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末，李明瑞欲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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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桂两军对峙、广州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际，发动攻势反攻南宁。他已命令俞作豫率领左江部队开进崇善待命，并亲自过右江与右江的部队商议联合攻取南宁。正在他去右江的途中，遇到了邓小平。
邓小平和李明瑞，相互都闻名已久，而这次路遇，却是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从这一次相识开始，邓小平便和李明瑞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
李明瑞后在战争中牺牲。
几十年后，广西建立烈士纪念碑，邓小平亲自为烈士题词。
这次相遇后，据袁任远回忆：小平和李明瑞谈了一会，便决定一块返回百色。在百色，经小平和云逸同志作工作，李明瑞参加了革命，随即返回龙州。小平同志则于１２月初，再次去龙州，部署龙州起义。
返回百色的原因，是邓小平和李明瑞接触后，发现李明瑞和俞作豫对于是否打红旗，还持犹豫态度，但又感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红八军一纵队司令何家荣也回忆：“当李明瑞到百色时，路遇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和李明瑞又转回百色，做李明瑞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至时请他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李明瑞同志欣然接受邓小平同志的劝告，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红七军老战士黄一平也回忆：李明瑞反蒋失败到龙州后，“形势更逼迫他靠近革命。
邓小平和张云逸多次亲自找他做思想工作，介绍《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给他看，指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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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和出路，启发他打起红旗，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给予信任，安排他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李明瑞亲眼看到右江红军力量日益扩大，各族广大群众热情拥护党和红军，使他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参加革命队伍，才是唯一的出路。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派心腹特务带着广西省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龙州等地，向李明瑞及其亲属拉拢、引诱，但李明瑞不为所诱，断然拒绝。
在邓小平的精心领导下，１２月１１日，百色起义按计划胜利举行，熊熊革命烈火燃红了左右江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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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
“哦——你就是邓小平”
张云逸，广东云昌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早年加入同盟会、国民党，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官至旅长。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师参谋长。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军长，长征中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抗日战争中，任新四军参谋长、副军长，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作为党中央派往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部的军事骨干，张云逸曾协助邓小平成功地领导了百色起义。
１９２９年蒋桂战争结束后，受共产党影响，同情革命的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当了广西省绥靖司令，俞作柏作了广西省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了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有的到李明瑞部工作，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派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到广西负责领导。张云逸是最早派去的干部之一，他是通过粤军海军司令陈策写信介绍到李明瑞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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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等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组织研究，通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了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张云逸当了副总队长，从广东和广西地方党组织陆续派来的党员、干部安插到了各连队，袁任远等作了政治教员。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张云逸又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一支旧部队，李明瑞请张云逸帮助改造。
张云逸等采取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迅速改编和掌握了这支旧军队。
１９２９年９月，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部。由中共党组织掌握的教导队和四大队，留守南宁。
张云逸又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在李、俞进攻广东的同时，中共党组织就在部队中作好应变的准备工作，还预备了汽船，停在邕江边等待。
果然，李、俞因部下叛变，还未出广西就失败了，带着几个马弁逃回南宁，接着又逃往左江。中共党组织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即组织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运往右江。
当时右江的条件较好。
早在１９２９年６月，即派了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了党的右江特委，发动群众武装斗争，与韦拔群领导的当地群众武装斗争遥相呼应。
在李明瑞、俞作柏兵败逃回南宁后，邓小平和他们商议，当机立断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
李、俞逃往左江之前，邓小平等先两天离开南宁，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
张云逸则率教导总队及四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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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到达右江特委所在地田东，此前由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他们未曾谋面。从此，党组织也由秘密工作转为公开了。
据张云逸回忆：“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
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
‘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
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
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共产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广西的党组织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把部队转移到百色和龙州地区。
１１月初，派往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来中央指示：同意左江、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番号，委张云逸为七军军长，俞作豫为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两军政委。张云逸回忆：“邓小平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加紧准备，在１２月１１日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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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江苏维埃。“
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百色起义如期举行，正式宣布成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
１９３０年２月，又在龙州宣布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前敌总指挥。不久。红八军并入红七军，在左右江地区经过艰苦作战后，于１９３０年秋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黔粤湘等省，历时９个月，行程１２０００多里，于１９３１年７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实现了与中央红军的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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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
邓小平能干、活跃、乐观
刘英，张闻天夫人，湖南长沙人，老红军，大革命时期即是湖南革命的积极分子，曾任湖南省妇女部长。
１９３３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长征途中，任中央队秘书长、中央警卫队指导员。
１９３９年任中央秘书处长。
１９４５年先后任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宁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常委。
建国初期，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党委书记。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９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部党组成员。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与丈夫张闻天同受错误处理。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２０年代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刘英就认识邓小平，到了中央苏区后，刘英与邓小平再度相逢，并接替邓小平任中央队秘书长。
很随便的一个人
１９２８年，湖南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也牺牲了。湖南党的组织就派刘英到上海，找中央。刘英千辛万苦地来到上海，找到了周恩来，找到了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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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是在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时，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发展入党的。到了上海后，李维汉就让刘英住在他的家里，假装他的姨妹子。
１９８９年夏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去看望刘英时，刘英对她说：“那时候周恩来经常来找李维汉谈问题，每次都带着小平同志，他们就在李维汉的家里开会，那时候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中央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和李维汉。李维汉分管湖南的工作。”而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秘书长。
刘英笑着说：“我就是这样认识小平同志的。
１９２８年，他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大家都喜欢开个玩笑，所以一下子就熟了。我连问也没问他干什么的，就小平、小平地叫开了。
那时候他很活跃，爱说爱笑。我记得写东西的都是他，很随便的一个人。“
很达观地对待第一次倒霉
１９３３年，刘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到达中央苏区，被分配到少共中央局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
在这里，她和邓小平两位老友又走到一起了。
当时邓小平因“邓、毛、谢、古”事件而受打击，被下放到农村搞巡视员。后因王稼祥坚持，调至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但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又到总政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
他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刘英对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１９３３年我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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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回来，在中央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
我被分配在少共（青年团）
中央当宣传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吃完晚饭就窜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屋里玩，很喜欢和你爸爸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负责，他非常同情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后来我当扩红队长，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红星报还登了你呢！”
这里所说的扩红，是指刘英于１９３４年４月至６月被调任于都县扩红突击队长，仅一个半月，就完成了任务，扩红３３００名，比规定任务２２００名超额５０％。
刘英还撰文回忆：６月下旬，我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见到我，就伸着大拇指对我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莫名其妙。他忙解释道：“这是项英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了。”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回到住地跟一位熟人说起来，他瞪大了眼睛告诉我：“你还不知道？
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都被撤了，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我说：”看他那模样，一点儿事都没有。“打那以后，我从心里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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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扩红的确上了报，以《于都县的破天荒——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为题登在６月２１日的《红色中华》报的头版头条。
小平同志很能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
据刘英回忆：遵义会议后，大约４月间，刘英接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写来的一张条子。
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当时刘英任中央队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邓小平调红一军团当宣传部长。
刘英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干不了。”
李富春笑哈哈地说：“刘英同志谦虚起来了嘛！不要紧，到那里自有人会帮助你嘛！”
刘英性格直爽，平时有什么说什么，分配的工作再难也不推辞，有点湖南辣子的泼辣劲，所以李富春笑她谦虚。后一句话当然是指张闻天了。李富春和蔡畅两口子觉得刘英跟张闻天合适。
刘英只得拿起条子到中央队去报到。恰好只有毛泽东和王稼祥同志在。
毛泽东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刘英回答：“李富春呗！”
毛泽东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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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他们两个一迭声说：“你做得了。”并解释，前方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于邓小平调任一军团宣传部长，刘英接替中央队秘书长一事，刘英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也有过同样的回忆：“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时你爸爸已经走了，我还整理过他留下来的一个铁皮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
我原来在后梯队，是毛主席把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的，他说后梯队很苦，又没有东西吃，女同志在那里会拖垮的。那时候机关小，凡是精干的同志都送到前方去，充实战斗队伍。王稼祥告诉我，现在中央的工作不重，就把小平同志送到前方去了。我也问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为什么调走。毛主席说，前方需要。你爸爸在中央当秘书长的时候，管中央首长的生活，开会作记录，还要管警卫工作。“
邓小平从１９３５年六、七月间调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一直到长征结束。
长征路上精神会餐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开始，刘英和邓小平同在中央纵队。长征途中十分艰苦，但他们却很乐观。几十年后，刘英跟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对那段往事有过生动的回忆：“长征刚刚开始时，我和你爸爸他们常常在一起。
只要有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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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我们大家就常常凑在一起，没事干，就吹牛。大家开玩笑，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你爸爸是副总经理。没有吃的，就吹吃的，精神会餐。你爸爸老说四川菜好吃，到了四川边界，那里穷得要死，我就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
‘他就说：’这里是边区！
‘反正是四川菜好。
你爸爸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
刘英在观看电视剧《邓小平》后说：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感到，邓小平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心胸宽阔。在他受打击的时候能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以极大的魄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情，领导一二九师发展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挺进大别山，指挥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这是很了不起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又根据中国国情，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中，他到各地视察，深入细致地接触实际，了解情况。他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说到点子上，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改革开放１８年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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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这都是有目共睹的。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靠群众的实践，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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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
反“罗明路线”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错误
李维汉，湖南长沙人，曾赴法勤工俭学。建党之初，曾接替毛泽东任湘区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５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
１９３１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等撤职，会后赴莫斯科。
１９３３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后又历任中央党校代理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城市工作部长等职。从１９４８年起至１９６４年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建国后还任全国政协科书长、政务院秘书长，１９５６年当选为中共八大中央委员。
“文革”中受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副主任。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晚年著有《回忆与研究》一书。李维汉同邓小平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就曾一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再度共事，李维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邓小平任会（昌）
、寻（邬）
、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也许是由于职务的关系，李维汉参加了反“罗明路线”
，专门写文章公开批评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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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而且邓小平当时的夫人阿金（金维映）离小平而去，与李维汉结了婚。
但这并没有影响李维汉后来与邓小平共事，而且关系亲密，因为那毕竟是时代造成的。对于在江西这段历史，几十年后，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里作了实事求是的认识和检查，下面是摘录。
１９３２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康生接见了我，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去。
４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我到达中央苏区时，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那时，我对毛泽东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１９３２年１０日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
、寻（邬）
、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２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３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
罗明、邓小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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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抑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
，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
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
这时，张闻天（中央宣传部长）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
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邬，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
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党中央书记）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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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
、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
，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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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曾去苏联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科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
１９３７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１９３８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列为“邓、毛、谢、古”之首，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的事情，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从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知道的。王稼祥是一个正直的中央领导干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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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小平是了解的。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回国后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创立了红七军，卓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他想：临时中央领导人怎么凭个人意气办事，把这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中央苏区战斗如此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这不是浪费人才吗？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同志都认为王稼祥的意见很好，表示赞同。
王稼祥是１９３１年冬天从上海来瑞金的，开始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后来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他年轻有为，善做政治工作，被称为“红军政治工作之父”
，他才华横溢，重视人才，关心干部，为红军指战员所称赞。第四次反“围剿”后，他和周恩来在乐安县谷岗村一座大庙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被敌机炸伤，这时正卧床养病，总政工作由贺昌一人承担。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正激烈，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指挥作战去了，后方机关几乎是空的。因此，他提议邓小平任总政代秘书长是深思熟虑的，是十分正确的。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说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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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我看邓小平同志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
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王稼祥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把电话筒一甩，用手捂着伤口，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王稼祥见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事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十分着急，于是从病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同志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接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一口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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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从宁都农村劳动地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李维汉支持博古的意见，王稼祥这才会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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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聚奎：
邓小平很早就有烟瘾
李聚奎，１９０４年生，湖南涟源人。
１９２８年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历任红五军排长、中队长、大队长，红三军团长、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青年纵队政治委员、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四野后勤部第二部长。新中国建立后，任四野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石油工业部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委、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
１９５５年授予上将军衔。
１９３５年５月初，红军主力从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当时，前有急流，后有追兵。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红军想方设法，在皎平渡搜来７只小船，３５０００人经９天９夜，全部渡过江去。
当时的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率部在龙街渡几番设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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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不成，遂奉命率部到１２０里外的皎平渡渡江。
据他回忆，他走在队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邓小平同志。邓小平一见到他就问：“队伍来了没有？”李聚奎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
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
李聚奎他们抵达对岸时，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渡口一个崖洞里倚望渡江部队。部队渡了几天，他们就在这个洞里望了几天，一直到红军全部渡完才离开。
１９９１年初冬，李聚奎老将军告诉前来探望他的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你的爸爸，知道红七军。这次过金沙江是第一次认识你爸爸，以后，我们就熟了。我以后在他领导下打了好多年的仗！”
１９３５年８月，红军长征到了毛儿盖以后，红一方面军开了个联欢会，在会上，李聚奎再次遇见到了邓小平，这回他们可是熟人了。
李聚奎回忆说：“联欢会上，在河坝里搭个台子，请张国焘讲话。我们几个人在下面讲笑话，其中就有小平同志。那时候，我们一师刚刚得了点烟丝，小平同志对我说：‘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问他：’什么好消息？
‘他说：’你不给我烟，我就不告诉你。
‘我说：’那个简单！
‘就从衣袋里摸出洋铁盒子递给他说：’抽吧！
‘小平同志笑着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升官了！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
‘那时候，一方面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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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多，四方面军兵多干部少，所以向一方面军要干部。“
之后，李聚奎又去问聂荣臻，聂荣臻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聚奎就调任三十一军参谋长。
长征后期，李聚奎参加了西路军。
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军失败，队伍被打散，李聚奎只身东返，沿途乞讨，终于找到党中央，回到红军队伍中。抗日战争时期，李聚奎先后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青年纵队政委、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等职，参加指挥了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参与了冀南、鲁西北、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开辟，１９４４年赴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他说的在邓小平指挥下打了好多年仗就是指的这一段，以后就到东北野战军任职去了。
在《李聚奎回忆录》里记述了两桩感人的事迹，一桩是邓小平政委十分重视统战工作。
１９３８年５月，李聚奎随徐向前副师长率部到冀南开拓工作。李聚奎受命前去改造冀中武强地区武装段海洲部，并任该部政委。通过做工作，段部加入了八路军的光荣行列。不久，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来冀南视察工作，住在威县附近，李聚奎去他那里汇报改编段部情况，并请他与段海洲见面，邓小平同志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邓政委置办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段海洲，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说话，肯定了他率部参加八路军的明智之举，勉励他不断进步，使段非常感动。
另一件事是１９４１年春，李聚奎调山西太岳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经太行山一二九师师部时，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及工作方法等问题向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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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作了详细的指示，邓政委特别叮嘱李聚奎：“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
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李聚奎回忆说：”邓政委这番直捣心窝子的话，说得我连连点头，我那点老底子都被他抖搂出来了。确实，我这个‘老粗’脾气暴、性子急，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现在要到薄一波同志所领导的队伍中去工作真应该好好注意。“
薄一波在《李聚奎回忆录》序中，对他们一起战斗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表现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的。”
然而这与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教导也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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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月琴：
邓小平与罗荣桓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非常合得来
林月琴，安徽金寨县人，著名女红军战士，罗荣桓元帅夫人。早年在家乡参加革命，加入红四军，长征途中任女工兵营长。
１９３７年春，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月琴随罗荣桓奔赴山西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期间，林月琴陪罗荣桓从苏联回国后，在哈尔滨创办东北部队子弟学校。建国之初仍办教育，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创始人。林月琴一心一意当好罗帅的助手，有贤内助之称。
“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月琴担任总政干部部顾问，１９７８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３年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与罗荣桓就认识。罗荣桓在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中历任要职，后担任红四军政委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也受到“左”倾错误的打击，被撤职，直到１９３５年９月长征途中，才又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从过草地开始，罗荣桓与邓小平一起行军。他们一个是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一个是一军团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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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只差两岁，遭遇也相同。因此，长征路上，他们“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
当年一起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罗帅夫人林月琴对前来访问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１９３５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就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线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你爸爸还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
‘过草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在河沟里洗澡，四川人、湖南人都爱干净。“
林月琴还说：“你爸爸和罗伯伯，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他们长征时行军在一起，宿营在一起，非常合得来！”
邓小平自己也曾说过：“我们是无话不谈。”
其实，无论是长征，还是以后的战争年代或者解放后，他们都十分合得来。尤其是解放后，他们经常往来。罗荣桓病了，邓小平和夫人常去看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