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多次被打下去，以这一次最危险。然而他还是活下来了，当时他的敌人怕他投靠蒋介石，因此又把他当作普通士兵让他归队了。长征开始时，邓和其他士兵一样，扛着背包：２０磅重的粮袋，４０磅的子弹，外加步枪，传说邓曾编入５０００人的挑夫队，负重２００磅行军，看来不准确。但无论如何，邓那一路的负担是够重的，幸好当年巴黎雷诺工厂和法国火车上司炉的劳动早已锻炼了他。毛毛所看到的父亲在兵营院子里迈着一圈又一圈轻快的步伐，正是长征锻炼的结果，那些年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１９７４年我听到有关邓小平的第一个评论是：他行动迅速。我的中国朋友对我说：“有时他的行动过快，我目前担心的正是这个，他可能会出问题的。”当时，邓小平刚刚成为周恩来的第一副手。
果然，他不肯像蜗牛那样爬行，正像他改不了他的四川辣子脾气一样。毛泽东批评说，邓是聋子，却故意坐在房里后边，为的是不听他的指示。但毛泽东也说过，邓是“绵里藏针”
，尖锐、温和兼而有之，是“少有的能干人”。邓很有主意，遇到难题他总能找到可行的办法。
他是一个好战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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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苏联的好战士。
“人才难得嘛”
，毛泽东这样说他。
邓小平的确行动迅速，这可能和他的身材有关，他认为在法国留学那几年使他生长受影响。当时他当工人，每天往往只有一杯牛奶、一个羊角酥充饥。不过，他从此爱上了羊角酥。
１９７４年他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归途经巴黎，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带回国分赠周恩来和其他当时和他同在法国的同志。
我逐渐知道了更多关于邓小平的事情。他是在很不得意的时候参加长征的。不过，后来又走运了。
１９３５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时，把邓从基层提拔了上来，使他重新登上个人升迁的漫长道路，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长征结束时，他已经是毛泽东所信任的年轻助手了。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他在著名的一二九师任刘伯承的政委，在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师扩为第二野战军，准备与蒋介石作战。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提名邓为中国南部广大地区的地方长官。
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路的一再升迁，反而使他１９６６年一跤跌得更重。
１９７４年，他东山再起，从生病的周恩来手上接管了政府。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逝世，他再次坠入深渊。要不是毛泽东刚好逝世，他肯定早就完蛋了。
夏洛特曾问一位中国官员，他们为什么如此尊重邓小平这位上上下下那么多次的人？
那位官员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原因！”
１９７６年是他的生死关头；他像启明星一样坠落了，他能否活下来，谁也不能肯定。他有一个有利条件：跟红军老战士关系都很好。邓小平重新掌权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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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军委主席，曾谦让说：“应该由你们军人来当！”但是军人们笑着说：“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嘛！”当邓备受江青迫害时，曾受到广东和华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许是红军中最强悍的司令员之一。
在军中被称为铁甲车。
邓在广东时，还得到省委书记韦国清的支持。不过，如果江青获胜，这一切也就没用了。军队暂时保护了他。他在北京时，得到叶剑英的暗中支持。叶在军队里的地位仅仅次于卧病的朱德。其他坚定分子也秘密站在邓一边，包括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
１９７６年，中国的三大领袖相继去世——周恩来逝世于１月，朱德元帅于７月，毛泽东于９月。邓不搞个人崇拜，走遍中国，看不到邓的画像和塑像。
邓的老家旧居住着３户人。
没有关于邓的纪念馆，没有邓主席的小红本语录，不在墙上题词，也不写诗。他不接受采访，拒绝别人为他写传记，他不愿引人注目，不喜欢别人像对毛那样吹捧他。他天生平易近人，他喜欢玩桥牌，从延安时代就养成了这种癖好，这都是由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些美国人传进去的。不过，邓不是一般的玩角儿，他可是世界级的，每战必胜。他每周和一些老朋友，如万里，玩上两三次桥牌。
邓说过：“我玩桥牌时，思想集中，这样，脑筋就可以得到休息。”邓还喜欢游泳。他对朋友说：“我能游泳，尤其在大海里（北戴河的黄海）
，这说明我身体健康，我能玩桥牌，说明我还头脑清醒。“他在法国时，爱上了足球，有一次曾把上衣当了，去买一场大赛的门票。近来就只在电视里看比赛了。
７５岁以前，他每天都洗冷水澡。毛泽东也喜欢游泳，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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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和体力锻炼在中国是和革命活动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早期写过一篇谈体育锻炼的文章。邓小平出身于健壮的客家血统。客家人是汉族中的一个小分支，许多世纪以前，从北方移民到南方，散居香港和广东一带，人数很多。他们一般身材都很矮小，皮肤偏黑、面色红润。客家妇女头戴有边的灯罩形帽子，邓出身中农家庭，父亲领导过一支地方自卫部队。
以上就是１９７２年时无人提起的那个小个子的背景。
这个人绝不是一个可以常处人下的人物，毛泽东逝世后，他用了大约两年时间上升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他当日在兵营院子里每天散步４０圈时推敲出来的实用而大胆的计划，现在要付诸实现了。那是一种快行道计划，打破了共产主义和中国的常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两者中更近于中国式，也就是中共传统所谓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即按照中国的需要而实践的共产主义（这正是斯大林和他的继承者不喜欢、不信任中国的原因之一）。
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的意思是：为了使中国在２０００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样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利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我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雨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５０００年来，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
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来”
、“致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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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向外资敞开大门，搞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经济特区”
（中国和外国企业家可以自由贸易的地区，经营方式颇像香港，而与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作法大不相同）。
上海、天津、沈阳出现了新的股票市场，私营贸易、私营商业、私营餐馆、私营美容室、私营船舶公司，与工厂工人们订立生产合同。形势发展之快大有使中国喘不过气来之势，甚至邓小平自己也可能没有料到。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上刊登股票市场的消息，还有桥牌栏目、美容指导、高级国际型饭店、十三陵附近的高尔夫球场等等。说实话，这也使我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出现了贪污、腐化、卖淫、黑市场、走私外国色情书籍、录相带等现象，不一而足，我初次看到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新面貌时，不禁为之眼花缭乱，我发现蓝蚂蚁般成百上千的农民弯腰在稻田里远看分不清男女的现象已经不见了，江青的８个粗糙的样板戏（包括《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的哀伤调子谁也听不到了。
我想不出有谁比邓小平更合适来领导中国通过捷径来克服“文革”造成的破坏，激励１１亿中国人完成“新长征”了。
我不敢说邓小平是否能完成所有的目标，但我敢说中国没有人比他更胜任这项任务。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这两年，中国发生了动荡，邓小平精选的主要助手胡耀邦被迫辞职，几位自由思想、较有才干的作家受到一些冲击，对青年也进行了约束，并对经济过热现象刹了车。
当时我并不觉得邓受到威胁，更可能的是，邓和他的红军老同志们决定，在中国猛地腾飞之前把它往回拉一把。
我有点相信新的模式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的。尽管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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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发言权最大，但他领导的毕竟是各方人士共同参与的政府。我无须担心老党员们在深圳看了在中共清教主义庇护之下的港式夜总会、舞厅生活之后，会起而反对邓。
相反，在我看来，他们是替邓完成了任务，他们支持邓，不反对他。
因此，我认为中国将继续走邓的路线，这是他在江西被软禁时于庭院散步时精心规划出来的。这条路线使他近年来３次被选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其中一次摘用我写的《长征》书中片段作配合文字）
，还出现在《成功》杂志颁发的１９８５年杰出人物奖的名人录上，后者是美国的年轻经理们办的。为此，我替《成功》写了一篇短文介绍邓，标题是“中国的首席行政负责人”。
他确实有成就，是一位地道的首席行政负责人，我敢打赌，他能使中国腾飞，走向某种新型经济，仍称社会主义，却吸收了很多自由贸易成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得以稳步跻于那些蒸蒸日上的太平洋流域经济诸强之列，如日本、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而２１世纪正是属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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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卡尔逊：
“思想像芥末一样辛辣”的政委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海军武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从此揭开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序幕。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９月６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
这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第三次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
在此后的１８个月里，他对中国各个抗日战场进行了认真考察。
当时，八路军总部过太原时，周恩来把邓小平找去，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邓小平受命后，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单独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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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失守后，从太原城外围溃退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沿着大路、小路，仓皇逃跑，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面的大道上。
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从此以后，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不久，刘、邓一起共同指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他们指挥的部队，也发展成百万大军。
１９３７年冬天，卡尔逊第一次来到华北：１９３８年夏天，他从延安出发，又一次进入华北敌后。两次巡游历时数月，足迹遍及５省。他这种置生命危险于不顾，纵横奔波于敌后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卡尔逊仰慕八路军的抗战精神，为了使他进一步了解抗战实况，毛泽东指示刘白羽、欧阳山等人陪同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卡尔逊等一行到南宫后，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前去看望，并进行了座谈。这位个子瘦高、脸被晒得黝黑的上校军官，问了许多有趣而又奇怪的问题，邓小平都十分巧妙、准确地作了回答。邓小平的精明敏锐、犀利谈锋和领导魅力给卡尔逊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４０年，卡尔逊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该书所记述的就是１８个月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游历中国的见闻”
，堪称抗战初期中国各战场考察实录。在该书《孔夫子故乡的战斗》一章中，卡尔逊以简炼、明快的笔墨描述了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这是西方人撰写的首次介绍邓小平的书籍。
经过５天的艰难旅行，我们来到了南宫。很高兴再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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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徐向前，他还像我们在辽城见面时一样的谦和、笑容可掬，但是他瘦了，看起来很疲倦。
这是一个水果之乡。我们停留两天时间，在谈话时，小鬼们就端来桃子、梨子和苹果。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邓小平在抗战期间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一二九师政委——译注）正在这里视察，他也参加了谈话。
这里有冀中地区缺少的一种沉着的信念。我分析其中的差别，断定这是由于这里的领导者不露声色的自信。这些八路军坚信自己，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徐向前告诉我说：“那是在９月，这个地区一些城镇的代表来到我们师在辽城的司令部，请求帮助他们组织游击队。
当时我们在山西正忙得不可开交。仅派了３个受过训练的人员同他们一起回去，但没有携带武器。几周后，又派了２４人，到了１月，又调去了４个连的部队。这些力量足以把巨鹿和南宫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
３月，宋任穷带来了一个骑兵团，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
４月，在上党堡打败了日本鬼子之后，我带着主力部队来到了这里。“
“你们怎么在上党打败日本人的？”我问。他回答说：“那是３月３１日，大约３０００名日本鬼子的一个纵队随同一列载有１８０辆卡车的火车向前推进，通过一个关口进入山西。我们向其侧翼突然发起攻击，打死了近千名日本兵。最精彩的是我们烧毁了他们的全部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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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２．全国军事的总动员；３．全国人民的总动员；４．改革政治机构；５．抗日的对外政策；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７．改良人民生活；８．抗日的教育政策；９．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１０．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到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两季开始了，持续两天的瓢泼大雨延误了我们的行程。
这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徐向前、邓小平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原文如此——译注）。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体很结实，头脑敏锐。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熟悉情况的广度令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道。我了解，美国人的情况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８个月当中，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
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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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杀戮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日军只占据铁路沿线的城镇和我们南边的大名。
这一带的土匪已经消灭。但是南面情况不大妙，不过还好，大名与黄河间的５个县有个不错的领导人。他叫丁树本。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
他想知道我打算如何回到汉口去。
“我想在山东了解一些情况，”
我回答：“然后希望能找到一条穿过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的路线。”
“如果你难以找到护送部队，就再回到这里来，”他说，“我总能找出办法让你通过的。”后来，我用上了他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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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布热津斯基：
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中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由于他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声名遐迩。他又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他因发表《大失败》一书，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而在国际反共舞台上声名大噪。
１９７８年５月，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有关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
布热津斯基是在５月下旬来到北京的。在访期间，他会见了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宾主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广泛地交接了意见，阐述了本国的立场。
卡特高度评价了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说他“对北京的访问是十分成功的”。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权力与原则》中，生动地论述了他同邓小平会晤的情景。
他写道：“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
邓小平在京宴请布热津斯基时，布热津斯基曾希望能在华盛顿他的家中回请邓小平一次，以答谢邓的宴请。邓小平当时愉快地接受了。
随后，不到一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并果然信守诺言，一下飞机便到布热津斯基家里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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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到布热津斯基家里作客，是在他第二次到美国的时候。
第一次到美国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资源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场轰动。在那以后刚好两年，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第二次到美国是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也是对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回访。
邓小平抵达美国后，受到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等的热烈欢迎。风尘仆仆的邓小平稍事休息，便驱车来到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却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布热津斯基又对邓小平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这是一个敏感而颇有些难度的问题，然而邓小平哈哈一笑以后，马上带着巨人的幽默与智慧答道：“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这样的回答，自然是布热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他如果先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极有可能会避开这个“愚蠢”的问题。
头年春天，由于国务卿万斯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自己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卡特总统一度让布热津斯基躲在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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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了他的形象。此种情况直到布热津斯基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后才有所改变。邓小平到布氏家作客，分明是在公开赞扬布氏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积极贡献，给布氏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
几天后，他在办公室会见记者时，激动地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
“我是说，这的确相当惊奇！”
下面这段文字，是从《美中建交前后》一书中摘译的。
１９７７年１月初，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罗斯福室设宴，招待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联络处负责人。席间，中国客人直截了当地邀请我访华（我曾悄悄地通过迈克·奥克森伯格促成这次邀请）
，并且在记者面前重复了这一邀请。我回答说，我会高兴地加以考虑。这个答复引起了国务院与我之间发生了一场我应否访华的拖沓斗争。席散之后，当时在场的霍尔布鲁克和哈比卜立即打电话给奥克森伯格，就此提出了一些问题：万斯打电话给我，情绪相当激动，认为我去中国会削弱我们在同中国谈判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听了很恼火……指出，中国人以不拘礼节的方式邀请了我，我以同样不拘礼节的方式作出友好而肯定的反应，但又不定日期，这是恰当的。他最后同意了关于我感到高兴并愿意在某个时候访华的若干提法。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午，我抵达北京。
我们一行１０人，包括我的夫人在内。为了使中国参加到我想要推进的关于建立更广泛关系的会谈中来，我们中的４个人准备向中国人广泛地介绍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专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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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美均势的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艾伯莱莫维兹，全面介绍军事情报，并提出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专谈扩大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在费兰克的新闻班子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本·休伯尔曼，专谈扩大科学合作，包括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博士可能访华的问题。我在中国事务方面最亲密的顾问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则直接与我一起准备我所要作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介绍，这一介绍是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更为直率的讨论的序幕。
当天晚上，外交部长为我举行正式晚宴，席间互相祝酒——我们祝酒时措词谨慎，以示我们意图的严肃性。
星期天早晨，我们先去参观毛泽东的纪念堂。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作法，将他们的革命领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风格。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用于与中国外长进一步交换意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下午，我参观了紫禁城。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然后，我与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会谈，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顿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园，前面有个小湖。
饭罢，去听京戏，上演的都是传统的京戏，显然与最近对外宾的做法不同。
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谈时进行的。
５月２１日下午４时零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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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６时３０分，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会见后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继续讨论，气氛更加无拘无束，一直讨论到很晚。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在会见中国外长时，双方代表团在长桌两边相向而坐，但在这次会见中，邓与我却并排坐在扶手椅中，邓在我左边，他那照例必备的痰盂在他左边。伴我前往的只有迈克·奥克森伯格，他能讲中国话并做详细记录，在座的还有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未能列席都没有意见，只有霍尔布鲁克因未能参予这次会见而就个人特权问题大作文章。然而我受到总统明确指示的限制，要使会见保持在小范围内，并保守机密，那么大使显然应该排在他的前面。
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邓说：“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我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
然后，我便一头栽入我在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我对邓说，总统要我转告他，“我们准备不仅就国际形势，不仅就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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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助于推进同样的目标或抗拒同样的危险等方面认真进行会谈，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持怀疑态度。他说，“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
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又说，”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回答时，我试图让邓了解我们对盟国的义务，也了解到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困难。
我谈得相当长。我说：“在和阁下讨论以及在这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
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
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某些国内问题和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
“总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美国是可以信任的，尽管我们正在继续并加紧自台湾作军事撤退，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将以不致造成我们共同的敌手可能加以利用的不稳定状态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在解决正常化问题以及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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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们与台湾人民在此历史转折时期的全面关系时，都必须将这一情况牢记在心。“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交换意见变为朋友间的真诚对话。我即席发言，将全球性、战略性和双边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渐接近正常化问题，以便探索中国的灵活性，然后，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争论的全球问题上来。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向邓讲清楚，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
（我有意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字眼来描述台湾在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统一之前所处的分隔状态）
，即使在正常化以后，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我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
，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话，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我接着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高度机密性磋商。邓立即代表中国接受这个建议。尽管他忍不住最后挖苦了一下：“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些。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随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国际形势上来，邓粗线条地重申前一天他的外长的意见。他强调中国对得到更多美国技术怀有兴趣，尽管他对美国不像会给予合作表示关注。……
我们继续讨论战略关系问题，邓小平坚持说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
我指出，会谈旨在实现战略稳定，它是与重振防务的努力并用的。邓没有被说服。他说，“坦白地对你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去跟苏联缔结条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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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方面作出让步，总是讨好苏联的产物。“我觉得，这该是我们稍微讽刺一下对方的时候了，因此我说：”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并不天真无知。
过去３０年来，反对苏联霸权图谋的一直是美国，其时间大致相当于你们的两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要是从上面这番概述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交换意见时言语尖刻或互相攻击，那就错了。
交换意见过程中确有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邓关于正常化的评论也不像外长那么僵硬，他并没有作实质性让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
邓没有驳斥我关于美国和台湾的某些说法，自那以后，我们更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尽管我们的谈话更多有个人性质。
我们在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邓不住地往我的盘子里放引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祝酒，邓对他有兴趣访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作了一项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说他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３年的时间了，他这样说时，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我的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邓微笑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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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拉赫塔、库兹涅佐夫：
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述评
巴拉赫塔与库兹涅佐夫是前苏联知名的学者。他们合写的《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一文，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邓小平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对邓小平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对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前苏联，曾经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榜样，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通过十月革命的影响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向前苏联模式看齐。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大胆开辟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使中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使邓小平的名字为全世界所注目。前苏联的许多有识之士反过来开始向中国学习成功的经验，希望能从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的文章是这些前苏联有识之士的代表作。文章成于１９８９年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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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晤之后、前苏联解体之前。文章的作者希望中国的经验能为苏联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然而，文章发表后不久，前苏联就解体了，这是文章的作者始料未及的。
本文是从１９８９年莫斯科出版的《人们在议论他们（国外活动家的政治肖像）
》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周恩来的战友，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者。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目的就是消除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中国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中国的大规模改革令全世界瞩目。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验实验已经进行１０年多了，不同寻常的探索仍在继续，并且正在克服在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邓小平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不会有成效，因为会遇到人为的障碍。他认为，党政机关的关系问题和在维护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划分两种机关的职能问题，应当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英明之处和现实主义态度恰恰表现在，他能在自身中找到勇于放弃自己过去那些不正确的并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意见的力量。显然，在邓小平的身上，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品质是融化在一起的。
１９８８年苏联出版了他的选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贯主张中国要革新，他不怕承认失误，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奉行旨在巩固世界和平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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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和现在，邓小平都不同意夸大他个人在中国大规模改革中的作用。几年前，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算不了什么。
当然我总是做了些事情，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实际上，邓小平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是一位具有坎坷经历的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有过上升和下降，有过胜利和失败。
他关于中国改革的构想并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
看来，作为具有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的一位大政治家，这一构想是在合乎规律的过程中产生的。
作出一项战略决策是很难的，特别是当这项决策同被神化了的领袖的指示背道而驰的时候，更是如此。作出这种决策已经很不简单，更何况随后在６０年代初期，继而在７０年代中期，最后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又要在中国贯彻它呢？
更加困难的是，他提出的政策不仅与领袖的方针不一致，而且甚至与他自己不久前还深信不疑并且是在中国革命的旗帜下为之奋斗的东西不一致。
由于这种“离经叛道”
，邓小平这颗巨星看起来似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天空中永远陨落了。然而，与这种估计相反，他又重返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岗位，并且一次又一次使中国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摆脱了“兵营式共产主义”思想和以“大跃进”来克服长期落后状况的唯意志论的计划。
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内政外交路线的基础是什么呢？要知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始终不渝地走自己选定的路，而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在几年内就使一个拥有１０亿人口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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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改变了面貌，并且展示出完全可以实现的前景。是在什么时候他第一次看到并意识到：靠大跃进和行政命令的方法不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使半饥半饱的１０亿人有吃有穿？是在什么时候他突然意识到：绝不能指望步枪万能，而原子弹也绝不是“纸老虎”？
应该对这位中国领导人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敢于抛弃僵化的教条，给予那些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批评改革的人以坚决的令人信服的回答。
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可能是在革命斗争中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年代中磨炼出来的。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法国的“波尔托斯号”
轮船停靠马赛码头。
在抵达马赛的旅客中，有一群中国青少年，其中１６岁的邓小平以其个子矮和年龄小而显得十分突出。看来，他迈出这一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２０年代初，中国正值动荡不安的时期，伟大十月革命的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传播。
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已开始出现。这一时代及其脉搏不可能不在邓小平的心中引起反响。知识是需要的，于是，邓小平决定到西方去求学。
在遥远的巴黎，这位青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从家中带来的钱和政府发给的助学金只够一个短时期的费用。
所以，他不得不靠自己的汗水去挣钱糊口。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打过工，双手挥舞过司炉的大铁锹，在小餐馆当过服务员。在那个时代，邓小平洞察了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之后，作出了一项决定他后来整个命运的选择。
１９２２年，他在巴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于１９２４年加入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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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当时，他和周恩来住在一起，他们结下了牢固的友谊。这一友谊后来不止一次地使邓小平得以摆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到的挫折，成为他坚持自己观点的强大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