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提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被国外有影响的报刊列为新闻人物或给予其他荣誉称号。例如：１９７８年，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列为当年的新闻人物。
１９８５年，美国《时代》周刊再一次把邓小平列为当年的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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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美国《成功》杂志将邓小平选为１９８５年的成功者。
下面是埃利奥特·理查森在投邓小平的票，选邓小平为“１０年风云人物”时的谈话，原文载《世界报》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５号。
他（邓小平——译注）以自己的远见、魄力和技巧发动了一场新型的革命。他逐步地放下了权力，这种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其潜在的影响同样空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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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卡尔松：
他是一位声望很高、很有魄力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卡尔松是瑞典王国的首相，１９８７年，他应李鹏总理的邀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他访华的第４天，邓小平会见了他，双方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
邓小平对他说：“瑞典是个工业国。
中国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指出，瑞典是最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对此，卡尔松高兴地回答说：“我认为，这对我们两国的关系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邓小平的谈话给卡尔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见后，卡尔松对记者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我遇见了一位能掌握住国家局势的领导人。
毫无疑问，尽管他年事已高，他是一位声望很高，很有魄力的著名国际政治活动家。邓小平能够代表他的整个国家说话，他流露出绝对的信心，胸有成竹和意志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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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洛克菲勒：
他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
戴维·洛克菲勒是世界著名的大银行家，曾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
１８９８年５月，他率领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国际咨询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据新华社报道，邓小平当时对他们说：“现在要迎着困难前进，保证政策和发展的连续性。”美联社当时也报道说，邓小平在会见他们时表示，在实现现代化和吸引外资方面，中国必须作出更大胆的努力。
会见邓小平后，洛克菲勒谈到了对邓小平的看法，下面的文字译自美联社北京５月２４日电。
他（邓小平——译注）言谈举止非同寻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极为坦率富有远见地谈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证实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如下看法：他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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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哈默：
邓小平将作为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
亚蒙·哈默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美国石油巨头。他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
１８９８年，他生于纽约，父亲是一位医生。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不仅拥有医学博士学位，而且已拥有百万家产。
１９２１年，哈默大学毕业后，前往苏联，成为３８家美国第一流大公司在苏联的代表。他在苏联居住了９年，其间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哈默的商务活动对当时困难中的苏联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此后他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都保持了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
哈默与邓小平相识于美国。
１９７９年２月，邓小平夫妇应卡统总统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在休斯敦西北部的西蒙顿，在当地为邓小平举行的盛大的烤肉宴会上，邓小平见到了来自于加利福尼亚的哈默。当译员按惯例向邓小平介绍哈默时，邓小平止住了译员的话，对哈默说：“中国许多人都知道哈默先生，你是列宁的朋友。
苏联困难的时候，你帮助过他们。
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访问。“
邓小平的这个表示使哈默非常高兴，他说：“我很愿意到中国去，可是我年纪太大了，坐一般民航飞机我可受不了，可是中国又不让我的民航飞机降落。”
邓小平听后大笑起来，说：“这很简单，你来之前先来个电报，我们会作出安排的。
希望你多带专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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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默自从在宴会上受到邓小平的赞许之后，对中国市场的向往之情与日俱增。
１９７９年５月。他乘坐自己的波音７２７专机首次降落在北京机场，并迅速同中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方面的初步协议。
此后，哈默几乎每年都要前来中国一趟，并同邓小平见面。其间，邓小平对哈默在中国的活动多次给予过方便与照顾。
特别使哈默感动的是，邓小平在１９８４年帮助他扫除了障碍，让哈默把中国的大熊猫带到了洛杉矶奥运会。
原来，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哈默的美术收藏品展览在北京开幕以后，他在会见邓小平时首次提出了空运大熊猫的想法。哈默说，大熊猫伴随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奥运会上，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并且对中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当时中国的法律禁止大熊猫向国外输出，各种各样的美国代表团来到中国洽谈，要求中国同意把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去，也都碰了钉子。
但当哈默向邓小平提起这一建议时，邓小平立即看到了这个主意的价值，所以答应将指示让大熊猫出国。
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一架波音７４７飞机将大熊猫和它的饲养员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并受到了如同国家元首所受到的那种隆重热情的接待，在奥运会之前，哈默还牵头为大熊猫赴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下面的段落摘自哈默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材料来源于第９４９９期《参考消息》。
中国现领导是本世纪少数几个伟人之一。而他目前在中国城市进行的改革必将成功。
正像上次旨在改善乡村与农民生活条件的农村改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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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中国这次的城市改革也一定会取得成功。这些改革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之国民经济，给予各级管理部门更大的行动自由，并将大大提高城市工人的收入。这些改革在三个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即把管理知识、外资与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这正是西方石油公司目前在山西煤矿做的三件事。
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一向在履行契约方面很守信用，西方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将会证明是明智的。
邓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将作为本世纪所产生的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
邓将率领中华民族走向富裕之路，并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共和国。
邓正在向中国引进许多健康的东西——所有资本主义的优点而不是缺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有的银行、铁路及大工业还属于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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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尔兹伯里：
我敢打赌，他能使中国腾飞
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是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曾任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现为全美作家协会主席。
１９０８年１１月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１９２５年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退学，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４８年，担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
１９４９年３月，出任纽约时报常驻莫斯科记者，达５年之久。
１９６１年以后，历任纽约时报编辑、助理副总编辑、副总编辑等职。二次大战期间曾深入前线，遍访前苏联广大地区。著有《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等作品，闻名于世。
曾获得国际普利策新闻奖等奖励及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１９７２年以后，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
１９７７年，他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出版了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立即引起全美轰动，并在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被翻译出版。该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后，成为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为了写作此书，他于１９８４年专程来到我国，不顾年迈有病，怀揣心脏起搏器，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并访问了胡耀邦、李先念、杨尚昆、肖克、姬鹏飞、肖华、杨成武、伍修权、余秋里等老一辈革命家。索尔兹伯里在写作此书时，采用了他最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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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叙述个人轶事见闻的方法，详尽而生动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倾注了他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形象地描绘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精神风貌和各异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邓小平同志，在题为“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一章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新长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巨大贡献。
不久前，索尔兹伯里又发表了新著《天下风云一报人》，在该书中，他专章介绍了邓小平，邓小平“三蹶三起”的政治生涯使他感慨万端。
他说：“没有谁在政海波澜中沉浮得如此频繁的了。”他断言，邓小平“能使中国腾飞”。
下面的两段文字分别选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天下风云一报人》。
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阳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
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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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５０年了。
看来，他们当时所向往的这种情景在思维敏捷的邓小平的头脑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邓小平这个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已成了中国的领袖。
当时，邓小平在贵州的五岭、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并不驰名。
１９６９年他困关在新建县的营房的日子时，邓小平这个名字也不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
１９５２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
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
１９５７年，他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
在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没有变。他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
他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像另一些人，上庐山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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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势时用一份，毛泽东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麻烦就在后来。毛泽东后来说，邓小平（和刘少奇）
“见了我就像如丧考妣那样”
板着面孔。
或者像“文化大革命”
的一位领导者陈伯达所形容的那样：“要与邓小平平等地讨论问题，比架梯登天还难。”
这就是邓小平，他反击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麻烦时所采用的办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奏效。他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
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
１９６６年９月以后，邓小平销声匿迹。他被软禁在家中，不许与外界联系。他的孩子们都各奔一方，挨批挨斗，并被送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
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断了，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造成了终身残疾。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养他成人的继母都被送到江西。在江西，邓小平住在南昌郊外的一所空着的步兵学校里的一幅两层楼房里，那里曾是校长的住房。像当时中国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步兵学校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早就关闭了。
像许多参加过长征的人的遭遇一样，邓小平过了３年这样的软禁生活。他当时６５岁，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炉子取暖。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曾在雷诺汽车厂里做过工。
此刻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机工手艺。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他操作机器，她则擦洗电线线圈。在来回２０分钟的路上，每次都有武装看守监护。这条路很滑，邓有时滑倒。他们不许说话，除非得到许可。
下午，他们在自己园子里劳动，养鸡，种菜。他们把钱省下来，希望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来。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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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榕）和幼子邓质方（他因皮肤黑而得绰号“小黑人”）在陕西农村劳动。
邓小平没有受过拷打，还获准从北京带些书来。
晚上，他看书，有时看马列的书，有时看中国历史书籍，有时看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晚间新闻。
他们与一起干活的工人们逐步建立了友谊，在这段漫长的监禁期间，邓小平打过桥牌吗？看来不可能。要打也只能３人打，他与疾病缠身的妻子和年迈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继母一起打。
像延安时期许多人一样，邓小平逐渐喜欢上了桥牌。
一些国际桥牌手认为，邓小平打的牌具有世界水平。
上台后，他几乎天天打桥牌，万里是他的牌友。
万里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老朋友，“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成了斗争对象。
据说，邓小平有时还与杨尚昆将军打牌。
另一个牌友是人大副秘书长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杨小燕与邓打过桥牌，称邓是桥牌好手。他告诉她：“打桥牌使我思维保持敏捷。”
他打牌争输赢，但从不赌钱。
谁输了就钻桌子。
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
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在“文化革命”中，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和切身福利。
１９７１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
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小平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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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却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小平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１９７３年，邓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小平终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任中国残废人基金会理事长。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５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了。
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送到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上４个字：“林彪已死。”
１９７４年２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泽东时代行将告终。
“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濒于崩溃，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
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和情绪不稳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暂时受挫，但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
毛泽东再次求助于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本来，毛泽东完全可以像对待刘少奇那样把邓打得稀巴烂，或者像贺龙那样，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把邓找回来，说邓“人才难得，思想政治强”。说他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就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
毛泽东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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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
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
正像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
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
尽管邓小平聪明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
由于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乎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
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
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
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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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２１世纪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中国之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窃门和“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
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已发表１００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１９世纪无法想象的技术高超世界提供答案呢？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１９８５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毛泽东了解１９２７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１９８５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
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的答案。
它再也不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
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
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
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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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小平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像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年轻一代与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像邓小平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留学。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政治、技术的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和其他思想体系，学习外国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像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
事实并非如此。
在唐朝（公元６１８年～９０７年）
，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
，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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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海外——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吸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
，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渴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得到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
想当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邓小平”
当时并不是响当当的名字。诚然，此人我听说过，深知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目标：刘少奇主席被称为“头号走资派”
，邓小平是第二号人物，两人被指控为合谋要将中国从共产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等等。
情况就是这样。在我几十万字的访华笔记中，竟没有关于邓小平的一项，我过去从未问过一句邓小平的事。偶尔提及，也只附在刘少奇名后罢了。在我那本《去北京及以远的地方》书末的《索引》里连“邓小平”三字也没有。
回首１９５３年３月时，我怎么也料不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继承斯大林；同样，我在１９７２年５月，当然也无法预见邓小平会接毛泽东的班。
此后，每当我见猎心喜，又想要发表预言时，就提醒自己记起这个教训：高层政治绝无规范板眼可循。偶然性往往致科学的民意测验为之失灵。谁在１９７８年就能知道１９８８年谁会被选为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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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２年的中国，没有人愿意谈论毛泽东百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而我的结论是：可能由周恩来继承，因为当时周恩来正精力旺盛，没有谁听说他已身患癌症；毛泽东当时则已步履蹒跚，形容呆滞，衣衫弛漫，只是张口对天坐在扶手椅里。我想，周恩来一定已把全国的日常工作大部分接过去了，而毛泽东不久则将撒手而去。但是，毛泽东后来竟掌权达４年之久，而周竟先于他８个月作古。
我原以为周恩来会有时间从容地收拾“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烂摊子，然后，长征一代的事和人也将随之终结。我当时认为，接班的一代势必来自有很大能量的上海领导层，因为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随后，我在上海见到了一位叫朱永嘉的，更加强了我的上述看法。他长一头黑发，一身剪裁合体的毛式制服，风度翩翩，思路敏捷，谈锋犀利，我估计他年约三十二三岁。他的头衔很多，其中一个看似平常却很重要，这就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换言之，他是上海高层领导之一，地位仅次于日后被称为“四人帮”的一伙。
宋永嘉谈话时，眼睛直视着我。看得出来，他由于身居要职，所以能直言不讳，熟悉情况。我们在公园饭店（现名和平饭店）
的米黄为底、金碧为饰的餐厅里吃饭。
１９４９年前，这家饭店是上海一流的英式公寓饭店，如今虽不免有些迟暮的感觉，仍不失为四星级的标准。我们吃得很好，餐巾洁白，银器照人，侍者来去无声，一盘接一盘上菜。最精彩的要数一道素菜，上面摆着两只用冬瓜雕成的野禽，这种手艺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就是绝技。宴会过后，套间小坐，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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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鲜水果、上等雪茄、白兰地酒。朱悄悄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上海的一些事，我一直在这里活动，没有到过别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从这儿开始的，这话千真万确。”
他回顾历史说，这场汹涌澎湃的革命是１８７０年巴黎公社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场革命。
朱永嘉说的是想入非非的那老一套。倘若接受他的基本前提，即刘少奇早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起就是“潜伏的内奸”
，那么，其他问题自然不在话下。但是，这个前提也和斯大林式幻想的前提一样离奇，可以说是同一块料子上剪下来的。朱的故事充满《奥赛罗》悲剧的味道，我在莫斯科时对这种病态性妄念已充分领教。那就是斯大林和他那伙杀人刽子手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之流拼凑出来的一幕黑暗惊险剧。而此刻朱永嘉却又一本正经地向我介绍他这个令人屏息的故事。
据我回忆，朱永嘉的谈话没有涉及邓小平，证之笔记亦然。
朱和他的上海同伙的野心终未得逞，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却与当时人不在沪的小个子邓小平有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后，谁能走赢这一局难分难解的残棋呢？结果终以上海帮和江青的就缚了事。而朱永嘉本人却是在“四人帮”覆灭一幕中演完了压轴戏才下台的。
毛泽东去世之初，局势发展奇速。谁都清楚：问鼎政权，现在正是时候。毛的遗孀江青于此觊觎日久，早已纠集力量作好准备，但是，那批老革命家，那些长征过来仍然身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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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少数人，广大军人及一位叫华国锋的态度模棱的政治人物，也在积极准备，不敢怠慢。
北京的老革命家们借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里的谋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晚一举将江青和她的３个上海同伙逮捕归案，其行动机密，除核心老革命家外，绝无人知。此时，上海的第二梯队的头头们正严守岗位，待命行动，虽不无疑虑，却蒙在鼓里。他们随即一个个被看来可信的种种借口召到北京，随后被置于老革命的控制之下。
关于朱永嘉最后情况的细节，大部分是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罗杰·加赛德综合各方消息告诉我的。我说不准朱永嘉随后的命运如何，很可能仍在北京狱中。
这个妄图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篡夺权力的大胆妄为集团的野心就此破灭。中国政治的复杂高深莫测，我的观察力只能到此为止。但我早已看出朱永嘉一伙是狂妄之徒。我幸而言中。
不过，我心中设想的情况一件也未出现，他们的设想也没有兑现。真正出现的乃是一出中国式的歌剧《埃伊达》。谁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是上海的那群野心家，不是想当中国的新女皇的江青，也不是那个行动迟缓、缺乏魅力的华国锋，听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其时实已颠三倒四）
，曾莫名其妙地指定华为接班人（给他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几个字）。
当时一跃而登最高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即１９７２年时众人绝口不提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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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１９７２年我的人物相册上没有邓小平这一页我无须感到歉疚，因为有好几年（自邓小平１９６６年蒙受侮辱离开北京以来）
，中国的报纸上就没有提过他一个字。邓消失了，如同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除了中南海官府禁苑之外，谁也不知这两人的消息，他们从地球上灰飞烟灭了。刘少奇死了，但人间尚不知道；邓小平还活着，人间亦不知。
当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可说无知到了家，甚至连问题也提不出来。
只是在１９８４年我沿着长征路迹采访时，见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的许多故人，才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古籍也找不出第二件。
１９７２年暮春我刚到北京时（以下是邓小平的女儿——小名毛毛１９８５年向我透露的）
，邓的精神开始振奋。回忆他１９６６年以在囚忍辱之身，和妻子卓琳在北京，日夜受到严讯，备受折磨，接着便不容分说将邓夫妇连同邓的衰年继母塞进一架飞机，武装押送到江西省会南昌，到后，经省长一番训话，随后被送到附近的新建县一所“文革”以来被废弃了的步兵学校旧址。
邓小平一家被关进一栋砖房，这里原是步校校长的住宅，在这穷乡僻壤，他们不准同卫兵以外的人说话，和上级也不通气，几乎不名一文，唯有挺着活下去。邓在附近一家拖拉机厂担任技术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到的手艺；妻子干普通工人的工作，清洗电线。他们在屋旁开了一场菜地，养鸡、卖蛋，计划攒点钱把孩子们接到身边。
为给锅炉添煤，邓小平动辄要砸碎１０公斤左右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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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块。
邓小平的５个孩子这时分散在四面八方。长子邓朴方聪颖过人，原在北京大学学物理，４年级时，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从四楼推下致伤，腰以下全瘫，当时不给治疗，关在北京北郊一个破招待所里。
他每日仰面躺着，用细铁丝编篮子，以此卖钱度日。
１９７１年朴方奉准来到父母身边，但仍不给医疗的方便，于是邓小平便自己动手给儿子洗澡，按摩腿背。这年，小女儿毛毛也来同住了。
邓家永远不会忘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５日。
这一天，卫兵把邓夫妇带去出席一次党员会。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定又是一次批斗会。
孩子们等得心焦如焚。
中午，父母回来了，一言不发，表情严肃。毛毛看到妈妈递了个眼色，就跟着走进厨房，虽有卫兵们守在屋子里，妈妈还是抓住毛毛的手，在手心里写了４个字：“林彪已死”。接着，她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上。
卫兵走后，邓小平极为兴奋，说：“林彪不死是无天理，老天也容不得他。”
局面开始松动了。看守邓家的林彪一帮的官员们被换走了。
新来的人来访时彬彬有礼，对过去官方的粗暴表示歉意。
他们撤走武装警卫。
１９７２年４月，朴方被获准去北京治疗，毛毛同行。
邓小平一家人就这样生活在这所红砖房子里：自己种园子，邓每晚读一点允许他带来的书，有时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有时不是；他从收音机里听晚间新闻，留心时事，十分细心。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他们有一段假期——到新建县西南２００里的井冈山去参观旅行，那是朱德和毛泽东开始聚集衣衫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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褛的队伍的地方，后来形成了第一支共产主义红军部队。邓小平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最终打败蒋介石的战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他和毛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
参观井冈山之后，邓小平和家人又回到新建县旧营房里，重度安静的生活，黄昏时分，落日在院子里照出长长的人影，毛毛从窗户里看到父亲又出来散步了，他绕着院子来回走，每次４０圈，他微微低头，背着双手，走在已为他的足迹踩平了的红土小径上，日复一日，不断地沉思。
毛毛回忆说：“看那种又快又踏实、急速的步子，我心里想，他的信念、想法和决心也许变得更明确、更坚定了，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
毫无疑问，邓小平当时是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如何使国家拨乱反正？一旦他重上领导岗位，应该采取哪些步骤？
１９７３年４月的一天傍晚，人民大会堂里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宴会。宴会并无特殊之处，这样招待西哈努克是常有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给他打气，一方面也是对付越南和柬埔寨复杂的政治局面的一种策略。宴会一如往常，只是多了一位客人：邓小平。
这个小个子（邓身高约５英尺）又出来了。
没有如何解释，对以前曾宣布的他是叛徒、坏人、毒草之类的结论也没有撤销。邓只是走了进来，坐在桌边，就好像长住乡居一朝回转似的——情况正是这样，不过另有别义而已。
除去周恩来，也许再没有人对中国问题了解得比邓小平更深的了。自从他在老家碑坊村呱呱坠地以来，中国地方很少有他不曾到过的。那个村子距四川广安县郊几英里，在重庆以北６０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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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１９７７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象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５０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
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
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
１９７３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每次邓小平在政治上被击倒之后，他总是重又站起身来——此事屡见不鲜。
许多人都谈到邓小平曾三次被打倒。
１９２６年他从法国到达莫斯科（他一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是同班同学；６０年后邓追忆此事，说蒋经国“这人不错”）。回国后，他被派往靠越南边境的一个很棘手的地区。他两次卷入党内斗争，但终于无事，于是又逐步得到提升。
长征前夕，邓因受诬告被捕（其真实原因是他支持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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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但控告邓的人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
，挨了打，受到监禁，每天只给一碗饭，一杯水。他不承认有罪（３０年后“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
，于是又打。一天，他回牢房途中偶遇一位熟悉的女共产党员，便对她说：“我快饿死了”。她买了两只鸡，煮了让卫兵送给他吃。迫害邓的那伙人剥夺了他的职务，派他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执行任务，想借此害死他，诬告邓的主谋劝邓的妻子和邓离婚，改嫁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