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长身瘦，就总叫瘦瘦？
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他取‘太行’吧。
叫‘邓太行’。“但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取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应说：”那么，“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来，”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４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一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从此，邓朴方的名字便叫开了。
１９４２年，刘伯承诞辰５０周年，中共中央为表彰他的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庆祝活动。这天贺文、贺电如雪片飞来，其中包括朱德、叶剑英、陈毅、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的。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极富特色的贺文。
文中除了赞颂刘伯承的优秀品质和革命功绩外，还指出了他的“缺点”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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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刘邓相互关心的许多事例是很令人感动的。
１９４２年，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他们分手后，刘伯承极为关心邓小平的安全，老是到作战科和机要科去问邓政委过了白晋线敌占区没有。一天，机要科收到陈赓的电报，说是当晚将通过白晋线。那天夜里，刘伯承一夜未睡，守在作战科等消息，直到快天亮时，陈赓来了电报，刘伯承就站在译电员旁边，译一个字看一个字，还不时地猜一个字。电报还没译完。他知道邓小平已完全过了白晋线，就回去睡觉了。
在大别山，为反敌人围剿，刘伯承去外线指挥。邓小平留在大别山。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风雪给刘伯承送行。
他们并肩步行，过了一坡又一坡，走了一程又一程，像有说不完的话。刘伯承知道，一旦敌人发现我军转向了外线，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将会更险恶。于是，刘伯承执意要把警卫团留下，说：“我带一个排去就足够了。”并叮嘱李达参谋长，一定要注意邓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
，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给刘司令准备一盏美孚灯。他们分手后，刘伯承立即吩咐各部：“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找我们的邓政委。”
他还反复交待：电台要按时与邓政委联络。
此后，每天早晨起来，刘伯承的第一句话总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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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中深情而又沉重地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们一起工作，是１９３８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
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１３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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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
按邓小平的思想搞下去，中国就会有更大发展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赴苏联学习。
１９２５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北伐战争，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区执委军事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南昌起义中任前敌军委书记、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１２月参与广州起义。
１９２８年后，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
１９３１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长征中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五师副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
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１９５４年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年１１月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８年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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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与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在７０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们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起走过长征。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调中央后，他们两家住隔壁，加之都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来往更加频繁。
后来不住在一起，但仍亲如一家，即使逆境中也不变。
１９７５年冬，周恩来病重，“四人帮”猖獗，全国掀起“反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处境很困难，有的人不敢去见他。聂帅知道后批评说，小平同志还兼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向他请示报告工作？周总理逝世后，聂帅在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后，还特意转到东交民巷看望住在那里的小平同志。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荣臻十分担忧，时刻关心着邓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对前来看他的杨成武将军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
‘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并要杨成武立即将此转告叶帅。正是老帅们的支持，才顺利地抓获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聂荣臻极力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１９８８年，邓小平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聂荣臻元帅得知，便与彭真同志交换意见，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暂不能退，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领导大家再干几年，这是革命利益的需要，是全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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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全国人民的期望。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８６岁的邓小平还登门探望９１岁的老兄聂荣臻。而聂荣臻，即使在病榻上也时常不忘问候邓小平，临终前不久还高度评价邓小平。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聂荣臻让秘书先后读了三遍，没听清的地方，他都要再仔细询问一遍。
他边听边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因为坚持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按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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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
中信公司的成绩归功于邓小平
荣毅仁，江苏无锡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乃至世界著名人物。
１９８６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刊物《幸福》半月刊组织评选出世界５０名知名企业家，荣毅仁赫然榜上。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又获美国加州荣誉公民称号。
荣毅仁出身于中国工商界有名的荣氏家族，１９３７年在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也投身于实业，并很快显露头角，成为年轻有为的实业家。
１９４９年初，中国大陆面临全部解放，不少富豪大亨离土而去，荣氏父子却留了下来。然后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有“红色资本家”之称。
１９５７年，荣毅仁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１９５９年调任纺织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地成了“专政”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又重返中国政治与经济舞台。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找到荣毅仁，希望他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出谋划策。荣毅仁拿出了“走国际惯例，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方案。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说：事情归你管，人员由你选。
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５０万元资金，十几个人，租房办公起家，现已发展成拥有５１０多亿元人民币资产，海内外企业数百家，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相结合的综合性企业，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中信公司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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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受到社会普遍公认。在中信公司建立５周年之际，邓小平为之写下了８个期望与赞誉的大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
在１９９２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辞去了中信公司董事长职务。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荣毅仁十分感慨，并联系中信公司发展的历史，在《人民日报》撰写文章，畅谈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荣毅仁说：１９９２年是具有不平凡意义的一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反复学习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愈加觉得谈话阐述的理论如高屋建瓴，剖析问题切中肯綮，充满真知灼见。它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对此，荣毅仁深表赞同，并做了深刻阐述。他说：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就会理解，实事求是是其思想出发点，也是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大贡献。
４０多年来，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过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的时候，也有过艰难困苦、曲折反复的时候。失误的教训，归结起来不外乎是脱离我们的国情和实际，照搬本本，搞形式主义。
１９７８年，小平同志十分英明地倡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左”的僵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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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藩篱，为把中国推上改革开放航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正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以后，在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十几年来，根据这条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荣毅仁认为，就经济工作而言，实事求是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只要符合经济规律，行之有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科学，就可以利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中信公司正是在小平同志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创立的。荣毅仁说：回顾小平同志关怀下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走过的十余年历程，感触良多。
中信公司筹建之初，小平同志即指示，公司要为对外开放服务，按经济规律办事，排除官僚主义干扰，并给予公司以经营和人事自主权。按照小平同志指示，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实现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十余年来，中信公司努力开拓创新，按国际惯例办事，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作法，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走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阻力中前进的。如果说中信公司十余年为国家的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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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作出了一些成绩的话，那完全是由于公司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遵循邓小平同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的指示，实事求是，努力按经济规律办事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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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
邓小平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区特委书记。
１９２９年后，任红军纵队党代表、司令员、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政委、司令员兼政委。
１９３４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第四支队副司令员，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师师长、政委兼苏南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副政委，内线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七兵团司令员。
淮海、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
１９４９年后历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５４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９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农村办主任。
“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１９７４年恢复工作后，历任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是中共第七届、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谭震林与邓小平曾在淮海、渡江战役中同在总前委共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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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又与邓小平同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苏参加苏共二十大。
“文革”
中谭邓共同站在反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前列，均受到了残酷打击和无情迫害。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谭震林坚决拥护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坚决支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他们共同战斗，彼此交往多年。谭震林对邓小平的思想体系有较深的研究。
邓小平决策艺术高超
１９４８年我军发动了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央指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指挥战役的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当时邓小平是中原野战军政委，谭震林是华东野战军副政委。
谭震林后来回忆说：“总前委在战役中合作默契，共同指挥”
，才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胜利。
直到１９８２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淮海千秋》时，谭震林与当时还健在的粟裕一起，欣然接受了采访。在采访时，谭震林穿起草绿色军装，手执“教鞭”
，站在淮海战役指挥地图前，讲述当年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讲述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前委的作战部署，帮助人们重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这个重大战役的宏伟场面。
淮海战役硝烟未尽，１９４９年中央决定进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渡江战役。当时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副政委；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政委。
按照中央指示，渡江作战仍由淮海战役时组成的总前委领导。
邓小平、陈毅坐镇指挥第二、三野战军。解放后谭震林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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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回忆说：在渡江战役中邓小平同志表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决策才能。在这次战役中，谭震林是奉命最先率部打过长江去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当时他指挥的是三野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
由于这些参战的指战员大多来自北方，不习惯水战，谭震林就把部队拉到巢湖开展水上练兵。陈毅称赞“巢湖练水军是解放战争史上重要的一页”。
４月２０日晚，谭震林指挥的３０万人奉命从芜湖对岸强渡长江天堑。
万炮齐轰，千帆竞发，最快的船只仅用１５分钟就抵达南岸。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就被我军突破。渡江后，中突击集团向内突击，把敌人注意力吸引到长江中段，为我东西集团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国共和谈的进行，在西柏坡开会的邓小平、陈毅商定，推迟原定的渡江时间，并报中央批准。正在训练部队的谭震林接到命令后，马上理解了中央军委及邓、陈的意图。
他要求部队指战员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武装头脑，认真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示。同时又要求大家切实防止在敌人的“和平”阴谋面前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把立脚点放在谈判破裂，继续做好渡江战斗的准备上。中突击集团大部渡江后，４月２２日晚，谭震林等率领七兵团指挥部，乘坐木帆从北岸起渡过江。当指挥船行至江心时，突遇从安庆向南京顺流而下的国民党军舰。敌舰发现我渡江部队，立即枪炮齐发，情况万分险急。谭震林一方面指挥船只避开敌舰，一方面组织火力还击。当时正在肥东总前委指挥所的邓小平、陈毅获悉这一险情后，十分担心谭震林等人的安全，接连不断地来电询问，直到确知谭震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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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顺利抵达江南坝埂头，未受任何损伤时，才放下心来。
多年后，当时与谭震林同船过江的老同志回忆起这次险情时，还激动地说：“总前委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相互关心，真是情同手足，胜似兄弟啊！”
２３日我军解放南京，当时谭震林遵照邓小平的“部队渡江后，英勇顽强就主要表现在两条腿上”的指示精神，命令各部要不顾疲劳，继续猛力向前推进，歼灭逃敌。
邓小平是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
１９５６年２月，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邓小平、谭震林均为代表团成员。他们再度共事。代表团在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邓小平、谭震林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邓小平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谭震林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他说：这虽然是苏共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但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己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中，素以心直口快被称为“大炮”的谭震林，与林彪、“四人帮”展开激烈、针锋相对的斗争已是众所周知。谭震林对于当时全国一片混乱的局势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革命’总不能不吃饭啊！这是个最起码的道理。我们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把农村搞乱了，把农业这个基础摧垮了，地里不长庄稼，不收粮食，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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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造反派冲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时，他气愤地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江青他们这伙人目无党纪国法，如此无法无天，真是不能容忍！”谭震林还对林彪在讲话中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压制群众，反对革命路线”
，以及陈伯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大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是反感。
他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人，不能随意点名批判，搞“文化大革命”
“光有群众，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
正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使谭震林思考了许多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痛切地感到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要实事求是的难度。在“文革”中，他对每一点国家形势向好的方面的转变格外珍惜。１９７３年谭震林从桂林回到北京，他常去叶帅家，还与邓小平、彭真等老同志交往，并参加了由邓颖超任组长的学习小组。
他只想与老同志沟通思想，交换看法，特别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全国形势好转，给了他很大鼓舞。
《邓小平文选》要大书特书
粉碎“四人帮”
的消息传来，谭震林兴奋得彻夜未眠，那晚直到天亮他才睡着，因此睡得很香，甚至掉到了地板上都还没醒来。这是他自“文革”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失态。从此以后，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精神，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对于“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的讨论。纪念毛泽东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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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周年前夕，《红旗》杂志社约谭震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立即着手写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文中回顾了党的革命历史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还着重批判“两个凡是”
，直接表明自己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观点。但文章拿去后，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以“《红旗》不能介入这种争论，文章要重新修改”的理由扣发。谭震林坚持原则说：“文字上可以改，但基本观点不能动。”稿子转到邓小平那里，他看后指示：“这篇文章很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送《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卷入？
可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
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看后也指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就已经被动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震林由衷地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他坚决拥护并积极宣传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１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高度评价邓小平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不止一次地说：“小平同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全党要认真学习和加深理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地贯彻执行。“
《邓小平文选》出版后，谭震林非常高兴，他认真研读，提出应该“大书特书”。
１９８２年９月，８０高龄的谭震林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这些人迟早是要去见马克思的，但舍不得去。
因为‘四化’重任在肩，前景迷人啊！“
谭震林临终前，尽管呼吸困难躺在病床上，仍在口授纪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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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诞辰９０周年的文章，并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再次赞扬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他病危弥留之际，他还对身边的亲属说：１０月１日，“我要上天安门和群众见面，支持党中央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
谭震林纪念毛泽东９０诞辰的文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他逝世后作为遗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谈《邓小平文选》，可见他对《邓小平文选》的观点和精神的赞赏。这些体会也可以说是谭震林用他一生的切身感受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切实的最客观的评价。他说：“《邓小平文选》的出版，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回顾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地健康发展的喜人情景，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打破了多年来思想界、理论界沉闷无生气的局面。出现了思想活跃，各方面工作不断创新的动人情景。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但始终没有实现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是最可贵的。”
“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完整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毛泽东思想和推进我国的四化建设等方面，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他还说：《邓小平文选》的内容极为丰富。
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有这样几点应该大书特书：第一，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总任务。
他说：“邓小平同志强调这个问题，正是抓住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抓住了它，其他问题就比较容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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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
第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他说：“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主要是抓住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这个根本。”
第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认为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项极有远见的战略决策”。
第四，大力解决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干部培训制度，老干部退休制度以及各级组织领导成员的任期制度”
，以及“接班人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坚决退居第二线，让德才兼备的比较年轻的同志早接班，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无论在我党历史上还是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创举。为我们党和国家树立了一种新的极为宝贵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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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探索有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创新和发展
薄一波，山西定襄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领导了工人和学生运动。
后从事兵运工作。
１９３１年被捕入狱，即“文化大革命”期间著名的所谓“六十一人案件”
成员之一。
１９３６年出狱后，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创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指导山西新军粉碎了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后所部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
曾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中共太岳区委书记。
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
１９４８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央从事经济领导工作，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经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建国后，薄一波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共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薄一波积极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０日，薄一波同志就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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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周年，答中央党校《党校论坛》记者问时，谈到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薄一波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当然有继承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创新、发展。
接着，薄一波同志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薄一波同志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如何正确地评价毛主席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个非常重大而又复杂、敏感的问题。有的过于褒，把毛泽东说得完美无缺，搞“两个凡是”
；有的过于贬，把毛主席正确的东西说成是“左”。小平同志既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和改正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意义非常深远。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出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这里，既谈到了“继承”
，又说到了“扬弃”
，还讲到了“发展”
，恰当地说清了两者的关系。这是一。
二是，薄一波同志认为，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同志的新贡献。他在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
，提出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新方针、新政策，并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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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当年要找而没有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路。党的十四大把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十四年来的构想，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他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按照“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战略部署，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使我国逐步地走入发达国家之列。
晚年，薄一波同志致力于党的历史研究，著有《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
在这部书中，薄一波同志特别注重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邓小平如何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做了许多论述。现摘录以下几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薄一波在谈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时，充分肯定了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同时认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２０年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甚至遭到严重违反。”薄一波指出：“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在经历了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到１９７８年２２年的曲折反复之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拨乱反正，终于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不仅平反了党的历史上的一批冤假错案，正确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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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近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遵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又恰当地处理了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维护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关于党的基本路线。
在回顾和论述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时，薄一波认为：根据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我们国家的现实，并纵观世界的现状和发展的总趋势，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处理了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正确处理好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的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一心一意地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这不仅是我们几十年来的根本历史经验，也是我们今后长期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根据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精神，党中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加速发展的战略。
在论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时，薄一波认为：“毛主席的本意是想找到一个搞得又快又好的办法，但没有找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实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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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的新方针新政策，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经济的活力，使国民经济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间上了一个大台阶。
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实践经验，在１９９２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深刻指出：“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个台阶”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能力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据此，党的十四大作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大决策。
小平同志关于加速发展的战略决策是科学的。
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精心组织，慎重从事，及时处理出现的重大问题，是完全可以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点的。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意义太大了。
关于改革道路问题。
薄一波分析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后认为：很长时间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因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倾向，使经济建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小平同志在总结过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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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改革开放、利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调节手段搞活经济的方针，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使我国的经济不断增强生机与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的新功绩。
１９９２年，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加快了发展步伐。党的十四大通过总结十四年来改革和建设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明确地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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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
我钦佩邓小平同志的勇气、胆略和魄力
肖劲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湖南长沙人。
１９２１年赴苏联学习。
１９２４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红军和长征。历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红三军团参谋长，中革军委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四野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湖南军区司令员。
新中国建立后，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肖劲光先后遭到林彪一伙和“四人帮”的打击迫害，只是由于毛泽东讲过，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的话，才得以保留职位，但一度被剥夺实权，甚至被诬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而受到批判。直到１９７９年５月，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关怀下才彻底平反。肖劲光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极力支持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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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暗为邓小平捏一把汗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总理病重住院后，主持党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长达八年之久的动乱，国家深受其害，人民深受其害。毛泽东发出了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人心思定，人心思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全面整顿的口号，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但却遭到“四人帮”的极力反对。肖劲光认为：“邓小平真正人才难得，敢想敢干，不负众望，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首先卓有成效地整顿了铁路，接着又进行了工业、农业战线的整顿，并提出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也要整顿……邓小平同志‘整顿’的方针，实际上是在着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