极朝向和平统一的方向走去，但却不能公开承诺和平统一是唯一的统一方式。因为这样的声明将使中国永远不能统一。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中国将重视历史及现实，极有弹性，并将合情合理，充分考虑到台湾能接受的条款。他说，台湾及大陆将分别维持其经济及社会制度，并和平共存。这些原则大致地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台湾不可能永久坚拒和平统一的要求，也许不久的将来，台湾可以同意一切初步的交流（如交换条件）。
双方因此可逐步增加了解，降低敌意。终有一日，双方可以开始接触；也许９０年代，中国统一的任务可以完成。
然而，在完成此一艰巨的任务以前，还有无数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只有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的共同努力下，此一任务才有完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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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杨鹏翔：
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
杨鹏翔先生是居住在澳门的海外华人作家。
１９８８年７月，他出版了有影响的长篇著作《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在海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国内也受到普遍好评。他的书，以一个海外华人作家特有的感受和洞察力，描述了邓小平在指导、推动社会主义中国改革中的伟大思想与实践，阐释了十年改革给国家和民族生活各个层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杨鹏翔先生以前是个反共的作家，曾写过不少反共的作品。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杨先生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自己这样说：“过去的冤家可以改，历史上的‘英德世仇’‘法德世仇’早改好了。现在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不正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吗？
“改革在全世界蔚然成风，并不出奇，它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时代的脉搏，出奇的是这改革的火炬是在东方的中国首先擎起。
“我自己也在改革，四十年前的反共作家，觉得同室操戈毫无意味，在思想上不再偏颇而采取中立态度，这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的改正与革新嘛。
“我不怕千千万万昔日知我的读者，和过去共同工作的朋友批评我，我是从人类的前途和民族前途来认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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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杨鹏翔先生在写作中尽可能采取客观态度，把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溶化到实事求是的描述之中，使人读后产生全方位的感受，从而体会到邓小平作为伟大改革家的形象与业绩。
耐人寻味的是，杨鹏翔先生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前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在１９８８年５月分别说的对邓小平的评论置于他的著作的卷首。基辛格的评论是：“我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都比苏联走得远得多。”
“中国做了一些甚至在苏联还不曾谈到的事。”
洛克菲勒的评论是：“他（邓小平）言谈举止非同寻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极为坦率和富有远见地谈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证实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的看法：他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
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表侄、担任过大元帅府少将卫士长、当时已１０８岁的老人郑卓老先生读了杨鹏翔先生这一著作的部分初稿，他深为中国改革以来的巨大变化所鼓舞，深感邓小平的政策确实顺乎民心，顺应潮流，因而欣然为《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一书作序。
杨鹏翔先生的这本关于邓小平的评传，共有２７章，下面的文字选录了该书的导言、第２６章和第２７章的一部分，有些题目作了改动。
在历史的天平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东方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十亿多人口的中国，政策和路线有了明显的转变。地球上近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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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积极好转，很自然地吸引着全世界人的关注。
群众中有很多英雄，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亿万平凡人所创造的。但历史学家不排除领袖在群众中产生的作用。
政策和路线，是领袖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毅力、实践的经验的结晶。它在关键时刻发生旋转乾坤力挽狂澜的巨大威力，在世界历史上就发生过许多次。中国的邓小平正是这样的人物。
古今中外许多历史人物，在失败之后很难重登历史舞台，创业不易，守成更难，成功人物的暮年，往往是不能重振雄风的。
拿破仑是人类史上蹶而再起的人物，他失败被囚后能逃出牢笼，振臂一呼，重组雄狮，与英德联军相对抗，不幸再度被俘，郁郁以终，但法兰西人民至今犹视他为法兰西民族的骄傲。
人类历史上能三蹶三起的人物，是中国的邓小平，因此，当他第三次在政治舞台上大显雄风的时候，关于他的事迹，成为西方作家的热门题材，有些为了赶时间，粗制滥造，抢先上市。
由于以往中国对高级干部的历史采取保密制度，使西方作家难以从中国找到第一手的真实资料，只能从港澳的旧资料中去撷取一鳞半爪，甚至引用了错误的资料。……
美国《时代周刊》选出邓小平作１９８５年的新国人物，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和启发，美国《时代周刊》编辑部原来是考虑过以苏联新领袖戈尔巴乔夫，以及当代若干知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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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为１９８５年的新闻人物的。但经过研究分析，在最公正的天平上衡量过，最后认为邓小平才是最适当的人选。
事先，《时代周刊》派出了庞大的新闻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访问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素材。他们又接触了美国其他报馆长期驻华记者，更听取了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的意见，博采周谘，绞尽脑汁，他们这种一丝不苟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作风，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学习的榜样。不到一万字的文章，竟动用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世界上是罕见的。
《时代周刊》对封面设计也深具匠心，他们请了艺术家罗伯特·卢森堡精心设计。
《时代周刊》编辑部介绍说：“罗伯特去过中国，在北京和西藏举行过他的作品展览，他在日本与艺术指导路德·霍克兰相遇，霍克兰说：我们认为他能把邓的像设计得富有新意，并反映出革命的传统。这位艺术家通过亲身感触，以及他手头的一些照片，创作出一个肖像似的艺术拼贴画面，画面左上方一把剪刀剪开红绸带，表示中国迈向一个新时期。
１９８２年也曾去过中国的卢森堡说：今天出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奇迹，那是三年前不曾有过的（指１９８２年前）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艺术家卢森堡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
《时代周刊》上《东山再起的同志》这篇文章，更激起我心底的共鸣。也引发了我创作《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这本书的动机。
历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着重点是评价他对自己的国家以及对世界的影响。他的人民过去生活得怎样？现在生活得怎样？今后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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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少年时期的活动，以及他迈向成功之路的坎坷和曲折的历程，则是次要的。
因此，我以较多的篇幅来写几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牵涉面比较宽广，而对邓小平本人则着墨不多。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分不开的，他以高度智慧来指引人民前进的方向，十亿多人就能走上宽广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