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１０日，中共
２４３
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同年８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
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１２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
，决定八大军区对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宣布：“现在请了个军师，叫邓小平。
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们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接着又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做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还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通知称：“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
３４３
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你开了个钢铁公司，我赞成你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一方面开始“解放”和启用了一批老干部；另一方面继续任用“文革”中青云直上的新贵们，王洪文这样造反起家的人物居然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仍是政治局委员。
“十大”之后，王、张、江、姚结成小帮派，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更高的权力。这样，党的高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的对抗，一方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为代表们的正确力量，他们为纠正“左”的错误而殚精竭虑；另一方则以王、张、江、姚等阴谋家、野心家为代表，他们总是兴风作浪、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加紧了夺权活动。
１９７４年初，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以为时机到来，处心积虑地把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对此，毛泽东表示不满，７月１７日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并且自６月以后，毛泽东会见外宾已不再要王洪文陪同，而改由邓小平陪同。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和以往形成极大的反差，“四人帮”
顿时感到孤立和紧张。
１９７４年４月，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言，系统地
４４３
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热烈欢迎。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邓小平的发言，扩大了毛泽东和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敏感的外国评论家、记者们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邓小平，毫无疑问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中国未来的总理。”
张春桥看到这些报道，气得七窍生烟。
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病重，而邓小平的地位和威望日益上升，接替周恩来是完全自然的事。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周恩来住院治疗。
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武汉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诉他，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预料与担心的事果真发生了，毛泽东的这一决心，使“四人帮”更加恐慌，他们决定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借口“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崇洋媚外，逼邓小平表态，企图一箭双雕。邓小平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针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
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江青大为恼火，在会上胡搅蛮缠，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当天深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紧急密谋。因为丹麦首相偕夫人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外宾到长沙拜晤毛泽东。
他们害怕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说明事实真相，决定派王洪文赶在邓小平之前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以混淆是非，使毛泽东改变主意。
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飞抵长沙。
下午２点，毛泽东在湖南
５４３
省委九所６号楼接见了王洪文。在对毛泽东的汇报中，王洪文故弄玄虚，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蔑邓小平为了“风庆轮”这件事，与江青吵得很厉害，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
，“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王洪文利用汇报四届人大会议筹备情况，诬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
；“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
；“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污蔑周恩来、邓小平的同时，却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似乎明白了这位副主席此行长沙的真正目的。他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王洪文批评道：“商量工作嘛！
有意见当面提，这么搞不好。“还告诉王洪文：小平同志会打仗。言外之意，邓小平比你们经验多，能力强。还提醒王洪文：你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用加重的语气，告诫王洪文：”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接见王洪文时，张玉凤始终在场。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捕后，张玉凤回忆当时谈话的情景，写了这样的证词：“‘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之前就阴谋篡党夺权。四届人大前夕，他们感到形势不妙，很孤立，便企图先发制人，把周总理、叶剑英同志等搞掉，把权夺到手。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
６４３
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王洪文到湖南的目地（的）
，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恩来，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王洪文告状不成，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于当晚怏怏回到北京。
在王洪文来长沙告状的同一天中午，江青还召见将要陪同外宾去长沙的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想请她们也在毛泽东面前替他们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
１０月２０日，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和夫人埃尔塞贝特·哈特林一行在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新闻司副司长章含之陪同下，来长沙拜晤毛泽东。
当天，王、唐陪同外宾会见毛泽东后，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对江青十分恼火，气愤地说：“‘风庆轮’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
７４３
念同志已经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联系１８日王洪文来告状，毛泽东明白，江青是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必要提醒江青等人注意。因此，他明确对王、唐两人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停了一下，他又一字一句地说：“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要王、唐两人回北京后将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
“四人帮”万万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竟触怒毛泽东，并促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更加重用。
１１月１２日，邓小平再次陪外宾来到长沙拜晤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和邓小平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一开始便以赞赏的口气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个钢铁公司！”
“我赞成你。”毛泽东指的是“风庆轮”一事，邓小平同江青的斗争。
邓小平则很平静地回答：“我实在忍不住了！
不止一次了。
他们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毛泽东又指着王、唐两人说：“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谈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好！”
邓小平在谈到自己的工作问题时，表示：“责任太重了点。”
毛泽东劝邓小平：“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了啰。”
８４３
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和鼓励，使邓小平信心更加坚定。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十分热情，两位老战友互致问候和关照。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在硬挺，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你还可以到外面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对王洪文，毛泽东则比较冷落。据有关记录，这一天毛泽东就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
有没有，我看有。“
２３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主要讨论了人事安排问题。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称赞道：“他政治思想强。”边说边用手指了指脑袋。并指着在坐的王洪文说：“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政治）
比他强“。
只有小学文化的王洪文听不懂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是什么意思，十分尴尬。
毛泽东又接着明说：“他没有邓小平强。”
还边说边用手中的铅笔写了个“强”字。
王洪文脸都涨红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当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
９４３
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给邓小平加了一个职务，并称赞他“人才难得”
，边说边在纸上写下了这几个字。
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在十届二中全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的：毛主席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在次日的谈话中，王洪文又一次透露了他们一伙要权的野心。
毛泽东当即严厉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告诫他，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并举党内斗争为例，对王洪文进行教育。毛泽东还责令王洪文就这段时间所犯错误写一份检讨交他。王洪文不得已于第二天写了一份检讨，但并没有交给毛泽东，把它带回了北京。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被捕后，这份检讨才从他的住处搜出来。
由于周恩来的积极支持，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任职提议迅速得到落实。
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１月８日到１０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１月１３日到１７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说不翻案，靠不住啊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不顾困
０５３
难重重的处境，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对“文化大革命”
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强调各方面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的老领导的同心协力配合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并取得显著成绩。
邓小平的整顿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顽固抵制。他们把整顿中提出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
，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打“土围子”。借批《水浒》，诬蔑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
特别是１９７５年９月，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后，受“四人帮”指使，多次向毛泽东作歪曲事实的汇报，攻击邓小平。如：“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我感到一股风，比１９７２年借批极左，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一些。”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虽然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但不容许否定“文化
１５３
大革命“。毛泽东对”四人帮“借批”经验主义“
、批《水浒》，诬陷、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的险恶用心，曾有所觉察，提出了批评，在不同场合还说过“邓小平是实干家”
，“邓小平是邓水平嘛，他有能力”之类的话。但由于“四人帮”一伙的诬告、谗言，毛泽东最终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开始停止了他的部分工作，“专管外事”。不久，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四人帮”的两个亲信人物）为借口，说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而刘冰的信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这样，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１９７６年２月，党中央陆续传达了毛泽东有关这次运动的多次谈话。这些谈话中，毛泽东错误地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总是黑猫白猫的”
，“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说不翻案，靠不住呀！”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以目乱纲，再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些谈话公布后，全国开始公开批判邓小平。
４月清明节前后，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拥护邓小平为内容的天安门事件遭到镇压。
４月７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
２５３
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被打倒。但毛泽东并没有将邓小平打死，依然“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使得邓小平能第三次东山再起。
历史证明，毛泽东听信“四人帮”谗言，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复出后，“翻案”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将邓小平打倒之后再次重用他，邓小平第三次站起来后仍然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充分展示了两位伟人的博大胸怀和优秀品质。
３５３
周恩来：
你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原籍浙江绍兴，１８９８年生于江苏淮安。
１９２０年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１９２４年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事部部长。
１９２７年３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８月１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他自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他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战胜利后，又率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共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１９３３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邓小平；那么，周恩来比毛泽东则要提前了大约１０年。他们于２０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即在一起了。
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对他与周恩来不同寻常的交往有一段深情的追念。
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
４５３
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接着她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可以接替毛泽东来“掌舵”
１９６５年，在“文化大革命”
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总是在众人（包括外国人，如赫鲁晓夫）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另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小平太了解了。是周恩来介绍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是周恩来特地把他从蒙达尼区调到巴黎，与陈延年共同负责编辑《赤光》，邓小平具体负责油印工作，“油印博士”
的绰号就是周恩来给起的。
１９２７年周恩来与邓小
５５３
平同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他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环境的险恶，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之间也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这些绝密情况。他将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从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而邓小平当时年仅２４岁。建国后，邓小平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处于中央工作的第一线，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工作。
在军事上，邓小平２５岁就领导了百色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配合刘伯承作战，刘伯承主军，邓小平主政，刘、邓大军成为一个震撼历史的名字。周恩来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刘伯承是举轻落重，邓小平是举重落轻，二者相得益彰。所以无论是党务、政务、军务，邓小平都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华，对此，周恩来当然是心中有数的，也许在他看来，邓小平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周恩来的这种选择在他病重期间再次表现出来。在毛泽东暮年和他自己病重的时候，推出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接班人的地位是很自然的了。
他下去到农村是锻炼
１９６９年，在林彪的“一号通令”驱使下，邓小平被疏散
６５３
转移到江西，同时去江西的还有陈云、王震。在这个风浪中，周恩来伸出了援助的巨手，为了邓小平、陈云、王震等人免遭迫害打击，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３日，在他们去江西之前就给江西省委打了电话。
周恩来在电话里向有关领导指出：“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接触一下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他是全家去。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周总理又问江西有无暖气，他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到南方不习惯，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住到你们那儿要很好地帮助他们，向群众解释一下。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６０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要帮助他们。”
然后，周总理特别交待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６０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
周恩来再三强调，这些人下去，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
并且对下去的地方，都做了具体安排。
１０月１８、１９日，周恩来又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否
７５３
定了江西省革委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太远，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较差，故不妥。随后，周恩来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的住宅，称“将军楼”。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住处不远。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才放心。
副总理已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了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陆续解放一些老干部。
１９７２年１月，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休息室里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功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和时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
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同年１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
８５３
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同年４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
这年８月中旬，毛泽东作了对邓小平同志问题的重要批语后，周恩来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抓紧促成邓小平的复出。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在关于让谭震林从桂林回北京而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着重提及：“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复出、复职。
１９７３年２月邓小平也突然接到了中央要他返回北京的通知。自２月下旬至３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但党中央最终于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就在决定发出的当天，周恩来即向中央政治局告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自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
９５３
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
１９７２年５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告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持忘我工作。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目中的特殊重要位置。
１９７３年５月下旬，周恩来在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邓小平在同年８月召开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１２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１２月２２日，病情沉重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０６３
特此通知中共中央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１９７４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使“四人帮”深感不安，认为夺权时机已到。
１０月１７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地顶了他们。江青一伙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偷偷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１０月１９日，特意找到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事情经过。然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提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１０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两人主持，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
１６３
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上旬，周恩来连续１０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委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１１月６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医院经过紧张的工作，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及候选人名单等方案基本确定。
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５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批评了江青、王洪文。
由于周恩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一伙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而委邓小平以重任。
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随后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之后，２月２日，周恩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文件。
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
这样，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实际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９月７日，病情严重恶化的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政
２６３
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幽默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四届人大之后，由于劳累过度，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常住医院，在医院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则由邓小平主持。
１９７５年９月，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１３０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４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
９月２０日，不得不进行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１９７２年６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不已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治疗。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寿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
３６３
度发生逆转。
“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
１０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
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说的“这一年”是指１９７５年。
１９７５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第９个年头。当时，“批林批孔”
运动的开展再次造成了全国形势的严重混乱。
“四人帮”
加紧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但是，由于党和人民的斗争，也由于毛泽东态度的某种变化，在１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四人帮”
“反周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失败。这次大会不仅选出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而且在时隔１０年之后重新提出了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四届人大之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等同志挺身而出，对铁路、工交、军队、科技、农业、教育、文艺以及党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整顿，通过邓小平等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的整顿，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１１．９％，生产严重下降的钢、原煤、棉纱及铁路货运量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
整顿中，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和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４６３
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等实行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使人民看到了希望。重病在身而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周恩来，看到一年来的变化，怎么不感到欣慰呢？他的评价是发自内心的。这是对邓小平工作的肯定，更主要的是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这在当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四人帮”一伙的攻击诬陷，也由于全面整顿触及到“文化大革命”
的一些作法，使毛泽东不能容忍，于１１月底又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整顿被迫中断，邓小平再次被错误打倒。而此时的周恩来已再也无能为力了。
５６３
江泽民：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江泽民，江苏扬州人，１９４３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１９４７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