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这样一名干部，要是离开了上海迷宫一样的街道将是非常危险的。他应当怎样到达广西呢？难道乘火车穿过“白区”去广州？再乘船沿江而上去南宁？太危险了！那么应当怎么去呢？邓小平善于去寻找帮助。他拜访了在巴黎结识的一位老熟人，同样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胡志明，他给邓小平出了个起决定作用的好主意。这位越南共产主义者建议他走海路，并给了他一个在香港的联系地址。现在，邓小平可以旅行了：在树木成荫的江边，他打扮成一名商人，登上了去英国皇家殖民地的轮船。
从英国管辖的九龙出发，越南地下战士领着他继续海上航行，因为对他这位已知名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沿水路穿过广州、梧州去南宁显然是不明智的。结果，这位党代表只能绕道印度支那边界。邓小平乘船去北部湾的海湾。
多亏他的法语知识，他顺利地乘火车到达了河内。这里离中国边界只有约２００公里。他在凭祥偷越国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商业边境城镇龙州。从这里出发，他得以乘旅行帆船顺江而下去南宁。
在省会作了首次调查之后，他让后卫人员跟随在后。他的部下很善于瓦解敌方，在他到达后不久，就成功地争取了南宁警察局的局长。起初，“苏维埃”的“火种”们都在门卫那里碰头。当这一碰头地点变得危险起来以后，共产主义者就在中山北路９６号租了一个小店。
只有知情人才知道，在这个租来后修理煤气灯罩的店铺里，上海来的代表、政治委员邓小平接待来访者，并传达指示给两大河谷的联系人。
俞作豫同志是这个封闭省省长的弟弟，利用这个关系，共
４５１
产主义者很快就瓦解了省政府机构。一个月以后，有３００名隐瞒了身份的干部被安插到了军队里，并接管了军官训练团。
邓小平到达３个月以后，局势迅速发生变化：省政府主席和他的亲信突然转向左倾，转而支持国民党中无势力的可怜的一方，并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宣战。邓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丝毫不感兴趣，他与省政府主席及其下属建立关系只是为举行革命起义做准备。这次孤立的、仓促的反抗蒋介石的行动很快就失败了。省政府主席逃到上海躲藏起来，他的亲信则投向共产主义者一边。
在此期间，邓小平又发挥了政治委员的作用，邓觉得，蒋的胆大的对手受挫，正好是发动进攻的时机。他发出紧急命令，袭击南宁卫戍部队。他把投奔过来的士兵进行整编，并把充足的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包括６０００支各类枪械和炮、步话机以及大量的子弹，都装上了船。
当军长张云逸率领两旅改编过来的士兵沿右江向上游推进时，政治委员邓小平正保卫着装在一艘没收的帆船里的武器弹药。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这两位军政领导人按照预定计划，在右江上游的小镇百色会合了。
与此同时，前省政府主席的弟弟也离开了省会，和红五军一起，沿左边的一条江左江向龙州方向开进。
到达百色以后，邓住进了这座有１万居民的城镇外的一户农家家里。为了不致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他租了一位广东人的房子。
直到今天，百色仍为众人所知，因为百色是连接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要塞。该城建在风景秀丽的山上。数百
５５１
年来，连接广州和云南省会昆明以及老挝、缅甸的贸易线就经过这里。谁要控制了位于右江上游的这个城镇，谁就控制了整个广西西部。
这个地区有２７０４４０平方公里，只比罗马尼亚的领土小一点点。
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军长张云逸看中了这块地盘，选定百色为起义的地点。
１１月初，信使送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对邓小平计划的指示：同意，地点合适，时机也有利，国民党领导们正陷入内部的权力争斗之中，所以分不出精力。
尚无经验的政治委员和他的军长以惊人的自信心，把在左江的军队改编成红军第八军，把在右江的军队改编成了红军第七军。现在，反抗反动的卫戍部队和地主们的起义可以沿两岸发动。邓选择１２月１１日作为起义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广州工人起义失败了。
一位当时的指挥员回忆道：“在１２月１１日的清早，天气很冷，云层很低，下着蒙蒙细雨。还不到８点钟，我们让士兵、居民们到广场上集会。集会开始了，会场上悬挂着有镰刀和斧头的旗帜。
邓小平讲话以后，张云逸也简短地讲了话。
并宣布建立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宣布各负责人的名字。“
真正的斗争现在开始了，即“推翻国民党，消灭贪官污吏和残暴的地主，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斗争。集合平静地结束以后，革命者们在百色张贴了布告，布告上简要地概括了两个讲话的内容。就在同一天，在下游５０公里远的平马城（今田东）的墙上，也见到了同样内容的布告。布告上署名的是邓斌和张云逸。
张云逸我们已知道了。
那么邓斌是谁呢？
难道是一名新的干部吗？实际上，邓斌就是政治委员邓小平。
６５１
建立百色苏维埃政权以后，邓小平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及组织武装力量。他把第七军分成３个师。起初共有兵力５０００人，后来发展到３万人。
反政府的武装力量的司令部就设在他住宿的地方。壮族领袖韦拔群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
邓小平从百色出发采取军事行动，他的联络中心设在右边一条江的岸边。他偶尔去左边那条红的山谷中进行调查。
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左江苏区，并把３０００名士兵改编成红八军。
这样，２５岁的政治委员邓小平便指挥了一支有８０００人的军队。
除此以外，他还领导了在右江的１１个、左江的６个苏维埃政权机构。
尽管靠近左江的据点又小又弱，但意义极大，因为法国在龙州镇派驻有代表机构，这个机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时被共产主义者占领了。在印度支那边境内约３０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每天都有越南游击队的活动。
１９３０年２月９日，在中国同志们的支持下，越南革命者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者的起义。
１９３６年，邓小平对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龙州苏维埃政权和１９３０年发动工农起义的越南人有着关系。法国飞机轰炸了龙州，我们打下了一架飞机。”法国人在数月以后对此进行了报复。
当革命军人和农民们在河谷收割庄稼的时候，邓匿名前往上海汇报。经过近２个月的旅行，他正好赶上了政治局召开的名声不好的整风会议，所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发挥了他关于“极端革命形势”的论点。但是，那是十足的荒谬的理论！李立三
７５１
认为，在中国以至在全世界，革命已全面展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只需要进攻几个大城市，这样，其他地区就像撞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轻易攻下。
他要求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武汉。
根据他的指示，所有的红军都应向这个长江中游的大城市进军，并沿途解放其他城市。
后来，在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党的领导也宣布了这个自杀性的行动计划。所有来自各苏区的９４名代表都没有提出反对。
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以后，邓小平又乘上了去香港的轮船。
两个半月以后，邓带着新的指示返回了右江苏区。
此时，反革命开始嚣张了：法国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左江苏区，消灭了红八军。在危急的情况下，邓小平立即召集他的指挥员，并且宣布：红七军转移出左江苏区，接着进攻广西省第二大城市柳州，然后朝东向邻省广东进军，攻击广州。根据极“左”路线，党交给邓的第一个任务是：解放华南。带回的党中央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抗议。邓的指挥员们把这份“左”倾激进的人在办公桌上杜撰出来的计划说成是让人升天的命令。受人尊重的那位壮族领袖请求会议别把剩下的右江苏区作为牺牲品。在邓还在沉默时，其他人都赞成向西、向邻省贵州进军。在那里可以继续开创苏区，危险也少。
静听了一段时间以后，邓仅仅承认反对者的一个意见是正确的：向西进军问题要少些。但是，他在同时又强调，向东进军将有更大的革命意义。结果就这样定了，政治委员的话最有权威性。干部们最后一致决定，壮族领袖留下来，率领１万名士兵保卫百色苏区。
８５１
然而，保卫苏区的斗争只持续了６个月，然后就如裂开的大堤一样崩溃了。上千名勇敢的壮族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右江河水。反革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
１９３１年１月，继左江苏区之后，右江苏区也被摧毁。两块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
１９３０年夏末，在邓小平的率领下，２万名战士开始执行一项自杀性的命令：第一旅和第二旅从平马开始运动。第三旅则开始了近２０００公里的长途行军，指向在北部的小镇东兰和凤山。
１０月初，这里山区的夜晚已相当寒冷。此时，第七军在百色以北４００公里的河池会合了。领导者们在这里把军队结构最后定了下来：把３个旅扩编成３个师，邓斌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军长，李明瑞为参谋长。
一位同志在１９７８年回忆道：“我们离开了右江根据地，从河池和怀远出发向柳州挺进。沿途，我们进攻了村慎四把和长安。战斗十分激烈，我们的战士打得十分英勇。侦察队发现，敌人派增援部队去柳州，以加强防守。我们的党委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不去进攻柳州，而由长安转向湖南方向。我们决定，去江西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师。”
客观地分析了形势之后，邓小平意识到，国民党“白狐狸”
的军队在军事上远远地占有优势，即使红军攻占了柳州，几天以后的结局也会与南昌一样。
至迟在这个时候，对邓小平来说已明确了：他的军队不可能沿途再攻占任何一个大城市了。对中央交给他的“解放”华南的任务，他开始沉默。这样，邓命令避开柳州，实际上是违反了党的纪律。
９５１
然而，即使不与“白狐狸”发生战斗，在继续行进中也受到追兵的袭击。每一次散兵战，每一次小战斗，都消耗了军火，更严重的是牺牲了战士。邓小平的部队越来越小，在沿湖南边境的撤离中，第七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委员把他的军队编成了第５５和第５８团。
当军队抵达三省（广西、湖南、广东）交界的连江时，冬天已来临，气候又潮又冷。隘口成了滑雪道，淌水处成了冰冷的过道。国民党军队又时常突然出现，比这更糟糕的是行军路上的山峰、森林和江河难以越过。
在广东，乐昌江（今天称为武水）洪水暴涨。从南方来的人进入江西必须在这条江的上游处横渡过去。这里，从２０００米高的山中泻下的江水奔腾汹涌。
一位指挥员写道：“东昌江又深又急，翻起的波浪溅起浪花。若要涉水过江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陡峭的对岸，我们发现了两只小舟，这使得我们有了唯一的横渡的机会。政治委员邓斌登上了一个山岗观察地形。
他和张云逸军长一起决定，第５５团在他的率领下首先渡江。
第５８团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和后勤队一起随后过江。
下午３点钟，邓和他的部队渡了过去，并占领了对岸，没有遇上敌军。
５点左右，第５８团的大部已到达对岸。等待渡江的还有一个警卫连，两个步兵连，一个带有战地医院的卫生队和后勤队——约６００人。突然，响起了枪声，当船回转开过来时，我们已知道，敌人沿韶广公路向我们追来。“
岸边的战斗异常激烈，张云逸和他还剩下的６００名战士不得不撤离阵地，后来在另一处地方横渡了乐昌江。邓小平和剩下的部队则独自向江西进军。
０６１
在损失惨重的江边战役的两个月后，在江西省的小城崇义，两支队伍的红军又会合了。幸福和悲痛的泪水融合在一起，因为２万名战士只剩下６０００人。
政治委员让精疲力尽的士兵们首先休息，他则带上几个随从出发到村镇界坝，与驻扎在附近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军取得联系。
在回程的路上，邓小平的侦察员突然听到距离不远的崇义传来交火声。不久就确定了，邓的团受到敌人自背面的进攻。
邓小平要来一张纸条，他在上面写道，他估计遇上了袭击，因此无法回去。军队应当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继续向毛泽东的井冈山前进。他把纸条交给一名通信员，然后动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他的悲壮的使命。
邓斌独自一人经过庙下关口，长途跋涉进入沿海的广东省。在南雄，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上游去的客轮。他以前一样，这位受过训练的干部进行了化装；在登上去广州的轮船时，他又装扮成了一名商人。
４月中旬，他悄悄地越过了英国殖民地的边界，从香港再乘船回到了上海。
他想通过报告在上海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他要提出放弃必然导致灭亡的李立三路线？如果是的话，那么他已晚来上海好几个月，因为在１９３０年９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结束了激进的“左”倾冒险。当邓小平乘船进入这座海港城市时，布尔什维克人已控制了党的领导权。他们的掌权时间整整持续了４年，造成的损失远比李立三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
邓小平在广西的使命，以上千人的牺牲而告终。如果党给他的第一个任务给他带来了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有了终
１６１
身都要吸取的教训，在广西的使命给他带来了力量，使他在后来能对付战争年代的挑战和克服物资的匮乏。
２６１
〔美〕特里尔：
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东山再起
罗斯·特里尔原系澳大利亚人。
１９７９年加入美国籍。
他长期在哈佛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政治，是在国际上享誉较高的中国问题专家。
确立特里尔在学术界地位和声誉的是他的长篇传记著作《毛泽东传》。
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者曾多次访华，并采访了许多会见过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同时参阅了４０多种重要文献。特里尔的这部著作，记述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重要活动，涉及当代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书中穿插了对毛泽东周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描写，特别是描写了邓小平在毛泽东晚年的不少重大活动，分析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
特里尔认为：“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重掌大权……，毛泽东同林彪殊死搏斗的结果，在逻辑上必然让邓小平复出。”特里尔还指出，毛泽东与“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他多次主动向外宾介绍邓小平，赞扬他是“实干家”。毛泽东对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作风不满，但“四人帮”
‘却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愤，火上加油，横加篡改，以达到他们更大的目的。“特里尔的文章还向读者描述了邓小平与”四人帮“一伙作斗争的细节。
下面的段落是从特里尔的著作中摘译的。
３６１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使来宾们大吃一惊——那不是邓小平吗？
他与中国领导人站在一起，迈步时略有点不稳，但看上去并未因６年的磨难而损害健康。
这位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过去总是远离毛泽东坐着，如今，他又在那里微笑了。他礼貌地点头向记者们打着招呼，他很高兴能重返工作岗位。
他透露说，他曾在江西省的一个干校里劳动。
现在他是副总理了。几个星期后，毛泽东表示他现在认为，１９６６年以来批判邓小平、撤邓的职“太过分”了。
看来，人民大会堂里的气氛是和谐的。
病中的周恩来想让邓小平重掌大权，很可能是他让毛泽东接受这个建议的。毛泽东同林彪殊死搏斗的结果，在逻辑上必然让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曾经依靠地方部队的司令员们击败林彪，这些精明而讲究实际的老军人大多数都是邓小平的好朋友。毛泽东已经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的高级军官打开了大门，邓小平当然是他们中的主角。
邓小平重返工作岗位不单是“左派”与“右派”间斗争的一个结果。
毛泽东不稳定的健康状况，他那对真理的追求，这一切都使本来已经拟定的计划不得不经常变化。……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寒冷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里，澳大利亚总理正和周恩来讨论孟加拉的问题，一位礼宾人员走过来，递给周恩来一张条子。
周恩来立即对高夫·惠特拉姆说：“我们
４６１
能私下谈句话吗？“
“可能是毛泽东吧？”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一张便笺上草草地写了这几个字，然后递给坐在身旁的外交部长。当然他猜对了。
那天下午４点半钟，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飞驶过长安街，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一位中国助手站在车旁，平伸出手掌，挡在车门框上，以防贵宾出车门时碰着头。
在随后的１００分钟内，毛泽东一面用瓷杯子品着茶，一面将自己的人生观和政治观点坦率地谈出来。
他此时已近８０岁了。
在向惠特拉姆解释中国的军队与其他国家的军队有所不同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有军事经历的平民。”
惠特拉姆对毛泽东说，这位副总理曾告诉澳大利亚来宾，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和“十大”
，但是，没有参加“九大”。为什么邓小平没有参加１９６９年的“九大”呢？
外宾们很少问毛泽东政治局的事务，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毫不介意。
他答道：“因为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
毛泽东和极“左”派分子在解放军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１９７３年末和１９７４年初的那个冬天，毛泽东使各大军区司令惊得目瞪口呆。
在１１位军区司令中，竟被他调换了９位。
这种举动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把事情办得干脆利索，只能听到一些牢骚，却没有听到枪炮声。
５６１
但是，假如在行动之前毛泽东没有恢复邓小平的高级职务的话，假如不是由邓小平把调动职务的消息告诉每一位怒气冲冲的军人的话，人们可能会怀疑毛泽东是否调得动这批人。
１９７４年５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入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长引导客人各就其位。按照迎接外宾的惯例，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但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
，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出席作陪，却坐在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紫禁城内新的座次格局，与许多国家政府的内阁改组的座次相当。摄影留念亦如新闻报道一样。
４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时，周恩来还是坐在毛泽东右侧的“自己”的座位上；那些次要的官员通常均在外宾的左侧方向就座。
这种方式历来如此。多年来，当毛泽东与某一外国政治家进行官方会晤并摄影时，周恩来从未坐在另外的地方。而现在，他永远不会再坐在“自己的”原位了。
满载２８８５名要人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向人民大会堂。
街上的行人猜测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
开会日期一拖再拖，以致成了海市蜃楼式的幻景。
全国人大看来好像又重操旧业。周恩来重新露面了，并且给人一种权威人物的印象；公布了一部新的国家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和农民有少量自留地的权利；宣布新政府中的人事任命中几乎没有极“左”派分子；邓小平的地位上升了；会议的文件强调秩序和经济任务。
６６１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观点的胜利吗？难道不是极“左”派分子“批林批孔”得意时刻的告终吗？难道不是为邓小平鸣锣开道吗？
几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和王洪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王洪文这个“直升飞机”强烈要求毛泽东给极“左”派分子更多的工作。他暗示——这是江青的主意——周恩来的病情并不像所“假装”的那么严重，而且在医院外面忙着策划今后的事态发展。
毛泽东不赞同王洪文的计划。
此后不久，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搞宗派活动是当前一个严重问题。他微笑着说：大家都有错误，我本人也不例外，因为当时我跟林彪就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嘛。
他又插了一句话，赞扬邓小平是个实干家。同时，他向同事们提出要警惕再次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危险。
周恩来的逝世，使邓小平试图安排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时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支柱。
极“左”分子看见绿灯便往前闯，试图组成一条完全不同的权力阵线。江青在这场赌博中，要下最大的赌注。张春桥是个老谋深算的人，又诡计多端，胜过江青一筹。他在幕后可能支持江青，也可能不支持江青。
毛泽东本人突然采取完全不同的作法。他所注意的核心并不完全是组成“毛泽东以后的权力阵线”
，他还在世，他觉得尚有许多事情要做。
毛泽东在隆冬又宣布了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７６１
“安定团结并不是说不要阶级斗争。”毛泽东的又一条新年指示传出来了，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而邓小平从１９７５年中期（在周恩来即将去世之际）着手巩固权力时，“安定团结”这４个字恰恰是他执政的象征。
当政治局又一轮紧张疲劳的会议开始时，这些指示就如一团浓雾弥漫在空中。争论不休的两派就毛泽东的每一条指示进行发挥，令人惊叹不已。
在福特访华前不久，广为人们喜爱的古典小说《水浒》突然被谴责为毒草。毛泽东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在精神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的”。
水泊梁山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毛泽东断言。这将以往的观点颠倒了过来。
有人要向莫斯科“投降”了，这种看法在北京政界的走廊里开始悄悄流传。
说是某某像宋江，一面假装抗击到底，一面又要向皇帝“投降”。
邓小平藐视这些牵强附会的类推和匆匆做出的批判《水浒》的结论。
“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
他对此嗤之以鼻。
……
《人民日报》第一次攻击邓小平是个“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的人。才过一星期，就有人禀报毛泽东：一场沉默但却气氛紧张的示威游行正在半英里外的天安门广场形成。
时值清明，正是祭奠先人之际。敬献给周恩来的花圈和诗词已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价上。人群涌来观看这一宏伟的场面。这似乎是天真无邪的举动。
但那里气氛紧张。其中有些诗词超出了怀念周恩来的范围，是在向极“左”分子猛烈开火——因为他们在周恩来去
８６１
世后的３个月中手伸得太长了。有些诗词颂扬毛泽东的前夫人杨开慧，指责江青。还有些诗词提到牛鬼蛇神，采用“妖魔”一词的谐音来影射姚文元。这是巧妙的，但却具有爆炸性。
人群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中国的整个局势表示焦灼不安。有一个人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那里通常是不让上去的）
，面对人群呐喊：“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中国在向何处去？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得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消息之后，毛泽东接连做出若干个决定，犹如连声爆响的鞭炮，一个接着一个。
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年轻学生，无疑是极“左”分子的仰慕者，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话，其内容大意是说周恩来曾几次“反对毛主席”。话音刚落，愤怒的人群便将其双手用电线捆住，在纪念碑台阶上拖来推去，直至血肉模糊。
政治局在一片惊慌中召开会议。投票表决解除了邓小平的职务，并正式提升华国锋任总理兼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新设的一个职务）。
邓小平因政局不稳，因我行我素，因不合时宜地搞实际工作而被撤职。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次事件的幕后人是邓小平。
毫无疑问的是，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分成了两大派，将这两派意见统一并形成决议又迫在眉睫。政府必须向全国发出紧急信号，澄清政府的意图。
毛泽东本人在决定解除邓小平职务中起了关键作用。他虽然明显因重病在身而未能出席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但还是
９６１
通过毛远新授意解除邓小平的职务。
据说政治局撤消邓小平职务的决议是全体委员的“一致意见”。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解放军领导人——叶剑英、许世友等人——都赞成吗？
邓小平也投票解除自己的职务了吗？
有迹象表明，极“左”分子赢得这个胜利几乎得不偿失。
——极“左”分子未能制服邓小平；邓的朋友们成功地为邓争得了保留党籍的权力，“以观后效”。
——邓小平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但极“左”分子却未能进入最高领导层。
——解放军领导人对事态的发展不满，他们几乎毫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耗时间，等待时机（镇压“四·五”事件的是“左派”民兵，而不是解放军；如果局势需要的话，解放军很快便会解决那类事件）。
——１９７６年春，公众舆论在中国已渐趋成熟，人们不完全赞同毛泽东解除邓小平职务的作法；人们开始悄声议论毛泽东或许已不再清楚自己所干的事了。
官方点名批判邓小平时，道出了实情，说他“拒不改悔”。
他没有尽力反驳毛泽东——只不过想保留观点，日后再论——但他确实抢白了几句。
有一天，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在上海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贴出了令人不安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邓小平在悼词中把周恩来赞颂得过分了，“结论应该推翻”。
且不管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这张大字报时抱有什么动机，据说毛泽东给予了明确的答复：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不会答应。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其结论是
０７１
不能改变的。要推翻这个结论，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手中又多了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其含义模棱两可。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可是天哪，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中国公众不知道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的内容，他们只被告知毛泽东指的是“人民不赞成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仍然同情邓小平，但极“左”分子却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气愤，火上加油，横加篡改，以达到他们更大的目的。
甚至在有毛泽东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的激烈辩论中，他的名字都敢被抛来甩去。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中国引进一些关键工厂是背离自力更生的原则的。华国锋大胆地说：“所有这些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毛主席批准的。”张春桥大声回答道：“你总是用毛主席压人！”
显然，在许多这类斗争场面，毛泽东自始至终只是静静地坐着（或躺着）不时用手轻轻地拍打一下，在当天晚上写下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并召见某个与会者，以示他站在哪一边。
１７１
〔英〕加德纳：
１９７５年，他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
约翰·加德纳是英国知名的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特别是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历史学家，他发表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在读者当中受到普遍的好评，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且受到研究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的国际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由于作者生活在英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必然影响他的分析与判断，因而，书中的某些提法难免不妥，甚至错误，某些事实也不准确，但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在比较深入地分析、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大量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现象的基础上，把握住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基本脉搏与走向，展示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伟人的基本活动和政治品格，高度评价邓小平为振兴中华、拨乱反正所作的各种艰辛的努力，从而折射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这在西方学者当中仍然是罕见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由于对中国当代政治十分了解，因而，使用了许多当时中国的特有词汇来叙述情况，而不是使用某些西方的惯用语言来对中国当代政治妄加评述，使读者感觉他的书就好像是一位中国人写的一样。由此可看出，约翰·加德纳这位英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历史的大家手笔。
１９７５年初，邓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周恩来总理主持中
２７１
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千方百计把中国从“文革”灾难中挽救出来，大刀阔斧地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为此，他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主持制定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为全面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按照约翰·加德纳的说法，这些文件“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对‘四人帮’的主旋律”。
然而，“四人帮”
千方百计干挠和破坏邓小平的整顿工作。
在他们的策划下，１９７５年底，又开展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运动，使全国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下面的一段论述，摘译自约翰·加德纳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它描述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是如何与“四人帮”
针锋相对的。
１９７５年１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任命了新的政府官员，通过了新宪法。这时，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他采取果断措施，希望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
１９７５年夏秋，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从许多草案中产生了三个政策性文件。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们了解到包括华国锋在内的许多中国领导人都积极参与了这件事情。但是，毫无疑问，邓小平是为首的人物。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宣布这些文件是“三株大毒草”
，邓小平被作为攻击的目标；１９７７年，官方宣布这些文件是“香花”
，邓小平又受到了热烈的赞扬。
这些文件的正文从未公布过，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各种草案的片段以及讨论草案的会议记录。第一份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论总纲）
一般性地分析了中国存在的
３７１
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第二份文件《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二十条）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第三份文件《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四化”的重要意义，要求改变这一领域的现状。
这些文件（很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或不予公开的文件）
揭露和谴责了“文化大革命”
中的暴力行为及其危害。
其内容同官方报纸上宣传的大好形势以及专供外国人参观的莺歌燕舞形成鲜明对照。文件详细列举了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加以整顿的办法，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对“四人帮”的主旋律。
文件探索了种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总的来说，困扰着中国的这些问题都是由“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
造成的。
邓小平非常聪明地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小心翼翼地批判了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他非常明确地指出：１９７５年制造种种混乱的人都是“继承林彪衣钵”的人，是“左”倾分子把“思想搞乱”
，把“党组织搞乱”
，他们“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指出，这些制造混乱的分子，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与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
他们步林彪的后尘，“把政治与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他们给那些敢于抓经济的人“扣帽子”
，把他们打
４７１
成“修正主义”
，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
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被指责为“脱离生产，脱离政治，脱离工农”。
“左”派把“群众”看成是智慧的源泉，任何方面的专家都遭到他们的蔑视。
“四人帮”的做法使得到处人心惶惶，秩序混乱，许多干部都开始相信“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
，“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
，“抓革命吃得开，抓生产活倒霉”。邓小平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企业”
“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
在科研方面也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有些地方撤销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还有许多专业机构多年来没有补充新生力量，研究人员平均年龄都在４０岁以上。
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邓小平详细列举了管理不善、人员素质低、纪律松懈等各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因此改变现状十分必要。首先，必须降低“斗争”
的重要性。
自从６０年代以来，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斗争事实上成了中国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邓小平号召人民：“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
他提醒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就说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他要求大家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５７１
其次，邓小平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绝不能只看他们口里说些什么，而要看他们实际上做些什么。例如，对于“造反”
，绝不可以马上引起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而要看他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比如，对于“反潮流”
，要看他反什么性质的潮流。
“反潮流”是“左”派分子在十大通过的党章中奉若神明的一条原则，是他们攻击１９７３年后建立的各级政权时的一种借口。因此，要看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邓小平说，一定要注意，不要天真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方法就是真正革命的方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邓小平看来，“斗争”往往是流氓恶棍的“护身法宝”。
邓小平着重指出了对待经济工作的正确态度：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糟，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有人认为搞科学研究是“远水不解近渴”
，主张多搞应用科学，不必搞理论研究。邓小平严厉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这是“临渴掘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