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年代在北京东交民巷盖了４幢房子，本来分给邓小平一幢，邓小平让给了罗帅。
１９５５年，罗荣桓被授元帅衔，还特意请邓小平等老战友的客。林彪虽长期同罗荣桓共事，但两人私交并不好。
６０年代，林彪制造顶峰论，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对此，罗荣桓表示反对，邓小平坚决支持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对罗荣桓十分尊敬，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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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他为人朴实、诚恳和厚道，在干部中很有威望。
１９６３年罗荣桓逝世，邓小平及全家都很悲痛。现在，这两家人依然十分亲密，卓琳与林月琴两位老太太还时不时相互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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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必业：
邓小平很会做政治工作
梁必业，１９１６年生，江西吉安人，１４岁参加红军，是从“娃娃兵”成长起来的将军。历任红四军政治部干事、十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抗战期间，任八愿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总务处处长，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教导团政委。抗战胜利后，任东北野战军一纵队副政委、政委、四野三十八军政委。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总政副主任、党委第二书记，军事科学院政委，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小平在一军团政治部任职，先后任宣传部长、副主任、主任，直至抗战爆发后调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段时间里，梁必业也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对邓小平了解最多。几十年后的１９９１年，梁必业将军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谈论起小平同志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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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注意宣传工作
邓小平是１９３５年六、七月间，由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当宣传部长的。
梁必业说：“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人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思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在长征沿途和长征后，还管编印一份《战士报》，是油印的。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
过了草地后，干部们经常下到部队去，那时候队伍不多，早上去，晚上就回来。过了草地以后，宣传工作的内容也多了起来，主要是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到了吴起镇后，一军团组织了一个参观团，由李富春、黄克诚带队，去十五军团参观。还组织了一个战士剧社去慰问演出。“据梁必业说，那次慰问演出，小平同志没有去，但对他们交待了注意事项，还专门从中央请了一个艺术家来教他们排演节目。
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０岁的梁必业养病归队，到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当队长。
梁必业说：“这以后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小平同志很注意宣传队。常说：‘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宣传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做部队工作，还要做敌军工作。那时宣传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干部。
在宣传队，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还要测验考试。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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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以后政治教育就更多了。我们办宣传队需要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兵入伍，有点文化，可年龄较大，有３０岁了。邓小平叫警卫员把他分到宣传队。我一看，是个老头儿，就不要。警卫员告诉邓小平。邓就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邓小平处理问题就是这么简明扼要。结果这个人很不错，演老太太很像，工作勤勤恳恳，宣传队里的小娃娃也全靠他照顾。“
据梁必业介绍，宣传队还编了一首《中央红军长征歌》，歌词是这样的：“中央红军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历尽险山和恶水，战胜白军与团匪，行程二万五千里，大小五百余仗，都打垮敌人，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英勇的、红色的英雄无坚不摧，终于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的‘围剿’，胜利向前进！”
７０多岁的梁老将军至今一字不忘，唱起来依然气宇轩昂。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１９３６年２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亲自率领下，实行东征。邓小平带领的政治部宣传部也东渡黄河。梁必业将军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
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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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调查研究
邓小平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中央两次直接派邓小平到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第一次是一军团驻陕北雨珠时。当时红军东征回来不久，邓小平刚接替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调红军大学学习。
邓小平是和罗瑞卿一起，受中央直接派遣，在一军团的一些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的。据当时在红一军团第四师当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回忆：中央派中央保卫局长罗瑞卿和邓小平来了解情况，找了大部分干部谈话。王平是第一次认识邓小平，那次他对邓小平的印象是：很冷静，严肃认真，讲话不多，但简明扼要，讲话句子短，好记录，而且观点明确，讲的都是有用的话。调查完以后，罗瑞卿和邓小平二人向中央做了汇报。
第二次是１９３６年８～９月间，军团政治部驻宁夏的豫旺地区的五里洞。这时中央军委托邓小平带一个检查团到十五军团检查工作。梁必业将军说：“邓小平带了我、唐亮和蔡元兴三个人，由一个１２人组成的精干的警卫班掩护，到驻陕北的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和七十五两个师去检查工作。邓主要是和师团干部谈话，我们是和下面的干部战士谈话。
这个任务，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邓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回来后，邓向中央做了汇报。
中央两次派邓小平去做调查研究，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邓小平是十分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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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梁必业说，这个时期，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的社论，都是由邓亲自撰编的。他说：“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
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是他的特点。“
特别抓干部教育
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向陕、甘、宁三省交界之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西征。
从１９３６年５月至７月底，红军迅速扩展了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相应发展。
此后一段时间，局势相对稳定。利用这个机会，部队进行了训训和教育工作。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宁夏七营川办了一期学习班。
据梁必业将军回忆：“东征回来以后，我们筹了款，筹了粮，还从山西带回不少的骡子。西征以后，仗打得少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已开始与我们搞统一战线。
这段时间里，小平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朱瑞。邓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特别是抓干部教育。我们这些人，从小参军，要讲比较系统地学政治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班的课，从政党、领袖、群众讲起，讲社会发展史。我们听课，讨论，还测验、打分数。朱瑞、小平同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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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
许多部队的同志在这里把参加革命的朴素的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觉悟。“
当时在一军团做侦察工作的苏静将军也说：“１９３６年小平同志组织我们学习，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
学世界知识，学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发学习资料，出卷子考试，还打分数。有时开讨论会，我们问问题，他解答问题。以前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打仗走路，这次小平同志组织的学习，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据梁必业将军介绍，政治部除了抓学习教育工作以外，还要管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宁夏是回民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还要开展对回民的工作。另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注意对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邓小平管的。
对干部要求很严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２日，红一军团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
梁必业将军说：“在王家楼，我们住一个小院子，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一个‘克拉克’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５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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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杨尚昆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
‘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
‘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个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的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三个人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梁必业将军满怀感慨地说：“我们一军团前后一共有过五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两任，时间最长。小平同志两年，在他的那个时期军团政治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来抓。朱瑞任过一段，李卓然时间最短。我学习做政治工作，第一个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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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帅学习，第二个是向小平同志学习。
小平同志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
１９３７年１月，因朱瑞调任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主管一军团的政训工作。
邓接任后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梁必业将军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
‘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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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六、七月时，邓小平接替傅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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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宇：
他们是一座威严的山
杨国宇，１９１４年生，四川仪陇人。
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员，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四团排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译电员。参加红军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译电员、译电组组长、机要科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中原军区司令部交通队队长，运输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一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基地参谋长，训练基地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
１９６１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杨国宇曾在刘邓大军内工作１３年，并主要在司令部工作。
与邓小平直接接触较多，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和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与思想发展的轨迹有较深的研究。先后编著了《刘伯承用兵要旨》、《刘邓麾下十三年》、《邓小平二十八年间》（合编）
、《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一、二、三编）
》（合编）等有关刘邓的书。
陈赓真的只怕邓小平
毛泽东晚年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杨国宇对此是有体会的，他说：“这个‘怕’字，据我的理解，也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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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办事果断，很有权威。而要形成这种权威，决不是单纯地依靠发号施令，而是要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多年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党在工作中要有权威。
由此，杨国宇想起了战争时期的往事。他说：“我曾在小平同志统率的部队里工作多年，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每当紧要严重关头，总是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去夺取胜利。”
这也是与小平同志平时对纪律抓得很紧的缘故分不开的。记得邓小平在《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都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的简单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谈得上权威，纪律是建立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实行纪律的保证，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不可少的保证。
１９４０年夏天，我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一二九师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前部分干部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甚至有的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对抗战失去了信心。邓政委针对这一右倾情绪的表现，专门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要求部队振奋精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刘邓联名向部队下达了关于作战指导思想的指示。这就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打下了基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权威，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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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中，刘邓部队的纪律强、士气高。
杨国宇回忆道：百团大战后，日寇恼羞成怒，集重兵向我根据地大扫荡。当时的情况很严峻，彭德怀命令我们集中全力消灭敌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于关家垴。
发动进攻那天，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
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夜１０时许，接彭老总电令，规定次日４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村之敌。从４时开始到中午，战斗进行异常激烈，我方的伤亡数字在不断增大。只见刘伯承在指挥所里拿着话筒对陈赓大声说：”……同志！
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
这时，邓小平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
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最后有些残敌钻进山洞不肯出来，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
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可见战况酷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指战员正遵照这些威严的命令浴血奋战，真是军令如山倒，义无反顾。
这一仗后，在部队传出一种说法，陈赓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其实，这个“怕”并非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
刘邓的权威还建立在他们的战略思想上。
杨国宇回忆说：在刘邓大军强渡汝河，速歼羊山劲敌后，毅然南进，千里跃向大别山。十几万大军，不要后方，直插敌人战略心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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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作战，并且建立了根据地，扎下根来。这样的战略谋划，使人不能不也不得不服，不能不也不得不“怕”其权威。毛泽东后来在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时说，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不敢开十二月会议，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讲蒋介石可以打倒。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的鼓励，也是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最高评价。
他们是座威严的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中，刘邓大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害怕刘伯承，在太行，日本特务刺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
；也害怕邓小平，他们曾把邓的相片印发给部队，在相片下面加了“在太岳”三个字。所以，杨国宇说：“当刘邓连结在一起时，就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杨国宇曾在刘邓麾下１３年，对刘邓的合力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刘邓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于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的特派记者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
刘邓分头指挥而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景，给杨国宇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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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１９４２年春夏，为了扭转根据地因敌人“扫荡”而造成的困难局面，邓去中条山，刘留太行山。两人分手后，刘一直担心邓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一天晚上收到邓的电报，说是当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师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等电报。作战科参谋一下子又到机要科来问电报，问得机要科的人都烦了，就把门关起来不让他进来。天快亮时，刘师长来机要科，适陈赓来电，他就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字，看一个，不时猜一个字，猜得还很准。我们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两人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
、“号令”
、“命令”等，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不叫人敬重！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突然改变自己原制订、中央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４个纵队１２万人涉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驱大别山。
８月３０日，邓小平宣告：“我们已到大别山了。”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把高度集中的部队撒开，变成麻雀满天飞地与蜂拥而来的敌人周旋。
后来。
蒋介石动用４个整编师，３３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命令白崇禧坐镇九江指挥，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刘邓为了调动围困大别山的敌人，决定一方面内线继续作战；一方面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撕破敌人阵势。
在这关键的时刻，刘邓再次分开。分手的那天晚上，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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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当天夜晚宿营，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直属机关、中原局机关所住的地方与敌人所宿之处相邻。真险，双方疲惫不堪彼此没有发现。直到第二天拂晓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于是各机关闪电般集合转移。这时已听到北面担任掩护任务的一纵方向枪声大作，敌机也在我们上空盘旋，只因云低雾大，敌机未发现。刘伯承骑在马上笑着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吴承恩写《西游记》，一有危险，雾就来了，真有他的道理。”
此时，邓小平听到枪炮声，估计刘遇敌情，马上命令六纵派部向北策应，以吸引敌人南来。直到不久后，接到报平安的电报，才完全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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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子和：
邓小平的领导方略
戎子和，１９０７年生，山西灵邱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山西大学。
１９３６年参加组建山西青年牺牲救国同盟会。
１９３７年参加领导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担任决死队三纵队司令员。
１９４１年后，任晋鲁豫边区政府委员会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
１９４９年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建国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贸部部长、财政部顾问等职。
他专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于解放前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对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有很深刻的了解。
其中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邓小平长期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党政军的关系，其特点就是抓大问题，而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多年后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时说：“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就谈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和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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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太联办以及后来的边区政府间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的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他说那时邓小平同志所抓的大事主要一是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二是精兵简政；三是重视财经工作，实行生产救灾。以建设边区民主政权为例，戎子和同志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张，把以往分散的根据地统一起来。”
随后北方局开会决定成立冀太联办，党中央根据发动全民族抗战的需要，采取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举措。当时“三三制”规定：“无论行政机关或是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能占１３或少于１３。”
A A为了认真彻底地贯彻党中央的决定，邓小平这个时期提议在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前，首先成立一个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临时参议会，再由临参会来筹备选举边区政府。
“三三制”
刚颁布时，一些党内的同志不十分理解其深刻意义，甚至认为这样会削弱我党的领导。
１９４１年５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戎子和同志说：“文章深刻阐述了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施民主政治，说党对政权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中党支部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整个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是有指导意义，影响是很大的。
文章发表后，冀太联办的中共党团，曾认真地学习过，并按照文章精神，检查改进了工作。据我的回忆，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程中，三三制政权所包括的各项具体内容，基本上得到了落实。“
但是，作为当时晋冀豫边区党的工作的最高负责人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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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并没有在具体的事情上干预。戎子和说：“我在政府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从未见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直接干涉边区政府具体政务的事。从这一具体事实上，证明当时的党委对政府的职能很尊重。应该由政府办的事，党委决不插手，更不包办。”
他不说高言，不发空论
戎子和说：邓小平写文章，作报告，讲话都很实在，从来不说高言，不发空论，实际上就是坚持办实事，对于抓财经工作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重视财经工作并非今日始，而是早在４０年代初的根据地时就开始了的。
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再加上连续的旱灾和蝗灾，使根据地一度进入最困难时期。这时小平同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精兵简政，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著文作报告，分析困难，采取措施，增强大家的信心，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戎子和同志对１９４３年７月邓小平同志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深有感触。他说这篇文章对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喜欢看。
“小平同志的文章人们之所以喜欢看，最重要的一点是真理与实践相结合，不说高言，不发空论。”
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历史事实，是同小平同志对晋冀鲁豫边区工作的领导，同小平同志一贯注意财经工作以及他正确的财经思想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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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戎子和在财政部工作，邓小平那时也兼任财政部长，抓财政工作更是实在，戎子和同志回忆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尊重。
这主要表现在他善于把毛泽东同志对财政问题的指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记得１９５３年１２月财政部开始编制１９５４年国家预算草案时，一天，邓小平同志特意找到我，问道：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我想了想回答说：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不少指示，财政部还编印了一个小本本。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地说主要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他听后，沉思一下，坚定地说：这三句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
后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编制了１９５４年预算收支计划。
１９５４年６月，邓小平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１９５４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出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
同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指示。“
后来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是：“日子过得不错。所谓日子不错，就是人民银行把财政结余贷给工商企业特别是商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缓解了１９５３年的资金紧张局面。”
他坚持权责分明
邓小平办事果断，既敢抓又敢担担子，但他坚持权责分明，从不含糊。
因此，对于他的指示，下属是易于操作的。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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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对此回忆说：“那时候，小平同志除了有紧急事情临时找我们党组几个人谈外，平时大体每星期听一次副部长们的汇报。当时正是１９５３年夏季财经会议以后，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小平同志察觉了这一点。有一次部办公会议，他说了这样两句话：不要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两句话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上作了一个准则性的回答。由于权责分明，使得下面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自那以后，我们每个副部长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反映情况，都是很谨慎的，很负责的，从不敢随随便便，但心情却是舒畅的。此外，小平同志听汇报时，总是要求反映情况真实、确切，数据明白、清楚，反对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教育。”
他关心下属，使人永生难忘
邓小平同志在全局工作中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当许多“小事”将会影响到“大问题”时，他却是无微不至的。戎子和满怀深情地说了两件事：“早在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干部的口粮从每天一斤半小米减少到七两，我的体重从１２５斤减到１００斤。一次小平同志约边府杨秀峰、我和李一清同志谈工作，我和李一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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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不足，就打起了瞌睡。
小平同志看到眼里，触动心情，就当面告诉杨秀峰同志，边区政府厅一级的干部一个月津贴增加到１０元。“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１９５３年夏季财经会议上，我受了批评，情绪消沉。小平同志到财政部后，看出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子和，我看你受批评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小平同志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重心长，表现了他对下级干部的爱护之情，使我深受感动，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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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香山：
邓小平的讲话艺术与工作作风
张香山，１９１４年生，浙江宁波人。
１９３７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科长、副部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现为中日友好２１世纪委员会中方主任委员。译著有《现实与典型》、《战斗着的日子》、《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等。
张香山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从上海来到晋北八路军前方政治部驻地，与邓小平初次会面。
随后８年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
解放后，张香山在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邓小平曾一度主管对外联络部工作。张香山曾先后７次随邓小平赴苏访问，两人关系交往密切。
因此，张香山对邓小平有较深的了解。
他讲话新颖，提纲挈领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张香山从上海来到晋北，几乎同期到达的还有几个留日学生。他们被安顿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宣传部王科长通知他们说总政副主任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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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要约见他们。
当时张香山还只听到过邓小平这个名字，对于邓小平是怎样一位同志，在他脑海里还是个空白。但是这第一次见面，邓小平就给张香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香山后来回忆道：“随着王科长走进小平同志的住房，看到王科长向一个约摸３０岁左右的同志敬礼，我们也行了礼。……他站起来，向我们回礼。小平同志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强干，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洗得有些发白的粗布军装。他的住室收拾得很干净，八仙桌上有几本书和一些薄薄的文件，炕上一条毯子和一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墙上挂了一个皮挎包。他让我们坐下，叫小鬼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接着就问我们每人的经历，又问我们来此后对八路军的印象。
由于是初次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谈话，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束，回答得不那么踊跃，小平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微笑着说，大家可以随便地谈谈嘛。于是大家又穿插地谈了阵。“
这是张香山对邓小平同志这个人的初次印象。接着，邓小平同志谈到了八路军正需要知识分子这样的新的血液，所以非常欢迎学生参加八路军。他指出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能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当务之急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华北战场中央军之所以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张香山他们一听邓小平的话，就觉得他的话非常新颖，便很认真地听了下去。张香山回忆道：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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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最后他叮嘱我们说，八路军里的战士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他们文化程度低一些，但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有实际经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做到尊重工农干部，两者要搞好团结。你们遇到有什么不了解的问题或困难，可以同老干部谈，他们会热情地帮助你们的。
张香山听了邓小平的话，很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他的讲话，提纲挈领，干脆利落，不讲客套话，有些四川口音。这次谈话不到两小时，但对我们初到八路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教益的。同时也使我们感觉到八路军的领导同志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易近人。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
当张香山回到宣传部，向王科长问了一些小平同志的情况后，他更觉得小平同志不简单，他说：“听了王科长的一些介绍，好像读了一首史诗，总觉得八路军的领导人都有各自传奇式的光彩耀人的革命经历。”
如果说张香山与邓小平的初次会见还只是“印象深刻”的话，那么，后来邓小平的讲话则使张香山同志终生不忘。
他的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千钧之重
１９４０年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为纪念建党１９周年举行集会，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报告。
这个报告使张香山感受特别深。
张香山说：“报告中有一段话，似乎平淡，实则内涵有千钧之重的历史份量，因而就一直萦回在我的心头而不忘。”
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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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邓小平在简述了党的历史，讲到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我们党的成就之后，关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所带来后果不同的一段话。邓小平说：同志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谁，只要诚诚恳恳地干，都会不断地取得成绩。而在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那时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地受到挫折和损失，这是使人很痛苦的。因此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有切身感受的。当时由于张香山只经历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所以，“小平同志所讲的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能够不断地获得胜利的这个论断，通过自己３年来的战斗生活，是易于领会的”。而邓小平则在１９３３年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判，并被撤销职务，最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邓小平自己所谈到的“三上三下”中的第一次“下”。因此他对正确路线下工作如何幸福，要比张香山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张香山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在小平同志作了这个报告后的第三年冬季，太行地区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转入了抢救运动。这时我才亲自看到了错误的政策会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并使许多干部经受多大的痛苦，不过抢救运动毕竟还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某项工作的政策性错误，所以它是比较容易被纠正的。使我真正地体会到错误路线给党造成的危害是如何巨大，深刻地认识到在错误路线下，党员干部是无法为党为人民做出像在正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