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
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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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一个尚未有答案的问题是，在邓小平最终离开舞台后，究竟谁有代替邓小平的实力和远见卓识。在共产主义国家领袖只能有一个。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
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２０世纪。
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象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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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１０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
１６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
８４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
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１５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A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２１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
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
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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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在我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４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沉睡的巨人”。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６０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１９８９年春天，同时发生了两个事件——中苏最高级会谈和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这使中国将来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方面执行的方针的关键问题鲜明地显露出来。这两个事件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一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
虽然莫斯科和北京在１９８９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不相信西方需要担心５０年代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苏集团会恢复。
１９８２年，齐奥塞斯库曾经对我说：他相信这两个主要的欧亚大国会消除它们的分歧，因为它们有“同样的意识形态”。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实际上，它们之所以完全恢复关系，不是因为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有长达几千英里的共同边界，而且戈尔巴乔夫已经采取行动来满足中国对关系正常化提出的３个条件：即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减少驻扎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带的军队，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
许多人错误地得出结论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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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了１０年的进步的改革一扫而光。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对西方开放已经使他的国家发生了无法扭转的变化。强硬路线领导人无法把时钟完全倒拨过来，当中国的领导人看了世界上的其余地方，特别是亚洲大陆的周边地带时，他们对他们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惊和羞愧。特别使他们不安的是，共产党大陆的中国人生活的贫困和在资本主义的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生活和劳动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之高形成强烈的对比。
当中国人民观看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问美国的电视报道时，现代化城市、先进的工厂和高技术奇妙产品这样一些背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由于中国人习惯于认为中国是中央王国——文明的中心，因而由于他们猛烈觉醒过来而感到痛苦，然而，这种觉醒是必要的。虽然单是这一点不能使任何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这的确使他们不想回头走老路，并且促使他们的想法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在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曾经同他们坦率地讨论了改革的进程，既谈到变革的必要性，也谈到变革引起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经提出这些问题……他说，虽然邓小平年纪很大了，但是有“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准备把他的进步的政策执行下去。
在１９８５年同邓小平会晤时，我注意到同我们先前在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２年见面时相比，他显得不那么紧张，而且更加健康，我曾经听外交部长说，８２岁的邓小平每天游泳一小时，散步两英里。这使我想起７８岁的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拍摄的有名的照片，据说那是他在长江中游泳时拍的。
在我们广泛进行的交谈中，邓小平既谈到中国的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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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也谈到国内的改革。他首先照例提出官方的说法，说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同样的威胁。但是，他后来说的每一句话都同这种立场大相径庭。我不禁想到，如果邓说的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怎么中国没有为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提出“三项条件”
，这是多么奇怪啊！
无论如何，邓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仍持怀疑态度。他把这种政策说成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还强调说，美国永远不必担心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最后会落到苏联手里。他说：“我们同苏联的分歧远比美国的分歧大，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拴在一个战车上。”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邓小平的语调远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绝对化。他说，中国将对这种改革进行认真的试验，如果这种改革行得通，就继续进行下去。他接着说：“如果这种改革失败，我们将放弃它。
我们在三五年内可以决定我们未来的方针，改革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他说，反对改革的势力是存在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
，但是，只要改革行得通，这些势力将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由于最初实行的农业改革已经改善了中国９０％的农民的生活，邓相信改革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在我们的会晤快要结束时，我说，中国的改革由于得到成功，也许可以成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模式，特别是因为苏联的模式已经名声扫地，而美国的模式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也许过于先进。邓用很响亮的语调说，他不赞成输出经济模式，苏联永远不会承认中国的做法优越。他强调说：“他们想使大家仿效他们的模式。”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些观察家要求美国惩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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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断绝一切关系，实行广泛的制裁，并孤立中国人。
然而，如果破坏美中关系，那将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
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１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老朋友”
的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
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１０月３１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１７年。
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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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
，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
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３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例如能干的教育部长李铁映、出色的宣传部长李瑞环（原文如此——译者注）和才华卓越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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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不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我清楚地记得１９８９年会见邓小平的情景，那时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刚刚过去４个月。他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了我，我对他说，对于我们两国关系的批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中国应当采取行动平息文明世界的愤怒。当着世界各地的几十名记者，他如背新闻稿似地讲了一通不会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话。
当摄影记者走了以后，他变得活跃了许多。当时，这位中国身经百战幸存下来的年长的领导者已几乎完全失去听力。
他谈话有一种超现实的性质，翻译把我的话翻成汉语，对着他的左耳大声喊，而他的女儿又用尖嗓音把这些话传进他的右耳。尽管他在听力上有困难，但作为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却毫无困难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告诉我说，中国在经过若干年对外国人卑躬屈膝之后，现在是团结的和独立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饶恕他们的领导者向另一个国家道歉。紧接着，他提到了方励之问题——当时，方励之正躲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里，并对结束这一僵局提出了非常建设性的意见。
邓小平的意思明确无误：我们的分歧能够通过幕后谈判加以弥合，然而公开的、激烈的论争只会使它们更趋加深。
几个月之后，方励之获释（原文如此——译者注）
，但这是中国做出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对美国的要求做出反应。
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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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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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卡特：
邓小平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吉米·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在他当政时期，由于他毅然决然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他卸任之后，在其回忆录《忠于信仰》中，追述了同邓小平会晤的情况，披露了邓小平当时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
中美两国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１月２９日至３１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对邓小平这次来访十分重视，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他。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由卡特亲自主持的，机场上的红地毯长达一公里，鸣礼炮２１响。
不仅如此，卡特在３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包括国宴的菜单在内。
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２０００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
１９４６年，温斯顿·丘吉尔正式访美，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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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已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
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绝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上的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在华盛顿，邓小平同卡特总共进行了三次会谈，并且一起出席了白宫的欢迎仪式和美国国宴。
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特别长，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言谈举止却给卡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卡特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曾详细记述了他同邓小平的会谈情况和他对邓小平的印象。他把接待邓小平来访视为其总统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在卡特看来，邓小平是一位极其令人愉快的谈判对手。他认为在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邓小平和卡特第一次会谈结束后，邓在美国国务院的休息室里撞上了一大群记者。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他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幽默、诙谐地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对邓如此回答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亲自领略到了邓小平的灵敏反应、幽默和智慧。
卡特总统和夫人为邓小平夫妇的来访举行了盛大国宴。在宴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是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特意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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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
这一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宴会桌上还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牌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匠心独运，反映了卡特总统及其政府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妇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一场耗资５０万美元的文艺晚会。
一次，邓小平与卡特闲谈，邓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
，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听了这一回答，邓小平非常开心地掏出一支“熊猫”牌香烟，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
邓小平在美国的８天时间里，除了在华盛顿同卡特及其他人士进行必要的会谈和接触外，还访问了著名的工业城市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飞机公司和休斯工具公司，并同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们共进了晚餐。
他每到一处，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许多人都想见一见他，同他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请他签名留念。在象征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国会山上，那些自以为是见多了世面的议员们，也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留念。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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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对美国的这次访问，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
下面的段落是从卡特总统的回忆录《忠于信仰》中摘录的。
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为了准备我同邓小平的会谈，我对电视记者发表了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我在谈话中向中国人民强调了这个新关系对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和对全世界的价值。
我告诉他们，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何等的高兴，并说，届时对邓小平副主席、他的夫人和随行人员的热烈欢迎将会证明这种心情。
我说，我的共和党前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以及以前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我们的新协定奠定了基础，这本身就表明，这次协定在我们两国领导人中间是得到广泛支持的（这个电视节目曾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在我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一见面就认出了我）。
邓小平的访问是我在任期内愉快的经历之一。
在我看来，一切都很顺利，这位中国领导人看上去也同样高兴。
“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摘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日记）
我们计划一起举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决定从分析两国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开始。邓让我先谈，我根据一个简单的提纲谨慎地讲着，每讲完一个要点就停一停，以便译员向邓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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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官员复述我的话。我特别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东南亚经印度洋北部直到非洲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形势和一些外部强国想利用这种形势的倾向；另一个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
我还谈到了指导我国同别国关系的信仰和价值标准。
我说，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强大和有益的影响是我的职责。
我国同情全世界人民想改善生活、更多地参与政治、摆脱本国政府的迫害和不受任何外部强国控制的日益强烈的愿望。我们还认为，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将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相信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保护我们今后的安全。
邓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我们的话被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领导人有力地点点头。
然而我请邓谈谈他的看法。
他谈了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指出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有多少共同的利益。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战争危险，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这两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它们的影响……
他接着说，在过去５年里，他认为中东形势没有根本好转。在那个地区，一些因以色列的存在而拒绝和平努力的国家，长期以来同苏联接近，某些态度暧昧的国家已进一步向苏联靠拢。
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色列这个实体，不否认以色列的存在。但是当我后来问他中国有无可能同以色列建立关系时，他回答：“没有，目前没有这种可能。”他还说，以色列如果退回到１９６７年边界，解决了约旦、约旦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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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和让巴勒斯坦人建立家园的问题，就能得到１亿阿拉伯人的支持，否则中东问题很可能扩大到沙特阿拉伯等国……
当我们在午餐后继续会谈时，我对他说，我也对苏联势力的扩大感到关切——但是我要他看到苏联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尼日利亚、几内亚、北朝鲜、日本、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
、索马里、中东和特别是在中国的倒霉经历。我说，在南部非洲，如果我们把目前倾向于苏联的国家如扎伊尔、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等置之度外，那将是严重的错误。甚至安哥拉现在也在审慎地接近西方。我讲述了我们为在纳米比亚实现多数人的统治而进行的工作，并对他说，中国人也可以在非洲进行同样的和平努力。
我扼要叙述了我们为中东实现和平所做的工作，强调了我们对巴勒斯坦人的关心。我说，关键是要实现全面的和平解决，而且从战略上说，需要沙特阿拉伯、约旦、苏丹、埃及、以色列、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样一些温和派国家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只要埃及仍然屯兵苏伊士运河东侧以对付以色列，只要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其他邻国仍然对以色列怒目相视，我们就不大可能制止苏联对该地区的进一步入侵，这个论点显然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听得很仔细，问了我几个有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的问题。
至于其他多事地区，我简要地讲了我们正在伊朗做些什么，并对他说，我们希望那里有一个根据伊朗宪法组成的稳定的、爱好和平的政府。我说，我们认为，对待越南这个侵略者的最好的办法，是使它在世界其他国家面前处于孤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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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联合国里的发展中国家最近第一次在谴责苏联和古巴的同时也谴责了越南。我试图鼓励中国人利用他们在北朝鲜的影响帮助安排南北朝鲜政府当局之间的直接会谈。我不敢说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多大进展，但是至少邓明白了我的立场……
然后，邓回答了我提出的请他利用中国对北朝鲜的影响来维持和平的要求。
他说，许多人向他提出过北朝鲜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不可能同南朝鲜建立贸易关系或直接联系，但是他希望南朝鲜接受北朝鲜关于举行会谈和选举以达到合并的建议。
他说，苏联和北朝鲜的关系从来不是很牢固，近来，苏联人试图影响北朝鲜政府的政策，两国关系已削弱了，如果中国试图对北朝鲜施加压力，也会失去影响。
他令观众倾倒
时间不早了，我向他建议次日上午再继续这场谈话，邓同意了。过了大约１小时，我们又共聚一堂参加国宴，开始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席间，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与他为伴使人觉得高兴。在整个宴会期间，他喜欢谈论他自己国家的生活和他认为他们的生活正在如何如何改善。我们就我从幼年就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展开了一场心平气和的争论。他勉强承认，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有些是好的，然而，他坚持说有许多人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成西方方式。我向他提到他们建立了很多医院和学校。他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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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医院和学校至今尚在。他强烈反对恢复任何外国人去传教的活动，并说中国的基督徒同意他这个意见。
但是，当我向他建议应当允许不受限制地散发《圣经》和让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时，他听得很留神，答应研究此事（后来，他的行动表现出考虑了这两个建议）。
看来，邓对改善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颇感兴趣，并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宗教方面。
他说，中国的穆斯林也许有７００万之多，他的政府不干涉他们的信仰。我问他中国让不让这些信徒去麦加，他说不让，但是他说如果到麦加朝圣是意义重大的事情的话，政策可以改变。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转告给沙特阿拉伯人。
关于人权，邓说中国人正在努力改善他们的司法制度，因为对严重罪行的惩处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没有几个律师，但是他还拿不准中国律师多一些是否情况就会好一些。
他注意到其他国家的法庭里没完没了的争论、拖延和明显的等级歧视，所以不知道该不该让这些问题也在他的国家里出现。他显然已决定让地方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也在纠纷和犯罪行为发生的地方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就地解决，律师要增加，……他说，中国赞成让任何离散的家庭重新团聚，不实行新闻检查，最近还在很大程度上允许言论自由。他还说，在中国的制度下，对待这些自由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邀请了美国的两位前总统参加这次正式宴会。华盛顿报界对尼克松总统出现在白宫十分感兴趣，这是可以预料的。虽然他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人，但是他很高兴在这个短暂的招待会上同他们谈论他自己以前的访问。从中国人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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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他们认为有关水门事件的指责算不了什么大事。
在正式的祝酒词和私下的谈话中，人们都心情愉快兴致很高，好像有意要打破常常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的外交客套。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当面探问他们以毕生精力研究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代的风俗习惯。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演员，报纸后来说许多观众流下了流泪。
“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摘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日记）
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别的儿童最喜欢的人，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两方面的。
邓小平说话生动幽默
第二天早晨，邓小平和我国助手们一起举行的会谈比前一天的会谈要轻松愉快得多。我们讨论了两国彼此的一些产权要求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时两国互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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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一些财产）
，并保证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邓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相当熟悉。
我简要地谈了有关最惠国待遇的立法问题，谈到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包括在内而不给苏联这种待遇，就会造成不平衡。邓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同苏联不能相提并论。
我就互派留学生的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喜欢他的决定，就是所有美国人得自成一体，生活在与外界相当隔绝的环境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他解释说，中国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来满足美国人所习惯的最低标准，我认为他的理由不够充分，因此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你们同意可以有多少学生去中国以后，我们希望你们不要限制谁能去谁不能去。”
他微笑说，中国的力量还顶得住几个学生，中国人不会根据意识形态来审查学生。他说，对美国驻中国记者的旅行范围会有一些限制，但是不会实行任何新闻检查。
“我要求他（在他在美国期间公开发表谈话时）
提一下台湾问题并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这两个词。他说，他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并且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他们才不会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或失去耐心，一是迟迟不能谈判；二是苏联人进入台湾。他要求我过了今年以后在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时要慎重。他还表明，他们不赞成出售任何武器。“
（摘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３０日日记）
我把我们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邓：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谋求影响我们的拥有主权的盟国的政策。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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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立场。这很好。”
在几次既愉快又富有成果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另外一些问题，有几个是非常机密的问题。
邓小平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中国人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兹比格纽在自己家里设晚宴招待邓，席间，兹比格纽评论说，中国人与法国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别的国家。邓想了一想，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时，我们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等协议。当时，有人问他：“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当邓回答说：“有”时，人人都侧耳听他怎么说，他停了一停之后说道：“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愉快的仪式过去了。现在我们得从事在国会通过立法使我们的协定生效这个困难的工作了。
支持我们的力量不小，但是也有一批积极活跃的右翼政治集团仍然坚持美国无论如何应当帮助蒋介石的后代夺回大陆。在他们看来，台湾就是中国，毫无办法说服他们改变想法。他们要想制订一个法律来改变我已采取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行动，或者在这个法律中写进一些中国无法接受、以致中国会拒绝整个协定的条款。幸好，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我们。
“我指示万斯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上坚决把住关。
如果把这项法律改得违反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或者，如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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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安全有关的措词超过了条约本身的措词，我将不得不否决这项法律，那时，再要与台湾实际打交道就一概不合法了。
（摘自１９７９年３月７日日记）
虽然我说要否决并非虚声恫吓，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对台湾采取负责态度，因此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得不为同国会一起确定最后的法律而努力。
有些议员慷慨激昂，哗众取宠，在新闻界和家乡选民面前大出风头。但是，我们终于占了上风，这时距离终止与台湾的条约，开始实施同中国的正式协定只剩下几天了。
事实证明，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几项任务比我在就任之初所预料的要令人愉快和满意得多，中国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当初认为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也许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可能对我们涉及的台湾的问题上的一项或几项重大原则拒不让步，我们还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遇到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可能同中国发生某种关系更重大的对抗，或者，可能在我国人民中间和在国会遭到无法解决的政治上的反对。
恰恰相反，一切都很顺利。无论是在建交之前还是建交之后，中国人对我的其他职责，对我们国内的其他现实都表现出十分了解。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关于我们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作用，以及我们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他们的言论都是有益的，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给我们同他们建立的新关系加上反苏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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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布什：
邓小平，一位来自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乔治·布什是继罗纳德·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
７０年代初，在杰拉尔德·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外主任。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他为促进两国之间的交往，加强中美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已担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派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时，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仍破例接见了布什总统的这位特使，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并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当时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布什随基辛格一起，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３次长时间的会谈，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的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殊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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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一书中，在叙述基辛格这次先遣访华的过程时，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在他看来，当时，邓小平“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和周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
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布什特别注意到：”邓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但他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
乔治·布什曾多次访问中国，邓小平曾多次会见他。
１９８９年２月布什访问时，邓小平亲自会见他，发表了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的重要谈话，这一谈话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下面是从布什的回忆录中摘译的。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卿基辛格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像以往一样，他的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在２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３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世界上这２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
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