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极其荒谬的想法。
如果忽视了长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国的工业就会落后几十年。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派总是把解放全人类看作是革命的中心任务，而邓小平却强调“解放生产力”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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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任务。
“左”派相信“群众”是解放全人类的主力军，而邓小平则坚持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和社会上的一切组织机构、经济部门及一切单位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邓小平引用了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一段话：“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气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在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中没有卢德分子（英国１８１１～１８１６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向资本家抗议的团体的成员）的地位。对他来说，现代经济只有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样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邓小平坚持认为，中国必须向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学习，不管它们的政治如何。
他鼓励科学工作者和各国的科学家并肩前进，既要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也要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他强调从国外引进技术和知识是使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一条途径，引进的费用可以通过煤炭、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出口来偿付。
当然，不能轻视我们自己的专家。邓小平强调党对专家的领导，同时又把党的领导同“群众”的过分干扰区别开来。
他认为有些事情最好让专业人员自己去做。
谈到科研工作时，他甚至走到赞扬“白专”的地步。所谓“白专”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大相信的知识分子。邓小平指出，“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就比“占着茅房不拉屎”的那些政工干部强得多。他认为必须明确认识到：科学院毕竟是科学院而不是白痴院。当时，杰出的科学家、半导体研究权威黄昆被送到工厂参加劳动，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他回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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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上来。邓小平不仅要求提高专家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采用了物质刺激的方法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文化大革命”后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呼声，其理由是如果“不顾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就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邓小平再次提出了一个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党要爱护和引导那些学有专长、技术精湛、工作努力的人们，不要太强调“政治”和“群众”的作用。虽然邓小平力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术语来表达他的意见，但是他对这些术语还是十分反感。
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待毛泽东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提出的“三项重要指示”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试图悄悄改变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推动经济的发展。在《论总纲》中，虽然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也占着“最突出”的地位，但是随即说明三项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
，必须以“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强调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要挑起阶级斗争，而是要“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文件是在对各种草案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派他的追随者、杰出的宣传家胡乔木对文件润色，使文字适合“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代。邓小平的一些同事曾经担心这些文件会引起麻烦。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指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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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有许多“辫子”。在中国，被“抓辫子”就是指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指责。邓小平对此毫不畏惧，他很风趣地说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
维吾尔族的风俗是姑娘每长一岁就在头上留一条辫子。邓小平以他大无畏的精神，鼓舞了他的同事。他们该说就说，什么也不怕。
这些文件尚未完成时，邓小平就已采取行动抑制“左”
派们的过激行为了。例如，１９７５年春，有人试图改变工人的“八级工资制”
，邓小平坚决抵制了这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做法。
“左”派想通过提高低工资和降低高工资的办法来缩小差别，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是“平均主义”
，并且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处理“杭州问题”上，邓小平也触犯“左”派的利益。
１９７４年以来，整个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市，一直受到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劳动秩序十分混乱，生产遭到空前的破坏。同时，“自由经营”
、黑市交易都相当猖獗。
由于情况十分严重，从１９７４年冬开始，杭州对外国人实行关闭。
１９７５年，中央派王洪文到杭州去做工作，没有解决问题。同年夏天，邓小平抓杭州问题，派解放军去恢复秩序，逮捕了制造混乱的“左”
派头头翁森鹤。
在所谓的“三株大毒草”中描写的经济混乱状况很可能就是邓小平在杭州所看到的情况。
同年春夏之交，政治局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严厉批评了“四人帮”
，据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这很可能与杭州局势有直接的关系。在教育方面，邓小平采取了同样果断的措施。当他了解到科研与教育水平下降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之后，他立即解除了一批负有责任的“左”派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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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并对有些人作了降职处理。
１９７５年夏季以前，邓小平一直处于进攻状态，“四人帮”
处境不佳。但是，当邓小平制定的几份文件在秋季呈递给毛泽东及中央以后，“四人帮”反守为攻了。然而，遗憾的是，１９７５年８月至１１月的进展情况至今还无法弄清楚。
不过，下列事实也许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转变。
第一，１９７５年秋，周恩来病情恶化，各派人物都很清楚地知道周恩来将不久于世。一方面，毛泽东将要失去最杰出的同事，他再也听不到温和派的意见了，这就使得他更有可能受到“左”派的影响了。另一方面，对于邓小平等人来说，则失去了周恩来对其下属提供的保护。
第二，邓小平的３个文件的实质就是要改变“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局面。尽管胡乔木做过一番润色，但仍会被“左”派们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纲领，更何况邓小平等人的言论比起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小心翼翼保持平衡的讲话来看，显然要右倾得多，毛泽东早就应该从这些文件中发现问题了。
第三，毛泽东对事情的判断力很可能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
他没有参加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召开的周恩来的追悼会，这一点如果不是由于病情严重的话，是很难做出别的解释的。
即使病情不重，他也一定非常虚弱，很可能要靠身边的工作人员向他传递信息。这样一来，“四人帮”就可能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任意歪曲，向毛泽东告状了。毛泽东也许已经神智不清，不管“四人帮”
说些什么他都表示同意了。
可以相信，１９７５年秋以来，他就不能做出合乎理性的决定了。像许多衰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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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的人一样，他肯定是好一天、坏一天的。他有很多时候可能任人操纵，这种情况必然会被“四人帮”加以利用。
“四人帮”会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趁机向邓小平发起进攻。当然也不排除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不需“四人帮”的煽风点火，毛泽东本人对邓小平拟定的政策本来就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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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泰韦斯：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弗雷德里克·Ｃ·泰韦斯教授是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史的学者。
他６０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从１９７６年起，他应聘去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任教。
泰韦斯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大陆党的省级干部》（１９６７年）
、《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合著，１９６８年）
、《中国的省级领导人》（１９７４年）
、《中四的上层纪律》（１９７８条）
等。
他还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１４卷的重要作者之一。他曾多次来华访问。
早在６０年代初，泰韦斯博士就开始了他对中国当代政治现象，特别是高层政治的研究生涯，著述甚丰。
１９８４年，美国Ｍ·Ｅ·夏普出版公司出版了《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译本时，更名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作了独到的剖析。
泰韦斯博士通过研究惊喜地发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时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于世。新的领袖集团，努力消除人治因素，建立新的政治运行模式和机制，使中国逐渐走上法治的健康轨道。在该书中，泰韦斯博士多次指出，邓小平是“经历奇特的人物”
，是“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的长期合作者”
，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头面人物”
，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事实上的领袖”
，他“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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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泰韦斯博士《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出版后，西方学者对这部专著评价甚高。例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Ａ·巴尼特认为它“是一部杰出的研究专著……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泰韦斯的所有论述和判断，都应该极其重视这些论断，因为它们极具启迪意义。对于所有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严肃学者来说，这部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竭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也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这本书仍旧是一本有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学术著作。”以下这些泰韦斯博士关于邓小平的言论，是从该书中重新摘译、编排的。
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
１９７５年１月，由于周恩来健康状况恶化，邓小平曾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同时，邓还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尽管周恩来曾给邓小平的任命披上了法定——理性的外衣，但他去世以后，邓小平仍然被剥夺了权力并再次遭到宣传媒介的严厉批判。这一切当然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的，毛泽东对邓小平作出的结论是：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这表明，邓小平的法定地位首先必须取决于毛泽东。毫无疑问，当初在周恩来的极力主张下，毛泽东不仅批准了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复职，而且也批准了四届人大对邓小平的人事安排，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虽然周恩来的个人威信不再能够保护“四个现代化”和邓小平本人，但传统的影响仍然起到了减弱毛泽东的权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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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作用。在周恩来去世后的一个月里，毛泽东虽然能够把邓小平从当时的领导岗位上摆开，并任命华国锋作代总理，但他毕竟没有取消邓小平的头衔，也没有任命华国锋为正式的总理。据报道，政治局的一些重要成员，例如叶剑英和李先念，对“批邓”都消极对待。只是在４月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人民群众的抗议浪潮震动了领导阶层）
，华国锋才被正式任命为总理，同时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然而，阻力仍然存在。
尽管毛泽东一再指示批邓，但仍允许邓留在党内，而且，邓小平的亲信也没有完全遭到清洗。据说，许世友在天安门事件后曾陪同邓小平去华南，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曾会见过许多领导人，随着毛泽东即将去世，这些领导人开始酝酿同“四人帮”最后摊牌。但这些成员中都没有一个人打算对濒临死亡的领袖本人采取行动。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越来越公开化了，一些要求入党的人甚至受到讥讽。党政机关中也出现了那种只图个人享乐的剥削阶级观点，而且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越来越多。由于腐败现象进一步蔓延，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同样严重影响到党政机关。其结果是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邓小平曾带着依恋的口吻说：“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
然而，这种早年的合法性基础并没有迅速得到恢复。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初，“四人帮”被捕之后，华国锋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毫无疑问，这是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出的决定。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是与整个高层领导的政治需要相吻合的。
出于稳定大局和连续性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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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领导在选举华国锋为新的党中央主席时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彻底承认了华国锋的合法性，也不意味着他们对华国锋被选为接班人不再抱怀疑态度。
从许世友和韦国清的陈述中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许多高级干部都认为，１９７６年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这种情绪导致了他们在毛泽东生前抵制他的愿望，在毛泽东死后不久就在党的正式会议之外同“四人帮”直接摊牌。
“四人帮”倒台以后，对邓小平受迫害一案，只是给予了平反，恢复了邓的工作，但并没有赋予他作为领袖的地位。然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当初曾被慎重地安排接替了周恩来的位置（后来甚至接替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这一安排具有合法性。
相比之下，华国锋却显得有篡位之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邓小平的真诚与信任从一开始就威胁着华国锋的地位。
总之，各种合法性的原则虽然包含有支持华国锋领袖地位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相反的因素，从而削弱了他的地位。
然而，威胁华国锋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邓小平１９７７年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并重新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邓小平重返政治局，华国锋作为领袖的正式地位很快便由于邓小平以事实上的领袖身份出现而蒙上了阴影。华国锋在高层领导中努力寻求支持以维持他的领袖地位，但没有成功。与此同时，以及在华以后的时期里，一个真正的具有领袖地位的领导人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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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邓小平
当邓小平做了必要的自我批评之后（这种自我批评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安抚反对他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应当适当地维护毛主席名誉的人）
，在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重新选出，从而掌握了他在周恩来逝世后所失去的全部权力。更为重要的是，是邓小平而不是华国锋在新的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很快就明朗化了。甚至在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停止的时候，根据一些观察家得到的有关这两位领导人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人们看到华国锋对邓小平这位老同事采取了一种谦恭的态度。后来，当华国锋被解除主席职务时，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都希望邓小平担任这一最高职务。
高层领导们接受邓小平作为主要决策人的基础是什么？
显然，邓小平的地位依赖于整个领导层内多数人联盟的支持。
而这种支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即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年代里，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开创新时代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专横的领袖，而邓小平恰好是这样一位领袖人物。
对邓小平的这种支持直到现在依然存在，然而，如果邓小平的政策失败，或者过分的损害高层领导的利益，那么这种支持就可能消失。
一旦形成这种广泛的支持，就能使邓小平在履行其领导责任时，具有合法的权力去处理重大事情，调解争端并指明总的前进方向。由于高层领导人非常希望稳定，以及缺乏正常的更换领导人的调节机制，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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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小平合法性的支持不容易取消。
对邓小平合法性的承认，与其说是承认他的权威性的命令，不如说是承认他的地位和作用。早在邓小平复职之前就已重申集体领导的原则，邓小平复职之后又坚决支持了这一原则。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能够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在邓小平领导时期，不仅明显强调了重大决策应当经过充分讨论才能决定，而且规定如有不同意见“就采取慎重态度，往往暂时不作决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或是其他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权力作出指示。不管如何强调集体领导，为了保持这种体制的运转，还是需要行使领导者的决定权。
而且，许多证据表明，邓小平拥有很多得到认可的这样的权力。不过，就总的情况来说，邓小平必须以策略的、劝说的方式（或者采取妥协的方法）来取得优势，而不能直接采取命令的方式……。
显然，邓小平从其值得尊敬的功绩中取得了政治支持以及合法性的承认——他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巨大的才能（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他的这种才能被称为“活的百科全书”）。
但这些也只能部分地解释邓小平做为领袖而被接受的原因。
不管邓小平的声望和实际才能究竟怎样，从韦伯的观点来看，他还不能产生真正的超凡魅力，因为邓小平在以前的革命斗争中还只是一个配角。
并且，从法定——理性的角度考虑，虽然邓小平后来担任了特殊角色（例如他成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但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领袖，他还缺少一个正式的头衔，而且个人崇拜也已受到很大的限制。
关键在于传统因素方面的影响。首先，正如早已指出过的那样，邓小平被认为是周恩来的合法继承人。
１９７５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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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提议的对邓小平的任命，显然得到了党和政府中绝大多数高级干部的普遍支持。毛泽东去世后，墙上贴出的标语无疑深刻地反映了高级领导层的观点，即认为在捍卫周恩来路线方面，邓小平是一个英雄人物，甚至是“活着的周恩来”。
但是，更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虽然毛泽东曾两次罢免邓小平，但邓小平的支持者们都能够指出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曾赞成邓小平恢复工作。而且，当１９８０年对“四人帮”的罪行予以起诉时，曾指控“四人帮”在１９７４年企图阻挠毛主席批准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前被称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同志”
的那少数最高领导层中的一位幸存者，邓小平享有无可置疑的威望。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地位和资历——这是传统的合法性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邓小平在毛泽东生前就已取得极高的地位；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邓小平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现在，他的这种地位随时可以转变为得到承认的正式领袖的地位。
支持邓小平的传统色彩，由于高层领导人赋予邓小平领袖地位这一特点而更加显得突出。
直到１９６６年，正式的权力与建立在威信基础上的个人影响一直是重叠在一起的。那些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们具有革命家的地位和身份，而在这个政权中占据主要位置。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这种传统和法定—理性模式的发展。当时，大批有威望的干部被贬职或者是被彻底罢官，许多高级职务由那些后来地位很低的人来接替。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甚至在局势已经恢复之后，仍有不少享有威望的老干部处在政治生活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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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况且，在推倒了“四人帮”这样的情况之下，高级干部阶层有正当的理由要求更新领导班子。
邓小平的东山再起，不能用１９７６年底时中央政治局中大多数人的政治利益来解释。这些幸存的政治局成员有理由害怕邓小平复出，而不是欢迎他。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毫无疑问，中央委员会中有更多的人把他们的利益与邓小平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复职产生的效果，不过是反映了政治局的政治需要，即政治局想确保从那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老干部们那里赢得支持；而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对邓小平的复出，并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有影响的那些老干部们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邓小平已有很高的职务和地位）
，看做是使中国恢复固有的发展道路的样板。因此，他们对邓小平的支持，既反映了高层领导们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尊重，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传统和历史上的等级观念。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虽然必须用传统的因素来解释邓小平的杰出作用，但邓小平本人却非常重视法定—理性原则的完善，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和加强党的稳定性。
如同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在分析毛泽东的随意行为时，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封建意识以及缺乏法治传统等方面。而且，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自己的一套准则，但中国官方对此的正式评价却是：“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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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邓小平极力主张必须把过去过分依赖于个人的情况转变为依赖制度和程序。
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其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已在某些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采取了几个重大的步骤来削弱人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那种类似于宗教式的崇拜。步骤之一，是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样的命题。
经过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到年底，对毛泽东和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就完全停止了。在随后的４年里，法治问题一再被强调并且得到了加强。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的体制同真正的法定—理性体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文化传统、政治斗争需要以及现行体制所固有的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邓小平的努力遇到了阻力。
从对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的处理过程，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这三个主要问题是：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国新宪法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某些新规定。
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已经成为近年来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直到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才最终产生。这个官方评价积极肯定毛泽东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在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之后，决议把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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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头指向对华国锋接班的安排上。甚至还在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１９８０年９月，就有人公开批评毛泽东的这种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封建式的。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华国锋在履行领袖职责中存在的不足，并且对他刚上任就搞个人崇拜进行批评。
到了１１月，政治局对华国锋的压力增大了，因此华国锋提出了辞呈，并建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这一职务。当时，邓小平虽然几乎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拥护，但他仍然主动拒绝担任这一职务，并提名他的长期下属胡耀邦担任。毫无疑问，邓小平选择胡耀邦是为了胡能继承他的事业。这一提议显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几天以后，“所有的人都最后同意了”。
邓小平是出于要选择一个忠实的接班人以便能够将他的路线贯彻到底这一目的而力主胡耀邦当选的。但高层领导们显然是很勉强地接受了胡耀邦。这既表明胡耀邦的政治力量还很薄弱，也引出了胡的合法性的问题。据报道，一些高级领导人对胡耀邦当选持消极态度，不仅因为他们对华国锋同情，而且因为他们对胡耀邦的主张也有疑问。还有一些人暗自将胡耀邦的功绩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所立下的功绩相比较，并且他们担心邓小平在党内形成他自己的派系。
邓小平不得不做大量工作说服政治局成员赞成他的提议。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的当选一方面有点像刘少奇，另一方面又有点像华国锋。就刘少奇的情况而言，他既是毛泽东选择的接班人，也是高层领导们一致拥护并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接班人。
考察一下高级将领对选举党中央新的主席所抱的态度，对人们的思路会很有启发。据报道，他们宁愿拥护邓小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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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原因是邓的资格老，而当初他们同意华国锋当主席是因为华同毛泽东的关系具有象征意义。然而，要是按传统观念行事会引起不安定后果的话，那么，他们终究会支持邓小平的选择。胡耀邦的当选是对一个领袖人物所作的特殊的让步，这位领袖人物具有公认的地位，并且他成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毫无疑问，这里反映出的是邓小平的合法性，而不是邓小平后面的胡耀邦的合法性。
在改组高级领导层的同时，邓小平继续为完善党和政府的各种准则而努力。如前所述，这些努力的目标是要防止个人专断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各种职能机构的权限。
自从１９８０年邓小平提出应结束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以来，已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国务院已替换下年迈的高级干部，并且开始说服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放弃自己的职位，而进入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虽然邓小平的一些符合法定—理性原则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设想毕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防止个人专断尽管还有一些阻力，但已被官方反复地强调并且已深入人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权力的正常更替问题——即怎样才能使领导人以及高级领导层的选举规则化、程序化。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最重要的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已不复存在，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地发号施令并让别人绝对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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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无法与邓小平抗衡
邓小平的政策确实引起过毛泽东的怀疑。此外，周恩来逝世后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使毛主席下了清洗邓小平的决心。但邓的下台不是为“四人帮”扫清道路，而是导致华国锋被指定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尽管老革命家们在猛烈的批邓运动中处于防守地位，但他们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并没有被打破。
９月，当毛主席终于与世长辞时，“四人帮”便完全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伞。
１０月初“四人帮”的被捕，不仅是他们再三违反正统原则的报应，而且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清除“四人帮”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返回领导岗位的条件和时机，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间其余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的速度，对“左”倾分子清洗的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性评价，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判断，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毛泽东采取何种态度等等。
到１９７８年底，另一些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例如政治自由化到何种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评价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分歧。重新评价以往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从相对正统的方针向改革方针的转变，这种改革涉及到下放权力，市场机制和恢复私有成分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同邓小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力图与过去腐化的、正统的东西决裂。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毛去世后不久的联盟出现解体。到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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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反对向毛的象征性地位提出任何疑问的汪东兴的“凡是派”开始全面退却。
１９８０年底，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最后，１９８１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主席。
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无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紧张局势和灾难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但他们都缺乏兴趣去贬低“文化大革命”或“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他既是本来意义上的受害者，又是受害者的保护人）
，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乎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个人的特别的行动，怀有痛苦的记忆。
介于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是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间运动的幸免于难者，这些官员以叶剑英和李先念为首。总的来说，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在１９６８年以后，他们的地位有升有降，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作为一种类型，这些幸免于难者猛烈地抨击“文化大革命”。但是，比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来，他们受到的个人迫害当然很少。在推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策尽可能顺利地进行转变方面，他们抱有一定的兴趣。新时期刚开始时，人们普遍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为邓小平平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试图阻挠邓小平重新掌权。
“文化大革命”
的幸免于难者怀有不同程度的感情，要求重新启用邓小平，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帮助制定肯定华国锋地位的妥协方案。
虽然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期间，人们指责华国锋在启用邓小平的问题上起了不良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邓小平于１９７７年７月正式复出，领导层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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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对毛以后中国的分析集中在华与邓之间所谓的继承斗争上，就无法抓住领导集团中新的力量对比的实质问题。
两人之间无论存在何种程度的紧张状态，他们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势均力敌的斗争；无论怎样斗，邓小平都会取得胜利。
对此，双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尽管华国锋的正式职务是主席，但许多事情很快表明：邓小平是事实上的领导人。邓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总能变成官方的路线和人事任命。虽然并没有建立狭窄的邓小平集团，然而遵循邓小平方针的人的权力，却不断地得到加强。对此所作的最好的解释也许是：邓小平可以经受得起政策的挫折，而不必担心对他的地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威胁。
有多种原因使邓小平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得到保证。关键的因素是：他拥有“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领导核心圈子中主要幸存者这一身份。作为经历奇特的人物，使他既被毛泽东两次清洗，又得益于他曾经是这位主席晚年的“亲密战友”之一。最热情支持邓小平的，是那些同样挨过毛泽东整的人；而更根本的支持则来自那些认定邓小平是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长期合作者的更加众多的人。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他形成了一种战略策略，不如说是在早期耕作中结出的果实。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他能够“不负众望”。他不仅在１９４９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获得了作为政治家的很高的威望，而且在１９７５年形成了基本的经济纲领。这一纲领被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立即付诸实践。这一纲领允诺给大多数部门和人们带来利益。华国锋把这个纲领当成他自己的纲领，并在官方的秘密会议上宣布它。但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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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邓小平是这一纲领的设计师。况且，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作为老革命家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经历，使邓小平在毛以后的中国上层机构中，布满了与邓有着重要联系的人物，以及更加众多的习惯于把邓小平视为最高权威的官员。
由于“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动乱削弱了制度模式，这些广泛的联系必然加强邓小平的地位。同华国锋这样的官员相比更加如此。
鉴于邓小平强有力的地位，自从１９７７年年中（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以来，谨慎的中国政治家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适应他，以便赢得他的信任。取得他对他们的纲领的支持和他们的利益的维护。然而，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领导时期的那种形势。首先，正统原则，特别是集体领导的要求——更有约束力。邓小平不仅缺乏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领袖才能真正拥有的超凡魅力性权威，而且，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所强调的毛泽东滥用权力的教训，也成为限制过分的个人权力的强大障碍。此外，几乎拥有与邓小平差不多威望的其他领导人——也许最著名的是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治局，他们也有自己十分广泛的个人和机构支持的基础。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只能依谨慎原则行事，即尊重主要领导人的利益，必要时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妥协让步，努力建立一个支持他的纲领的联盟，以及把他的支持者放到关键的职位上又不忽视其他集团的利益。
１９８０年２月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选出的书记，以及１９７７年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增选的政治局委员在职业、经历上的多样化，表明了邓避免在人事任命上过分插手干预这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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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小平在权威上存在所有这些限制，他仍然是一位调解各种利益的强有力的领袖，而不是一个依赖任何特殊基础支持的脆弱的人物。相对来说，在有些重大的问题上，华国锋对维护他的地位几乎无能为力。无论如何，他的领导才能是无法与邓小平的能力相提并论的。
除了新的政治局以外，在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前９月份的省级领导大改组过程中，所任命的大多数官员，在经历方面更多地是与邓小平而不是与华国锋有关系。华国锋的长期合作者甚少，且资历太浅，不能胜任许多重要的职务。然而，有足够资历的官员，即使与邓小平缺乏亲密的个人关系，至少也与邓小平有过交往。
在建立联盟方面，华国锋面临一些令人不快的抉择。如果他过分地站在他的“自然”支持者即“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伙伴一边，这就意味着他依靠的是上层人物中最脆弱的力量，并且要冒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和幸免于难者两方面人士愤怒的危险。但是，如果他全心全意地认同邓小平的所有政策，那么，他又会失去所有独立的支持。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就是，加强他与“文化大革命”幸免于难者集团的联系。这个集团以保持连续性的名义支持他，并且对邓的某些政策明显心存疑虑。但是，这个集团最终必定会支持邓小平，并且视邓为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头面人物。况且，在这种情况下，与邓小平相对照，华国锋的大胆的进取心往往要冒重大风险。这一点也很不利于华国锋。但是，邓小平却由于他的地位，由于整个领导层指望他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因而，他可以提出并且实施不受特殊利益集团欢迎的改革措施，这样做又不会招致对他地位的严重威胁。华国锋内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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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他提出的任何创新措施，都会引起他不能与之疏远的集团的愤怒。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国锋只能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避免与任何集团过分的认同，同时，又试图利用他的主要资本——他明显作为毛的接班人的地位以及政权和统一的需要，等等。但是，不论华国锋有何长处，或者作为政治家的技能如何，都无法与老练坚定的邓小平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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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贝热尔：
邓小平真正把四个现代化付诸实践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是法国知名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家。
１９８５年７月６日，她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作了专题评论。她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她还认为，“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辩证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
，邓小平的目的之一就是“使经过革新的党既是政权和国家统一的保证，又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
下面的段落是从玛丽—克莱尔·贝热尔的文章中摘译的。
１９６４年，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又重新提了出来。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邓小平才真正把它付诸实践。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
起初，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好像是一种短暂的、有限的、随时可以改变的解放措施。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朗了，这不仅仅是要改善体制的运转情况，还要通过市场法则来改造基本的结构，由于经济结构的改革，在这项现代化政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应特别注意：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