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把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称为“第二次革命”
，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因为十年前中国的处境，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更为严重，更为复杂。
３０年代，罗斯福总统面对美国经济大衰退的浪涛，用铁腕推行新政，扭转了美国经济大衰退，使美国的经济获得复苏，全面繁荣，这也是一种改革，只有经济的繁荣，才能促进政治的修明。当时的和现在的美国反对党，也都承认这个事实。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影响着当时的美国人，今天的美国人，以及尔后若干年美国人的命运，这已成为人类历史不可抹煞的功绩。
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未到十年，成绩斐然，实践证明，这是造福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一个方案，一场革命。
所以，全国景从，奇迹迭现，全世界都欣赏和喝采，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也竞相效仿；它将影响着当代中国人，以及若干年后的中国人的命运。
因此，将《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这本书，当作历史的见证也未尝不可。美国《时代周刊》两度把邓小平选为封面人物，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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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第二次革命
由于闭关锁国，思想僵化，政策摇摆不定，再加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中国的经济也遭到沉重的打击，诚如中国的舆论所公开承认，７０年代的末期，中国的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的命运向何处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日思夜虑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有识之士关心的课题，在海外的华裔同胞，亦寄予深切之关注。
中华民族要昂首挺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不是靠口号和空想来获得光荣，而是靠事实来表现。人，当然要有精神，人也离不开物资。要解决十亿多人民的温饱，在温饱的状态下摆脱穷困落后而进入小康，再由小康而到达繁荣富强，这是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在思想僵化的情况下要解放思想，在生产力萎缩的阶段要解除一切束缚生产力的障碍，是关系到１０亿多人民及整个民族前途的大事。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拥戴，几年的苦干实干，给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奇迹般地呈现了生机蓬勃的喜人现象。
９年来的实践，已具体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这成果还将影响着今天和明天的中国历史。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也为全世界经济停滞、生产落后的国家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实行经济改革开放，在今天的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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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一股新风气，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穷困落后的新途径。
谈改革，说开放，是今日世界有识之士的时髦课题，干改革，干开放，更是时代的新任务、新目标。大势所趋，潮流所向，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历史，是人类在前人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改革、再改革的过程中的文字的积累。基于此，现代的历史学家确定：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改革家是发展历史创新历史的先行者！对中国来说，改革就是光明和幸福，就是中国的希望。
邓小平不是个神，是个现代人。
作为中国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他能吸收前人的智慧与精华，扬弃其愚昧与糟粕，迎合世界潮流，洞察人民意向，大胆创新，排除障碍，发扬民族精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他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正鼓舞着和带领着中国人民，把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结论。
“马克思在天之灵很有威严，他看到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意，所以他惩罚我，罚我变成聋子。”
（注：意译１９８５年邓小平讲话）
这当然是１０亿中国人民的领袖人物的玩笑话。
还在作出有魄力的行动，使一个世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旧貌换新颜以前，邓一只耳朵听力就不好。但是，在这位身材矮小但拥有铁腕的领导人看来，这句玩笑话意味深长。如果在大显身手搞改革的当中，邓还打算用共产主义革命的祖师爷卡尔·马克思的名义来证明他常常称之为“第二次革命”
的正确性，他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中国推行的政策是与传统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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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乐于接受的金科玉律有所不同或者相抵触的。照中国阴阳平衡的思想来看，邓的第二次革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尝试，把表面上看来势不两立的两种东西融合到一块，如国家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中央计划和市场竞争，政治专政和有限的经济、文化自由。的的确确，对在西方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怀疑论者来说，这是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到一起的一种尝试。
东山再起的同志
在四川省西北部的茂盛竹林和稻田之间，有一幢带有当地典型风格的Ｕ字型农宅（即两厢伸出）
，木架结构，灰浆墙，灰色瓦屋顶。
１０户人家住在有百年之久的１６间房间里，每间房约３２平方米面积。
庭院里摆放着一束束干辣椒和谷穗。在这拥挤的公共住宅中间，有三间未住人的房间，每天都有不少人到此来参观，这儿就是邓小平的故居。尽管农宅的“文化中心”只有少量的照片和旧的家具，但也足以使人产生对往事的回忆。当有人问邓小平他为什么把祖上有牌坊的住宅让人使用，他回答说：“让房子保持原样，让农民住进去吧。”
看来，邓不爱自己拔高自己是有其原因的。邓近来告诉《时代》组织的新闻旅行团说：“人们想要我当党主席，我告诉他们我老了，当不了。
人们要我做国家主席，我说不行，我不想那么做。“
中国的新闻媒介一般称他为最高领导人。
邓的谦让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不够或是阅历没有已故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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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那么丰富。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身居“最高领导人”职务也好，还是被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好，他所度过的一生都是充满意义的。
邓的长期革命生涯令传记作者们感到不可思议。一生历经轰轰烈烈的战争与革命，有过了不起的政治上的胜利，当然也有羞辱的下台，有个人的成就，也有家庭的不幸。运用保存实力的手法和计谋多端的恢复能力，这位意志坚强的政治家不仅在忍耐中渡过了难关，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今天，在他将近９０高龄之际，他站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力巅峰上，成为他骄傲地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发动者。
邓的关于中国的全面看法最为突出的是没有华而不实之处，邓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学者和理论家。他也不像另一个久经考验的战友——已故的周恩来总理那样，学识丰富，风度翩翩。但这并不影响邓的敏捷的思维能力和世界观。他一贯寻求的是宁愿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变革以及实用主义胜过教条清规。在最近论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邓说：“如果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那么，我认为这项政策本身就是对改革能顺利继续进行的一个有力保证。”
在采用后退战术上，没有谁能与邓相匹敌。他有时甚至公开承认错误，尽管他不相信自己错了。然而，他却是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他相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理论也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毛在１９５８年搞的“大跃进”运动，当时在全国农村强行搞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鼓励人民群众在后院炉子里炼钢铁。
这一运动被证明是场灾难。
邓和刘少奇主席在１９６１年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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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次失策造成的巨大后果，他们开始着手加以改正。在一次气氛紧张的党的全会上（毛未出席，以便让邓、刘和其他人在毛逝世前得到领导经验）
，他们宣布采取一些措施，如恢复个人的自留地，发展养猪等副业，搞更多的自由市场。在工业方面，把经营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从党的官僚桎梏中解放出来。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计划措施是邓的第二次革命所采取的方针政策的雏形。
为了给那种开明做法的必要性作辩护，邓笃信抓经济效益的路线，这已成为他的简洁信条：不论白猫和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他也开始提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人价值的问题，即不仅仅是看他“红”的方面（即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
尽管邓本人过早地结束了正规教育，但他还是多次强调指出，他对于建设新中国的看法是牢牢地扎根于教育和科学研究这方面的。……
对于邓和其他政治上的温和派来说，“文化大革命”
是场恶梦。邓和妻子卓琳被一同下放到江西省南部，他被迫到一个拖拉机工厂去工作。在肮脏的厂房里，他守候在工作台前干些手工活儿。
邓的家庭成员也因他的政治罪而受到牵连。
他的弟弟邓书平（音译）
，贵阳的一个城市干部，受到一些自封为红卫兵头头的人的不断残酷迫害，在绝望之中于１９６７年自杀身亡。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一名２２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在与红卫兵暴徒们对抗中掉下楼去，摔断了两条腿，由于未得到及时医治，造成终身残疾。他的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下放到陕北农村。尽管自己并未受到非人的待遇，邓很想保护家人的安全。
他最终被允许将子女带到身边来一同生活。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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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住在安排给邓的一幢两层楼的住宅里。邓利用闲暇时间听广播、读书和锻炼身体。
１９７３年，邓在北京的宴会上露面，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他还是挂的副总理的头衔。人们后来才知道，他重新复出是来接替周恩来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的。周后来死于癌症。邓还担负了处理党和军队事务的任务。他起初小心翼翼继而果敢地协助周恩来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宏图，在１９７５的１月加以宣布。
但是，江青和另外三个忠实于毛的左翼分子，即所谓的“四人帮”进行了报复。
１９７６年４月，他们罢免了邓的一切职务。这在他的生涯中是第三次置身于政治的荒原中。这次他身体有段时间受到折磨。邓的老朋友、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他救出来，在广东某地为他提供了庇护所。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去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逮捕。邓再次被要求承认错误。为了自己的需要，他干干脆脆地同意了（注：听说，这次是华国锋要邓承认错误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政治科学的教授张帕里说：“邓是个很会审时度势的人。”
对于一个大半辈子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来说，邓与家人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自从他父亲在１９３８年去世以后，他把继母夏伯根接到家来。他分别负担了一个伯母和一个叔伯的生活，他们如今是８０多岁的人了，还住在四川老家。
“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把儿子邓朴方送到美国去治疗。邓朴方现在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负责人。
邓质方，３４岁，是纽约罗彻斯特大学的毕业生，从事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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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女儿已结了婚。
大女儿邓林，是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她在纽约市展出过自己的绘画作品。邓榕和她丈夫都是中国的外事官员，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他们在华盛顿供职。
邓至少有两个孙儿女，据说他很疼爱他们。
邓通过游泳和痛痛快快地打上一通桥牌来使自己紧张的生活松弛一下。他和夫人在北京西山自己家里定期举办周末桥牌比赛。常来的客人当中有副总理万里和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邓很喜欢吃四川出产的柚子。他有时还特地叫人去弄些柚子来。他也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吸烟者。在开会时，不论是他发言，还是听人家发言，他抽熊猫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
邓最近对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我奉行不干涉的政策，放手让别人去干。”显而易见，这恰恰是邓的又一深谋远虑、让人猜不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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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李国强：
邓小平得出教训：“老人政治”搞不得
李国强是香港知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镜报》杂志社总编。
他注重对中国当代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邓小平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有不少著作问世。下面的文字是从他的《邓小平引退曲折内情》、《邓小平不愿垂帘听政》两文中摘录的。原文载香港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录》第３集。
邓小平引退曲折内情
曾经提出这样的理由，邓小平健康状况良好，还可以干几年。邓小平回答说：我８３了，看来身体是不错，脑子也还不糊涂。不过，毕竟已经８３了。谁知道哪一天身体会出问题呢！
也曾提出这样的理由，新班子接班要有个过程，需要邓小平留下来传帮带。邓小平回答说：老的不退下，新的起不来。椅子只有那么几把，我们坐着，他们就得站着。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很危险。
如果我们一旦不行了，年轻一些的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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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不够怎么办？我们在还健康的时候退，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比较好。
还曾提出不少理由。邓小平坚持说，是我首先提出在党内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建立退休制度。
我自己不带头做，岂不是言而无信了吗？终身制还废得了吗？退休制度还能建立起来吗？
……笔者获悉，邓小平已明确表示到下一次党代表会议，他一定会全面交班。这肯定将促成中共领导机构又一次大更新。
邓小平这种明智而果断的做法，表明他确实是高瞻远瞩，具有过人的智慧和不凡的气度。他带头坚持退下中共最高层岗位，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一个好榜样，并且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不愿垂帘听政
非洲突尼斯的布尔吉巴给中共元老上课！这种说法也许会使人迷惑不解。突尼斯独立运动的这位老资格领导人最近什么时候去了北京？又怎么会给中共元老们讲起课来了呢？
当然，布尔吉巴并没有到北京去，走上讲坛给中共元老们讲了些什么。但是，邓小平正研究着他的遭遇。
中共“十三大”结束不久，传来突尼斯政局变化的消息，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７日，突尼斯总理兼内政部长本·阿里宣布解除终身总统布尔吉巴的职务，并由自己担任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北非这个穆斯林国家发生这次“和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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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受到了邓小平的特别重视。
据北京一位熟悉高层情况的人士透露，邓小平十分注意他，并极其认真地研究了最近突尼斯政局的变化。他从布尔吉巴的遭遇中总结出一条教训：“老人政治”搞不得！最近，邓小平还用布尔吉巴这个实例一再向中共高层讲述这个道理，并且表示自己一定要很快地完全退下来。
……这次突尼斯政局变化也使邓小平思想很不平静。据熟悉情况的人向笔者透露，邓小平在那几天密切注视着各方对布尔吉巴下台的反映，并且同人议论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感慨万千地说：“突尼斯发生了布尔吉巴事件。布尔吉巴是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长期在突尼斯威望很高。他比我大一岁，今年８４岁，但是他一直不安排好后事，结果让人安排了他的后事。中国是个大国，不解决后事的安排，要出乱子就是大乱子，而且要收拾很不容易。”
邓小平接着说到了他自己：……我已经８３岁了，不知哪一天就会倒下，这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就是不倒下，总有一天会像布尔吉巴那样胡里胡涂，结果犯了错误或者被人清理掉。因此，我的半退是一种过渡方法，力求减少过问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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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陆铿：
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
陆铿是香港著名记者，曾多次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
１９８８年，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好评。
香港学人胡菊人为陆铿的《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撰写了题为《写出“邓小平时代”
》的专文。专文中说：“‘邓小平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关键性时代。
可以这样说，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如果失败，则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如果邓小平政策成功，则中国在２１世纪或者真的可以一洗百年来的耻辱，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因此，就某一程度上说，了解邓小平的时代，了解他的政策及问题之所在，亦可以说是了解中国前途及中国人命运的一把钥匙“。
陆铿先生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高度评价。
他认为：“由于他（指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允许大批青年人出国留学，和外面的世界接触，改变过去长期闭目塞听的状态，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有了一点振兴的生机。毫无疑问，邓小平为中国大陆开创了邓小平时代，历史将给予公正的评价”。
下面的段落，摘自陆铿先生的《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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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千秋不争一时
他是在全世界对中国大陆都表示失望的情况下，给１０亿人带来了希望。
他是在强大的反对他复出的压力下站了出来，很快地扭转乾坤，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而且，明明可以做党主席、国家主席而不做，表现出争千秋不争一时的气派。
了不起！
我这种认识，是通过感性而到理性的。第一，邓小平此人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比如，我批评共产党的话，他一直耐心听完，不中途打断我的话，而且反应不急不徐。
第二，邓本人说话，不绕山绕水，而是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而且有一定的幽默感。比如，当我和他谈起香港问题时，他就说，到期收回，不是单收回九龙，而是像广东人说的“冚办烂”
，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和方毅解释，“冚办烂”
就是统统收回的意思。而且说，收回之后，制度不变，可以告诉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放心，不仅现有制度不变，甚至他们要回到封建制度也可以，话讲到这里，好了吧？表现得很干脆。第三，邓为人豁达，看得开。比如，我和他谈话时见他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便告诉他，美国医药总监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身体健康，因此美国香烟广告都要同时刊出有害的声明。邓很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戒除呢？如果因抽烟而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说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最后，邓使我佩服的是他做事认真的精神。就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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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大学“的计划来说，我当时交给他，他表示说，要好好研究一下。从１９８２年秋到今年春，石沉大海。我想大概是此计划连同共产党改名的建议，一起被丢进字纸篓里去了。想不到，他今年２月视察深圳时，竟亲自把这个计划带到深圳交给梁湘，并告诉梁湘，这个计划经教育部研究过认为可行，叫他们再商议一下。今年３月我收到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和副省长兼深圳市长梁湘两人具名的信，邀请我今年６月访问深圳，就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事签署协议书。说明邓小平是一心求治的。只要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益的建议，他都会嘉纳的。
等着小平哩！
１９７６年，人们在大街上看批邓的大字报，毫不隐讳自己的真实感情：“哼！
要是这次不批邓，还不知道邓小平是好人哩！“
“四人帮”垮台后，群众对邓小平的复出，翘首盼望。
有如大旱中望云霓，每逢开会间隙的耳语，或私下共语，都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感慨。当时人们为了表达对邓小平复出的迫切心情，只是在天安门旁的墙上贴了一个斗大的“等”字，在“等”字下面用一根红线挂上一个小瓶子。最初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才发现其真意：等着小平哩！大陆有一部叙述甲午海战的电影《甲午风云》，主战派中有一个刚正不阿、爱国爱民的将领邓世昌，人称邓大人。自这部电影上映后，“邓大人”也就成了邓小平的代称。这不是拥戴邓小平个人，而是反映了人民切盼中国大陆改弦更张，走向富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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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热忱。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革”期间倒台的老干部，……当他们被赶下台，削职为民以后，长时间地“靠边站”
，使他们有了“旁观者清”的方便。在插队落户或“五七干校”养猪、种菜、犁地、耕田之时，自然使这些长期脱离人民、高高在上的中央首长和各省负责高干们，重新和一般群众或是乡下老百姓有所接触，亲耳听到人民的呼声，亲眼看到人民的疾苦，呵，原来事情并不像中南海想象的那么简单，从而对中共统治大陆多年来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警觉，结合青少年时期培养的爱国激情和革命理想，于一旦东山再起时，也就决心将自己有生之年贡献出来，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奠定基础，以免像周恩来那样含恨九泉。因此，在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实践派”
复出时，确是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那时，老百姓也闻讯而喜，奔走相告，尤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政治局面。
他表现出一股“顽固”劲
邓小平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３年的做法，是要把毛泽东留下的……摊子，彻底整顿一番，把毛泽东定下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动乱彻底结束，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四化”为中心的建设事业上来，让百姓喘一口气。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这在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时，他和刘少奇对于中国大陆主要矛盾的估计，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过了二十多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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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的弯路，现在邓小平回头论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针对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一论点，邓小平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路线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而且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是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
横下心来，反映了邓小平的“顽固”劲。他之所以能三起三落，也就是靠这点“顽固”劲。
１９７４年在毛泽东“绵里藏针，人才难得”的批示下复出，１９７５年掌握中共中央工作时，接见各省市大员就表现了这股“顽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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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邓小平人才难得
毛泽东和邓小平无疑是当代中国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生于１８９３年，邓小平生于１９０４年，邓小平比毛泽东小１１岁，但他们却几乎同时走上革命道路。他们相识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危急关头武汉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上。但毛泽东真正认识、了解邓小平则是由１９３３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邓、毛、谢、古”事件。当时，毛泽东受王明“左”
倾路线的排挤，邓小平因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被撤销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统帅，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则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第二野战军政委等一方将领，驰骋疆场，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卓著功勋。建国后，毛泽东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
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后，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全面主持中央的工作。几十年来，他们有过密切合作、信任和友谊，但也发生过分歧和矛盾，关系十分不平常。邓小平一直对毛泽东非常尊敬，甚至在毛泽东死后，还曾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曾是毛泽东的助手，但对毛泽东并不崇拜、盲从，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抵制。毛泽东十分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多次委以重任，多次赞誉邓小平人才难得。但他又抱怨邓小平有时不听话，甚至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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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两次将他”打倒“。历史已证明，毛泽东晚年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没有一个人像邓小平那样得到毛泽东如此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方面的评价，也没有一个人像邓小平那样被毛泽东“打倒”又启用，启用又“打倒”。但即使“打倒”的时候，也都留有余地，“以观后效”。这也许正是因为毛泽东始终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的缘故吧。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泽东对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进行评论，最早恐怕还是１９５１年９月３日与梁漱溟先生的谈话。
梁漱溟于该年对四川进行了近４个月的土地改革考察。回京后，毛泽东约他谈谈对四川的印象和土改情况。
其间，梁漱溟谈到邓小平年轻、能干、治政有方，深得人心。毛泽东听后，脱口而称赞：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邓小平自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起至１９５２年７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作为主政西南的领导，邓小平处理党务、剿灭土匪、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清理鸦片烟窑等等各项工作都进行得有条不紊。
他还妥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对农民进行思想文化宣传，倡导重视教育、尊重人才……西南局党、政、军各方面工作成绩显著。对此，毛泽东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说梁漱溟看得蛮准。但得出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的结论，恐怕除了四川这一段外，还纵观了邓小平此前各个时期所表现出的杰出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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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２４岁时就担任了中央秘书长，在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那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候。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顶住“左”倾错误作法，因而受到撤职处分。这是邓小平政治上受到的第一次挫折，当时２８岁，但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品格。这是毛泽东永远不能忘记的，乃至在１９７３年再度启用邓小平时，还特意强调这一点。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和刘伯承师长一起率部挺进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太行、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刘邓大军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特别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邓小平作为前委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等一道组织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毛泽东夸奖邓小平等人：“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在指挥作战的同时，邓小平还善于总结经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后，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建立有３３个县的大别山新解放区。当时，如何在新解放区开展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毛泽东正收集各方面意见。邓小平及时总结大别山新解放区的经验，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８日写了《复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２月１７日，毛泽东向全党批转了邓小平的报告：“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淮海战役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又率第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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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战军跨过长江，直捣南京、上海，迅速解放了苏皖浙赣等省。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邓小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又和刘伯承、贺龙等马不停蹄，率部进军大西南。
因此，毛泽东脱口称赞邓小平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是很自然的。
办事公道、稳当，看问题有眼光
建国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极为器重。
１９５２年７月，邓小平调北京，担任重要的职务——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等职。
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６年９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总书记，成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组成的党和国家领导核心中的一员。此后，邓小平一直处在一线，协助毛泽东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在他推荐邓小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时说的。在讨论党的八大的组织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提议设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３日，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这个安排作了说明。
邓小平同志表示，他还是比较安于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自己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赞成就顺了。接着就夸邓小平的优点。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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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毛泽东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过不少肯定的评价，但得到他这样的评价的大概不多。
这个人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１９５７年访苏时同赫鲁晓夫说的。邓小平刚到中央不久，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这时高岗和饶漱石及林彪等人搞阴谋活动，拉拢邓小平，想拱倒刘少奇。邓小平明确向高岗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高岗又找陈云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高岗的阴谋活动，引起了陈云和邓小平的警觉，他们将这些情况如实报告毛泽东，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很快揭露并挫败了高饶反党集团的夺权阴谋。
邓小平在负责处理高饶事件中，以及后来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邓小平随同前往。在莫斯科，毛泽东在一次和赫鲁晓夫谈话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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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参加学习，１９２１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很有发展前途。
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加以区别
随着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生发展，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他的分歧和矛盾也不断发生发展。特别是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推行越来越“左”的政策和作法，邓小平不予以支持配合。在那特定的历史情况下，邓小平采取的是一种沉默或者回避的态度。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小平大多与周恩来坐在一起，或坐在彭真旁边，有时挨着贺龙和刘少奇坐，总是坐在离毛泽东稍远的地方，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说：“邓小平耳聋，他总是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敬而远之，不听我的话。”
对这事，后来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的。
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
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
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北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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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独立王国”
，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终于当作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
打倒。
但是毛泽东对待邓小平还是留有余地的。
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林彪、江青一伙鼓噪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因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后来，林彪、江青一伙曾想谋害邓小平，被毛泽东发觉后，挫败了他们的计划，邓小平得以幸免于难。后来在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被下放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以往的政策作了调整。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起，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平反，重新担任党、政、军职务。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邓小平。
１９７２年１月，陈毅元帅逝世，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大会。
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见面时，毛泽东不仅称赞陈毅“是一个好人”
，“是一个好同志”
，而且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把邓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显然，毛泽东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是毛泽东欲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第一个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
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事件始末的传达，也得知了毛泽东关于他的讲话。他十分激动，于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和１９７２年８月３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邓小平在１９７２年８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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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揭露了林彪和陈伯达的一些问题和事实。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愿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在信中写道：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６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６８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江西省委转中共中央办公厅再转到毛泽东手里。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注：指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印发中央各同志。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
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评价是基于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事实，因而是错误的。对邓小平的有些评价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功绩。在当时，毛泽东能说出这样的评价是很难得的。这个批示成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转机。此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说邓小平“行方思圆”
，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他是个好战士，懂得同俄国人斗。
１９７３年２月，邓小平接到了返京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