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在１９７５年６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提出革除“肿、散、骄、奢、惰”
，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肖劲光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他说：“对于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主张，我举双手赞成。我钦佩邓小平同志的勇气、胆略和魄力。但我又暗暗地为邓小平同志捏一把汗，我预感一场新的较量不可避免，因为‘四人帮’是不会让邓小平同志这样下去的。”
还是１９７３年春，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回到北京，先在北京医院住院，肖劲光去医院看望邓小平，向他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向即将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暗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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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提防那两个戴眼镜的（指江青和张春桥）。
邓小平同志立即明白了肖的意思，会意地点头笑了。肖劲光因为在解放干部问题上触犯了张春桥、江青等人而被打棍子，戴帽子，吃过这两个戴眼镜的人的亏。肖劲光认为：“此时，邓小平同志做的这一切，非常明显地与江青、张春桥搞的‘左’的一套对着干。二者之间的斗争，已是随时可见的了。”
果然不久，这场预料之中的较量就展开了。
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
的总后台没有证据
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反对和诬告，也由于全面整顿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于是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愤恨。
１９７６年４月初，终于爆发了为悼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但这场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肖劲光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央召集的会议。会上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诬蔑邓小平是“总后台”
；宣布了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肖劲光没有鼓掌。
他说：“宣布完毕，人们鼓掌，我没有鼓掌，将手中的文件翻过一页，装出一副全神贯注看文件的样子。我认为说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没有证据，我不能同意后一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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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
打倒“四人帮”之后，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提出了“两个凡是”。按“两个凡是”的观点，当时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都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肖劲光表示不赞成，和陈云、王震、王诤、耿飙等同志都谈过。他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
邓小平同志１９７５年整顿是正确的，工作有魄力、有成绩，应尽早恢复工作。“在１９７７年３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继续批邓“
、“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意见，肖劲光、陈云、王震等同志唱了反调。
５月份，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新观点。肖劲光回忆说：这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使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多少年来，“左”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不就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毛泽东思想，奉若神明的错误概念吗？人们恪守着这个信条，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林彪、“四人帮”却利用这一点大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同志晚年一些错误的东西也奉若神明，甚至伪造毛泽东同志临终嘱咐，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点不破除，就无法继续前进，而怎样破除，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首先要有理论的准备，这一理论要战胜多年来肆行无忌的、成为体系的“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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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勇气，而且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有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正是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辟了一条通道。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实际上是为党找到了从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枢纽，抓住了扭转时局的关键。前进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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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
毛泽东的探索在邓小平手里开花结果
胡绳，江苏苏州人，３０年代即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在武汉、重庆等地出版的《全民周报》、《全民抗战》等刊物当编辑。
１９４１年在香港任《大众生活》编辑。
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在重庆任《新华日报》社编委。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
新中国建立后，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１９７５年后，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生前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蒋介石和日本人斗了几十年，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７日，胡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了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胡绳认为：毛泽东做的第一件大事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件大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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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敢于抵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影响，不搬别国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第二件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就明确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不要照抄苏联模式，不要重复苏联的错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外来的强大影响和压力，坚持这种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犯了“大跃进”
、人民公社等错误，乃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毛泽东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在自己手里达到应达到的目的，他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邓小平手里，能够抗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胡绳认为：如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时期从错误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在１９７６年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过去２０年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左”倾错误的经验，纠正了这些错误，终于弄清楚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找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方针政策。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共产党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基本思想。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立即就出现了这样一代新的领导人呢？这一代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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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来的。
他们是在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物邓小平同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团中的一员。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１９７９年起的十几年里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他的愿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和国际上的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调动起来。
８０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发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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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德：
邓小平对开好“十四大”起着重要作用
刘忠德，吉林集安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
１９６２年调南京工学院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研组长、教务处副处长、处长、院党委副书记、书记。
１９８５年６月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兼秘书长，１９８８年５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１９９０年６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１９９２年９月兼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１０月，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１月任文化部党组书记、代理部长兼中宣部副部长。
１９９３年３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作为中共十四大新闻发言人，刘忠德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１日下午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谈了邓小平同志对开好十四大所起的重要作用。有记者问：邓小平是否参加党的十四大，他对这次大会有什么影响？
刘忠德说：邓小平同志德高望重，他是这次大会的特邀代表。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领导人，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过突出贡献，他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今年年初南巡的重要谈话，为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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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和理论准备，邓小平同志对开好这次大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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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之：
“严打”决策表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品格
刘复之，广东梅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
新中国建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副部长，１９７７年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
１９８２年，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１９８８年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１９３８年冬至１９４１年，刘复之先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身边工作。从那时起，刘复之就亲聆刘、邓首长的教诲。后调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工作，邓小平亲自担任一二九师锄奸委员会书记。建国后，刘复之长期在公安部工作，邓小平一向重视和关心公安、政法工作。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对公安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指示。
１９８３年七、八月开始，全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这次“严打”
，是邓小平同时任公安部长的刘复之的一次谈话决定的。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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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清理。
因而，犯罪活动一时越来越猖獗。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及时作出“严打”的战略决策。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６日公安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３天后，即７月１９日，邓小平同志看完报告后，即在北戴河约刘复之谈话。并约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参加。
３天前，邓小平同志还同胡耀邦、赵紫阳同志谈过。
他指出：现在刑事犯罪，恶性案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
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
的担心，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邓小平同刘复之谈话时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紫阳同志谈，就是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小平同志翻开报告，念了有关段落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
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强调指出：”严就能治住“
，“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
，“这就是加强力量，这就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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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在谈话中，彭真十分高兴，一再说，小平同志这个决心下得好，全党下决心，坚决贯彻这个决策，问题就好解决了。
谈话后，公安部立即传达了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指示。
并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很快作出了“严打”的具体部署。
十年后，刘复之饱含激情地写下了这次谈话，小平同志思维敏捷，洞察入微，言语明晰，记忆力强，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工作几十年间，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对公安保卫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的指示。对我个人来说，１９８３年７月这次谈话和随后的实践是自己一生中受到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
邓小平同志对这次“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
“严打”的结果非常显著，治安形势迅速改观。
刘复之在文章中认为：“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他１９８２年提出依法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一样，都贯穿着‘两手抓’的指导思想，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坚强意志，没有他的伟大决心，要把‘严打’战役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
“小平同志对‘严打’战役的决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
刘复之同志在文章中还深有感慨地说：“几十年来，小平同志从指挥百万大军作战到领导党中央工作，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向以冷静观察，深思熟虑，精明判断，果敢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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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称。我回想１９８０年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由于复杂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工作过程中，对犯路线错误和犯反革命罪要不要严格分开？对那几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开不开杀戒？
这两大问题，党内党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充分发扬民主中，小平同志倾听多种反映，集中正确意见，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国家司法程序，作出了只审判犯罪行为，犯罪和错误分开，不开杀戒的重大决策。事情过去十年了，回头看一看，想一想，这多么英明，多么正确！
小平同志１９８３年的‘严打’战略决策，同１９８０年对‘两案’审判和１９８２年对打击经济犯罪的决策一样，充分显现了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品格：高瞻远瞩，明睿智慧，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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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云松：
邓小平不忘故旧
汪云松，字德薰，四川爱国知名人士。
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重庆商会会长。
他具有维新思想，曾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先任会长，后又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先生都是亲身所为，极尽热心。邓小平就是从他筹办的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后赴法国的。如果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那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则当属汪云松。
１９４９年重庆解放后，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不知凶吉，没敢见。第二天，又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
原来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学生、现在的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作客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很是高兴，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当年汪云松先生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只是出于爱国热情，要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也许并没有想到培养了一批共产党人。汪先生那种办学的热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做了共产党大官的学生几十年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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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忘记他。
１９５０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先生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来后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小平同志，他也坐在第二桌。
小平和陈毅分了工，小平同志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
５０年代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途经四川时，还特意会见了汪先生。
汪老先生爱国，解放后也爱共产党，他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老先生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他把装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东方红”三字，送给毛主席作为祝寿之用。按我们党的规矩，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礼的。当时在重庆统战部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跟统战部的人说：“要了解汪云松。”
于是，作为特例，统战部收下了这份礼物。统战部的这位同志说，后来小平同志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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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玠然：
邓秘书长不但管事多，而且责任大
黄玠然，浙江浦江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早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第二战区牺牲救国同盟总会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后任上川企业公司总务处长、办事处主任。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任上川企业公司协理。
建国后，任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处长、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
１９５０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２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常委，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顾问，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迁上海，黄玠然与邓小平同在中央机关工作。
１９２９年邓小平被派到广西后，黄玠然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有关邓小平的情况。他说：第一次认识邓小平是１９２８年，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那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当时由彭述之夫妻、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部交通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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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办公厅。
那时周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等，周恩来同志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实际相当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我当时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恩来和小平同志。他们非常忙，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
１９２９年小平同志要调往广西以前，我准备接他的工作，因此也参加一些政治局在熊老板（注：指熊瑾玎）那个机关的会议，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时接触的时间就多了。政治局开会，由总书记向忠发主持。
会议的内容都是事先定好的，都是讨论专门的问题。
如工人运动，国际形势，经济问题，全国和局部地区的形势、策略、对策、方针，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等等，都是大的问题。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和意见。发言不能时间太长，不能长篇大论。向忠发有时也很能发挥一通，但没有水平。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的问题多，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还常常写好发言提纲，特别是关于苏区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他发言最多。小平同志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
，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
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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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份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处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我们开完政治局会，有时在熊老板家吃饭，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
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又说又笑。
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
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黄玠然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秘书处的组成和工作。自然，他是最了解邓小平在上海工作期间这段历史的了。他回忆，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除了列席和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要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由于上海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环境非常险恶，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地点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一换。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住处，而邓小平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
他熟悉所有中央机关的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弄，他都相当熟悉。为了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据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纪恩回忆，中央在五马路的清河坊机关楼下的一杂货铺，就是邓小平开的，卖香烟、肥皂、火柴等。可见当时环境的危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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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之艰难。后来形势越来越恶劣，敌人利用外国巡捕镇压、特务监视、叛徒告密等各种手段，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和捕杀党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３年内，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尽管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成立特科，除掉了一些奸贼，但终因叛徒出卖，机关遭严重破坏，在上海站不住脚而于１９３１年下半年陆续转往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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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端绶：
邓小平爱开玩笑，但很文雅
朱端绶，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５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入党后，她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湖南农村，对当地阶级状况开展调查，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她和熊瑾玎同志一道在上海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并结为夫妻。
１９３８年以后，历任汉口、重庆新华日报社会计主任，党组织委员会分支部书记，晋绥日报会计科副科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计秘书组副组长、审校组组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副司长等职。
１９６５年，鉴于朱端绶同志在长期艰苦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组织上安排她休养。她仍尽自己的能力为党工作，报答党的关怀，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上海时，熊瑾玎和朱端绶都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在上海繁华的闹市中心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有一栋楼，曾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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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楼下曾经是一家“生黎医院”
，在楼上，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租有三间房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熊瑾玎扮成一个湖南来的经营土布土纱的商人，门上挂个“福兴字庄”的牌子，当时人们都称为熊老板。从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１年４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对此，李维汉有一个回忆：１９２８年党的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
从１９２８年４月开始到同年９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１９２７年冬或１９２８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驻守。
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
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１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１９３１年４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当时，每天上午９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部主任和其他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熊瑾玎当时在中央秘书处任会计。据当年担任过秘书处长的黄玠然老人介绍：“会计科就是熊老板一个人，他住的那个地方最保密也最安全，只有政治局同意的人才能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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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机关由秘书长直接管理。熊老板负责管理党的经费，政治局决定后由熊老板去发送，政治局派人检查财务的支出情况。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手饰都要去兑换，怕暴露，于是就利用章乃器的关系。章乃器那时是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董事长，他与陈云同志关系很好，但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
陈云同志和我找他去玩，顺便叫他帮忙换点银票，他还很高兴，因为银行可以拿点手续费。
朱端绶当时在中央机关当交通。她是由湖南党组织介绍到上海的。由周恩来介绍，她和熊老板一起“坐机关”
，先是假扮夫妻，然后是假戏真做，于１９２８年８月结了婚。熊瑾玎比朱端绶年长２０多岁。
党中央撤离上海后，他们俩夫妇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曾双双被捕。这对革命夫妻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尤其是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功劳很大。
解放后，熊瑾玎生病住北京医院时，邓小平还去看过他。熊瑾玎于１９７３年去世，朱端绶于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才逝世，终年８６岁。前几年，依然精神抖擞，步态稳健，回忆起当时有关邓小平的情况，记忆仍十分清晰。她告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是在１９２８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２４岁。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１９３１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
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
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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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当时的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都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朱端绶老人还告诉毛毛：“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洗出来，用明矾水洗，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熊老板在秘书处搞特会（特别会计）
，也归你爸爸领导。政治局这个机关归我管，我除了抄写文件和当交通外，还给来机关工作和开会的同志烧开水、做饭。中央的同志们都爱吃我做的几样菜，周恩来同志爱吃我做的狮子头，你爸爸爱吃辣椒。
你爸爸性格挺好，平易近人，他比我大四岁，叫我小妹妹。
你爸爸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当时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要穿长袍，戴礼帽。你爸爸也是这样的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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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任远：
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袁任远，湖南慈利县人。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后出走南洋，又回国投身革命，在家乡发展党组织，１９２８年发动石门南乡起义。
１９２９年６月到广西，参加了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广西百色起义，任红七军政治部总务处长、教导大队政委、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起义部队转战湘赣后，加入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抗战期间任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绥德专区专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永吉地委书记、吉林分省委书记、军调部第三十四组少将组长、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吉林省政府副主席等职。
１９４９年南下湖南，任省政府副主席。
１９５３年调任内务部副部长。
１９５８年调任青海省省长。
１９６２年底调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书记，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我和小平同坐一条汽船
１９２９年３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失败，倒戈拥蒋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当上了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俞都曾受共产党影响，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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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产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一部分干部到李明瑞部队工作，为建立武装和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
６月份起，从中央和广东省委陆续派出了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即龚楚）
、袁任远、李谦、叶季壮、袁也烈等几十名同志到广西。
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作为中央代表到南宁负责领导。
共产党首先通过俞作柏弟弟、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了教导总队，为李部培训干部，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大部分进了教导队，张云逸担任了教导队的副总队长，还兼任警备四大队长，李明瑞委托他帮助改造这支旧部队。
１９２９年９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在汪精卫拉拢下，决定联合张发奎武装讨蒋。但还没有走出广西的大门，因所部叛变而失败。俞、李只带了几个随从仓皇逃脱。其时，在邓小平领导下，起义工作正抓紧进行。在俞、李发动讨蒋时，邓小平、张云逸等已做好应付时局的准备，预备了十多条汽船和民船停在邕江待用，一旦局势有变，立即把军械库的武器、弹药装上船只，运往右江。袁任远回忆：“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将军械库的武器、弹药等物资装上船只，由邓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驶往百色；教导队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则由张云逸同志指挥由陆路开赴右江。
有一部分干部乘船从水路去百色。
很巧，我和小平同志同坐一条汽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他当时化名为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同志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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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乘汽船，参与当年兵变的许凤翔也有过相同的回忆：“１０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晨雾迷茫，在南宁海关的码头上，同志们紧张而有秩序地把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大小船只，然后上船出发。我乘坐的是一艘汽船，最后上船的一位同志，身材不高，体态结实，二十多岁年纪，精力充沛。
他一边登船，一边微笑着和先上船的同志们问好。我不认识这位同志，忙向别人打听，正在这时，有人开玩笑地说：‘秘书来了，咱们把铺位让出来吧！
‘原来，他就是我们行动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
据袁任远回忆：他们到百色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自己的人；第三，整顿军队，扩大武装。我们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为了把这支旧部队改造成革命的军队，我们首先清洗了一些反动的军官，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给路费，‘礼送出境’，然后在部队中实行民主革命，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禁止打骂，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同时，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第五，加强干部教育。邓小平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亲自给干部讲课。党的“六大”决议、“十大纲领”
、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亲自讲的。他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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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
许凤翔也回忆，在百色，“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
当时，我们不断接到派往右江各地的同志给‘邓秘书’的信函、电文，反映旧政权的压迫和土豪劣绅的胡作非为，以及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热烈欢迎。每当我把这些信函、电文送给邓小平同志时，小平同志都很重视这些由各地传回的消息。为了准备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不久，我军就消灭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继续整顿改造部队。“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初，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邓小平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意在左右江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并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番号，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任两军政委，起义并于广州起义两周年之际举行。
李明瑞欣然接受劝告
据袁任远回忆：邓小平同志把右江起义工作部署好以后，于１１月中旬，带领他和余惠到左江地区布署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
２月初，邓小平同志又率何世昌等去龙州，部署起义。然后由龙州经越南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在途中碰上李明瑞。
原来，李明瑞、俞作豫到了龙州后，一方面筹集军饷，一方面整理部队。而俞作柏则去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