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哦！”他激动地大笑，转过来看她，“你感觉到了吗？”
“嗯。”她说，“感觉到了。”
她指挥他把车开到内索登半岛北端，驶上一条砾石车道，他们把车停在一排低矮的房屋背后，每栋房子背面都开着小小的窗户，临海的一面都有宽大的景观窗。
“这些都是经过翻修的五十年代度假屋。”玛莎介绍说，她走在他前面，沿着高草丛中的小路前进，“其中一栋是我小时候的家。这里是我们看日出的秘密据点……”
他们来到一处岩石密布的地方。下面就是大海，他们能听见孩子们在互相泼水，快快地尖叫。不远处有座码头，从那儿能乘渡轮去北面的奥斯陆，天气好的时候，城市看上去近在咫尺，好像只有几百米远。这段距离其实是五公里，但在首都上班的人更愿意坐渡轮，而不是开四五十公里的车绕过峡湾。
她坐下来，深深吸进咸咸的空气。
“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管内索登叫‘小柏林’。”玛莎说，“因为艺术家都住在这儿。在这儿弄一栋通风良好的小房子，比住奥斯陆便宜多了。要是气温太低，远远低于零度，大家就会聚在一栋相对不那么冷的房子里，也就是我们家。那时他们会待到很晚，通宵喝葡萄酒，家里的床垫不够，不是所有人都有地方睡。然后我们所有人会一起吃一顿早餐。”
“真美好。”斯蒂格坐到她身旁。
“是挺美好的。这儿的人总是互相关照。”
“如同田园诗。”
“倒也不尽然。他们经常为钱争吵，也看不上彼此的作品，还睡彼此的男女朋友。不过这地方充满活力，让人兴奋。我妹妹和我还真以为我们生活在柏林呢，直到我父亲拿出一张地图，把真正的柏林指给我们看。他说真正的柏林很远，离我们有一千多公里。不过我们总有一天会开车到那儿去。去看勃兰登堡门和夏洛滕堡宫，我和妹妹会享受公主的待遇。”
“后来你们去了吗？”
“去真正的柏林吗？”玛莎摇摇头，“我父母一直不富裕。也没活很大年纪。他们去世那年我十八岁，还得照顾妹妹。但我一直梦想着能去柏林。都快分不清那地方到底是幻想还是真实存在了。”
斯蒂格缓缓点头，闭上眼，仰面躺进草丛。
她看着他：“要不咱们再多听几首你的歌吧？”
他睁开眼，眯起眼睛。“赶时髦乐队吗？可CD在车上的CD机里。”
“把手机给我。”她说。
他交出手机，她开始摆弄。很快，手机小小的喇叭就响起了有节奏的呼吸声。随后，一个淡漠的歌声响起，提出要带他们一起旅行。斯蒂格震惊的表情让玛莎忍俊不禁。
“这叫声破天。”她说，把手机放在他俩之间，“可以在线听音乐。你之前没见过吗？”
“监狱里不能带手机。”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
“监狱？”
“对，我坐过牢。”
“因为贩毒？”
斯蒂格用手遮挡阳光。“没错。”
她点点头。露出笑容。她以为呢？她可是内行啊。她难道指望他，一个海洛因成瘾者，还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也别无选择，像其他人一样。
她拿过手机，给他演示GPS定位功能，告诉他怎样定位自己的所在地，怎样计算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的最短车程。她用相机给他拍了张照片，然后按下“录音”键，举起手机，让他说点什么。
“今天天气真好。”他说。
她停止录音，把声音放给他听。
“那居然是我的声音？”他诧异地问，明显有些窘迫。
她按下停止键，把音频又放了一遍。扬声器中的声音听上去拘束而细小。“那居然是我的声音？”看见他的表情，她大笑。他从她手中夺过手机，她笑得更厉害了，他找到录音键，说现在轮到她了，她必须说点什么，不，她得唱歌。
“不要！”她抗议，“我宁可被拍照。”
他摇头：“声音比照片好。”
“为什么？”
他做了个动作，像要把头发别到耳后似的。一个习惯动作，她想，属于那种蓄发太久、忘了头发已经剪短的人。
“人可以改变外貌，但不能改变声音。”
他眺望着大海，她循着他的目光望去，却只望见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还有海鸥、岩石和几艘帆船。
“的确，有些声音是不会变的。”她说着，想到那个婴儿。对讲机里那个嘤嘤声。它从没变过。
“你喜欢唱歌。”他说，“但不喜欢当众唱。”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喜欢音乐。可是我刚才让你唱歌，你一下就愣住了，表情就跟餐厅里那个女孩从你手中接过钥匙的样子一样。”
她心里一惊。难道他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在害怕什么？”
“没什么。”玛莎说，“她和另外那个女孩得负责把阁楼里的文件碎掉再重新整理。大家都不喜欢去那儿。每次必须去那儿的话，中心的员工就轮流上去干活。”
“阁楼怎么了？”
玛莎注视着一只海鸥，它在海面之上高高翱翔，偶尔轻微地左右倾斜。高处的风应该比地面上强劲得多。
“你信鬼神吗？”她轻声问。
“不信。”
“我也不信。”她半躺在地上，用胳膊支起身体，这样她得转头才能看见他，“伊拉中心看着像十九世纪的建筑，对吧？但它其实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早只是一栋普通的膳宿公寓——”
“大楼正面那几个铸铁字母。”
“没错，就是那时候建的。但在二战期间，德国人把这儿改成了专供未婚妈妈携子女居住的公寓。那个年代发生了太多悲剧，都在楼里留下了痕迹。有个住在这儿的女人生了个小男孩，号称自己是处女生子——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在发现自己有了麻烦之后常常这么说。所有人都怀疑同一个男人，一个已婚男人，可想而知，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当时，关于他有两则传闻。一个说他加入了抵抗运动，另一个说他是潜入抵抗运动内部的德国间谍，所以德国人才会安排那女人住进公寓，也没逮捕这男的。总之有一天早上，这个疑似是孩子父亲的男人被人枪杀了，就在奥斯陆市中心一趟拥挤的电车上。凶手一直没找到。抵抗运动宣布清除了一个叛徒，德国人则说他们除掉了一个抵抗分子。为了平息怀疑，德国人把尸体吊在卡夫林根灯塔顶上。”
她指着对岸。
“水手白天经过灯塔，会看见尸体被海鸥啄得残缺不全，晚上则能看见它在水面上投下长长的阴影。直到有一天，尸体突然消失了。有人说是被抵抗组织的人运走了。但从那天起女人就疯了，说那男人的冤魂缠着她不放，夜里会来她的房间，俯身查看婴儿床，她尖叫着驱赶他，他就转过来看着她，眼窝里没了眼珠，只剩两个黑漆漆的洞。”
斯蒂格扬起一道眉毛。
“反正格蕾塔是这么跟我讲的，她是伊拉中心的经理。”玛莎说，“总之那孩子哭个不停，每次有其他住户嫌吵、要那女人哄哄孩子，她就说孩子是在为他们母子俩哭泣，而且会一直哭下去，直到永远。”玛莎顿了顿。她最喜欢的部分来了，“有传言说，那女人并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效忠于谁，却因为他不承认是孩子的父亲而心生怨恨，存心报复。于是她跟德国人说他属于抵抗运动，又对抵抗组织说他是间谍。”
一股强劲的冷风突然刮来，玛莎打了个寒战，她坐起来，抱住膝盖。
“一天早上，那女人没下来吃早餐。他们发现她死在阁楼，吊在屋顶的大横梁上。现在你还能在木头上看到一道浅浅的痕迹，那多半就是她系绳子的地方。”
“所以她就在阁楼上阴魂不散？”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那地方不宜久留。我不信鬼神，但谁在那座阁楼上都待不了太久。在那儿，你几乎能感觉到那股邪气。人们会头疼，会感觉有人在赶他们出去。而且干杂活的一般都是新人和临时工，都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人。绝缘层里也没有石棉之类的东西。”
她观察着他的反应，但他并没像她暗暗期待的那样，流露出怀疑或是淡淡一笑。他只是静静倾听。
“但事情并没到此结束。”她继续讲下去，“还有那个孩子。”
“对。”他说。
“对？你猜到了？”
“孩子不见了。”
她惊讶地望着他：“你怎么知道？”
他耸耸肩：“你让我猜的啊。”
“有人认为那位母亲在上吊前一晚把孩子交给了抵抗组织的人。另一些人觉得她把孩子杀了，埋在花园，这样就没人能从她手里把他夺走。总之呢……”玛莎深吸一口气，“孩子一直下落不明。而且奇怪的是，现在我们还会在对讲机里听到一个声音，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不过我们觉得那听上去像是……”
她觉得他好像也猜到了。
“婴儿的哭声。”她说。
“婴儿的哭声。”他重复了一遍。
“很多人，尤其是新人，都被这声音吓坏了，不过格蕾塔跟他们解释了，就说对讲机有时会捕捉到附近居民家中婴儿监控器的信号。”
玛莎迟疑了：“也许她是对的。”
“但是？”
又一阵狂风吹来。乌云涌现在西面的天空。
玛莎后悔没带外套。
“我在伊拉中心工作了七年。你刚才说声音是不会变的……”
“嗯？”
“我敢说那绝对是同一个婴儿。”
斯蒂格点点头。他什么也没说，没解释，也没下判断。他只是点点头。这让她十分受用。
“你知道那些云意味着什么吗？”他站起来，终于问道。
“意味着快下雨了，咱们也该回家了？”
“不。”他说，“意味着咱们应该立刻跳到海里游泳，这样一会儿就能在阳光下晒干了。”
“同情心疲劳。”玛莎用英语说。她仰面躺着，凝望天空，嘴里依然带有海水的咸味，感觉温暖的岩石在湿透的内衣下紧贴着她的皮肤，“意思是我失去了关心别人的能力。真难想象挪威照护产业竟然没用本国语言为它造个术语。”
他没说话。但这不要紧，她并不是在向他倾诉，只把他当作自言自语的对象。
“我想那应该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同情心泛滥时及时抽离。也可能是我的同情心枯竭了吧，爱心已经耗尽。”她斟酌片刻，说，“不，不是这样。我还有很多……只是不再……”
玛莎看见天空掠过一朵云彩，形状酷似英国地图。云彩在掠过她头顶的树梢时，突然化作一头猛犸象。这感觉就像躺在心理医生的沙发上。现在坚持使用沙发的心理医生已经不多了，她的那位医生就是其中之一。
“安德斯是全校最勇敢、最友善的男孩。”她望着云彩说，“还是校足球队的队长。别问我他是不是学生会主席。”
她停下来。
“他是吗？”
“是。”
两人哈哈大笑。
“你那时爱上他了吗？”
“超爱。现在也爱。嗯，我爱他。他是个好人。而且不光是人好、身材好。我很幸运，能跟安德斯在一起。你呢？”
“我什么？”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她用胳膊肘支起身体，“你这么帅，我才不信。”
斯蒂格脱下T恤。他的皮肤是那么苍白，在阳光下晃得她差点睁不开眼。
“真的假的？”她说。
“我吻过几个女孩……”他用手轻抚身上残留的针眼，“但这才是我唯一的爱……”
玛莎看着那些针眼。她也想用手指轻抚它们。让它们消失。
“我最早给你做入住面谈的时候，你说你已经戒了。”她说，“我不会告诉格蕾塔。暂时不会。但你知道……”
“……中心只接收没戒断的吸毒者。”
她点点头。“你觉得自己能做到吗？”
“你是说考下驾照吗？”
他俩相视一笑。
“总之我今天没吸。”他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乌云还远在天边，但她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预示着风雨即将来临。太阳也像知道似的，投下更耀眼的光芒。
“把手机给我。”她说。
玛莎按下“录音”键，唱了她父亲曾用吉他给母亲弹唱的歌。那时，每到夏天，他们家总有数不清的聚会，每当人群散去，他就喜欢唱这首歌。当时他就坐在他俩现在所在的位置，抱着斑驳的吉他轻轻弹拨，声音是那么轻柔，得很仔细才能听见。那是莱昂纳德·科恩的歌，唱道他一直是她的情人，渴望与她同行，无论她走到哪里他都愿意追随，他知道她对他深信不疑，因为他的心灵曾触动她无瑕的身体。
她唱着歌，嗓音细小而娇柔。她的歌声总比平时的嗓音要柔弱许多。她有时会怀疑这才是真正的她，而另外那个声音，她用来保护自己的强悍嗓音，其实并不属于她。
“谢谢你。”她唱完了，他说，“真好听。”
她并不为尴尬感到奇怪。她奇怪的是，自己居然并不尴尬。
“该回去了。”她笑笑，把手机还给他。
她明白把车上那副朽烂的旧顶棚放下来是自讨苦吃，但她就是想边开车边呼吸新鲜空气。他俩巧劲与蛮力并用，费力折腾了起码一刻钟才终于放下了它。她也知道这顶棚恐怕再也拉不起来了，除非零件齐全，还有安德斯帮忙。她上车时，斯蒂格给她看自己的手机。他在GPS中输入了柏林。
“你父亲是对的。”他说，“小柏林离大柏林有一千零三十公里。预计行驶时间十二小时十五分钟。”
回程是她开车。开得很快，好像他们很赶时间，或是想要逃离。她扫了一眼后视镜，看见峡湾上空堆叠的层云如同一位新娘，正迈着坚决而不可阻挡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身后拖着列车做成的长长头纱。
他们堵在三环路上时，最初的骤雨袭来，她立刻明白他们输掉了赛跑。
“从这儿下主路。”斯蒂格指着某个地方说。
她照做了，突然意识到他们驶进了一片居民区。
“前面右转。”斯蒂格说。
雨越下越大。“我们这是在哪儿？”
“贝格区。看见那栋黄房子了吗？”
“看见了。”
“我认识那家的主人，房子没人住。把车停在车库外面吧，我来开车库门。”
五分钟后，他们坐在停泊的车里，四周是布满蜘蛛网的锈蚀工具、破旧轮胎和园艺家具，他们就这样坐着，看敞开的车库门外大雨滂沱。
“看来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玛莎说，“我觉得顶棚真是一场灾难。”
“确实。”斯蒂格说，“想来杯咖啡吗？”
“哪有咖啡？”
“厨房。我知道钥匙在哪儿。”
“可是……”
“这就是我家。”
她看着他。她车速太慢，没能逃脱。无论她想逃离什么，现在都已经来不及了。
“好啊。”她说。
22
西蒙理了理棉纱口罩，仔细查看尸体。他感觉这情景似曾相识。
“这地方归市议会所有，也由他们经营。”卡丽说，“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把排练室租给年轻的乐队。在歌里唱黑帮，总比开车在街上瞎转悠、真的加入黑帮强。”
西蒙想起来了。眼前的景象很像《闪灵》里杰克·尼科尔森被冻死的那场戏。这电影他是一个人看的。在她之后。遇见艾尔莎之前。大概是雪的缘故吧。这个死人看着就像躺在雪堆里似的。海洛因粉末在尸体上盖了薄薄一层，几乎铺满整个房间。在尸体的口、鼻、眼附近，粉末接触到液体，开始板结。
“一支乐队在走廊另一头排练，收工时发现了他。”卡丽说。
尸体是昨晚发现的，但西蒙第二天一早上班时才得知发生了一起三重谋杀案，案子由克里波查办。
换言之，是局长要克里波协助办案——相当于把案子拱手让给了他们——都没提前跟警署直属的凶案处商量。当然，估计商不商量都是这个结果，但问问总是好的。
“他叫卡勒·法里森。”卡丽说。
她在看初步评估报告。西蒙给局长打了个电话，要来了这份报告，还要求立即进入凶案现场。凶杀案毕竟还是他们的地盘。
“西蒙。”局长在电话中说，“去看看就行，千万别掺和。咱们都老了，没法跟年轻人比。”
“老的是你。”西蒙这样回答。
“别逼我再说一遍，西蒙。”
西蒙有时会琢磨这件事。当初他们谁最前途无量，其实不言自明。可他们是什么时候走上不同道路的呢？上天是在哪一刻决定谁会坐上哪把交椅？谁会坐上局长办公室的高背椅，谁又会被折断羽翼，坐上凶案处破旧的办公椅？而他们中最优秀的那个竟会死在自家书房的椅子上，被自己的手枪射穿了头颅。
“他头上的吉他弦是降E和降G调的，品牌是老鹰牌。电缆插头是芬德牌。”卡丽说。
“电扇和暖气片的牌子呢？”
“什么？”
“没什么。说下去。”
“电风扇开着。法医的初步结论是卡勒·法里森死于窒息。”
西蒙仔细研究缆线打结的方式。“看样子卡勒是被迫吸入了吹到他脸上的毒品。你觉得呢？”
“同意。”卡丽说，“他屏住了呼吸，但只坚持了很短时间，最终还是憋不住了。吉他弦绑得他转不开脸。但他试过，所以才会被那根较细的弦勒伤。海洛因最终进入了他的鼻腔、胃部和肺部，渗入了血液，他逐渐神志不清，开始呼吸。但他的气息十分微弱，因为海洛因会抑制呼吸。最终，他完全停止了呼吸。”
“典型的吸毒过量案例。”西蒙说，“这曾发生在他的好几个买主身上。”
他指指线缆。“打结的是个左撇子。”
“咱们总这么碰面，算怎么回事啊。”
他们回过头。奥斯蒙德·比约斯塔德站在门口，面带嘲讽的笑容，身后站着两个抬担架的人。
“我们得把尸体挪走，所以要是你们已经看完……”
“我们看得差不多了。”西蒙说着，费力地站起来，“你不介意我们再四处转转吧？”
“当然不介意。”克里波警监说，依然似笑非笑，颇有绅士风度地给他们指路。西蒙有些惊讶，冲卡丽翻了个白眼，后者扬起眉毛，意思是这人的态度怎么变了。
“有目击证人吗？”西蒙在电梯里问，低头看着那些玻璃碴。
“没有。”比约斯塔德说，“不过发现尸体的乐队有位吉他手，他说当晚早些时候有个人来过这里，自称属于绝望青年乐队，但我们查过，那支乐队早就解散了。”
“他长什么样？”
“证人说他穿一件帽衫，挡住了脸。这年头很多年轻人都这么穿。”
“这么说他很年轻？”
“证人这么认为。他说那人年龄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
“他的帽衫是什么颜色？”
比约斯塔德翻开笔记簿：“应该是灰色的。”
电梯门开了，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警戒线和调查员插的小旗。现场有四个人。两个活的，两个死的。西蒙冲活人中的一个点点头。那人留着浓密的红胡子，正伏在一具尸体上方工作，手握一支钢笔大小的手电。死者一只眼睛下有个巨大的伤口。地上有一摊暗红的血迹，像光环一样环绕着他的头颅。光环顶端血迹飞溅，构成的图案形似泪滴。西蒙曾试着向艾尔莎解释犯罪现场为什么也可以很美。他只试过一次。
另一名死者块头要大得多，他躺在门口，上半身卡在门里。
西蒙习惯性地扫视墙壁，找到了墙上的弹孔。他注意到门上有扇小窗，墙上靠近天花板处装了面镜子。他后撤一步，回到电梯，举起右手瞄准。他想了想，又换成左手。他向右迈出一步，寻找符合子弹运行轨迹的角度，子弹从死者的头部穿过，射进墙上的灰泥——前提是子弹进入颅骨之后没有发生偏移。他闭上眼睛。不久前他也处在同样的位置。在伊弗森家门外的台阶上。用右手瞄准。在那儿，他同样得调整姿势，寻找角度。当时他不得不让一只脚落在石板外，踩在松软的泥土上，就是灌木丛四周那种泥土。但石板一侧并没有留下脚印。
“女士们，先生们，可否请各位移步室内继续参观？”比约斯塔德给他们撑着门，等卡丽和西蒙都跨过尸体进入房间之后才进去，“市议会把这个房间租出去了，以为租户是一家演出经纪公司。”
西蒙瞟了一眼空空如也的保险箱。“你觉得是什么情况？”
“黑帮火并。”比约斯塔德说，“他们在厂区关门前袭击了这儿。第一名死者是在倒地后被枪杀的——我们在地上找到了子弹。第二名死者是倒在门槛上中弹的——那儿的地上也有一枚子弹。凶手胁迫第三个人打开了保险箱。卷走了钱和毒品，然后在楼下将他杀害，以此告诉对手谁才是老大。”
“这样啊。”西蒙说，“那弹壳呢？”
比约斯塔德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就知道。夏洛克·福尔摩斯侦探嗅到了本案与伊弗森谋杀案之间的关联。”
“没有空弹壳吗？”
奥斯蒙德·比约斯塔德的目光从西蒙移向卡丽，又回到西蒙身上。随后，带着魔术师变戏法似的笑容，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塑料袋，提着它在西蒙面前晃荡。里面装着两枚空弹壳。
“抱歉破坏了你的推理，老哥。”他说，“另外，死者身上的弹孔表明，这次的枪支口径比我们在阿格妮特·伊弗森身上发现的要大得多。导览到此结束。希望你们喜欢。”
“我再提三个问题就走。”
“请讲，凯法斯总督察。”
“你们是在哪儿找到这些空弹壳的？”
“就在尸体旁边。”
“死者的武器在哪儿？”
“他们没有武器。你还剩一个问题。”
“是局长让你配合我们，还给我们当导游的？”
奥斯蒙德·比约斯塔德笑了。“他应该是联系了我在克里波的上司。上司的话我们总得听吧，嗯？”
“得听。”西蒙说，“要想往上爬，就得这么干。谢谢你带我们参观。”
比约斯塔德继续留在房间里，卡丽则跟着西蒙出去。她在西蒙身后停住脚步，因为西蒙并没径直走进电梯，而是向那位大胡子调查员借来手电，走近墙上的弹孔。
“尼尔斯，你把子弹取走了？”
“应该是个旧弹孔，我们在那儿没找到子弹。”尼尔斯说，同时用一只放大镜查看尸体周围的地面。
西蒙蹲下来，沾湿指尖，把手指按在弹孔下的地板上。他举起手指给卡丽看。她看见指腹上粘了细小的灰泥颗粒。
“谢谢你的手电。”西蒙说，尼尔斯则抬起头，微微颔首，接过手电。
“你刚才是在干吗？”电梯关门后，卡丽问。
“容我想想，一会儿再告诉你。”西蒙说。
卡丽有点恼火。这倒不是因为她怀疑上司有所隐藏，而是因为自己跟不上他的思路。她不习惯这种感觉。门开了，她走出电梯，然后转身疑惑地看着西蒙，他还留在轿厢里。
“能不能借你的弹子一用？”他问。
她叹了口气，把手伸进衣兜。西蒙把这枚小小的黄色大理石弹子放在电梯地板中央。它起初滚得很慢，随后速度越来越快，滚到电梯前部，从那儿掉进了电梯内外门之间的缝隙。
“哎呀。”西蒙说，“走，咱们去地下室找找。”
“无所谓。”卡丽说，“我家里多的是。”
“我不是指弹子。”
卡丽又匆匆跟上他，还是保持着两步的距离。至少两步。她想到一件事。想到另一份工作，她原本可以去那儿上班，那样的话，她现在说不定正在那儿工作。那儿的工资更高，也更有机会独当一面。没有奇怪的上司和臭烘烘的死尸。但时机会成熟的，而现在，她只需保持耐心。
他们找到楼梯井、地下室的走廊和电梯门。与楼上相比，这只是一扇简陋的金属门，上面有一扇杂色斑驳的玻璃窗。门上贴了个标志，上面写着“电梯操控，请勿入内”。西蒙扳动门把手。锁了。
“回楼上的排练室一趟，看能不能找条电缆。”西蒙吩咐。
“哪种——”
“随便哪种。”他说着，往墙上一靠。
她强压着不满，回到楼上。
过了两分钟，她带回来一条插头电缆。她看着西蒙拧下插头，剥掉包裹电缆的塑料皮。然后他把电缆弯成U字形，从门把手的高度塞进门缝。他们听见一个响亮的咔嚓声，看见火花四溅。他打开门。
“老天。”卡丽说，“你这都是跟谁学的？”
“我小时候可是问题少年。”西蒙说。他下到电梯井底部，那里比地下室地板低了半米。他抬头望着电梯井，“要不是当了警察……”
“这有点危险吧？”卡丽说，感觉头皮发麻，“电梯下来了怎么办？”
但西蒙已经跪在地上，开始用手摸索水泥地面。
“需要亮光吗？”她问，希望他没听出她很紧张。
“要。”他笑了。
卡丽听见轻微的碰撞声，看见沾满油污的粗大电缆开始移动，吓得轻轻叫了一声。但西蒙迅速站起来，手扶地下室地板回到走廊上。“跟我来。”他说。
她小跑着跟他上了楼梯，穿过出口大门，穿过布满砾石的空地。
“等等！”眼看他就要上车，她说道。他们刚才把车停在那两辆废弃的卡车之间。西蒙停下脚步，越过车顶看她。
“我懂。”他说。
“懂什么？”
“搭档我行我素，不告诉你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的确很让人抓狂。”
“没错！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
“但我不是你的搭档，卡丽·阿德尔。”西蒙说，“我是你的上司兼导师。我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明白吗？”她望着他。看着微风来回拨动他为数不多的几根可笑的头发。看着他原本友善的目光迸出火花。
“明白。”她说。
“接住。”他张开手掌，把什么东西扔过车顶。她双手扣住两样东西。她望着它们，一颗黄色的弹珠，一枚空弹壳。
“变换视角和方位能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发现。”他说，“任何盲点都能弥补。咱们走。”
她坐进副驾，他发动汽车，驱车穿过砾石场，驶到门口。她一直没说话，在等他开口。他停下车，花了很长时间左看右看，看得非常仔细，然后才把车子开上大路，就像那些行事谨慎、上了年纪的老司机。卡丽一向认为，这是因为这个年龄的男人睾丸激素水平偏低。但现在她猛然意识到，一切理智都建立在阅历之上——对她而言，这不啻为一种新知。
“至少有一枪是在电梯里开的。”他驱车跟在一辆沃尔沃后面。
她还是一言不发。
“你不同意？”
“这跟证据有出入。”卡丽说，“现场只有让死者毙命的子弹，也都在他们身下找到了。死者被射杀时肯定是躺在地上的，如果射杀他们的人是在电梯里开的枪，这角度也不对呀。”
“不是这样，况且那个头部中枪的人的皮肤还被火药灼伤了，另一名受害者枪伤周围的衬衫上也有烧焦的棉纤维。这表示？”
“表示他们是躺在地上被近距离射击的。所以我们才会在他们身旁找到空弹壳，在地板上找到子弹。”
“对。但你不觉得蹊跷吗，两个人倒在地上被射杀？”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看到枪很害怕，慌了神，绊倒在地。要么就是凶手在动手前命令他们躺下。”
“想法不错。但你有没有发现靠近电梯的那具尸体身旁的血迹有点异样？”
“血特别多？”
“正是。”他的口吻让她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
“血从死者头部流出来之后，汇成一摊血泊。”她说，“这表示他中枪后没有被移动。”
“没错，可是血泊边缘有喷溅的痕迹。像洒出来的一样。换言之，流出来的血覆盖了之前从他头部喷洒出来的血迹。从血迹喷溅的长度和范围判断，死者肯定是站着中枪的。所以尼尔斯才会用放大镜仔细查看，他不明白血迹证据为什么与案情不符。”
“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知道。”西蒙言简意赅，“凶手在电梯里开了一枪，击穿了死者的头部，在墙上留下一个弹孔，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弹壳落在电梯地板上时——”
“顺着倾斜的地板滚进缝隙，掉下了电梯井？”
“正解。”
“可是……地板上那枚子弹……”
“凶手近距离补了一枪。”
“子弹入口的枪伤……”
“克里波那位小伙伴以为凶手用了口径更大的子弹，但他要是更懂弹道学，就会发现那几枚空弹壳来自小口径的子弹。所以大号的伤口其实是两个叠加的小伤口，凶手想把它们伪装成一个伤口。第一枚子弹留在了墙上，所以他才会取走那枚子弹。”
“这么说调查员想错了，那不是旧弹孔。”卡丽说，“所以弹孔下的地板上才会有新掉下来的灰泥。”
西蒙嘴角上扬。卡丽看出他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她没想到的是，自己对此还挺得意。
“看看弹壳上的型号跟序列号。这是另一种子弹，不是我们在二楼找到的那种。这意味着凶手在电梯里开枪时使用的枪支不是后来补射用的。我想弹道学分析应该能证明补射的子弹来自死者自己的枪。”
“他们自己的枪？”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毒贩，阿德尔，但我很难相信三个出现在贩毒窝点的人会手无寸铁。凶手带走了他们的枪，这样我们就不会发现他用过那两把枪。”
“你说得对。”
“当然了，真正的问题，”西蒙说着，在一辆电车后踩下刹车，“在于他为什么一定要确保我们找不到第一颗子弹和它的弹壳。”
“这不是明摆着吗？撞针留下的印痕会暴露枪支的序列号，我们很快就能通过持枪登记查到——”
“错误。看看弹壳背面。什么标记都没有。他用的是以前的枪。”
“行吧。”卡丽说着，暗暗决定再也不用“明摆着”这个词了，“那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会告诉我……”
“说对了，阿德尔。你手中的弹壳，跟射杀阿格妮特·伊弗森的弹药型号相同。”
“我懂了。但你的意思是……”
“我想凶手是想掩盖他还杀害了阿格妮特·伊弗森。”西蒙说着，突然在黄灯前踩下刹车，后面的车愤怒地按喇叭，“他从伊弗森家捡走空弹壳并不是因为我之前猜测的那个原因，不是因为撞针会在上面留下印痕。真正的原因是他已经计划要再次杀人，想尽量不让我们把两个案子联系起来。我敢打赌，凶手从伊弗森家带走的弹壳跟你手上这枚是同一个型号。”
“相同的弹药，但这种弹药相当普遍啊，不是吗？”
“的确。”
“那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两案必有关联呢？”
“我并不肯定。”西蒙盯着红绿灯，仿佛它是个定时炸弹，“但左撇子在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十。”
她点点头，本想自己推理，但还是想不出来。她叹息一声：“算了，我放弃。”
“卡勒·法里森是被一个左撇子绑在暖气片上的。阿格妮特·伊弗森也是被一个左撇子枪杀的。”
“前半句我懂，但后半句……”
“这我早该想到的。从门口到厨房墙壁的角度问题。如果打死阿格妮特·伊弗森的子弹出自右手，而且凶手是在我判定的位置开的枪，那他势必要踏出石板，而柔软的泥土上就会留下他的一只鞋印。当然，正确答案是他其实两只脚都站在石板上，因为他是用左手开的枪。没早点想到这点，算我失职。”
“我来猜猜，看能不能猜对。”卡丽说着，双手托腮，“阿格妮特·伊弗森与这三名死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凶手费尽心机去掩盖这关联，想方设法不让我们知道，是因为怕自己因此暴露身份。”
“真不错，阿德尔警官。你学会了转换视角和位置，所以你看到了。”
听见有人愤怒地按喇叭，卡丽重新睁开眼睛。“绿灯亮了。”她说。
23
雨下得比刚才小了，但玛莎还是用上衣挡着头，看斯蒂格摸索钥匙打开地下室的门。地下室也像车库一样堆满杂物，诉说着一个家庭的过往：帆布包，帐篷桩，还有一双红色踝靴，看上去像为某种运动特制的，大概是拳击；一只雪橇，一台手动除草机，后来被车库里那台烧汽油的除草机取代；一台硕大的长方形冰柜，宽阔的置物架，上面摆着蛛网密布的酒瓶和果酱罐；一枚挂钉上挂着一把钥匙，上面贴有褪色的标签，想必曾标示着钥匙的用途。玛莎停在那排滑雪板前，板上面还带着某次复活节滑雪之旅留下的泥土。其中最长最宽的那对从中间劈裂。
进了屋，玛莎立刻意识到这地方应该有年头没住人了。或许是因为屋里的气味和尘土吧，又或许是因为时间无形的覆盖。走进客厅，她更确信了。屋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近十年生产的。
“我去弄点咖啡。”斯蒂格说着，走进一侧的厨房。
玛莎看了看壁炉台上的照片。
有一张结婚照。真像啊，尤其跟新娘。
另一张照片是夫妇俩跟另外两对夫妇的合影——可能比上一张晚拍几年。玛莎凭直觉感到他们聚在一起是因为那几个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他们身上有某种相似之处。姿势同样扭捏做作，笑容同样自信，还有他们占据空间的方式，如同三个朋友——三个直男——在松弛地划定地盘。而且实力相当，她想。
她来到厨房。斯蒂格正站在那儿，背对着她，俯身查看冰箱。
“找到咖啡了吗？”她问。
他转向她，飞快地从冰箱门上撕下一张便利贴塞进裤兜。
“找到了。”他说着，打开水槽上方的橱柜，把适量的咖啡粉放进滤纸，往咖啡机里倒水，然后打开咖啡机，整套动作熟练而迅速。他脱下外套挂在厨房的椅背上。不是离他最近的那张椅子，而是靠近窗口的那张。那是他的椅子。
“这儿以前是你家。”她认定。
他点点头。
“你真像你妈妈。”
他无奈地笑笑：“以前大家都这么说。”
“以前？”
“我父母都不在了。”
“你想他们吗？”
她立刻发觉他的表情变了。发觉这个简单到可谓平淡的问题像楔子一样插进了一道他忘记封印的裂痕。他眨眨眼，闭上嘴，仿佛那疼痛过于突然，令他瞠目结舌。他点点头，转向咖啡机，调整咖啡壶，假装它在加热板上摆得不够端正。
“你父亲的照片显得很威严。”
“他是挺威严的。”
“是好的那种吗？”
他转向她：“嗯，好的那种。他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她点点头，想到自己的父亲恰恰相反。
“你还需要照顾？”
“对啊，”他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也需要照顾。”
“怎么了？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他耸耸肩。
“是什么？”她追问。
“呃，我刚才看见你在打量那对坏掉的滑雪板。”
“它有什么来历吗？”
他恍惚地盯着咖啡，汁液已经开始往壶里渗。“我们以前每年复活节都会去莱沙斯库格看我爷爷。那儿有座小山，可以做跳台滑雪，我父亲当时是那儿的最佳纪录保持者。那年我十五岁，整个冬天都在练习，想刷新父亲的纪录。可惜那年复活节来得晚，天气已经回暖，我们到爷爷家的时候，山上的雪都化得差不多了，山谷的阳面都露出了树枝和岩石。但我无论如何都得试试。”
他抬头飞快地瞥了玛莎一眼，她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我父亲知道我有多想尝试，但他不准我去，因为太危险了。我却阳奉阴违，说服附近农场上的一个男孩给我当见证人，帮我测量距离。他帮我在预估的落点附近多铺了点雪，然后我就跑上山顶，踩着爷爷传给我父亲的滑雪板出发了。山坡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开头滑得很好。好过头了。我飞速前进，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雄鹰，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因为这才是真谛，这才是人生的精髓，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玛莎看见他两眼放光，“我最后的落点比铺雪的地方远四米左右。滑雪板滑过稀泥，一块尖锐的石头劈开了右边的板子，像劈香蕉皮似的。”
“那你自己呢？”
“我滑过雪地，在雪泥里留下一道深沟，一直滑到雪堆外很远。”
玛莎手按锁骨，显得很担忧：“老天，你受伤了吧？”
“摔得又青又紫，浑身湿透，不过没有伤筋动骨。而且就算伤了，我肯定也不觉得疼，因为我满脑子都在想父亲会怎么说。我忤逆了他，做了他不允许的事，还弄坏了他的滑雪板。”
“那他怎么说？”
“没说太多，只让我自己选该怎么受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