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２５
线下所能做出的那样的成绩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错误路线下，一个正直党员的内心是如何痛苦，毕竟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了。这已是后话。不过，在‘文革’这段痛苦的生活中，我就会常常地想起小平同志的那次讲话，并且怀着一种热烈的期望，企盼着错误路线被纠正的这一天终会到来，我们又能享受到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的那种幸福。“
早就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早在５０年代就对反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尝试。
那是１９５６年，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意味深长地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这个报告中，他讲了下面一些话：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
１２５
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和执行。
张香山由于长期与邓小平同志接触较多，因此对这些论述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实践证明，苏共二十大虽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实际上并未彻底地解决苏共的个人崇拜问题。
中共八大，小平同志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并未被纠正，相反的，却是更加滋长起来，以至发展到了极点。这个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小平同志在八大当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真正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也证明了任何正确的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形成为物质的力量，否则是无济于事的；同时还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带有封建性的社会和国家中诞生出来的共产党，要防止和克服个人崇拜，是如何艰巨而且是要经历长期过程的。“
出国不带秘书
由于解放后张香山在中联部工作，此间邓小平也分管中联部工作，他曾先后７次跟随邓小平赴苏。因此，他除了对邓小平的讲话、论断深有体会外，对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也极为赞赏。
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出国讲究的是免除繁文缛节，轻
２２５
装出访。张香山对此回忆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的场合，他从来不向主持组织代表团出访的单位，提出礼宾上的或生活上的要求。同时对主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也无意计较。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政治会谈，关于代表团的团员和随行人员，总是力求做到很精干。
小平同志自己一般不带秘书。这方面的工作，依靠代表团的工作班子来做。也不带随身医生或护士，最多带上一个警卫员，但这也仅仅是为了照护一下日常生活而不是名符其实的警卫。因为到了外国，警卫工作只能由邀请方面来负责。作为团长的小平同志是如此安排，其他团员也就随着从简了。
这样代表团就减少了很多冗员，同时也就减少了代表团内部事务，而整个代表团集中注意力于对外工作。当然，小平同志率领的都是党的代表团，而不是政府代表团，这样也就易于做到免于官气或少些官气。但是党的代表团要摆官气，也未尝不能摆一摆的，我是见到过这样的事的。总之，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小平同志率领的党的代表团那样轻装出国，我认为是一个好的风气。如果能保留下来，该是多么好呢！“
３２５
向守志：
邓小平在渡江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向守志，四川宣汉人，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曾任区游击队长、副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营长、副团长，太行军区第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支队副队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五纵队二十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
１９６０年后任炮兵技术学院院长，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１９８２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向守志多年在刘邓大军中担任一般指挥员，对刘伯承、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有较多了解。
临战受命快刀斩乱麻
１９４８年底，淮海前线捷报频传。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
４２５
前委统一指挥下，继１１月２２日歼灭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之后，１２月１５日又全歼黄维兵团。紧接着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再全歼社聿明兵团。淮海战役硝烟未散，党中央毛主席又做出了举行渡江战役的最后战略决策。邓小平为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用中央的指示在指战员中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出了渡江战役的总设想和总要求。经过在商丘召开的总前委会议讨论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２月１１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个关于渡江战役的总设想总要求。同时明确规定：为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５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中央还指定刘、邓、张（际春）
、陈（赓）
４同志参加由陈毅、饶漱石为主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命令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向守志是渡江战役的参加者，他回忆道，“在大战前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邓小平同志的两项命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连同已经任命的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以及二野前委书记，集五大职务于一身，赋予他领导华东和中原党、政、军、民的大权，表明了中央对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和器重，也是对邓小平同志赫赫战功和不凡才华的褒奖。小平同志临战受命，其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他快刀斩乱麻，首先抓的就是让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部队中迅速地贯彻落实。以中央的精神来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以求步调一致。
随即两大野战军圆满完成了整编任务，改编为二、三
５２５
野战军，从组织上保证了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
３月底，小平同志在充分听取了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他请陈毅同志草拟作战计划，陈毅遂告张震同志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善于从宏观全局上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邓小平同志，在审阅了张震起草的作战命令初稿后说：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随后邓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作战纲要，即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与有关同志逐段研讨后上报中央军委。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向守志同志说：这个“纲要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在纷乱的形势中化繁为简，把握事态，是坚定性、科学性、周密性、灵活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结合”
，它“是宏观决策的典范”。
在渡江战役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实际情况把握渡江的时机
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总前委及第二、三野战军首长都十分关注并且多次慎重研究和磋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发起渡江战役最适宜。
向守志回忆说：“小平同志身为主帅，更是为此操心尽力。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央军委提出了于１９４９年秋举行渡江作战的最初构想，１２月中央军委又根据当时的战况，提出大约在１９４９年五、六月举行渡江作战的构想。
１９４９年１月由于淮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我军的急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而我军却正是士气高涨，装备改善，兵
６２５
力增强之时。而且国民党军政内部矛盾重重，中央军委认为实施渡江战役的基本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因此要求两大野战军准备在三月、四月渡江南进。邓小平接到指示后，于２月８日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
总前委认为以３月半出动，３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
因为这时敌人内部在政治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上是守江岸、守京沪要点，还是退守浙赣线，犹豫不决；在季节上４月初之前雨水少江水小，有利于我军作战。中央军委迅速同意这一方案。
３月８日，邓小平、陈毅同志正在党中央西柏坡开会，他们得知我党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我军渡江作战必须推迟到４月１０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一起研究后，认为４月１０日正是阴历十五，月圆通宵，不利我军求得突破江防的突然性，主张推迟到４月１５日黄昏渡江。
获得了中央军委的赞同。他们立即致电第二、三野首长，阐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到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高度统一。
４月１４日，两党和谈明朗化，中央军委又致电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４月２０日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４月２５日后渡江。
邓小平同志接电后，立刻听取侦察报告，查阅了近１０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５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七、八月份，两岸湖区多被水淹，江面增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
于是，小平同志与陈毅同志商量，将渡江时间限定在４月
７２５
２０日夜。这样，一来我政治上主动，战斗渡江是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结果；二来气候条件有利，４月２０日夜是阴历２３日，月出于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渡江的突然性。
于是总前委４月１７日呈报了我军全线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中央军委、毛主席于１８日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部署。
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２０日开始攻击，２２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签发了总前委给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２０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的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
此时此刻，全军上下群情激奋，广大指战员和民兵都抱定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向守志深有感触地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对渡江战役全过程的指挥，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役主动权，把握关节，有主有从，点面结合，灵活用兵，表现出了战场指挥的果断、巧妙和艺术的高超，使渡江战役获得了迅速、彻底的成功。”
高超的指挥艺术
邓小平依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一是对总前委成员进行了科学分工：刘伯承同志由张际春、李达协助，直接指挥西突击集团（含四野一部）
，由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桐城的一所中学里。粟裕同志由张震协助，直接指挥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泰州东南之白马庙；同时，为了便于协同作战，
８２５
由粟裕统一指挥和协调东、中突击集团的行动。谭震林同志直接指挥中突击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邓小平和陈毅两同志位于安徽肥东县之瑶岗，主持全局，使用华东局电台，统一指挥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二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依据敌军的江防部署——马垱至贵池地区是东线汤恩伯、西线白崇禧的结合部，指挥不统一，战斗力薄弱，因此决定由谭震林直接指挥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突击集团一天渡江，以便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掩护直捣沪宁线的东突击集团主力渡江，并便于中突击集团渡江后迅速东进，尽快与东突击集团会合。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总前委还特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伪装成四野主力，向武汉、宜昌、沙市方向突击，引诱白崇禧集团西顾；接着指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麻城，吸引武汉、九江之敌；同时，指挥四野第十二兵团直取信阳，威逼武汉，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如此虚虚实实，造敌错觉，使敌军处处被动挨打，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三是抓住战机，歼灭敌军重兵集团。我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后，敌军慌忙撤退，企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紧紧抓住有利战机，及时调整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先后筹划了两个歼敌重心，形成了两个大包围圈。
四是敌变我变，灵活用兵。五是以大无畏气慨和严密组织，与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总前委的指挥下，我军渡江后三日，就解放了南京。面对此情此景，同邓小平坐镇总前委指挥全局的陈毅怀着喜悦激情，挥毫写下了“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磅礴诗句。
９２５
渡江成功后，我军逼进上海，蒋介石下达命令一方面要死守上海，另一方面又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志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杀害所谓政治犯。同时对部队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蒋介石发布了“十杀”令，使得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向守志回忆道：“小平同志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十分紧迫而又艰难的现实，与陈毅、粟裕及华东局领导同志深刻理解党中央关于保全上海，保护爱国民主人士，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管上海的一系列指示。同时，总前委确定了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又要保全上海市，免遭战火的破坏，以利日后建设。正如陈毅所作的形象比喻那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因此，他们对我军攻城作战的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从军事上、政治上、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使上海最终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向守志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总前委书记、华东局书记的岗位上，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其精通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伟大胸怀，同自己的亲密战友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通观全局，精心策划，继淮海战役之后，又导演了渡江战役这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永载于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武装斗争的史册。”
０３５
阴法唐：
邓小平的功勋永远刻在世界屋脊上
阴法唐，山东肥城人。
１９３８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治指导员，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后勤部政治协理员、冀鲁豫八分区濮阳县大队政委、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１９４０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五十九团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
１９５０年率部进驻西藏。
１９５２年后，任西藏江孜工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
１９７１年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
１９８０年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１９８５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阴法唐多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特别是部队进驻西藏后，阴留藏，邓又特别关心西藏工作，阴多次受到邓的直接教诲，对邓小平有很深刻的印象。
１９８３年夏天，阴法唐携带着雪域高原的尘土，去北戴河，想看望邓小平，并向他汇报西藏的工作。但中央办公厅有通知，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疗养期间，不要打扰他们。
后来因为阴法唐来自西藏，而中央领导又很关心西藏工作，破例接待了他。一天上午小平同志快要
１３５
下海游泳的时候，在秘书的引领下，阴法唐见到了这位老首长。作为一个３０多年前在他麾下战斗过的老兵，阴法唐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直率的语言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邓小平对一些问题问得很细，一些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
邓小平和阴法唐交谈完之后，就径直游向大海。
他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
阴法唐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大政治家，他一生都在奋力搏浪前行，一直都在关注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３０多年前阴法唐作为入藏部队的指挥员之，曾在邓小平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并一直留在西藏工作。对此，他还记忆犹新。
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
当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注大陆上最后一块尚未解放的土地——西藏。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期望。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的号召。毛泽东曾经希望由西北局去经营西藏，但彭德怀同志认为从北路入藏困难较大，而且短期内难以克服。毛泽东反复权衡后，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在莫斯科致电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任。并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于是，这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就落到了二野肩上。刘邓首长研究后，决定由十八军完成进驻西藏的任务。同时报告中央，并请求“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经营西
２３５
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
１月８日，西南局即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和西藏工委组成名单。
当时阴法唐是十八军中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说：“从此，十八军的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与西藏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邓政委“是一位非常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考虑问题的人，这种一代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在跃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中就充分显示出来”。
“兵马未动，粮秣先行。”
为了搞好进驻西藏的后勤供应，西南局专门成立了支援司令部。但在邓小平同志心中，进军西藏，不仅要粮秣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先行。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召见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的主要领导。
刘伯承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则接着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由于西藏的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有政治方面的，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
所以，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在宗教问题上，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他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
３３５
原则。阴法唐十分感慨：“这种着眼全局，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远见卓识，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得到了高超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
“在当时西藏这块情况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压迫剥削残酷，僧侣贵族统治黑暗，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第一线指挥员，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平上。”
为活佛献花圈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５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这一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还指示西南局、西北局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阴法唐回忆道：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西南局为了坚决执行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紧紧扭住和平这个根本问题，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４条方针政策，作为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基础。
后来，小平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宽宏的气魄，纵览古今，放眼未来，紧贴西藏社会的现实，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深谋远虑地亲自起草了十项政策。这
４３５
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解决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这十条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的基础条件，又是进藏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依据和必须遵守的准则。我党后来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签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１７条就是在这十条基础上发展的。
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局曾先后派了两批人去拉萨劝和。
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离境，一批遭扣押。西南局在物色赴藏代表人选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长征时路过藏区结识的好朋友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小平同志感到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可佳，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复杂，因而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前去拉萨，并将此意见报告朱总司令。总司令也专门电告西南局，对格达活佛深明大义，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舍身劝和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劝他暂不去拉萨。无奈格达活佛决心已定，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拜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西南局只有尊重他的意愿。小平同志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送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策和一片诚意。但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的噩耗传出，藏汉各族人民都悲痛不已。
在追悼会上，首长们都送了挽联和花圈，贺龙、邓小平同志的挽词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５３５
阴法唐说，尽管我党做了各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北局都为表示我们和平的诚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十八军指战员也始终站在和平的大门前，等待西藏地方政府的醒悟和远见。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怂恿支持下，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关闭了和平大门。他们调集大量藏军，布防于昌都附近，企图阻止我军和平进藏。
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６日，我党我军不得已拉开了著名的昌都战役的序幕。昌都战役的全面胜利为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和平谈判的基础。在我党我军的继续争取和影响下，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的其他官员也两次上书达赖喇嘛力主和谈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派出了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政府和谈代表团，最后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既要平叛，也要防“左”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６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后，受到各方面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和贺龙司令员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于１９日接见并宴请了他们。
邓小平向他们讲述了我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坦诚而又坚定地表示我们是要认真执行的，还说了争取达赖从亚东回来于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和猜疑，使谈判成功。并高度评价阿沛在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从西藏广大人民利益出发，主张和谈的历史性选择。语重心长地勉
６３５
励他永远保持爱国本色，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为西藏人民新的事业作出贡献。阴法唐回忆说：“协议签订前，邓政委的心血用在促进和谈上；协议签订后，他的心血又用在协议的贯彻执行上。”
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在西藏“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一再要求部队不要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进藏，不要看不惯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与剥削，就犯急性病，违犯政策。
遇到这类问题要睁只眼闭只眼。
这使官兵易于理解。
宗教在西藏最敏感，在动员令中邓小平同志教导进藏部队一定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藏僧俗民的宗教信仰，用自身的模范行为增进汉藏民族的团结。
然而，我党虽然充分考虑和照顾到了西藏政府不愿改变现状的愿望，进藏后部队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让，一场叛乱仍在５０年代后期发生了。西藏反动上层彻底撕毁协议，武装向我发动全面进攻，１９５９年３月，我军开始进行全面平叛斗争，平叛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到１９６２年３月彻底平息了叛乱，解放了农奴，使百万农奴终于重见光明，永远地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西藏的平叛和改革旧制度，建设新西藏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又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特点，适时地提出了要在平叛中防“左”
、防急、要稳的方针，使西藏的平叛及改革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
阴法唐感慨地说：“岁月已经久远，沧桑巨变，许多历史的往事在渐渐的被淡忘。但是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在担任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到总书记任
７３５
上，为和平解放西藏，平息西藏叛乱，完成民主改革等，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和作出的特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世界屋脊上。“
８３５
甘惜分：
他一讲话，举座皆惊
甘惜分，１９１６年生，四川邻水人。
１９３８年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１９３９年底赴晋西北部队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新华社，历任新华社绥蒙分社、晋绥总分社记者，编辑。
１９４９年后历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采访写作教研室主任、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
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争论三十年》等。
甘惜分在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时曾被派往专门采访报道由邓小平领导的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因此，他有幸经常出席邓小平主持的各种会议和亲聆邓小平的讲话及报告。对邓小平的领导才华和演讲艺术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的政委好厉害
１９４９年第二野战军从湖南打到重庆，参加接管工作。刚从晋西北调往湖南的甘惜分，也随军到达重庆，并且在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扎下根来。随后在重庆的５年里，甘惜分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见到邓小平，邓小平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９３５
印象。特别是邓小平的报告和讲话，更是让他惊叹不已，甘惜分回忆道：在重庆，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小平同志，他的报告往往就是工作指示。因此，与会者都必须十分注意地听他的讲话。有一次，小平同志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大礼堂作大报告，从下午１点到６点多钟，他站在台上，手上不拿讲稿，连发言提纲都没有带。也很少见他喝水，就这样一口气地整整讲了５个多小时。甘惜分说：他的报告“逻辑性很强，条理分明，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真使我们与会者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作如此长的报告而不停顿的人。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散场出来，大家纷纷议论：“我们的邓政委好厉害！”
还有一次在西南军区大礼堂，他为西南局系统党政军各单位的干部作关于整顿党风问题的大报告，讲话的时间也很长。
他号召大家要振作精神，把刚解放的西南地区工作做好。
上不负中央重托，下不负人民厚望。
由于他讲话击中要害，深得人心，又有独特的见解及演讲艺术，所以没有人觉得其长，也不觉得累。
惊人的领导艺术在会议桌前展现
大约是１９５０年下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要《新华日报》和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各派一名负责人去列席财委会，以便了解西南的全局，组织好宣传报道。甘惜分有幸担当此任。他每周参加一次财委会的领导干部会议，亲聆了邓
０４５
小平同志的讲话，也看到了邓小平同志惊人的领导艺术。当时邓小平兼任西南财经委的主任，而经济工作又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所以，每次财经委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远远不止是财经问题，而且包括了经济、政治、文教、人事等等。涉及到方方面面。
财经委实质上成了西南局的重要决策机构之一。
甘惜分说：“我有这样领教小平同志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当时开会的地点开始是在曾家岩西南分局对面的财经委办事处，后来转移到西南局内邓小平同志的家中。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中间一个长方形办公桌，四周是凳椅。邓小平同志坐一头，两侧和另一端坐着财经委各部委负责人。
甘惜分回忆道：小平同志从不作记录（有专人记录）。会议开始时他总是会不经意地指一位同志：“从你开始吧！”汇报开始后，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活像一尊雕像，有时还闭上眼睛。可以看出，他是在一面听一面思索，思索着解决问题的方案。他的座位前摆有铅笔和白纸，但是他很少去动过。那时的西南地区局势很乱，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迷信组织、反动会道门等势力相当猖獗，武装叛乱时有发生。所以面临的问题很多。每次会上，邓小平同志耳边响着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困难、烦恼。这时，邓小平就会背靠椅子，不时地忽然插问一两句，又陷入深深的沉思。会开到一半多，他宣布休息。于是他走进隔壁的台球房打起台球来。
打台球大概是他在留法时学会的。
片刻休息活动后，邓小平同志精神焕发，重新入座，向大家一一问过讲完了没有，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有补充的，再说，没有了，他的压
１４５
轴戏开始登场。他不慌不忙，首先是对每个同志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并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办法。斩钉截铁，快刀斩乱麻，从不拖泥带水，不优柔寡断，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如果会议的前一段，他主要运用的是耳朵，那么后一段，他就主要是用嘴来进行一场说服人的战斗。
甘惜分十分感慨地说：“他头脑中那些不作笔记的‘笔记’，都被整理得有条不紊；他在闭眼似睡非睡之间的苦苦思索，最后都变成他成熟的思想，泉水般地喷放出来。”
“这是人间少见的领导艺术，这是他在长期战争中养成的迅速果决，多谋善断的领导才能。
他深具民主的涵养，听取大家的意见。
他又在战争中游泳多年，深谙运用集中权力的战术。民主与集中，在他身上达到完美的统一。……我几十次的这样经历领导艺术的沐浴，胜读十年书。“他的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人不禁想起《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他纯熟地掌握了领导的规律，真可谓’游刃有余‘矣。“一团团令人揪心的忧虑，一下子化作清澈见底的泉水。大家都是心情不安而来，却高高兴兴而去。邓小平的魅力在一周一次的财委会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共产党人说话算数
邓小平同志的令人惊讶之处，还不仅仅是在会议桌旁，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他往往做出一些令人惊讶的决策与措施。
例
２４５
如修建成渝铁路。四川人民为修建这条铁路，曾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就浴血战斗导致了辛亥革命。现在四川人民眼巴巴地看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没有魄力把它修建起来。甘惜分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在大西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胜利完成之后，迅速地将经济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这时邓小平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建这条铁路。他不抓则已，一抓到底。这是他和西南局的领导同志为了给中国人民争气，为了加速西南建设而决策的一项重大工程。铁路的修建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在二野及地方党政军群的大力协作下，进度奇速，前后不到两年，便大功告成。通车时，由重庆开了一列专车去成都，川西平原为之轰动，燃炮击鼓，数日不绝。成都市郊，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争看铁路，四川人民扬眉吐气，不无感触地说：共产党人，说话算数。
甘惜分感叹道：“１９５２年小平同志奉命调到中央，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在西南两年多留下的领导艺术的魅力，我终生铭记，学一点，用一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３４５
姜思毅：
他对待毛泽东思想始终如一
姜思毅，１９２０年生，天津人，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扶轮中学党支部书记。
１９３７年参加八路军。
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支队政治处宣传股股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鲁西军区旅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旅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师副政委、政委。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大学五分校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和宣传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副院长。
１９８５年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主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等。从抗日战争期间起至建国后，长时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对整风运动作出重要贡献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我党开展了一次规模甚大的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在全党全军内开展的普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全党全军开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空前团结。整风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在晋冀鲁豫地区积极
４４５
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对运动的进行抓得很紧很具体。他的总的指导思想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姜思毅说：“小平同志对这次整风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此回忆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所做的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他说：“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心一意地去完成中国的革命事业。”他还说，我们党２０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党长期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对于根据地正确组织和领导冀鲁豫地区的整风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各级党组织向党内党外抓紧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作为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