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交学院毕业，长期在外交部工作，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当翻译，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等职。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与才华横溢的著名外交家、时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结婚。这以后一段时期，正值邓小平同志复出并分管外事工作。章含之、乔冠华夫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时期。下面是章含之的回忆摘录。
１９７４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
“批林批孔”
的矛头直指周总理。接着，什么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搞得一团糟。那时，本应是我们度蜜月的佳期，我们却天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真正是精疲力尽。但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
４月，主席点名建议邓小平同志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冠华协助。
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的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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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小平同志的掌政总算给人们一线希望之光。冠华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
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
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注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七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却又被堵住了！
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６０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１９７５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１９７６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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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
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
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
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
这是一般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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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杰：
邓小平思想是“第二次飞跃”的最高理论成果
乌杰，蒙古族人，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之子。曾任山西省副省长等职，现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著有《系统辩证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整体管理论》和《邓小平思想论》，尤以后者影响最大，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思想”这一概念。
乌杰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长期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两次历史性飞跃”
的科学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第二次飞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的理论价值。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次飞跃的最高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全党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那么，第二次飞跃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全党智慧的结晶，其最高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思想。邓小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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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思想的灵魂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借鉴和融合了现代世界文明的丰富营养，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突破、新创造。一句话，邓小平思想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历史潮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它的产生，反映了实践的选择，时代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邓小平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乌杰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实际上就是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在邓小平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过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同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思想也不断地得到了检验、丰富和完善。十多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邓小平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指导思想。从邓小平思想中，可以领悟到富于创造性、充满生气、简明朴实和人民利益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
但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言简意赅，这给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其内在价值很容易被低估。
坦率地说，不承认“邓小平思想”
这个科学概念，把邓小平思想只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一种肤浅的认识。
因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是中国第一次革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思想则是第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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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结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和飞跃。
乌杰认为，邓小平思想，首先是基于邓小平同志伟大革命家的品格。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规律和现时代的要求出发提出命题，再将这些命题及其思想体系用于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这是邓小平思想最突出的特征。而邓小平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同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当代公认的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在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决策中，邓小平同志担当了英明的总设计师。尤其是每当我们处于思想混乱时，邓小平同志总是以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为中国社会的航行拨正方向。
邓小平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乌杰认为邓小平思想是一个具有科学内涵与外延的完整的体系，具有独创性和思想价值。乌杰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对邓小平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虽然邓小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当代的思想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系统理论思想结合起来，构筑起邓小平思想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个是“一分为多，合多而一”的系统辩证法。这是邓小平思想体系的基石。毛泽东同志和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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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都主张实事求是，但后者比前者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实事求是是从解决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出发，偏重于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国情和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而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出发，突出了现代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包括实践标准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理论等等，表现出彻底性的品格和时代意识。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初步实现了唯物辩证法同现代系统理论的整体结合，特别强调整体性、系统性、统一性，其集中体现就是“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
“一国两制”构想、处理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进”主张，各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富裕等等，都闪耀着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光辉。
把实事求是观贯彻到社会领域，突出强调生产力标准，强调和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又一鲜明特色。
邓小平哲学思想吸收、借鉴和融合现代化科学的最新成果，以系统辩证思维实现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辩证思想的革命性变革，体现了２０世纪后半期时代的“精华”
和“活的灵魂”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思想的基本纲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于邓小平思想，即如科学社会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终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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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点”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邓小平思想的“核心”
，也是邓小平哲学思想、世界发展趋势思想、社会制度选择思想的“理论终结”和“落脚点”。邓小平思想的整个科学体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思想的基本纲领。
正确认识国情是邓小平思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初级阶段”
是邓小平思想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而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发展、新飞跃；多种模式论则是邓小平选择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思想；勇于探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导方式。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实现基本纲领的基本路线。如果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思想的基本纲领。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则是实施这一纲领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高度概括，它文字精练，但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但高度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治国思想的核心与要义，而且对于中心的经济建设，作为基本点的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表述得科学明了。把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整体特征，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改革理论在邓小平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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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和急迫性，对改革的目标、基本内容，对改革的战略与策略，以及改革成效的检验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广泛、全面和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充满智慧之光的思想。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经济体制，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并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主体，大体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征。
一是依据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划清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左”倾思潮的界限，具有浓重的务实精神和时代性。二是正视现实，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大无畏的精神和伟大气魄，对相延数十年的传统经济体制模式的弊病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明确提出了全面改革这一传统体制的任务。三是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经济体制的探索。在长期的探索中，邓小平及其战友们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已经探索出了这种新型社会体制的基本框架，其论述十分丰富。
从１９８０年起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到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前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基本内容和具体措施的一系列论述，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
它含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二是对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途径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框架的确定和规划。
“一国两制”
是邓小平社会制度选择思想的集中表现。
面对世界进入８０年代后的新的国际形势，邓小平以纯熟驾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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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实的睿智，雄视整个世界历史和未来的高超能力，提出了“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的问题，即在“和平共处”基础上走“合作共进”的道路。和平共处原则过去主要用于处理两种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原则，邓小平把它扩大用于处理一切国家的双边关系，甚至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发展了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理论，且成为填平人类历史鸿沟、跨越新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是对传统理论——从暴力革命到两大阵营、三大世界理论的划时代突破。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选择思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发展前途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人类未来社会进程具有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铺平了道路。
“一国两制”
在国际社会引伸为“一球两制”
、“一区两制”
、“一球多制”
，这就突破了两大阵营各自追求的“一球一制”模式，同时也为填平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领土纷争等各方面的历史鸿沟提出了理论依据，有利于国家社会持久和平与协调发展。
而再造“几个香港”则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未来前途的超级战略构想。邓小平关于特区开发呈“内地开放区—准特区—特区—准自由港—香港模式—台湾模式”的战略布局，中心开花，内外辐射，体现了邓小平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经济到政治全方位系统开放的战略思想，也就是“一体多制”的思想。
邓小平一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强国富民政策，提出一国两制、维护世界和平等一系列政治举措，一个远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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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努力提高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这是邓小平作为当代世界伟大政治家的历史抱负。
邓小平思想的总体特征和科学价值
乌杰认为，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以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第二次革命”
，同邓小平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就邓小平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作出最普遍或者是整体的表述，那么，这种贡献就是邓小平思想。
邓小平思想的表现形式与纯粹的理论家不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思想主要通过政治的形式，决策的形式，制定政策的形式，以及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分析和看法等方式表达的。简洁、明确、包容性大、针对性强、内涵丰富是其表达方式的特点，这与邓小平的政治风格是一致的。如果我们通过这种表达方式透视邓小平思想的总体特征，可以用求实精神、时代性、革命性、探索性来加以概括。而其深刻性则在于紧紧把握住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树立了一个总体理论构架。
乌杰还认为，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思想不仅着眼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其宽广的思想视野回答了一系列当今世界的国际性的长远的全局的战略问题。其中包括当今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稳定、“南南合作”
、“南北合作”
、“一国两制”等重大国际性问题。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显示了他个人、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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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舞台上的高度责任感和恢宏的气度。在这一当代世界思想领域中的伟大对话中，邓小平成为一名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的老资格政治活动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因此而具有一种新的形象。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最具创造性的思想与实践，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航向，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成功。邓小平由此为中外人士公认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领导的伟大实践，也有力地影响了世界大格局。
社会主义运动在２０世纪末遭受严重挫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邓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正在于经过认真的反思，认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我们自己成功与失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把中国引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开辟了新的希望。
乌杰认为，邓小平思想是顺应世界大趋势和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尽管形成的时间不太长，但它在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已经显示并更加显示日益巨大的威力。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其科学价值、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必然愈来愈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深刻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接受的指导思想。为了保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党的基本路线百年不变，就应当把邓小平思想明确地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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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要学，列宁主义要学，毛泽东思想要学，用以作为理论基础，而我们直接遵循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邓小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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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
父亲一生，经历太丰富了，故事太多了
毛毛，现名萧榕，曾用名邓榕，邓小平的小女儿。
１９５０年生于四川重庆，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８年，任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多年从事研究工作，曾经组织撰写《中国社会主义四十年》、《向新科技革命进军》等文章，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
向往已久的一个心愿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一书的前言后语中，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做了说明，从中也可以看出女儿眼中的父亲。她饱含深情地写道：“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一个心愿。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我常常在我父亲的身边，我认为我了解他。
我要写我的父亲，因为我崇敬他。“
毛毛说，父亲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愿宣传自己，也从不向人讲述他的经历，就连我们这些身边的亲人也很少谈及往事。因此，许多人对他都只知其现在而不知其过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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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表面，而不知其究里。对于他的经历，甚至还有许多的误传谬说。父亲说过，他不写自传，也不喜欢别人写他的传记。
但是作为他的女儿，如果我不把我所知道的记述下来，我将愧对历史。今生今世也许我一无所成，但如不完成这一夙愿，我便会遗憾终生。
毛毛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找资料，采访人，熟悉历史，终于写出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写了邓小平的前半生。
毛毛感慨地说：“父亲的一生，经历太丰富了，故事太多了，时间的距离也的确拉得太长了。”
“以我一个人如此单薄的力量，要把父亲那丰富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描绘出来，哪怕轻轻描绘一个轮廓，都是何其难哉”。
因此，毛毛声明：“我的本心，是要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大家。”
“我没有资格写他的传记”。
毛毛现正着手写邓小平的后半生。
她认为：“父亲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还在后面”
，且对于父亲的后半生，“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因此，她相信，“下一本，一定会比这一本更好”
，“将父亲那绚丽多彩的整个的一生，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１９０４年农历７月１２日，即公历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毛毛说，生了个男孩，对邓家来说，一定是件最为喜庆的事，但在广安，在四川，在全国来说，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那年诞生的千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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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婴儿中的一个。因为父亲现在出名了，所以我们家的一些亲戚和乡里的人便传说父亲出生时曾经出现过什么吉兆，其实都是一些无稽的编造。
退休了，仍时刻关注改革开放大业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邓小平辞去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毛毛说：他退休了，目的是让中国废除封建的终身制，让年轻人来接班换代。
他退休了却时刻关注着改革开放大业，在他８８年岁高龄，还在为中国的进一步腾飞而奔走疾呼。他还有一个未了心愿，就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时，他要踏上这块祖国的土地。他说，就是坐在轮椅上也要去，哪怕是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到那时，已是９３岁了，我们全家人都相信，也要全力以赴地努力，确保他实现这一愿望。
与此同时，尽管邓小平同志退休了，但人们仍然十分关心他。毛毛说：人们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关注，常常询问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人们对他的一生的功过得失饶有兴味，国内外对他的功绩和思想的评论研究已经很多。人们对他丰富而又曲折的经历更是颇感兴趣。
德国的、匈牙利的、香港的和一些国内作家相继撰写了他的传记和评传。
１９９４年３月，毛毛应日本德间书店邀请，参加《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日文版在日本出版发行的庆祝活动，在东京赤坂王子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毛毛应记者要求谈了父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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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在谈到邓小平对中国现状与前途的看法时说，父亲认为，中国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奠定了一定基础，目前，中国面临新的机遇，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毛毛再次重申了邓小平在香港回归祖国那天踏上这片土地的心愿。
她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在１９９７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去一次香港。
他说：‘１９９７年我９３岁了，可能不能走路了，哪怕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停留一分钟，我也高兴。
‘“
毛毛还介绍，江泽民等领导人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到家里来征求父亲的意见，他总要说：“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否可以，由你们定。”他总是把现在的中央领导人摆在前面。
在回答日本记者所提关于邓小平同志的日常生活状况的问题时，毛毛说：“父亲虽然快９０高龄了，与几年前相比明显老了，但身体没病，仍坚持锻炼，每天坚持散步三公里。”
毛毛说：“我父亲长寿的秘诀是生活有规律。
他每天早晨７时起床，然后做简单的体操，早饭后看报纸或政治文件，晚上或打桥牌，或带孙子玩。她说：“我的父亲非常爱看报纸。他订了十几份报纸，每天都看完。他不看外文报纸，因为看不懂。但是，我们中国有份《参考消息》，上面登的都是有关外国人的文章，其中包括很多日本的新闻。这份报纸是我父亲非常喜爱的，而且看得非常仔细，这就弥补了他不懂外文的缺陷。”
主要参考资料３１６
主要参考资料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宗峻：《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毛泽东回湖南纪实》，湖南出版社出版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的７０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风云七十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二、三）
，华夏出版社出版杨国宇、陈斐琴等：《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一、二、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一）
，战士出版社出版《中共党史资料》（九、十三）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四十三）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乌杰：《邓小平思想论》，人民出版社出版路海江、贺明洲：《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出版《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杨中美：《胡耀邦传略》，新华出版社出版《胡耀邦》，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叶剑英传略》，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陈石平：《中国元帅刘伯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４１６主要参考资料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袁任远：《征途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人名词典》，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名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词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名人大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光明日报》（１９９４）
《经济日报》（１９９３）
《人物》１９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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