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３
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
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１９６４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１９３８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
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１１００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之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５３
［前苏联］赫鲁晓夫：
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
尼基塔·谢米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自１９６０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以来，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赫鲁晓夫１９１８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１９２９年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１９３４年起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９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２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和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１９５８～１９６４）。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前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发生分裂，赫鲁晓夫被迫“辞职”
，此后，靠领取退休养老金生活。
１９７１年因病逝世。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先后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也曾三次访问北京。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曾有过多次接触。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全面展开，冲突日益升级，赫鲁晓夫与邓小平之间有着正面的交锋。
１９７４年，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
据这本书的英译本编者称，赫鲁晓夫生前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用了４年时间录下了长达１８０小时的谈话录音。
６３
１９７１年９月，赫鲁晓夫逝世后，他的家属和朋友通过秘密途径把这部分录音带和录音记录稿送到了西方。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报道，这些录音带在美国经过音图鉴定后，证实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声音。
自该书于１９７４年在西方出版后，苏联官方始终都没有发表正式评论。
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包括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４年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的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况，特别是涉及国内外政策的演变。在该书的第一章《中国》中，赫鲁晓夫详细谈到了中苏两党分裂的由来，谈到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谈到了他的３次访华，谈到了他对中国的“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也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当然，他的回忆录当中不乏对中国内外政策，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和诬蔑，这是不足为怪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交往当中，毛泽东曾多次提到邓小平。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４０周年纪念活动。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翻译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毛泽东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李越然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说，我们俩不谈了，好吗？”
李越然写完，毛泽东在这个信封上签了“毛泽东”
３个字。
原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第一次共同进餐时，毛泽东将
７３
手一划，像分清职责一般，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
毛泽东考虑，他和赫鲁晓夫这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不能谈崩了，必须留有余地。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先谈，这样回旋余地大。
在赫鲁晓夫看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独树一帜”
，将头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在中国恰恰又是被称为“小平头”。然而，在欧洲，圣保罗早已肯定这种发式是“给上帝的荣耀”
，象征着男性的力量与雄伟。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前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和波斯别洛夫，面对他们的谈判对手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邓咄咄逼人的才气和勃勃向前的进取精神，不得不报告说：“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不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
后来，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当面对毛泽东苦笑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
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下面的段落是从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摘录的：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
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
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
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现在说一说邓小平。前面我已经说过，毛把他看作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他后来出席了在罗马尼亚党代会前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８３
［印度］拉吉夫·甘地：
邓小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拉吉夫·甘地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国大党政府总理。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拉·甘地应中国政府总理李鹏的邀请访问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８４岁的邓小平握着４４岁的拉·甘地的手说：“欢迎你，我年轻的朋友。”邓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能够恢复朋友关系。两国领导人将成为朋友，两国将成为朋友，两国人民将成为朋友。”随后，邓小平问拉·甘地说：“你同意这样看吧。”甘地回答说：“我同意这样看。”在甘地看来，他同邓小平的友好会见标志着他的访问达到了高潮，这显然是他期待的一种象征。美联社记者当日报道说：印度年轻的总理２１日会见了中国年迈的政治家。
新德里同北京麻烦的关系突然间似乎成了过去的事情。政治僵局已经打破。
邓小平与拉·甘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亲切友好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为题，发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下面是拉吉夫·甘地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对谈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
我发现，他谈到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是我们过去４０年中为
９３
之努力的事。那就是努力争取建立不依附于任何集团，不把对抗作为解决办法的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努力争取建立一种比较公平合理的新经济秩序。
我们一致同意，我们能够也应该向前走。我们已经奠定了两国建立和平、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
０４
［英］撒切尔：
邓小平非常执着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１９８２年９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北京迎来了撒切尔夫人。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英关系，扩大双边贸易。此外，还为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即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２２日下午，撒切尔夫人乘英国皇家空军专机来到北京，西方报纸报道说：“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２４６３年纪念之时，她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１６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中国。”
早在来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就事先声明：“有关香港的３个条约依然有效。”她在国际上大造这种舆论，目的在于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
２４日上午，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身穿蓝底红点丝质西装裙，脚蹬黑色高跟鞋，手挽黑色手袋，颈项上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艳光四射。她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邓颖超交谈片刻，随后前往福建厅，与邓小平进行会谈。
撒切尔夫人一见到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１４
邓小平弦外有音地回答说：“是啊，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对中英最高级会谈，卫星进行了现场直播，全世界许多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会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
人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一再强调有关香港的３个条约仍然有效。
对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主权、尊严和威信的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接着，邓小平坦诚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并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３点原则性意见，即：第一，主权不容讨论。
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外电评述说：撒切尔夫人尽管受英国前首相、政界元老丘吉尔的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信奉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坚持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还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
撒切尔夫人原本不想在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权上退让，但交锋中发现她手上的牌实在太少，最后不得不决定，不但要向中国交还主权，而且也要交出治权。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政治家虽然执迷于过时的大英帝国的侵略理论，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者面前已经失灵了。于是，这位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铁娘子随之产生出一种不安和紧张的心理状态，以致脚下乱了方寸。当脸色凝重的女首相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步下人民大会
２４
堂北门石阶，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其高跟鞋与石相绊，身体顿时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下，以致皮鞋、手袋也被甩到了一边。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马上在最短时间合力将铁娘子扶起。自然，这很快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不久前，撒切尔夫人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
她以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依依不舍，追忆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
下面的文字是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译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１８４２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
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９月２３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
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制安排达
３４
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
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３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
４４
币汇价大跌。
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５４
［德］施密特：
邓小平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曾担任原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政府总理。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和１９８４年秋，他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并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他第二次访华时，邓小平曾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纵论了天下大势。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记述了他再次访华期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况以及参加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阅兵式的感想。
施密特两次访华，两次印象绝然不同。初次访华时，中国的“文革”尚未结束。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深感厌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对人以及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竟然肆无忌惮地、残忍地进行迫害和破坏。”
他再次访华时，中国的历史已揭开崭新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古老的大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腾飞。
他在谈判第二次访华时的印象时说：“１９８４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３５周年国庆时，我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已经结束了这一犯罪的瞎胡闹，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我又一次会晤了邓小平……再次见到邓小平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知道，他是对经济开放不断给予推动的人。”
施密特重访中国时，邓小平已满８０岁，但在施密特看来，邓给他的印象却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
６４
施密特当了８年联邦总理后，离开了波恩政治舞台。但是，他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政治家、演说家和评论家，他的政治判断，尤其是他的经济政策分析，在全世界深受重视。
下野后的施密特喜欢办报，搞新闻工作。当有人问他谁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家时，他回答说：中国的邓小平在他眼中是“最成功的政治家”。在“四人帮”造成的动荡之后，邓小平把“１０亿中国人的庞大队伍引导到速度并不慢的改革之路上”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完成了这一杰作，而没有某个人被枪决，或者像在莫斯科那样，某个人通过自然死亡让开了路，“邓通过自己的示范使老一代自愿退下来”。原联邦德国著名的报纸《世界报》以“施密特谈谁最伟大”为题发表了他的这一谈话。
下面是从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摘录出来的。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我虽然不想排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我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赞成他的观点。
４年以后，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继承人华国锋来到波恩，他对上述预言有分寸地作了补充：“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１０年以后，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０月，我
７４
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开始会谈的引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
我从１９６９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就经常研究这些问题。
１９７１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
１９７２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后，周恩来邀请我访问中国。但当１９７５年秋这次访问成行时，周已重病缠身，我已不能见到他。副总理邓小平代替他作我的东道主。
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装的孩子欢快地呼喊着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大条飘带和花，手里拿着整把的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花夹。
关于邓小平，《科隆市导报》当时写道：“人们认为，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７０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很有权威的人物。”
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
毛泽东的空前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每一位谈判伙伴都援引毛此前不久对我讲过的话。他们讲话时——邓小平也如此——没有一次是讲自己的思想，而仅仅是解释和详细说明毛的木刻般完整谈话的中心和背景。显然，这在世界各地组织严密的政府中都是相似的，但除了礼萨·巴列维国王和另外一个人之外，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如此无条件地遵从国家元首的情况。……
在毛泽东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一言未发。他
８４
坐在沙发椅上将近两小时，没有表示他对整个谈话是如何看的。但是，第二天，他多次提到毛泽东的谈话。在我拜会毛泽东之前，邓小平和我已经进行过一次详细的会谈；此外，我们还在一次或两次宴会上会晤过。在这些会晤中，邓小平请我谈谈我对世界战略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看法。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我对欧洲形势所作的分析。
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在所有的私下谈话中，包括在首都以外的私下谈话中，１９８４年使我们几乎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把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寄托于谁：第一位是邓小平，第二位是邓小平，第三位还是邓小平。
他自己不搞个人崇拜，他大概鄙视个人崇拜。
他也不需要为贯彻其政策而推行个人崇拜，因为他是深得人心的，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邓小平是在人民大会堂里，即９年前会见我的同一个地方见我的。
在此之前不久，即在８月２８日，他已满８０岁，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他在谈话中对答如流，富有幽默感；对谈话的情况了如指掌，思想集中。在一次延长了的午宴上，几乎整个时间都是我们两人坐在一起。这次宴会是小范围的，中国和德国的客人在其他几桌就坐，只有邓的出色的英文女翻译坐在我们的旁边。翻译对邓必须大声说话，这对我倒很有好处。
开场白之后，我感谢他亲自促成邀请我访华，并对他的８０大寿和他显然是极好的健康状况表示了恭维。邓回忆起９
９４
年前我们的谈话，然后回过头来谈他的生日：“说到年龄，你知道，老化一直是中国领导的一个问题，也是苏联领导的一个问题。
但１０年至２０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
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１９７５年的谈话，那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我回答说：”可是，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幸运，特别是中国的幸运。
你到底被打倒了几次？“邓微微一笑说：”当时是第三次，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他严肃起来，并且很快地言归正传。
“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更加坚决地独立于超级大国，这一点也适用于你们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要反对西欧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但你们不应该把德国独立的战略丢掉。戴高乐懂得这一点，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肯定没有改变他最近１０年中的看法。我承认，自从１９７４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打击了欧洲国家，以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损害，从而也使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邓把话题引到苏联。
“中国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障碍。
苏联实行的政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欧洲形势怎样？“
我回答说：“自从１９７６年以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了。
这部分地与针对欧洲的ＳＳ—２０导弹有关。
但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也使欧洲震惊。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我们正在敦促限制军备。“
０５
邓说：“我估计，就撤走他们的导弹而言，苏联会不断制造新的困难。不过，美国人也不很明智。他们言行不一。”
“苏联和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破裂了呢？因为苏联不断企图干涉中国的事务，因为莫斯科竭尽全力想控制中国，俄国人想当老大哥。当我们表示反对时，克里姆林宫干脆就撕毁两国的合同。最后苏联完全站在公开反对中国的一边，并企图煽动东南亚国家反对我们。”
我问苏联在越南所起的作用。邓回答说：“你知道，对莫斯科来说，越南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苏联在那里奉行的是和美国在台湾奉行的相同战略。人们一直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少关系。”
“我感到，就其政治目标和在地球上的进攻方向而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按社会主义的理想行事，毋宁说是按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大国扩张主义传统行事。”
“大概是这样，”邓说：“因此我还不信，领导人的变动会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你看，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始终支持越南，先是抗日，而后是抗法，最后是抗美。
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价值２００亿美元（按当时的价格）的物资，而且是在我们自己需要每一个美元的时候。
但几年以后，越南在苏联影响下站到了反对中国的一边，他们把数十万中国人从越南赶出来，以后，又在中越边境一再进行新的侵略。“
“后来，在波尔布特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它们占领了柬埔寨。越南这次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大越南联邦，中国不愿意
１５
看到越南在这一地区称霸。
因此，我们在１９７９年不得不给越南一次教训。为了使我们正确地被理解，我们重复了几次小规模的教训。如果越南继续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我们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越南这样做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因此越南占领柬埔寨是我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
我们同越南的关系可以从撤军后的那天起正常化。“
接着，邓谈到老挝，但他一再回头来谈柬埔寨问题。很自然，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我从西哈努克那里知道，他的作用很多取决于中国。就此，我问了邓，回答是：“我们劝西哈努克，柬埔寨从越南占领下解放以后不要回到社会主义。希望他建设一个和平的、不结盟的国家。如果柬埔寨愿意参加东盟，我们也丝毫不反对。”
当谈话转到日本以后，我说：“按照你们的想法，日本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正因为日本人懂得，他们在苏联面前是无力自卫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要增长。这反过来又必然使苏联恼火。在我看来，日本人似乎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
一方面，他们想减少自己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做得太过分，以便使其他亚洲国家不因日本自我武装而感到不安。“
邓表示，中国同日本有良好关系。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日本有一些人想把经济上的强大变为政治和军事强国。
“中国对此并不十分不安，但你说得对，这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
我表示异议，说：“我经常去日本，但我却并未发现有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你原则上主张日本更多地独立于美国，
２５
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应当允许日本在防卫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邓表现激动，并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说：“不，不！如果日本想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因素，这没有问题，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但如果日本要在军事上寻求更大的影响，那只会在亚洲引起人们的忧虑。简而言之，对日本来说，谦虚一点好。”尽管邓头脑冷静，对世界形势作了完全切实的估计，但日本过去占领中国的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显然也是一个创伤。最后我问邓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相似的弱点。
他们的实际行动同他们口头上说的往往不相一致。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怎么能起作用呢？中美之间对台湾有分歧，里根有一次说过，台湾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华盛顿在上海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国会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所指的方向与上海公报完全相悖。实际上他们还总是以两个中国为基础，把台湾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外，华盛顿视台湾为自己的基地，他们坚持‘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这是指台湾、以色列、中美洲和南非。
我问：“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有朝一日能否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邓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也这样希望。”
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我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人和邓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他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４００万军队的事实上的总司令。在我们谈话
３５
的时候，正准备举行建国３５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
邓表示，军队没有问题。不过，很多军队领导的年纪过大。
“但是你看，军队需要一位像我这样一位年纪更大的老将作总司令。”
但他考虑几年后摆脱这一任务。
如果高级军事领导岗位由７０岁的人，总司令甚至由８０岁的人担任，这是不好的。
团长应当由３０岁以下的担任，师长也不应大于４０岁。
我觉得他说得太年轻了。
我插话说，我想像５０岁的人当师长也可以。邓反驳说：“不，这不行。否则师长以上还有更高的职衔，这些更高级别的人就太老了。就是集团军的首长也不应大于５０岁。当然，这只能慢慢来。”
我问将领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军队不愿意再有文化革命……我们要使军队现代化，但我们暂时不想为此拿出太多的钱。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抓军队。”
“其实，我们的核武器目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核武器不多。我们注意到，苏联的经济失灵同它过高的军事开支有着密切的联系。”
邓最后谈到即将举行的阅兵式，这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阅兵。在庆祝建国之际向公众展示一下中国军队的效能，战士们是高兴的。几天以后，我看到，在阅兵出色地完成以后，将军们是如何互相庆贺。我们从观礼台上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在观礼台一侧——观众看不到的地方——相互拥抱。
……
然后是一片寂静。邓小平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走到麦克风前。
他的讲话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所有政治目标。邓只
４５
讲了七八分钟，同时发给我们的英译稿总共６３行。
国家重新统一的目标在讲话的第一句中就出现，在结束的三句话中又重复了一遍并作了阐述：这个目标“正在深入全体炎黄子孙的心坎”……值得注意的是，讲话结束时要求承认教育、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总的来看，邓精力充沛地发表了一篇自信的、坚定的讲话。
随后，邓站在一辆敞篷车上接受司令员的报告。
接着，他检阅了集合在长安街上的队伍；他大声呼喊致意和接受雷鸣般的回答。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时，阅兵式开始了，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军队能比这次阅兵表演更加精确。
我承认，中国这出自我表演的壮观场面也使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正处在他的生涯的顶峰。也许他感到满足的与其说是这一事实本身，倒不如说是他经过不断的斗争的６０年之后，终于能为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中国的事业服务了，而且是在各方面都身居最高领导地位。在外交方面，和日本已取得和解；香港正处在重新统一的进程中；同美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里根访问了北京，邓也去过华盛顿。在内政方面，邓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并从而把它引上了发展经济的道路。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５５
［美］斯诺：
谈谈邓小平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外国朋友之一。
１９２８年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特约记者。后兼任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评论员。曾在燕京大学任教２年。
１９３６年他秘密访问延安，回北京后写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后汇编成书《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轰动国内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
１９３９年再次去延安，和毛泽东等交谈。
１９４１年因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报道，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离华。解放后他多次来华访问。他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１９７２年逝世于瑞士，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
１９７０年下半年，斯诺夫妇应邀访问中国，毛泽东和他作了亲切而又长时间的谈话。
毛泽东谈到了为什么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谈到了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分歧，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斯诺依据与毛泽东的谈话，依据他当时到中国各地的参观访问，写成了介绍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名著《漫长的革命》，下面的文字就是从该书中摘译出来的。
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于十年动乱当中，刘少奇、邓小平的冤案尚未昭雪平反，许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现象仍未改变，因
６５
此，斯诺当时的报道，不能不带上时代的局限性。
然而，尽管如此，通过阅读斯诺的下述文字，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宝贵思想，在“文化大革命”
前就已有了雏型。
遗憾的是，斯诺先生在尼克松总统初次访华的同一个星期里就不幸去世了。如果他活到今天，看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他一定会更加欢欣鼓舞，写出一部更有份量的反映社会主义中国新长征的新的《西行漫记》来。
从１９６１年起，刘少奇和毛泽东常常分开，毛本人长时间不在北京（这是他的习惯）
，而是去访问农村和部队。在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没有同他商量就贯彻实行了。对当时担任党的总书记和政治局５人常务委员会委员（原文如此，八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５人，而是７人——译注）的邓小平，毛泽东后来这样抱怨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
１９５９年以来，６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
邓小平可能没有向毛泽东汇报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在中国话里简称为“三自一包”的政策。
“三自一包”的意思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小企业，自负盈亏，在‘公社’搞包产到户，搞‘个人的企业’。”它的含义是倾向于采取“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接发生矛盾，最后终于阻碍了作为“四清”的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四清”就是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整风。
到了１９６４年，经济已经恢复，因此新实用主义干部企图
７５
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毛泽东反对他们这样做，在军队的帮助下进行反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军队和农村地区展开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后来变得更加激进，终于成了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宣布的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宣言的基础。
８５
［美］理查森：
１０年风云人物——邓小平
埃利奥特·理查森是美国《世界报》国际版的负责人，曾在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３位总统手下担任过内阁部长，是美国政界和新闻界有影响的人物。
１９８８年，《世界报》月刊要世界各地的伙伴刊物的主编、撰稿人和发行人评选该刊创刊１０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８）来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人，理查森先生经过反复考虑，郑重地投了邓小平一票，并对记者发表了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谈话。投票结果，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同样多的票数当选。他们两人各得１６票，里根总统得８票，南非大主教图图得４票，阿基诺夫人得３票。
《世界报》月刊５号的文章指出：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最代表时代精神。这篇文章这样评论：“邓小平则给中国共产主义重新定下了定义，采用资本主义方法把中国从毛泽东文化革命引导到‘市场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希望到２１世纪能使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空前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