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时间在冀鲁豫边区的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在整风运动中，由于一些人对于审干政策理解不够深，曾经一度出现了某些过“左”或右的倾向，发生过不好的事情。
小平同志就针对冀鲁豫边区的“湖西肃托事件”指出：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警惕个人野心家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
５４５
钻营进行的暗害活动。对于人的处理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严禁逼供信。
姜思毅说：“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在区党委和军区机关，集中时间整风，与此同时，组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改造我们学风的重要方法和衡量每个同志整风学习成绩的一个标准尺度。”
反对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要正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全面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姜思毅说：“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得到小平同志的教导更多了。其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与林彪进行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曾多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他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
林彪上台后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并为此而打击主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庸俗化、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肆意歪曲毛泽东思想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５日，邓小平同志在中
６４５
央召开的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他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
“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
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
邓小平同志还要求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
“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了，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姜思毅回忆道：在谭政遭受林彪的打击和排挤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仍然在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继续与林彪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这一切又都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罗荣桓说：“‘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该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做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
这场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军委常委第２６次会议上。会上罗荣桓坦率地表示对林彪的“带着问题学”的异议。他说：“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
７４５
实质。
‘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林彪没有等罗荣桓把话说完，就粗暴地宣布散会，拂袖而去。在这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面前，林彪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罗荣桓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他当即拿起电话，向邓小平总书记作了汇报。邓小平同志感到问题十分重要，就把这个问题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结果大家都一致赞成罗荣桓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５年还说到：“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桓荣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
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提起这件事：”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姜思毅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关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等的一系列讲话，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
８４５
陈野苹：
邓小平善于高度概括
陈野苹，１９１５年生，四川冕宁人。
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
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部长。
１９８３年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陈野苹说：小平同志平时说话不多，概括性极强，点到为止，但很能抓住要害。他回忆了他在解放前后所经历的几件事。
１９４８年２月，四川干部队从晋绥临县三交出发南下，５月份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西区党委驻地——鲁山。
在那时，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川干队的负责人江震、杨超、程占彪等，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要川于队暂时留在鄂陕边区工作待命。江震同志在传达小平同志指示时，讲了一句话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邓小平在要江震去陕南后当县委书记时说：县一级建制既是战略单位又是战术单位，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当好省委书记。陈野苹说：“这真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概括。
是下放锻炼，培养干部的一种好方法，是一句至理名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川干队抵达陕南后，对所有的干部都按工
９４５
作的需要进行了分配。为了使队员多受一些实际锻炼，按照当时“两头往中间挤，一律提任副职”的原则分配工作。多数县以上领导骨干，都没有按原级别职务进行安排。
１９４９年８月，江震奉邓小平同志电令赴南京接受任务，陈野苹也随同前往，但９月份他们到达南京时，邓小平已去北京。
江震和陈野苹又赶去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邓小平。
江震汇报时开头就说：“我到陕南后没有实现小平同志的指示，没有做县委书记，而是先做了地委副书记，以后又做了地委书记。”江震的话似是检讨，又非检讨，因为他的工作是由组织上安排决定的。
邓小平听了他的话立即干脆明确地说：“那个不算，不入党表。”这是陈野苹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他的话言简意赅，极富回味。意思是说，你在那里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下放锻炼，今后的工作分配不以那里的工作职务为依据。
陈野苹感叹地说：“一句话八个字，就让人感受到了小平同志的性格和胸怀。”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初，重庆解放不久。
一天邓小平召集西南局组织部部长、副部长和干部处负责人及有关同志开会，讨论干部工作问题。当时重庆市才接管，各系统、部门、单位都要进行整顿，需要一些得力的干部。
陈野苹当时是干部处长，他在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后，张际春部长和江震副部长又做了补充。最后邓小平讲话，他分析了当时重庆的情况后，对于当前的干部工作的急切任务只讲了９个字：“挂牌子、搭架子、摆摊子。”陈野苹很有感触说：这９个字真是“语言通俗，含义明确，而且回味无穷”。
后来江震对组织部的人说，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心
０５５
情非常愉快。他交待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非常明确，原则非常坚定。
具体方法他并不多讲，给你留下广阔的用武之地，让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后，陈野苹也逐渐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特点有所感受。他感到“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之一就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
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而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上面讲的那句话９个字，就可以体现这种精神。“
１９５０年上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亦即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大会闭幕后，邓小平又召集了一次党组全体会议，是由他主持作总结讲话。他整个讲话没有用稿子（这是他的习惯）
，仅仅讲了９分钟，就宣布散会，与会同志都出乎意外，又惊又喜，觉得他的讲话既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方针任务，还很有份量。陈野苹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短的一次重要会议，恐怕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如果没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和高超的讲话艺术，是办不到的。我当时还年轻，作了记录，基本不差，可惜遗失了，甚以为憾！
可见小平同志多次批评冗长空洞、形式主义的会风，讲求办实事的作风，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中央经常提倡开短会，说短话，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会议，堪称典范。“
１５５
廖盖隆：
他一分为二，善用辩证法
廖盖隆，１９１８年生，广东信宜人。
１９３８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
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山工作时有过一句名言：要按照辩证法办事。
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总结发言中，对这句话作了高度肯定。
他说：总而言之，就是如同太行山的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按辩证法办事。
周恩来同志也在５０年代的一次讲话中，说到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
廖盖隆同志怀着敬意地说：“邓小平是开创了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他以懂得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而闻名于党内外。”他接着说：“正因为邓小平坚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所以，他总是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和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他丝毫没有教条气，从不墨守成规。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幸和这位伟大领导人有过一些接触，对
２５５
于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所知道的苏共二十大时的邓小平。“
辩证地看待苏联给予我国的援助
１９５６年２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团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谭震林、刘晓（中国驻苏大使）。当时，廖盖隆作为朱德的秘书，随朱德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起访问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５国后，先期到达苏联。几天后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莫斯科会合。因此，廖盖隆对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较为了解。他回忆道：在苏联，代表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苏共二十大开幕前，苏方邀请朱德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６周年前夕，作一次电视讲话。讲话稿由朱德的秘书们写好后，朱德就请邓小平审阅斟酌。邓小平看得很快，也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看完后提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援和援助，支援和援助应该是相互的。因此，还要讲中苏条约签订后６年来中苏两国的互相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二是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例如，他把原讲话稿中写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自己国家经济的努力给了“巨大的、全面的、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中的“巨大的”
３个字删去了。廖盖隆感慨
３５５
地说：“他提出的这两点意见就是他告诉我们要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看问题的一个最生动的实例。”
辩证地看待苏共二十大的报告
苏共二十大开幕后，代表团遇到的另一个更大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报告。当时我国还正是强调学习苏联，从不讲中苏两党间的矛盾和分歧的时候。所以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并未看出这个报告中的重大错误。廖盖隆说：这“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没有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去看问题”。
２月１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
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对前两个问题没有异议，但在对于第三个问题即“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上与报告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廖盖隆回忆说：邓小平对此就有明显的不同意见。他和代表团成员都认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问题提出来，是否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
苏共二十大闭幕时，朱德又应邀出席当天下午一个工厂为庆祝二十大胜利闭幕而举行的群众大会。秘书们也事先为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邓小平在审阅时，明确指出，讲话稿中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要修改。后来，在２月１９日的
４５５
《人民日报》评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社论《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也有意地没有提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廖盖隆深有感触地说：“２３日，我看到了１９日的《人民日报》，所以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人民日报》关于赫鲁晓夫报告的评论，有些地方（关于和平过渡一点）颇为模糊不清，也可能是特别慎重的原故。
‘这就说明，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错误。因为《人民日报》不提’和平过渡‘，并不仅仅是’由于特别慎重的原故‘。“
由此可见，邓小平当时的看法与党中央的看法不谋而合。
“他对苏共二十大报告清醒地采取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平过渡’的提法，是正确的。”
１９５７年以毛泽东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一次由邓小平主持的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邓小平又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提法的错误和危害。随后，他还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辩证地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中苏两党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就是对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中共不同意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这个报告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随即召开了一次有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的。作这个报告的第二天，苏共召集了一次
５５５
有各国党的代表团参加的座谈会，把报告内容的要点通知了各国党。随后，又将报告的复印件（即苏方接待人员所说的“红皮本”）
送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在波兰找到了一份这样的“红皮本”
，并且公开发表，轰动了全世界。由此，各国反动派趁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苏反共高潮。为此，我党中央、毛泽东、邓小平等在肯定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有“揭开盖子”
，“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了严肃的批判意见。当时的意见归纳在３点上：一是苏联采取这一严重地关系到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行动，事先根本不同各国共产党商量，这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次突然袭击；二是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和破坏法制等严重错误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抹了黑，造成各国人民的严重思想混乱，长了反动派的志气，灭了各国革命人民的威风；三是事实上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集体一起所犯的各种严重错误，赫鲁晓夫没有作丝毫的自我批评，而把一切错误的责任推给斯大林，并且把它看成是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造成的。这不仅违背了事实，更重要的是因此而没有对产生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及个人高度集权等因素进行分析批判，从而排除了为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而必须采取的切实认真的改革措施。
廖盖隆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对于这件事，虽然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但是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不是代表团的组成成员，当时没有听到邓小平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对秘密报告的分析批判。然而，作为向来
６５５
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看待问题的邓小平，对于这件事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特别是我们从６０年代由邓小平直接参与而进行的中苏论战中完全可以看出，在《九评》中他有一篇专门讲斯大林问题的文章，完全代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联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系列讲话，更可以看出正确全面、辩证地看待领袖人物是邓小平一贯的态度。这些讲话说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也没有把“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并进而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导致这些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体制上存在着个人高度集权的弊端，并且指出这是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自己历史上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这样，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就找到了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正确方法。
廖盖隆深有体会地说：“正因为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自我批评是郑重的、唯物辩证法的、实事求是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进行自我批评而丧失威信和瓦解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相反党的威信更加提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这样做，是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进行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的原则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贯彻执行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路线１０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７５５
逄先知：
邓小平对马列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逄先知，１９２９年生，山东胶县（今胶州）人。
１９５０年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见习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副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编审，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逄先知说，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使之得以巩固和发展，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无法预料的。列宁领导俄国革命胜利后，由于时间很短，他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有系统的理论；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曾使一个落后的俄国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其作用不能否定，但最终证明是不成功的。毛泽东对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因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探索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错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损失。
８５５
逄先知认为，邓小平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这一国际共运一百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十四大报告中所阐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在这一领域有四大新贡献。
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这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更为完善。
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认识。邓小平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也是一场革命。说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把人的积极性从旧体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更加充满活力。逄先知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提法，比起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的力量，有着鲜明的不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命题。
三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的这一主张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逄先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消灭商品和货币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先后提及过商品生产，他们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在理论上有所前进。但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确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邓小平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在这一点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四是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十二大把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提出来，体现了邓小平一贯主张的物
９５５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思想。逄先知说，马克思和列宁也提过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中共和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强调这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逄先知说．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已成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共识。作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贡献将是不可磨灭的。逄先知还专门撰文论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特点。他认为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最重要、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实事求是为思想基础。逄先知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历７０余年而一直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年代到建设年代，始终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冲破各种阻力，恢复并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对形势的估量和判断，在关键时候作出的重大决策，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所以是正确的，他的革命胆略，政治上理论上的勇气和果断精神，所以是过人的，固然同他的智慧、丰富的经验以及在长期的艰苦斗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性格分不开，但归根到底是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条。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在概括和提炼群众的实践和历史创造活动中产生的。
０６５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逄先知认为，这是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开始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就十分专注地思考、研究、规划怎样尽快地把我国国民经济搞上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变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到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科学界定，始终贯穿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这个唯物观的基本原理，并且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个原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第三，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逄先知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整套的理论、方针、步骤和措施，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提供了许多全新的东西。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之后，紧接着同时提出来的两大战略决策。
第四，坚持“两手抓”。逄先知认为“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是个辩证法的两点论，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的一个十分精到的特点。邓小平同志还用辩证法的另一突出特点，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抓要点。他所具有的这种驾驭全局的大战略家的品格，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他领
１６５
导一个战略区，统帅一个方面军的时候，早已显露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十多年的历史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式过程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面对纷纭复杂的局面，总是从战略上着眼，高瞻远瞩，统筹全局，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从而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第五，设计了中国通向未来的现实之路。
逄先知认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际，根据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总结和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的冷静分析作出的，达到理想的道路又非常实际、现实，如分三步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等等，从理论到战略方针、战略步骤、具体政策以至工作方法，可以说都达到理想与现实比较完满的结合。
逄先知说，从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到１９４５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其间经历１０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到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共经过１４年时间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２６５
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３６５
龚育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龚育之，湖南长沙人。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北京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科学会和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科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兼自然辩证法部分主编、《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副主编。
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常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导师。龚育之早年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出版有《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科学、哲学、社会》等著作，后来从事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的研究和当前党的政策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解放的新起点》、《在历史的转折中》、《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合著）等书，并主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
４６５
在纪念毛泽东１００周年诞辰的时候，龚育之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高路采访时，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之间的思想理论上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特摘录如下：
两位伟人及其共同点
龚育之认为：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说，那么就有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
如果说，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可以分为上下两篇，那么，上篇是毛泽东领唱的，下篇是邓小平领唱的。上、下两篇之间发生了一个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批判和纠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他要求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
５６５
在一起的。否定“文化大革命”
，决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不光否认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光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摆在了这“一代人”之中。
如果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研究，龚育之认为，强调“实事求是”
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
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分别成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两次革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分别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首先是基于思想路线上的这个共同点。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很大的共同点在于：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从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问题。毛泽东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俄国革命所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是一条新路子，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从战略上讲，从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来讲，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在农村的。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我看，在中国革命战
６６５
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了农村和农民，就抓住了中国特色。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握住了这个战略基点。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很重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邓小平也很重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也是孙中山同他们的共同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共同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龚育之认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是就那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１９２１年党的成立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还没有成熟。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碑。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
７６５
中央领导集体“
，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到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龚育之认为：从理论和实践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只讲一条不行，只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
继承和发展这两条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方面。
但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
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们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难。
从“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
，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讲“文革”
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
８６５
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新时期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要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包括改正其错误。
第二条，就是继承。
“反正”就是继承。
拨乱，纠正错误，决不是全盘推翻过去，决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积极的思想成果，今天都必须继承和坚持。没有这个继承的关系，就否定和割断了历史，就会丧失我们基本的立足点，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两位伟人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