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这次是向埃塞俄比亚主席门格斯图谈话。他向客人——一位莫斯科的盟友谈到中国人民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６年２０年“吃了苦头”
，观察家们认为，对于一个还不到４０年的政权来说，２０年已经很长了。
邓小平谈社会主义的教训，看来目的在于提醒那些已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领导人，要防止在执行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出现严重僵化的危险。
观察家们认为，他要求那些领导人要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同时，远离某种模式（意指苏联模式）
，也不要模仿中国的作法。
在这方面，邓小平从意识形态上为中国的发展努力进行了辩护，他说，“按需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有在产品极其丰富的先决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
邓小平不只是向非洲国家元首上了这样的课，在间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重新访问中国的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也听说过邓小平这些赞扬社会主义方面的实用主义的大段讲话。
但在观察家看来，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在国内应用。面对由于他当权时提倡经济改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这位中国强有力的人物认为，不时地提醒一下毛泽东逝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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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本人重新掌权以前的情况比这更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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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内佐娃：
邓退休了，但仍发挥重要作用
玛丽娅·内佐娃是保加利亚知名的记者，她曾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的报道。
１９８９年９月４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他最后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他在信中说：“１９８７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随后不久，邓小平辞去了他最后担任的军委主席的职务，并推荐江泽民继任。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他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说：“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辞去一切职务，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外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发表评论。
下面是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后，
０３１
保加利亚记者玛丽娅·内佐娃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８日发表在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上的文章。
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力人物、国家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和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邓小平，宣布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自愿引退，是为了给比较年轻的一代让位，并为老一代作出榜样。
这位性格刚毅的四川人作为中国党和国家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他的命运真可谓复杂多变。他几遭诋毁和贬黜，被打入社会的底层，但他像游泳健儿一样，又浮出了水面。
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种求实精神、理智的现实主义，构成了他的信仰。他信守这样的思想，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先于其他政治家而意识到，中国５０年代的大跃进，其基点是唯意志论和头脑发热。因此，他成了第一个调整政策的设计师，这就是打破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邓小平是怀着这种思想进入中国近代史的。为了使国家摆脱混乱局面和走向稳定与现代化，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的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使１０亿中国人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使他们有衣穿，有饭吃。他激发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兴趣，并保证他们享有较大的自由。邓小平在直接或间接地回敬那些指责他复辟资本主义的人时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对他的论断加以补充，这就是“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贫困”。
很明显，这位众所周知的伟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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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闭门造车，而是在探索使人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的道路。观察家们认为，邓小平退出政治生活，“并不意味着他不再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
因为任何人都不否认这位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中国进入２１世纪这个历史性转折时期所起的巨大作用，邓小平是这样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是有雄厚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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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费正清：
邓小平决心彻底铲除腐败
费正清，本名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他的这个中文名字是梁启超的儿子、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替他取的，意为“正直清白”。
他从１９３２年起就以学者和外交人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７年，并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达４０余年，是该校弗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也是公认的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和夫人访问美国，费正清应邀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等，在宴会首席作陪。他所以能获得参加国宴并在首席陪同卡特和邓小平的殊荣，是与他长期以来卓有成效地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分不开的。他对此感慨万端，如沐春风，觉得这一盛会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５０多年来的奔走呼号。
宴会上，邓小平与费正清有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谈话：“贵庚？”邓小平问。
“７２岁。”费正清答。
“我今年７４岁。”
‘“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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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段落是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一书中摘译的。
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在中国新闻界和高层官员中，逐渐形成了反对低效率、反对唯利是图和官僚主义的势头。……邓小平１９７９年以后的努力是为了制定法律制度，取代现存的“封建家长”和官僚专断的做法。由于权力往往被某些官员用来牟取私利和搞裙带关系，邓小平公开号召取消全国各级干部的特权。中国新闻媒介指出：某些同志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独断专行，不许别人说一句反对自己的话，甚至打击报复那些敢于批评和反对其特权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荣妻贵，父位子袭，亲朋好友也跟着沾光，这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
为了防止高级干部的终身制、官僚机构的僵化和宗派主义，邓小平及其同事们决心彻底铲除干部人事制度上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必须使干部退休制度化。
１９８０年初，中共中央号召建立起任免提拔干部的“严格奖惩制度”。
许多老同志的退休和党政分开的实行大大减少了互相提携和包庇的现象。
比如，包括邓小平在内的７位副总理，由于年迈宣布辞职，同时，５位人大副委员长也提出引退。
１９８１年高级干部的引退，使年轻的一代较为顺利地走上了党政领导岗位。
党政分开，无疑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在党中央少数人手中。１９８２年初，邓小平前往广东视察，发动了罢免不称职的省级和地方上的高级干部的运动。
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将９０个部委压缩到５０个，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也呼吁严惩高级干部的腐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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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年的重点似乎是反对官僚主义。全党在胡耀邦主席的个人号召下动员起来。
胡耀邦还组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处理腐化案件。
１９８２年２月，中央派了大批干部深入各省，查处地方上的违纪案件，并协助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和胡耀邦发动的运动，把机构改革的任务提到了关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高度。不少高级干部在未到６０岁退休年龄之时便被要求离职培训，另外一些则被调到没有决策权的管理岗位，那些不适应高效率新标准的人则必须退休。
无论如何，现在预言其效果尚为时过早。
据报道，抵制力量非常强大，不少腐败官员与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官员有裙带关系，有的还是平反不久的干部。
１９４９年至今，中共领导层始终未能彻底根除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
自从中国以毛个人为最高领袖之后，现在的领导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邓仍然是一个副总理，但运用他的长期的经验，并利用（当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资历和与别人合作。经济学家陈云的思想重新受到重视了。著名的早期领导人、以前北京市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一个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台上来。保守派和改革派政策的矛盾，仍然同个人权力斗争交织着（改革派将有一天同１００年前建立日本现代国家和经济的日本元老相比拟）。
摆脱了毛泽东的难以预料的滥发脾气的干扰——这种自由，为邓小平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这些改革政策，人民是欢迎的。
中共的政策从阶级斗争到经济改革的大转变，是中国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变。确定邓小平的最高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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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地位，经两年过渡时期，到１９７８年底才实现。究竟是在什么形势下邓小平的改革程序才开始呢？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苏联浑身筋肉都高度紧张的极权主义模式运行着。官僚主义的控制窒息着首创性，但是还有一点进步。因此，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初期开始的作法，在加快中国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速度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来很像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毛泽东的大跃进那样。毛（以及邓）并不是很喜欢造成颟顸糊涂的官僚主义的。
１９７８年所不同的是：邓现在要走的是一条既要扶持首创精神，又要重建党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识到中国的进步必须通过一个有训练的官僚机构，而不能绕过它。
这是一种比毛泽东的唯意志论要更切乎实际的看法，但同时也是复杂得多的任务。
第一步改革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又向外看了，欢迎和外界来往了。
１９７２年开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１９７９年１月完成。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说明中国“文化大革命”
的任何幸存者都不会同美国政治中的调皮捣蛋分子发生麻烦。
１万左右中国学术界、技术界的专家来美国学习，美国１０万旅客带着美元在中国旅游。不管好歹，有点像老时候的样子。
邓小平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技术转移成了一个重大目标。同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装设新机器，开设新工厂、新生产线，修建旅馆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等，还同时引进资金和技术。
邓小平政权的第一项需要，是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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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即用承认自己错误的方式，来确认统治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它给１９５７年及其以后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平反”后，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刘少奇已于１９６９年含冤死去，所以对他和许多别的人的改正，只能是“追认”。这种“虽然晚些，但总比没有好”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关切。
毛泽东是一个问题。作为中国的列宁兼斯大林，仅仅谴责他，是太简单了。
解决的办法是把毛的一生分为前半生好、后半生坏这么两截。大体说来，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对他用“三七”
开，即百分之七十好，百分之三十坏，是够公平的了。
“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来指导未来，尤其是经过精明的辩证法学者的解释后更是如此。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党中央对于集体领导的破坏“负有部分责任”。
这使人回忆过去一个皇帝为意外事故颁布的“罪己诏”
，以表示他仍在尽他的职责。
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为一场重大的灾难，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坏性的。为了加强四个现代化的合理合法性，党还追溯了１９世纪末期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并称颂了孙中山。两者都强调过外国技术和机器的重要性。
为了争取公众的信任，党员必须加以筛选并提高素质。
在４０００万党员中，估计有大学学历的只占４％，有中学学历的不过１４％。
４０００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党员中，半数虽然具有强烈的毛式的群众思想意识，但很少经专门业务训练，甚至识字能力都很低。他们在党内的主要经验，毕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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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攻击现行体制。这一套现在已没有什么可取的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确立党的纪律和服从党的一切指示，而党的这种改革是一件微妙的事。邓小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程序的正规化和恢复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来消除派系纷争。
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决定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不过它完全限于党内，和群众舆论无关。同时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和有专才的技术人员入党。这种一反毛泽东传统的作法，当然也遇到了抵抗，但是加强生产和现代化，毕竟在物质方面产生了直接效果，以至于老一套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派，也都渐渐地默不作声了。
到１９８５年为止的５年中间，有１００多万老的中共党员已经“离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３１名高级干部辞去职务。一般地来说，他们作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身份，保留了待遇。
整顿军队是比较慢的工作。
但是１９８５年财政预算和人员都大大缩减了。
４０名总参谋部的官员离休，还有１０％的军官开始离退。
１９８５年６月，人民解放军的１１个军区减为７个，高级军官减少一半。
军人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占优越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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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杨小燕：
邓小平的牌技够得上专业水平
杨小燕是世界桥牌女皇，美籍华人。祖籍湖南。
１９３０年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杨开道曾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大片领土沦陷，杨小燕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
１８岁时，她离开上海赴美学医，后定居美国。
她的丈夫魏重庆曾任美国桥牌队队长和教练，因研究出风靡世界的“精确体制叫牌法”而名重一时。杨小燕受家庭影响而学习桥牌，终成大器而声名遐迩。有一次，在学习打牌技艺时，她丈夫半开玩笑地问她学习桥牌是不是想当“世界桥牌女皇”
，她回答说：“当然愿意啦！”她丈夫鼓励她努力学习，并预言不出１０年她定能摘取世界冠军的桂冠。
为了潜心研究牌技，杨小燕毅然辞去了纽约一家医院院长的职务。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杨小燕自７０年代以来，在美国和世界各种桥牌大赛中，共荣获１００余个冠军称号，并作为主力队员，为美国奥林匹克女子队登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立下殊勋，她本人登上了“桥牌女皇”的宝座。
１９８１年，上海举办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共有１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３个城市２０余个队报名参加。
美国的旧金山、纽约、休斯敦３个城市，在翁心梓先生的鼎力促成下组成４个队，由杨小燕任总队长，于３月３日乘飞机抵北京，准备参加这次邀请赛。
翁心梓是国民党元老翁文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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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侄子，在纽约万源公司任董事长。在京期间，翁心梓、杨小燕提出：希望能够与邓小平会面，或打一次桥牌，以慰平生仰慕之情。中国桥牌协会会长荣高棠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请求，邓小平欣然允诺，并定于３月４日晚上与他们一起打桥牌。获悉这一喜讯，翁心梓夫妇和杨小燕都兴奋无比，其中最为兴奋的是翁夫人。翁夫人李道基是晚清时期重臣李鸿章的曾孙女。她花费了整整半天时间寻购《邓小平选集》。可惜的是，当时《邓小平文集》尚未出版问世，尽管她跑遍了北京的几乎所有书店，却未能如愿以偿，不得已，只好买了《周恩来选集》上、下集。同行的人对她为何迫不及待地要得到《邓小平选集》而结果买了《周恩来选集》大惑不解，翁夫人对自己的行动也守口如瓶，谁也不肯告诉。
３月４日晚，邓小平会见了杨小燕和翁心梓夫妇，并同他们一起打了３个多小时的桥牌。
翁先生对邓小平说：“久闻您牌艺很高，今天有机会和您同桌打牌，感到万分荣幸。”邓小平笑着回答：“太夸奖了。你们才是世界名将，与你们一起打牌，我的身价也高了。”
荣高棠随即安排邓小平与翁先生结对、杨小燕与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北京知名桥牌选手丁关根搭档。不料，杨小燕微微一笑，说：“我提个意见好吗？”邓小平听了，温和地说：“行！”接着，杨小燕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我与您结对？”邓小平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杨说：“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喜上眉梢的杨小燕便问邓小平使用何种叫牌法。邓回答说：“当然是精确叫牌法啰。”当晚，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晚上１１点多。打牌结束后，正当邓小平将要向大家告别时，预先有准备的翁夫人这才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连忙从包内取出《周恩来选集》上集，双手递到邓小平面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敬请邓小平在扉页上签名留念。
邓小平欣然在书的扉页上写上“邓小平”三个大字。
此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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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恍然大悟，但又后悔不迭，连忙手忙脚乱地在提包里寻找开来，看她急成那样，大家都替她感到惋惜。幸好杨小燕找出了一份她丈夫开设的轮船公司的介绍书，邓小平也高兴地在这份介绍书的反面为她签了名。
邓小平是５０年代在四川时学会打桥牌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个业余爱好。晚年，工作之余的邓小平对打桥牌更是情有独钟，打牌的技艺也随之日益精湛，一些外国人称誉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１９８４年，《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图斯高的一篇权威性文章，其中这样写道：“世界上许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例如，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等待盟军北非登陆的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次大战爆发后英军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
中国的邓小平主任更不例外。“
此前，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
邓小平在谈到他打桥牌时的感想时，曾经这样说过：“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充分地休息。”显然，对于日理万机的邓小平来说，把打桥牌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是桥牌女皇杨小燕与邓小平结对打牌时和打牌结束后发表的谈话：
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够得上专业水平了。
桥牌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把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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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令人感到非常有兴趣的人物。在牌桌上，我们之间像普通的朋友。他和气得不得了，和他相处，不会感到他是大领导。他为人很谦虚，很热情，生活习惯也非常简单。
如果与里根相比，邓小平最怕出风头，里根最喜欢出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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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施拉姆：
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
斯图尔特·施拉姆先生是美国人，现在英国任教，担任伦敦大学教授。他是西方研究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当代政治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有多种著作行世，且多次来华访问。他的《毛泽东》一书，很早在中国翻译出版，且发行量很大，因而，许多中国读者都熟悉他的名字。他同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在学术交流上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１９８６年４月，施拉姆教授访问日本，于３０日作了题为“邓小平超过毛泽东了吗”的演讲。在演讲中，施拉姆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了比较。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对发展经济采取排斥态度，晚年也强调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一再提到要实现“现代化”
，但是，由于他采取了激进政策，致使中国陷入危机。邓小平并不是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实用主义者”
，而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奉“延安精神”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施拉姆认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应当说，施拉姆教授从政治上对邓小平和当代中国的改革事业所作的分析研究，对于启发我们的思维，不无参考价值。
本文是从日本《中央公论》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号上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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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首先，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毛泽东和毛泽东的遗产。毛泽东在原则上并没有对发展经济采取排斥态度，也不反对“现代化”这一概念。相反，从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毛泽东一点也不吝惜地使用那类语言（现代化、近代化）。即使在他晚年的２０年间，也强调过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对随繁荣和不平等而来的腐败日益忧虑，以致采取一系列激进政策，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大跃进造成了经济上的灾难和饥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出现分裂。这样，在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陷入危机。他的接班人华国锋，继而邓小平，为了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国家，不得不解决这些问题。
华国锋的解决办法，是采取“两条腿”政策。……他想让党内的“左”
、“右”两方都满意。
华国锋想用著名的“两个凡是”来概括他的政治观点。
……
１９７８年开展的３次大辩论，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次是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展开的辩论，第二次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的正确性而展开辩论，第三次是为反对毛泽东那种只要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任何物质上的困难都能战胜的观点，围绕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展开的辩论。
到１９７８年底，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三中全会上，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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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意在经济工作中实行“责任制”
，这成为后来中国改革政策的基石。
这个原则在１９７９年的农村工作中具体化了，它的两个目标如下：一是单纯反对平均主义；二是扩大市场作用。华国锋的主席职务在１９８１年年中被撤换。从此，开始了邓小平时代。不过，邓小平同毛泽东和华国锋不一样，他不当主席。不久，主席这一职务被取消。
邓小平想渐进而又彻底地改革中国经济。
为了这个改革，他坚信需要“解放思想”
，打破“禁区”
，需要加强民主和法制。他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这些要求。尽管邓小平认为创造更加自由的氛围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但是在他所允许的自由与民主范围内，也难免摆脱来自“内部”
与“外部”的一些限制。所谓来自“外部”的限制，是由于共产党内，特别是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制衡带来的。我不打算用明确的派系间的政治力学去研究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中国政治，但可以看到在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而且也可以看到建立在这种分歧基础上的联合。当邓小平的不少同僚们对他的政策所推行的结果表示担心时，邓小平就不可能毫不妥协地执行他的政策。我说的来自“外部”的对改革的限制就在这里。
但是，并非像欧美和日本有时所说的那样，邓小平是一种“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位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信奉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并在延安时期学到了若干道德标准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所以，当他看到自由讨论和地方比较自由的选举开始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认为必须中止这样做。
于是，我把邓小平自身和其他党员对改革所表露出来的想法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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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叫做来自“内部”的对改革的限制。
１９８３年春，中共的路线是根据三个前提制定的，这些前提代表了当今中国政治的方向。第一是“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口号。这个口号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两个部分都很重要，而且，即使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即不允许改革后退，也不允许失去控制。第二是强调知识。号召学习进而超越现代化的高级技术，不是把知识分子单纯看作顾问和专家来使用，而是把他们放在有权力的岗位上。第三，“极左主义”是主要危险，“极左”分子或是被改造，或是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这是１９８３年初以后一再强调的。
１９８３年９月至１０月，邓小平和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共同提出为清除“精神污染”而全面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这次“工作”立即发展成像毛泽东时代开展的“运动”那样。它有两个目的，即在中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反对非正统思想，特别是反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化；在社会各阶层中，对国外的影响和一切“堕落”行为进行批判……
……邓小平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延安“革命精神”的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他讨厌由于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及其他错误想法的狂热而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精神持怀疑态度。这个运动是和以清除“极左分子”即文革派为目的的共产党内的“整党运动”同时开展的，这并非偶然。在批判“极左分子”时，邓小平不想被“极左”人物看成是“为资本主义评功摆好的分子”。
……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访问了深圳……邓小平一回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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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就同高层干部谈话，十分赞赏“开放政策”和经济特区。
他说，特区是引进国外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窗口。他支持特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他说，像深圳这样的地区先富起来是对的，“平均主义不好”。
随后，在３月和４月，不仅再一次确认了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而且出现了把这个制度一举推广到工业和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同时，再次肯定主要的敌人不是极右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极左”。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性地确认掀起改革的新高潮。同成为改革起点的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与其说这次会议决定了明确而详细的政策，不如说它所通过的政治路线更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中国经济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那以后，讨论商品和市场的作用已不被视为离经叛道。这个时期，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并且再次强调反对平均主义和继续推行开放政策。
坚定走改革的道路
１９８４年底，对自由讨论和教条主义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批判。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７日的著名社论《理论与实际》（载《人民日报》）
在中国国外被看成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给予大量报道。
这篇社论只不过讲了１９８３年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以来几次提到了的事项。即马克思是古人，老参照他的著作并不能解决今天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关于这一点，１２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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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社论讲得非常清楚，说这决不是抛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是灵活地领会。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必须使这种新看法得到发展。
１９８４年下半年，物价猛涨，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不计后果的银行贷款急剧增加，被称为“不正之风”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也非常突出。
据后来解释，党中央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已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于１９８５年２月和３月已着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主要问题是社会阶层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的威胁，存在投机和黑市，最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来捞取金钱。
１９８５年２月和３月，邓小平等人尖锐地批评了这一现象，反对这些“不正之风”。强调指出，如果不消除这些消极的方面，那么邓小平在１９８５年２月所说的继１９４９年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即改革本身就面临夭折的危险。
实践与理论
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又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新的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主要倾向。
邓小平最近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９日，邓小平对香港代表团说：我们现在步子放慢一点，这是为了巩固、消化改革的成果，以便在以后实行更大的改革。改革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这几年的改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七五计划的中心是改革”
，再经过三、五年，就可以把我国经济体制中的重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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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理顺。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取得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所谓长期，就是六七十年，一直到下个世纪前５０年。
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３日，邓小平对福田纠夫说，这个五年计划将决定改革能不能成功。他断言，“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必须走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要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尽管出现一些摇摆和在意识形态方面作些调整，但中国走改革之路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邓小平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了七八年，有许多因素保证改革延续下去。首先是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商品经济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现在正是形成系统理论框架之时。从这些因素中，我得出以下３个结论：１．舆论；２．领导机关的力量均衡；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领导机关的位置，然而中国人民的态度同样也很重要，因为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摆布他们。
因此，我想就舆论对改革的反应谈点我自己的印象。
中国的舆论并不是单一的，现在已形成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即，１．（中国人称为封建式的）传统式的前近代文化。
２．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前和１９７８年后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
３．在毛泽东晚年的２０年间所宣扬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风尚。首先，在传统上蔑视“商人”和毛泽东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对从商人员的轻蔑态度。例如，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我说，在市场上买菜时，必定到那些把菜运到北京来的农民那里去买，而决不到那些把农民的菜收购起来自己在城里再卖，以便赚钱的经纪人那里去买。他认为农民付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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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劳动，得到报酬是正当的。另一方面，“投机”的人不能认为对社会有贡献。不过，报纸上说，商人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与此相反，舆论反映出了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现在最令人不满的是高干子弟多半当了官，这就是一般人所指的“第三梯队”。
这样的选拔接班人的方法继承了毛泽东的方式，它本身带有封建性。反对现行政策的人们的动机，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一方面，物价上涨虽对农民有利，但却是以牺牲城市居民利益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对“不正之风”的关注。
所谓“不正之风”
，这是人们几年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它带有十分暧昧的特征。就反对投机和追求利益而言，是反资本主义的；就反对任人唯亲和滥用职权而言，是反封建的。
一般来说，我的印象是，多数中国人对改革是赞成的，因为整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管中国领导人将来是谁，在根据情况确定自己的方针时，都必须考虑到现行的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美以来，中国同西欧和日本进行了交流，不仅获得了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而且从善意这点考虑，也得到了不少优惠。
如果回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模式，这一切大概又将丧失。相反，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现在这样良好的关系，将会带来知识分子的交流。在共产党人内部，尽管有人把开放政策视为“精神污染”的根源，但从总体上看，是持肯定态度的。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将继续进行。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不继续推行开放政策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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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政治改革，是否成功也很难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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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兰茨：
２５岁的军政委
马利·弗兰茨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他写作的《邓小平》传一书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在读者当中的声誉。
继我们党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邓小平同志又领导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这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舞台上首次独立扮演重大的角色，他为发展红军队伍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领导武装起义，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和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年仅２５岁。
下面一段文字选自弗兰茨的《邓小平传》，作者对邓小平领导上述两次武装起义，作了生动的记述。
１９２７年以后，由于党既无军事上的优势，又无后撤的地方，在莫斯科举行的党代会决定，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把田地分给佃户。共产主义者打算采取这样的措施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推行这个战略方面走在前面，他在江西省交通闭塞的井冈山建立了“他的”据点。
在上海的党中央认为，南边相距１８００公里远的边界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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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省——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正适合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抢劫财产的国民党士兵追捕共产主义者时，他们常常问在田里的农民：“你见过苏维埃吗？”农民们害怕地摇摇头。
在靠近印度支那边界的省份建立红色根据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那里定居的壮族提供了充足的造反人员的来源。
数百年来，这群今天有１２００万人的壮族受到汉族的驱逐。
壮族曾经和其他民族一起，分布在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然而他们却不断被挤向南部喜玛拉雅山脉的终点。生活在左江和右江富饶的河谷中的壮族特别勇敢和具有反抗精神。他们的领袖韦拔群，即使在其他省份也被看作是令人可怕的造反分子。在他及他的原始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者可以发展自己的军队，正如在１９２７年广州起义失败的同志的基础上建立军队一样。第二个理由是：两个地方军阀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未遂政变，使一名共产主义者掌上了省政府主席的舵。
这两个因素促使了这位在党中央办公室的干部首次到遥远的地方去独立执行党的任务：邓小平受命到右江和左江的山谷里建立两个“苏维埃”根据地。
在巴黎时，邓小平已掌握了一名地下战士所用的手段：进行隐蔽的宣传，摆脱暗探的监视，启用已废弃的信箱。然而，与他在上海的造反活动相比，在巴黎的活动只像是一种捉迷藏的游戏。与在沙皇俄国的革命斗争相比，在经济危机年头的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更具有危险性：检查身份证、盯梢、逮捕——邓小平必须时常想到他会暴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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