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开始在旅法中国工人中间散发传单，由此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并且不久就显示出他决不是一个“小小的”组织者和地下工作者。
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０日，法国当局决定把邓小平驱逐出境。
他被指控组织谋杀另一个旅法中国青年组织的领导人何鲁之。
警察搜查了邓小平及２位同乡的住所。搜查记录表明，警察发现了油印机、报纸和一些书籍，其中有布哈林的著作。
驱逐令还没有到达被驱逐者手中，邓小平就已取道柏林前往莫斯科了。
邓小平开始了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
自１９２６年起，他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后来转为中山大学的学生。
他在争论时言辞激烈，加上个子不高，因而同学们都叫他“小钢炮”。他在莫斯科的时间并不长，１９２６年，邓小平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邓小平开始了一个地下工作者——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在那火热年代的斗争旋涡里，他走过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政治、军事和外交工作的经验。在国内战争时期，邓小平参加红军的伟大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一起指挥过许多胜利的战役。总之，邓小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战斗历程。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邓小平担任
６０１
重要的党政领导职务。邓小平尽量维护毛泽东在党内和国内的威信。
１９５１年，他在为纪念中共成立３０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党与中国人民建立这样深厚的联系，是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他们（人民群众——作者注）把毛主席当作他们的大救星。”
后来出现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从世世代代沉睡中醒来的人民迸发出的冲天的革命干劲，苏维埃国家兄弟般的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所有这些，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他们幻想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了“赶上和超过英国”
，幻想在短期内使社会生产增长许多倍。
“大跃进”及其产物“人民公社”
，意味着在组织居民劳动和生活方面广泛推行军事官僚主义的方法，意味着过早地抛弃传统的社会心理习惯。在人民公社中，按照劳动质量和数量而领取报酬的做法已经被取消，平均主义在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三年辛苦，万年幸福”这一口号的实践结果到底如何。１９６１年的工业生产与１９６０年相比，几乎下降了５０％。
粮食收成低于１９５２年的水平。
作为旧中国化身的饥饿，已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遍现象。
今天，中国对于５０年代末的这场唯意志论的实验已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国民经济中贯彻与之完全相反的路线，在极“左”的口号下绝非易事。看来，正是在那个时期，邓小平开始批判地思考领袖的“指导”
，并且越来越看清楚，必须以现实主义态度来解决国内的紧迫问题。
７０１
据说，６０年代初，在贯彻“调整方针”的过程中，作为这一方针制定者之一的邓小平，就讲了那句著名的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成为在经济战线支持贯彻执行务实方针的人的一个宣言，但是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在７０年代中期（第一次为他平反之后）
，这句话成了一些人憎恨他的原因。
“大跃进”
的灾难性后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层中引发了严重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分歧的产物。邓小平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１９６６年底，北京一些建筑物上，出现了“北京大学红卫兵”
书写的大字报。
邓小平一家人遭到了迫害和审查，并被流放到全国各地。
然而，逆境并没有摧毁邓小平的身心，也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理想的信念。
邓榕写道：“５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１９７３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帮助下，邓小平从流放地回到北京，重新担任领导工作。
１９７５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当时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开始积极而彻底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国内的形势使他深感不安。他对形势的评价是“今不如昔”
，作出这一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
邓小平亲自到各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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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农业和工农生产情况。为了扭转国内局面，他提出了“三自一包”计划：扩大自留地，扩大城乡自由市场，扩大自负盈亏小企业的数额，包产到户。
邓小平概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应当成为中国的主要任务。但是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应该居于首位。
应当承认，并非每一个人在经受迫害之后都敢于坚持曾经被领袖批判过的观点，况且这种批判就像咒语一样，通过大众的传播媒介已为每个中国人所知晓。可是邓小平却在自身中找到了重新奋起捍卫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捍卫市场、自留地和个人积极性的力量。他对国内形势作出现实主义的评价和为使国民经济摆脱严重危机而提出的务实的建议，是同毛泽东及其亲信（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上台掌权的）的极“左”的唯意志论路线背道而驰的。其实，在邓小平重新任职的第二天，他们就掀起了反对他及其改革路线的宣传运动。
那时，中国领导层中的尖锐的思想冲突，常常可以从发表在报刊上的用隐讳的语言写成的重要文章中透露出来。
１９７６年４月，一场政治风暴又降临在邓小平头上。
４月５日，清明节，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悼念变成了一场政治大示威，出现了骚乱。制造骚乱的罪名强加到了邓小平头上。
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中国首都“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是在全面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的声浪中进行的。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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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打倒“资产阶级白猫黑猫论的作者”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席卷全国。这场运动就其猛烈和狂暴程度而言，与“文化大革命”
很相似。
这位被贬黜的领导人往中国南方某地躲藏起来，避开了兵营式共产主义支持者们的怒潮。
毛泽东逝世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坚持极“左”路线而著称的“四人帮”
，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年之后，在一批党内老干部的支持下，邓小平又回到了积极的政治生活中。
他又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１９７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１９８２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１９７８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作出了一项战略性的决议：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此取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中国开始抛弃了唯意志论的路线，走上了在落后的半封建的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之路。
这一转变是不容易的，是经历了阵痛的。为了说服自己的反对者，甚至邓小平的权威有时显得不够用，因为在他的反对者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几年前曾经帮助他免遭“四人帮”
的迫害，并且为使他重返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出了不少力。其中的一些人指责他“复辟资本主义”
，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要求他在国内外政策上向自由化迈出更大的步子。
生活已经证明，在与平均主义和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的多年争论中，邓小平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
在他的直接参与下，１９８１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
０１１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文件彻底否定了给国家造成１０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同时对他在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正确而全面的评价。
对于那些企图使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邓小平给予了坚持回击。
在他的直接参与下所通过的文件都一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思想是贯穿中共“十三大”
（１９８７年）所有文件的一条红线。
那么，中国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邓小平在与什特劳加尔谈话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中国，人们把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不能不同意对过去１０年改革作出的这种评价。的确，眼看着中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改革触及到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一个拥有１０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０年改革的经验还证明：改革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矛盾。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８年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将近１０％，工业总产值为１２％，农业总产值为６．５％，对外贸易额为１７％，这种速度高于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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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有的，显然，在通向２１世纪的道路上，问题也不会少。须知，新事物是在困苦中产生的。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肃实验已经开始。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报刊指出，未来的５年对中国来说，是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体制转变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解决对外政策问题方面，中国所采取的全新姿态，是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７０年代末，他重返政治舞台后，为解决台湾和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问题，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构想已经具体化并取得了进展。
邓小平十分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考虑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不止一年了。
他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方式，就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解释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需要顺利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这位中国领袖并不是只顾眼前，他明确地提出了今后几十年的构想。为了加强国内建设，中国至少需要２０年的和平环境。
在这２０年内，预计年生产总值将翻两番，人均总产值达到几千美元，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今后５０年内，使人均产值达到４０００美元。
考虑到中国人口数量的因素，这将意味着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邓小平认为，用偏袒式的或者用投票表决式的方法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是根本不行的。邓小平批评了那种认为只需要同两个方面加强外交关系的看法，他主张从三个方面扩大对外联系，即扩大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扩大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联系；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
２１１
目前苏中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是贸易。尽管近年来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包括世界原料价格下跌，但是两国１９８８年的贸易额还是比１９８７年增加近３０％。
近几年来，就像边境贸易这种富有前景的交往形式，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当然，这一切还没有到头。我们合作的潜力还很大，一些经济贸易的重大问题待我们去解决。
中国领导人对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持肯定态度，并且相信，这方面存在的一切障碍都会克服。邓小平指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应该建立新型的关系。中苏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邓小平曾经说过：“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他认为，中苏关系完全正常化是中国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一部分，是中国为巩固和平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的一个新贡献，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
１９８９年５月苏中的高级会晤为此开创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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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霍林沃思：
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
克莱尔·霍林沃思是世界著名的政治新闻作家。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她最早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新闻，因而闻名遐迩。她长期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负责报道世界上重大的政治的军事新闻，霍林沃思多次访问我国。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她担任《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其间曾多次会见和访问过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她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同时兼任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１９８５年，霍林沃思完成了《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由于该书用以观察、分析、记述问题的基本方法比较科学，态度也比较客观，并且占有作者大量亲身采访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在国际学术界和我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不仅明确指出了“毛泽东还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世人心中”
，而且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对他们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优秀品格都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表现了明显的贬斥和厌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霍林沃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邓小平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在政治上的沉浮；记述了邓小平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期间，人民群众是怎样同情、拥护邓小平的；记述了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下面的内容是从《毛泽东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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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歧者》一书中摘译的。
毛泽东热烈支持邓小平复出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在政治上有分歧，因为江比毛更“左”。毛泽东知道江青的长期策略是不让邓小平“上来”
，或者最好是仍然“不进来”
，以便使张春桥在周恩来逝世后继任总理，而她自己则逐渐升任为党的主席。事实上，毛泽东和妻子的关系，是从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
结束到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总理逝世这段期间，使负责内政外交的中国部长们最感棘手的问题，虽然部长们当时没有明说。在周恩来总理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乎长期住院后，这种状态更加严重。
１９７５年１月，权力斗争出人意料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据说，这是“党指挥枪”的又一措施，但更耐人寻味的则是５６岁的上海极“左”派头子张春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或者叫总政委。这两个人——务实派邓小平和极“左”派张春桥——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毛泽东“去见马克思”
之后党的主席这一职位的主要竞争者。
推迟很久才于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党的主席同时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此前，一直由红军时期的老将们组成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也由党的主席兼任。
最近一些年来，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都没有统帅军队的经历。著名的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５年的万里长征开始以前，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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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曾在红军中从戎５年，他在战争时期主要是当政治委员。
但在解放战争的最后时期，他成为第二野战军的指挥员之一。
１９４９年春天，这支军队在长江两岸广阔的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战，打败了统治者。尽管直到１９５４年以前，邓小平在名义上仍是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的政委，负责指挥军队，但解放以后，他实际上主要是负责党务、政务和经济建设。
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以后，有了组织制造和试验核武器的权力，并逐渐从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手中接过了政府权力。
毛泽东强烈支持对邓小平的任命，但江青却极为恼火，拼命反对。主席家中的服务人员后来谈到，毛泽东和江青就邓小平问题发生争吵。江青不无理由地认为，邓小平的上台将使张春桥不可能在军队中坚决贯彻坚持“红”
而反对“专”
的路线。
到１９７４年底，邓小平又接过了周恩来在负责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包括接待所有重要的海外来宾。
人们还注意到，邓小平在１９７４年春天访问法国以后，信心显得更足。
这种信心自１９７３年４月复出以后不断增长。
此前他因被包括张春桥在内的极“左”派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罢免，随后整整６年未在公众面前露过面。
重要而有趣的是，邓小平对张春桥政治史上的劣迹虽然了解，但在当时他却未曾披露。
这些肮脏的内幕直到审判“四人帮”
时才揭露出来，其中包括在“文化大革命”
中对邓小平进行的纯粹“莫须有”
的诬陷。
尽管如此，仍然难以想象这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共事。
后来，一位政治局委员告诉我，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恳求”不大乐意的邓小平为了党的团结和张春桥一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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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因而同意让步，开始与这位新的政治部主任共事。毫无疑问，周恩来总理认为，邓小平坐在总参谋长的办公桌上，自然能对张春桥在军队中支持极“左”
派的活动起到遏制作用。
当时，许多消息灵通的外交家们一再说，只要极“左”分子们公开表示同意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开放”政策，极“左”分子们就会真心实意地参与。事实证明，这些外交家们是大错特错了。
早些时候曾采取措施，以便在周恩来和国防部长叶剑英生病时进行重大军事决策，处理核武器研制工作以及确保“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于是成立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三头机构，由党内第三号人物王洪文、副总理邓小平和极为重要、很有希望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组成。但是，这个机构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周恩来毫不隐讳地希望邓小平接班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去世。这对压抑了两年（１９７４～１９７５）之久的权力斗争的公开爆发起了催化剂作用。
尽管他已７８岁高龄，尽管他的去世早在预料之中，但举国上下对他的去世依然无比悲痛。江青抓住周恩来卧病之机，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措施蒙蔽毛泽东主席，以竭力阻挠对邓小平的提升。
然而，邓小平提升是在预料之中的自然而然的事。
在过去的一年里，邓小平实际上起到了总理的作用。
当时主席本人也疾病缠身，但“内部人士”透露，是因为江青的阻挠，他才没有参加任何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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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向遗体告别、火化以及把骨灰撒在“他热爱的祖国的各个角落”的仪式。并且，人们还注意到，毛泽东没有公开说一句悼念“老战友”的话，尽管可以肯定，他从他常看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失声恸哭。从长安街到八宝山的送葬行列里，中央领导集团的代表仅有极“左”分子王洪文和毛泽东生前的警卫员汪东兴二人。对此，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大惑不解。但普遍感到欣慰的是，应总理生前的请求，在１月１５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了悼词。周恩来总理生前曾毫不隐讳地希望邓小平接任。
在北京的外国人对邓小平没有被任命为总理、没有公开露面这个情况十分关注。他们相信毛泽东主席最终会任命邓小平担任总理，因为邓曾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悉心栽培。
１月末，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忽然发现邓小平又一次失宠了。
当时，我想买一张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出版的照片，那是１９７３年在党的“十大”上邓小平与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在休息室的合影。我查到了这张照片的索引号码，但柜台里面的人硬说没有这张照片，还说他从未听说过邓小平这个名字。尽管我猜测这是告诉我邓小平又一次被清洗了。但我还是想：可能因为我是“好奇的外国人”
，没有把名字念准他才对我无礼。
于是，我把我的翻译领到这家商店，可店员仍告诉她：“从来就没有叫邓小平的这样一个人。”
（直到现在，我仍希望这个人应该受到一些责备，因为他竟如此撒谎）。那天晚些时候，我写了个报道，说邓不会接任总理，他已经失宠，到农村某个地方去了。
（不幸的是，这条消息没有吸引住新闻编辑，他们把这条消息大删大砍，然后用到插页里，因而没有受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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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注意。）
１月末的最后几天里，国防部长叶剑英、“财政奇才”李先念继邓小平之后也消失了。这两个人都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密友。同时，高等院校中贴出的大字报也抨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的甚至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理论刊物《红旗》也大骂“极右分子”。这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引出了一个折衷的结果：公安部长、来自毛泽东主席家乡的农业专家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
２月８日，《人民日报》在关于华国锋接见委内瑞拉新任驻华大使的报道中首次使用了这个称谓。在华国锋被宣布由第五副总理跃升到第一位之后，报刊和大字报开始猛烈地批判邓小平及周恩来的其他朋友。大字报指控邓小平“肆无忌惮地分裂党中央”
，有一张大字报甚至公开要求“把邓小平拉下马来，打倒在地”。但是，有远见卓识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连忙用飞机把邓小平接到舒适安全的华南，让他住在广州附近的一个温泉宾馆里。邓小平在那里可以乘坐救护车或警车到处走动，看望朋友们和他的支持者。
江青依仗权势，在北京怂恿人们张贴反邓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报道，对邓小平对她的极“左”政策和样板戏所作的尖刻评论开展口诛笔伐。同时，对邓小平关于强调生产、要求削减工厂和农村中专事政治灌输（称之为“学习）
的专职工作人员的主张开展批判。极“左”的教育方针主张学生要“红”而不要“专”
，选拔教师和干部要看他们是否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取决于是否具有专业知识。邓小平对此针锋相对，他在这方面的主张也遭到无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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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和广播上，邓小平是主要的受批判的对象。张春桥甚至说：“要人头落地……，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首先把邓搞下来，然后再对付华。”
“四人帮”不无根据地把手中无权归咎于已故的总理。中国人民对总理的崇敬和怀念使他们忐忑不安、忧心忡忡。
众所周知，已故总理的遗孀邓颖超是邓小平的好友和支持者。她在这段时期日子非常艰难。记得３月份在庆祝妇女节时，我在招待会上见到过她。她的朋友们对允许她露面并配给她一辆汽车表示欣慰，但当时没有几个中国人敢同这位即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著名孤孀交谈，因为他们怕被人看到与她接近而遭受“四人帮”的迫害。
华国锋当上总理以后，三角权力斗争仍在继续。他试图既安抚极“左”派，又不得罪“老将”们，他还要依靠这些“老将”。
非常奇怪的是，群众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
他们在４月初的清明节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毛泽东主席没有到场，但据后来透露：他建议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然后华国锋升为副主席，仍任代总理。很明显，官方认为向周总理献花圈的活动是邓发起的，把天安门广场的骚乱归咎于邓小平。但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罪名，因为众所周知，邓小平已经失宠，住在南方某个地方。
江青早些时候曾在党中央里发起了一场要求把邓小平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人民的敌人”
“永远”开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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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运动，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因而没有得逞。
尽管江青没有能够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极“左”派分子们的权力还是扶摇直上。天安门事件过后两天，江青下令组织一场反对邓小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普遍认为，只有江青才能使毛泽东改变对邓小平的看法，因为毛泽东曾公开请回邓小平，欢迎他作为周恩来总理的接班人。尽管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许多高级官员相信，江青确曾利用她手下人伪造的假证攻击邓小平。
“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
仅仅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前，领导集团还尽量做出非常团结的样子。但没有几个北京人为这种表象所欺骗，尽管谁也说不清楚谁将在这场继任斗争中获胜。与此同时，几百万人云集天安门广场，无言而又不安地默哀。一连几天，电台一直播送国歌和关于毛的讣告，讣告念得非常缓慢。
这时，邓小平在许世友将军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是对“四人帮”的公开进攻：我们决不能让党和国家“变质”
，被“那四个人”毁灭。他和许世友要求他的支持者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他们斗争”
，并说如果胜利了，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万一失败了，可以再拉到山里去。他最后说他们——务实派——至少有广州、福州和南京三个大军区作为后盾，并要求他们千万不要拖延，拖延会使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逮捕“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席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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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压力，但是，也许是性情宽厚，他没有看到与政权俱来的全部危险（尽管他知道政权会带来喜悦）
，因为他非常缺乏做党和政府领导工作的经验。
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觉得，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显得沉着镇静，然而一旦听到不好的消息，他就变得生硬、粗暴、不可接近。十分明显，他缺乏毛泽东那种超凡的魅力和周总理的风度与智慧。这位新主席永远也不会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孩子们永远也不会像对毛主席那样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邓小平的支持者——务实派们，原指望逮捕“四人帮”
后邓小平马上就能重新上台。可是，当他们听到华国锋号召群众“深揭狠批邓小平”时，都深感沮丧。这个号召没人理睬，到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毛泽东去世两个月后，反对邓小平的运动自然而然烟消云散了。许多党的干部说，华国锋将陷入无法克服的严重困难。因为华当政治局委员只有３年之久，几乎毫无经验，而邓小平在政治局里已干了２１年。当时，华国锋的支持者都害怕这位个性坚强、经验丰富的人的影响。
大字报开始在北京街头出现，开始是表示对已故周总理的崇敬与怀念，接着便开始呼吁邓小平复出。
“我们要求华主席给邓小平同志一个工作”
、“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大字报遍布全城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大学。
北京的１２月，严寒彻骨。
但仍有上千人继续书写大字报，成千上万的人冒着零下气温看这些大字报。大多数看大字报的人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党员，他们想从中得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这种消息从报纸和广播中是得不到的。
这些人担心，如果不执行周总理提出的国家现代化的方针，如果不立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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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务实的经济政策，国内就会出现令人担心的局面，这种局面会恶化为危机。
“四人帮”
的支持者们当然不吃香了，但工、农业生产仍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缺乏鼓励和刺激。尽管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们支持邓小平，但许多的年轻士兵却深受极“左”
派政委们的影响，那些政委是张春桥任政治部主任时安插的。
不断有消息传出，说邓小平“下星期”或者“下个月”就会要恢复职务。这些消息是中央委员们同一些外国大使谈话时透露出来的。但是，邓小平却依然没有露面。
１９７７年２月初，显然是在“凡是派”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强调：“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必须照办；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必须坚持。”
这使越来越多的邓小平的支持者深感震惊。特别是在广州，一批高级干部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委员会，要求“检讨、批评毛主席犯过的错误”。
他们警告说，如果“继续掩饰毛主席的错误”
，党就会失去人民的尊敬。
１９７７年３月，华国锋主席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为中央工作会议——译注）
，参加人员包括各大军区司令员和约２０位各省的中央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邓小平的问题。会上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但总的来说都同意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权力。但邓小平将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形成决议。
以国防部长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们最后同意让各省委领导同志知道，最终将恢复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也许（也是最重要的）
，还将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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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和老将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如果不放出邓小平复职的消息，到天安门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将会出现全国性的大乱。他们安慰“凡是派”说，无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同意邓小平复职之前，邓不会公开露面，而且组织召开中央全会也至少需要３个月的时间。人们越来越急切地盼望邓小平的平反复职。
３月３０日晚８点，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了邓小平复职的消息，顿时，整个北京城里，爆竹烟花直上云霄。第二天，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各省领导人也兴高采烈地欢呼邓复出。邓小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是观看一次足球比赛，当大喇叭宣布邓小平来到时，巨大的北京体育场里，８万名观众起立欢呼，几乎没有人观看比赛，所有的眼睛都凝视着邓小平。但是，人群也注意到，陪同他的是以前曾公开批评他的北京市市长吴德。
邓小平逐渐掌权
１９７７年，华国锋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但是，对部级职位的一系列调整已经削弱了他的权力，同时，每次调整又都显示出增强了邓小平在各方面的权威。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召开以后，叶剑英和他的伙伴们已完全与邓小平同呼吸共命运了。邓小平的政治影响虽然不断增长，但他仍然停留在政治舞台的幕后，不大露面。
事实上，他在准备开放“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一直关闭着的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此前，这些院校即使开放，也只是招收激进的学生，按照“四人帮”宣扬的要“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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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的条件来选拔。邓小平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立即着手加强科技人才的训练，将缺乏工程师和专家去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
此外，邓小平一直对毛泽东主席关于“赤脚”医生的提法不满，认为这些医生应“接受一些医药知识的训练，穿上草鞋”。
起初，这些医生的职责是分发避孕病和治疗一般感冒的药品，但后来他们不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治疗复杂的疾病。
邓小平还进一步起用在“四人帮”统治下蒙受冤屈的人。
当邓小平提升他的忠实支持者赵苍璧取代华主席任公安部长时，许多外交官们认为华国锋和邓小平那时就已私下里达成协议：华不干涉邓为提高教育水平、为实施现代化计划做准备所做的尝试；而邓则同意放慢政治步伐，暂不对毛泽东主席，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做批评性的评价。
华国锋“放弃”
了他接替毛主席时得到的“最高统帅”
的称号，请求人们称他为“同志”而不称“英明领袖”。他的权力在“内部人士”中迅速削弱。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了“凡是派”
，但调子不大激烈。他说，自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奠基人以后，政治界已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恩格斯没有乘过飞机，斯大林没有穿过涤纶，同样，毛主席以后时代也变了，死守他的指示去“做或不做”每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１９７７年，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开始出现大字报，称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邓因他的务实精神而受到赞扬。大字报说许多工人的工资长了４０％之多，工厂还恢复了物质刺激和奖金。有的大字报的作者感谢邓小平允许他们从农村回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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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或其他城市，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武斗阶段后期下放到农村去的。
有几个月华国锋一点权力也没有，最后，在１９８０年９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辞掉了总理职务，这是党政领导集团的第一次大改组。为了给老干部树立一个好榜样，邓小平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了。不过，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卸职对于他的权力来讲没有任何影响。然而，至今仍有一些中国干部认为，邓小平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坐政府的第一把交椅——哪怕是短时期的。
自“解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戏剧性变化。因此，只有大胆的人才能预言她的未来。但是，目前可以看出的是，邓小平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就很有希望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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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夏泰宁：
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
费朗索瓦·夏泰宁是法国知名的记者。他在担任法新社驻中国记者期间，曾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报道。
１９８８年６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前往中国访问。
２２日，邓小平会见了他，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费朗索瓦·夏泰宁对邓小平与门格斯图的会见以“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为题及时作了报道。
邓小平在会见门格斯图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１９７８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埃塞俄比亚客人说：“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谈话已以“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为题，编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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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费朗索瓦·夏泰宁关于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的报道，材料来源于第９１６２期《参考消息》。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半退休了的中国强有力的人物邓小平又出来了（２２日）
，向一位外国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一通关于社会主义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