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０年底，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
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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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
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
陈云，上海人，早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并参加革命。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从事农运，任青浦县委书记、江苏省农委主任等职，后又回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１９３１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２年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１９３３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４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途中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遵义会议后不久，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后又去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１９３７年冬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１９４４年任西北财政办事处副主任。
１９４５年８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南海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后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
１９４８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新中国建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之后，长期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１９５０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１９５４年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１９６２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文化大革命”
中虽保留中央委员，但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
１９７５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２９３
兼中纪委第一书记。
１９８７年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云和邓小平同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粉碎“四人帮”后，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积极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开放。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３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书面发言中谈到“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时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再次谈到“天安门事件”
，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３９３
杨尚昆：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回答了许多重大问题
杨尚昆，四川潼南人，早年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１９３１年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１９３３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历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长征北上途中，任陕甘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７年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书记。协助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５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１９４７年兼任中央警卫司令员，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
１９４８年３月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新中国建立后，继续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后兼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
“文化大革命”前夕，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长期监禁。
１９７８年复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
１９７９年调中央，１９８０年９月增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１９８１年７月后，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１９８８年４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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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尚昆与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又长期在一起工作，关系十分亲密。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杨尚昆同志特意赶到深圳去与邓小平同志相会，两位老战友在一起，邓小平同志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
１９９２年十四大会议期间，１０月１３日，杨尚昆在参加解放军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发表谈话时说：十四大报告通篇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年初视察南方谈话精神，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
杨尚昆说，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对这１４年的改革作了科学的总结，鲜明地回答了这些年来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报告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精神，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杨尚昆还谈到，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杨尚昆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要大胆探索，敢于试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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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结经验。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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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
邓小平使国家日益强盛
王震，湖南浏阳人。铁路工人出身，曾任粤汉铁路长岳段纠察队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政委。
１９３０年后任湘东独立一师政委、湘赣独立一师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参与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
１９３４年８月后任红六军团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卫戍区司令员，领导开辟了著名的南泥湾，１９４４年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一野二军军长兼政委、第一兵团司令兼政委。
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７５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１９８５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委副主任，１９８８年４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王震从１９３１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起就认识邓小平，在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关系密切，友情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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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当作“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遭到批斗和软禁，子女们都下放劳动和插队而各奔东西。
１９６９年林彪发布“一号通令”
，邓小平被遣送到江西，软禁在原南昌步兵学校院内。同时王震也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改造。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恢复工作。不久，王震就回到了北京，但邓小平却依然没被解放。
王震以英勇善战、威震敌胆著称，也以铁骨铮铮、不畏权势、仗义直言而有口皆碑。
“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林彪横眉冷对，绝不趋炎附势。对被迫害的老战友却充满感情，不顾自己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提供保护和奔走呼号。
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一家的处境有所好转，生活待遇也有所改善。儿女们允许探望了。
１９７２年４月，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到江西探望父母，在回陕途中顺便送哥哥邓朴方到北京治病。到北京后，毛毛借住在一个同学家里。
五一节前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她，王震要见她。
在朋友的引导下，毛毛来到北太平庄王震家里。王震一把握住毛毛的手，十分热情地问：“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
一听这话，毛毛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多少年，她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的言语了！王震详细地问了邓小平及全家人的情况，然后对毛毛说：“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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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毛毛饱含深情地回忆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其实，毛泽东也正在考虑重新启用邓小平，当得知中央已经调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王震非常高兴。
为什么昧着良心批邓小平？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由他主持中央工作后，毫不畏惧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进行了整顿，并且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扭转了形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终于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实际停止了大部分工作。王震气愤万分。他把李强、王诤和叶飞等老战友叫到家里，向他们倾诉自己心中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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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极，王震病倒了，住进了医院。那时，所有的部委都有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他要身边工作人员天天向他汇报：多少个部批了邓，哪个部没有批？多少部点了邓的名，多少个部只批不点名？点名当中，在小平名字后面带“同志”二字的多少，不写“同志”二字的多少？
有一次，国务院办公室的简报上把“同志”二字抹掉了，他十分愤怒，吼叫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办公室的人叫来。后来国务院派了值班室的主任来，王震在病床上说：“别的部门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们也不了解？！
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国务院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你们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也昧着良心来批邓小平？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带到上面去！“
他看到中央“批邓”的文件，就拿起笔，在文件上针锋相对地写下“人才难得”等话。可是这些文件按规定是要交回去的。等到要收文件的时候，工作人员急了，给国务院有关同志打电话请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橡皮把王震写在上面的话全部擦掉。
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一次受到隔离软禁。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王震一直因病住院，一是为失去他极其尊重的周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为“四人帮”一伙的反动行径而怒气积心，而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义愤至极。
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要喊、要叫，还骂娘！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
你们敢不敢跟我去！“他问一些老将军：”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可见他已到了何等悲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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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工作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王震将军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
当时形势非常严峻。
王震第一个在叶剑英、陈云等同志之间“穿梭”
，商讨抓“四人帮”的方案。打倒“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他非常着急。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甚至在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的情况下，到西山住地看望邓小平，作长时间密谈。
同时，他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到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奔走疾呼，要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王震在会上又直言不讳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发言中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他也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１９７７年７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顺应民心的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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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邓主席的命令
邓小平恢复领导工作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推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是开创特区的急先锋，他带领国务院十多位部长去深圳。以当年屯边的精神，亲自选项目，亲自下命令。
１９８４年初，他随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为特区正名，为特区呐喊。
１９９１年，王震不慎摔伤，骨折，卧床半年之久。
１９９２年，王震病重，需要切开气管，他不干，医生和家人都没办法，只好求助邓小平家。
邓小平夫人带着女儿毛毛去医院劝慰，说：“小平同志很关心你，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王震说不出话，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郑重地写下几个字：“尊重邓主席的命令！”结果，他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１９９３年２月，王震逝世前不久，在广东休养时，还同正在广东的杨尚昆同志一起盛赞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使国家日益强盛，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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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
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湖南祁阳人，黄埔军校毕业，１９２７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１９２９年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福建中心市委书记。
１９３３年被捕，发动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后被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１９４０年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南局常委、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６０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
１９６５年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６６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因一屁股坐到“刘邓”一边，而被诬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刘邓陶”。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含冤逝世。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谈及陶铸与小平同志的关系，陶铸说：“１９４９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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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
１９５８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
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１９５４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是连在一起的，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在“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从中南局调来北京中央，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首肯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字报上登了毛泽东的一段讲话，说，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党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曾志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写成“不老实”？为此，还写信问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横杠，并且打上了“？”然后将原信退给曾志。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很猖狂，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中央，是很有用意的。
“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对陶铸起初也是欢迎的，因为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再说，陶铸是个直性子，敢放炮，可以用来炮打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
陶铸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陶铸来京，先是住钓鱼台，不久即搬出，因江青想拉他带头向邓小平同志发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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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拒绝了。因为保一些干部，陶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厉害，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
特别是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
江青会前私下找陶铸布置。
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陶铸不仅自己没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
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邓的围攻。尽管刘、邓还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实际上被“拉下马”了。但陶铸依然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做为国家领导人来看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毛、刘两位主席在一起的照片，陶铸依然照办。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补救？新华社的同志说可以做技术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一伙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文化大革命”扫除阻力，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把矛头直指刘、邓，指名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煽动群众、学生起来喊打倒，贴大字报。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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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仍认为刘、邓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不同意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毛泽东在会上也对西南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Ｑ正传》。”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还将目光转向全体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
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当林彪于１０月２５日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是一条压制群众、反革命的路线”时，毛泽东松弛地摆一下手，语气平和地说：“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我的责任分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
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时，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１０月２８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词尖厉，但毛泽东对刘、邓所采取的谅解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
陶铸回到家里，痛痛快快地对妻子曾志说：“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
“保刘邓，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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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直、豪爽而又十分天真的陶铸哪里想到，更加残酷的斗争正在展开。由于陶铸始终不能遵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相反地，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他总是与“文革”小组那帮人格格不入，越来越对立，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经历过“文革”的人，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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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
邓小平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老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师组织部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六旅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第六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
１９８２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８７年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副主席。
１９９２年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从任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起，长期在邓小平部下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华清作为中央军委主要成员之一，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他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直接和深刻的领会。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共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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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
，刘华清作为军委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比较全面地谈了他对邓小平军事理论的认识和体会。
刘华清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领导和创始人之一。
长期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从新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和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
早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精辟分析国际新形势后指出，大仗５年打不起来，应当集中精力整顿军队和国防军工企业。
１９８５年，又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刘华清认为，这个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大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我们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军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了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
刘华清认为，十多年来，在邓小平正确理论指导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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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伟大成绩。如裁军百万，在精兵合成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干部四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和法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等等。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得到了调整，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就提出了国防工业要军转民的正确方针，在这一点上，比某些国家早十几年。实践证明，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纲领，是我军各项工作的指南。
刘华清还分析了邓小平军事理论的特点。他认为坚定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邓小平军事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一再强调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针对我国国情提出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和一系列方针原则，都是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典范。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判断问题，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方法。无论国际国内风云如何变化，他总是以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事物的本质。他针对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对把教育训练、科技、人才置于战略地位的论述，都表现出远见卓识的才华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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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
１９２６年加入共产党。
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军事。
１９３０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征中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率部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为总前委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１９５４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１９６６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共同指挥了著名的刘邓大军，开创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先后共事１３年，两人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双方相互支持、信任和理解，相处极为融洽，彼此了解甚深。
１９７６年，正当已默默地在病榻上度过了多年的老元帅刘伯承在为老战友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担忧时，全国一些大城市里广泛流传着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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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传闻：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这则传闻的真实如何，有待考证。
但它是一种当时政治斗争的折射，是一种民意和民心，也说明了刘邓关系非同一般。人们信赖刘帅的预见力，如同刘帅打仗时的预料性一样（当时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古有知上下５００年的刘伯温，今有刘伯承）
，既然刘伯承认定要邓小平为其料理后事，也就是暗喻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才能担当起治理中国的重任，只有邓小平才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整整１０年之后，刘帅与世长辞，真的是邓小平为其主持追悼会。
他最先来到灵堂，向刘伯承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搭挡，想起了在太行山的岁月，大别山的奋战，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刘伯承的遗孀汪荣华抱头痛哭。邓朴方摇着轮椅，驻足长辈灵前。邓小平的儿孙辈能来的都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只有世交情份的家族，才能享有这份崇高的礼遇，在中国，也只有这位死者能独享这份礼遇。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进程中，常常把一些本不相干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组合成新的“名字”
，如马恩、朱毛、刘邓……刘邓的结合真可谓珠联璧合，“刘邓不可分”
，一直是一二九师、二野部队广为流传的佳话。
按邓政委讲的办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
即使因为斗争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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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两人暂时分开，各为一个指挥所，所发出的报告、命令和指示，仍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签署文件的落款都是“刘邓”。
他们虽为一军一政，各有所长，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双全。因此，他们能在军政工作中，长期口径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在许多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往往是惊人的不谋而合。
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是邓小平同志表过态的事，假若你去问刘师长，他必定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
；同样，要是刘伯承同志表过态的，而你去问邓政委，他也必定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
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同志，可以放手大胆工作，而绝不用担心因为按一个首长的指示办事另一个首长会不高兴的问题。
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刘邓大军神速地强渡了黄河，涉过了黄泛区。接着准备徒步渡淮河的当晚，司令部驻扎在淮河北岸的息县、临河一带。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司令员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大家一致同意政委的意见。
刘司令员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刘伯承尊重党在军队的领导和信任政治委员是发自内心的，他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有句名言：“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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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之所以能使敌人闻风丧胆，所向披靡，最大的也是最公开的秘密就在于这“人和”二字。刘邓大军中确确实实是政通人和。曾经在第二野担任过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前线特派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很难放进一个‘，’号的。”
其实，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性格、爱好并不相同，邓小平同志业余喜欢在“黑桃”
“方块”
中斗法，在麻将城中摆方阵；捧读各种文史哲书籍。刘伯承同志则在业余时间里主要是编写、翻译军事著作，茶余饭后喜欢谈谈天，说说笑话，在军中他有“口头娱乐家”之称。所以，刘伯承平时总是不失时机地收集各种军事材料。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延安开会，刘伯承在发往延安的电报中，还请邓小平同志在后方给他买这方面的书籍。邓小平也是乐意千方百计地给他买。
在平时的工作中，许多的具体事邓小平同志总是抢着去干，他常吩咐下属：一般的事不要找刘师长，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只有大事才去找他。
常言说：“难中好看人，难中好救人。”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感人例子。
最突出的是１９５８年那次“反教条主义”事件。那一年不仅是全国“创高产”
、“放卫星”
、办“大食堂”
、“吃大锅饭”
、“大炼钢铁”的火红岁月，也是我国军界飘浮阴云的年代。当时军内大肆掀起了“反教条主义”
，军界元老之一刘伯承首当其冲。一纸电令，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从病床上爬起来，带着３９℃体温和血压很高的病体，进京去军委召开的大会上作检讨。作为一老军人，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何命令，从来就是坚决地执行的。
刘伯承来到北京，汽车在怀仁堂前停住。元帅的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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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迎上来，紧紧握住元帅的手，默默无语。在讨论这项议程之前，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伯承同志是位组织性很强的老党员，他的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不必上台检讨了。”当时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也表明了相同的意见。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摆脱惯性运动的规律，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公开检讨，有的意见甚至还相当尖锐。
元帅走进会场，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他，他竟老泪纵横！
元帅作检讨，台上声泪俱下，台下鸦雀无声。元帅讲完，全场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作检讨还赢得如此热烈的掌声，历史上罕见的现象。这里面交织着多少复杂的情感！邓小平再一次站出来，为老战友说话：“伯承同志对党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我和他相处多年，深知他的党性观念之强，组织纪律性之强。”
陈毅元帅等也仗义执言。
历史匆匆地走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也迎来了光明。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１９８６年，他又专门撰文再次说：“１９５８年批判他（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刘邓相互关心
刘伯承一生朴实，他对于老战友邓小平同志的深情厚谊，千万感慨就汇集在他平时多次对部下所说的一句话：“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真是“无声胜有声”
，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敬佩、多少情意、多少理解和支持！
刘邓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佳配合，而且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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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甚至两家的关系都融洽如一家了。
１９４５年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两家住在涉县赤岸村的一家院子里。当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７岁，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大儿子２岁，还没有取名，因为长得胖，就叫他“胖胖”。一天，两家坐在院子里聊天。卓琳说：“咱们孩子都２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