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通缉林道乾
刘尧诲今儿真高兴。
这位大明帝国的两广总督，十分欣慰地看到，居然会有老外们主动请缨，为大明剿灭“海盗”。
这是万历八年（1580）八月的某一天，刘尧诲接见了这批来自澳门的特殊客人，除了澳门本地人吴章、翻译蔡兴全等之外，余者都是金发碧眼的佛郎机人（葡萄牙人）沉马啰、啰鸣冲呅呶及一些船主，总共20多人。（《万历武功录》）
老外们通过翻译，向总督大人表示，他们愿意“自备舡粮器械”（庞迪峨、熊三拔《奏疏》），配合朝廷，前往暹罗，剿灭盘踞在那里的林道乾。
此时，正好暹罗密使握坤哪喇也在广州，已经觐见了刘尧诲，告知说林道乾正在该国，“专务剽略商贾，声欲会大泥国”，称兵进犯暹罗，暹罗无奈，“请招徕干，干乃欲歃血为盟誓，誓无令汉使得执我也” 。于是，暹罗“不得已，佯与干盟。今干已行至头关，敢闻” 。
这“大泥国”，也叫“渤泥国”，即今日泰国的北大年港（Pattani），此时还是个独立的小邦，要到200年后才被泰国曼谷王朝第一代国王拉玛一世（原名通銮，1782 -1809在位）并入泰国版图。渤泥历来都是华商的聚居地，此前，林道乾率众到此，令华人数量达到数千，加上有强大的武装，俨然已经成为华人王国。
综合各方情况，刘尧诲大喜，于是，对暹罗使者“赏赐银牌，花彩缎如礼”，要求暹罗军队“与我师并击”（《万历武功录》）。
此时，福建巡抚耿定向，也得到了林道乾前往暹罗的消息，于是，在次年（1581）派遣使者周宗睦、王文琳前往柬埔寨，要求柬埔寨与暹罗一道合击。
至此，在大明王朝主导下，中国、暹罗、柬埔寨、澳门葡萄牙人共同组成“国际联军”，目标就是林道乾。
南澳之战
海盗们大多数誓死不降，或者战斗到最后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杀，这正是数年前政府背信诱杀王直之后结出来的“苦果”——“海盗”们不再相信政府，宁愿抗争到底。
与之前所有的“海盗”不同，林道乾似乎并非被逼上梁山的穷困百姓。
根据史料记载，出身于潮州澄海的林道乾曾经是潮州政府机关内的一名“小吏”，但究竟是哪个部门、什么职位，都未能留下记载。 图7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一位年轻人要放弃稳定的公务员职位，而跻身到走私乃至武装走私的风险投资行业，这是很难理解的。清代康熙与嘉庆年间编撰的《澄海县志》，都说林道乾“任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嘉庆年间的《海氛》中说：“道乾少为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为盗。”犯了错误之后，就“亡命海上”，比较靠谱的估计是，这种“下海”也应该是被逼无奈——本想一边捧着公务员的铁饭碗，一边参与到沿海一带“走私贩私”的“群众运动”中去，从“海禁”所造成的巨大利润空间中捞一把，但是，可能被纪检部门发现了，便只能被“双开”。
离开了政府机关的林道乾，在澄海县南湾聚众，“初聚党不满百，破乌汀背（寨）渐可二百余”（《澄海县志》）。南湾地处海滨，远离村镇，是个走私贩私的好地方，万一“风紧”，也比较容易“扯乎”。
此时的“海盗”世界中，大哥林立，吴平、曾一本等，吸引了政府的主要精力，戚继光和俞大猷等抗倭名将，也只能“抓大放小”，集中扑灭大股海盗。林道乾因此得以逐渐壮大，《万历武功录》说他“为人有风望，智力无二，好割据一方自雄。所至辄不忍贪淫之性，掘人坟墓，淫人妻小，蚕食人田土。常擅山海之禁以为利。”此时的林道乾，还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小海盗及小海商。 图 9 图10
林道乾的一鸣惊人，是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当年三月，林道乾突然率战船50余艘自南澳岛攻打诏安县南村土围和厩下村土围，“焚杀不计”，一时震动（《潮州府志》）。林道乾的进攻，遭到了俞大猷的迎头痛击，随即兵败，退走台湾。
林道乾攻击诏安县的时间，史料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即《福建通志》、《澎湖厅志》等记载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与《潮州府志》、《诏安县志》记载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从史实上推断，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可能性极低，因为在此前一年（1565），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就联合荡平了南澳岛，在这次南澳之战中，官军用石块和沉船封塞了南澳港口，并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之后还不断地进行搜捕和扫荡，要想再利用南澳进攻诏安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566年的南澳之战中，骁勇善战的戚继光和俞大猷碰上了劲敌，其对手、当时最大的“海盗”吴平，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海盗们大多数誓死不降，或者战斗到最后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杀，其战斗精神令人震撼。官军在此次战斗中，俘斩“海盗”多达15000多，吴平残部仅700多人逃脱，民间于是有了“俞龙戚虎，杀人如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福建》）的说法。其实，海盗们的殊死拼杀，正是数年前政府背信诱杀王直之后结出来的“苦果”——“海盗”们不再相信政府，宁愿抗争到底。而且，吴平之前已经被政府招安，驻扎在家乡、福建诏安的梅岭堡。尽管地方官员认为吴平等“从倭乱民”实际上只是“在浙直为倭，还梅岭则为民”，但政府对这样一支民间武装依然不放心，下令俞大猷清剿。而之前，吴平已经答应了俞大猷“剿倭赎罪”。此时，戚继光率兵进驻漳平，要求吴平追捕逃入诏安深山的倭寇残部，及土匪林田，吴平一一照办，但俞大猷与戚继光依然决定合兵攻打。吴平侦得情报后，率部下海，占领了南澳岛作为基地。此时，正是林道乾兵败诏安，退走台湾，南澳作为他的进攻基地，被吴平接收，十分自然。吴平以南澳为依托，与戚继光、俞大猷等形成对峙，其间各有胜负。但是，政府的屡次背信，坚定了吴平集团上下的必死决心，导致南澳之战异常惨烈，“海盗”们宁死不屈。南澳之战，虽然被主流史家看作是抗倭战争的最后一战，但是，政府信用的“破产”，成为更为致命的副产品，“假招降”必然伴随着“假投降”。
同样的宁死不降，若干年后发生在诸良宝身上，他在潮州东南的南阳寨（南洋寨）被官军大部队围剿，官军挂出了“有投降者免死”的大幅告示，但是“半月之间，无以应者” ，都是“至死犹斗”，以至于时人感慨“议者谓田横之客，不是过也”。（明代郭裴《粤大记﹒海岛澄波》）
避难台湾
尽管林道乾在官方记载中是个“膏血造舟”的恶魔形象，却在台湾留下了大量的形象中性的民间传说，充满了丰富的寓言象征……
兵败诏安的林道乾，在俞大猷的追击下，退走澎湖，再转台湾，泊打狗港，即今日之高雄港。
打狗港之名，源自该地原住民马卡道族(Makatao)在此遍植刺竹抵御外敌，取名为“竹林”(Ta-kao)，其发音近似闽南语“打狗”（Ta-kau），于是，“打狗”或“打鼓”就成了此地的地名。改为“高雄”，则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时，觉得“打狗”不雅，而Ta-kau音近日文的“高雄”（Taka-o)。 图1 图2 图3
林道乾率众“打狗”，成为高雄地区来自大陆的第一支大规模移民团队。林道乾在此处的官方记录中，名声实在不佳。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府志沿革》记载说：“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扰乱沿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台，大猷侦知港道纡回，水浅舟胶，不敢逼迫，留偏师驻澎岛，时哨鹿耳门外，徐俟其弊。道乾以台无人居，非久居所，恣杀土番，取膏血造舟，从安平二鲲身，隙门遁占城。”
而连横（连战之祖父）完成于1918年的名著《台湾通史》也记载道：“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乾乱，遁入台湾，都督俞大猷追之，至海上，知水道纡曲，时哨鹿耳门以归，乃留偏师驻澎湖，寻罢之。居民又至，复设巡检，已亦废之。道乾既居台湾，从者数百人，以兵劫土番，役之若奴。土番愤，议杀之，道乾知其谋，乃夜袭杀番，以血衅舟，埋巨金于打鼓山，逸之大年。是为华人杀番之始。”
林道乾屠杀土著人，当为真实，而取死人的膏血造舟，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估计是对林道乾这一“海寇”的“艺术加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林道乾并未看好台湾，认为此处并非久留之地，所以，在留下了部分人马后，他率大部队“远遁占城”。“占城”（Campadesa），在今越南中南部，中国古称也为“林邑”。林道乾留在台湾的部众，后来都归属了林凤，成为进军菲律宾的主力之一。
吊诡的是，尽管林道乾在官方记载中是个“膏血造舟”的恶魔形象，却在台湾留下了大量的形象中性的民间传说，充满了丰富的寓言象征。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说是有一个道士见到林道乾，认为此人有帝王之相，就告诉林道乾，就寝时口含百粒白米睡百日，并作法祭拜神箭，在百日期满辰一到，将神箭射往北京，就能射死皇帝取而代之。道士给林道乾三支箭，在上面分别刻上林、道、乾三字，还给了他一只锦鸡。林道乾请其妹“林姑娘”照管锦鸡，百日之时，林姑娘过于紧张兴奋，把那只锦鸡抱起来，结果锦鸡弄错时辰，开始啼叫。林道乾以为天亮，起来就射箭，但皇帝还未上班，三支箭都射在了金銮殿的龙椅上面，既破了自己的帝王运，也招来了朝廷的镇压追剿。在类似这样的民间故事中，林道乾与所有被逼上梁山的造反者完全不同，而成了一个为了实现帝王梦想的奋斗者。
更多的民间传说，则是关于林道乾在打狗山上埋藏金银财宝，据说多达十八篮之多，因此，打狗山又被称为“埋金山”。而其短期占领过的南澳岛，也留下了关于“海盗”宝藏的传说，在明清两代无数的大小海盗之中，留下最多传说的，就是这位林道乾。
无论传说如何附会，也无论林道乾在台湾时间长短，他的确拉开了大规模开发台湾的序幕。之后，其他“海盗”，如林凤、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等，成为台湾早期开发的主力。
也被招安
“体制内”既然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秩序，“体制外”就当仁不让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林道乾不仅有着丰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关键的是他如今戴着一顶灿烂的“红帽子”，却公然藐视恶法、我行我素。
林道乾撤离台湾后，在占城也没待多久，而是回到了潮州附近，继续海上游击。
此时，朝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位45年的嘉靖皇帝去世，其子即位，这就是明穆宗，年号“隆庆”。一场以抗倭第一线官员们推动的“改革开放”迅速展开，大明帝国宣布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
就在这一年（隆庆元年，1567年)的年底，林道乾率部打回老家，先后两次攻打澄海溪东寨。此地十分险要，“控沧溟而捍封疆，微论澄之要地，即谓潮之咽喉亦可” （明代林熙春《澄海县修溪东寨记》）。驻守此寨的，是当地乡绅陈求默组织的民兵(“寨勇”)，击退了林道乾的第一次进攻。到了次年三月开春，林道乾再次来攻，并断绝了溪东寨的粮食，终于攻克，大肆杀戮。
攻取了溪东寨，林道乾就有了一个坚固的陆上据点，他开始积极备战。“诸寨风靡。于是拟饮马鳄溪，心窥府城。海、潮、揭、澄诸村落，皆其啖肉饮血区矣。” (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
此时，“隆庆开关”的改革大潮冲击过来，所谓“海盗”也不再那么十恶不赦，加上为了“以贼制贼”，对包括“海盗”在内的“化外之民”尽量实行招安，纳入“编户齐民”，已经是地方政府的既定方针。经“横海将军”郭成常、潮阳知县陈王道提议，政府决心招安林道乾，用其对付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名气大得已经引起了高层关注的“海盗”曾一本，“令而得以功赎”。“今说者乃以一本名偶上闻，在所必诛。而道乾宜在所后，不如姑且抚之，复割壤地以与之，冀其无为我患。万一幸为我用，或可并力西向，以从事于一本。” （林大春《上谷中丞》，《井丹先生集》卷15，书）
曾一本是海阳县薛陇乡人，与林道乾一样，都曾经听命于大“海盗”吴平。戚继光南澳之战后，吴平战败，曾一本成为海洋上的老大，“四出剽掠，潮、揭受祸最酷”。吊诡的是，他却在隆庆元年（1567）七月自动请求招安，却担心官方没有诚信，就抓了一个知县张璇作为人质，等自己的人马在下浍驻扎停当才放回。但不久就重新叛去，逃到南澳，“据吴平旧窠，杀掳参将缪印等官兵数多，屡年不能平” (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 。朝廷花了足足两年时间，合广东、福建两省的力量才最后平定。
此时，政府招安林道乾对付曾一本，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到了隆庆四年 (1570)，林道乾接受朝廷安抚， “海盗”摇身一变，成了“官军”。
政府计划将林道乾所部安置到潮阳县的招收都下尾（一名“华美”）地方，却没想到遭到潮阳地方绅士们的激烈反弹。原来，下尾村“为一邑藩篱，切近诸澳，贼常出没。又其民可练为兵，亦易与为乱”，将林道乾安置在此，“实为潮人附背之痈。其未招，势既外溃，今曰招，势复内食。痈溃，其毒犹在外，内食，则腹心将朽矣。今秋敛甫毕，谷入贼仓，人家悬磬，钱入贼帑。曰为改岁，妇子无由而室处，豺狼在道，征夫何以自旋归。景象如此，海滨恶得而不坐毙耶” ？（林大春《上谷中丞》，《井丹先生文集》卷15，书。）
乡绅们的反对并没有作用，林道乾所部依然被安置于潮阳下尾村，“得食膏腴田千余亩”，其部队的建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与之前王直被招安有着天壤之别，王直几乎是单枪匹马入杭州，虽然胡宗宪诚心，奈何朝廷却要用王直的人头立威，最后，横行大洋的“净海王”王直只能引颈就戮。之所以无法在招安的初期就一举改编林道乾所部，就是因为在王直事件之后，政府信用破产，拥兵自重几乎是被招安者的基本前提。在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也只有时刻紧握枪杆子，才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林道乾被招安后，成功讨伐了小股海盗，“遇有他盗窃发，听明文征调，截杀立功”,“于是军中大事悉咨询乾”。此时，一方面他“据膏腴之田，以自安固”，但另一方面，他“杀掠如故……犹与曾一本声援相应”（《潮州府志》），“借招抚之名，阴与之（曾一本）为援，城中良家之子，归者日以百数，隐然虎踞一隅”（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上谷中丞》），“欲收招海上精兵”，“里中皆畏乾，莫敢有诟言，偶有人侦伺，道乾闻知必大怒”。（《万历武功录·林道乾诸(朱)良宝林凤列传》）
林道乾充分利用招安时期这段难得的和平发展空间，甚至以类似“传销”的方式快速招募成员，扩充队伍。“亡赖之徒，相继归往，每悬赏招募，人各一金，致十人者予三金，即以其人统之，故相附者日众。” （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上谷中丞》）
按常理看，政府解除了海禁之后，走私、尤其是武装走私的空间应该被大大压缩，沿海民众生业有道，不应再去冒险犯法，林道乾的势力何以能迅速增长呢？甚至“城中良家之子”也会“归者日以百数”呢？
林道乾的潮州老乡林大春指责，“顷者道乾徒党公行至掳掠居民，民不得已，严兵拒之。彼遂旅至城下，宣言中秋欲来屠城，城中震恐，道路相顾涕泣。县令仓皇，莫知所为。于是吾辈乃往见令，说以尹铎守晋阳之事，因请移书责之背盟，始得以暂弭。然而观其报书，辞甚悖慢，又安能保其不来乎” ？下围村此地“往岁地方警急，辄从征调，多得死力。自道乾一招，半为贼有，寻被残破，故土为墟。然使及今休养，犹可生聚，官府以义鼓之，或足以当东南一面门户。若复招安于此，则生聚者无几，见存者又复沦胥于盗。不惟自撤藩篱，抑且引盗入室而并据之。而欲求潮阳一夕之安，不可得矣。此已往之覆辙，近事之明鉴也。”（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卷15，书。）
这是说在林道乾的“淫威”下，本就容易为盗的下尾百姓被裹挟进去了。但是，实际上，“隆庆开关”的改革并不彻底，海上贸易的大门并未打开，而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其目的还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
“隆庆开关”只开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作为“特区”，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这里办理繁琐的手续，并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由”（船籍证书）、“商引”（也叫“文引”，营业执照），“由海道挂号, 验其文书、丈尺,审其货物。当其出海回籍之候, 照数盘验, 不许夹带违禁货物”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四》）“商引”上需注明“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海防官及各州县乃置循环号薄二扇, 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向往处、所回销限期, 按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 回还赉道（海道) 查核, 送院（抚院) 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 季终赉道, 送院复查”。 严格要求“船不离由, 货不离引”，如果查获 “有船无由者, 船没官；货无引者, 货没官；货有出引者, 余货没官”。（许孚远《敬和堂集》“海禁条约行分守潭南道”）
这一制度，发展到后来，甚至从造船环节就开始限制。万历十七年（1589），“凡造贩番船只, 务令先将欲往某国, 赴海防官处告, 明查在限数之内, 方准行具给由打造, 额外毋容私增船”（《明神宗实录》卷210）。同时，实行总量控制，“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东、西洋船彼此间严禁越境贩贸。对于前往西洋（南海以西）的，因路途较远，规定于每年十一、十二月出海，“严限次年六月内回销”；而东洋（南海以东）因为稍近, “多在春初驾往, 严限五月内回销”（许孚远《敬和堂集》“海禁条约行分守潭南道” ）逾期未归者, 即使证件齐全，“仍坐以通倭罪”（《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如此众多的限制和严刑峻法，令掌握“船由”和“商引”的官员们获得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民间海商除了一方面必须承担官方的苛捐杂税外，到了万历中后期，税收甚至“倍三征之”（300%关税），导致很多商户破产；还要受到官吏个人的多方盘剥。因此，“隆庆开关”之后，走私只是在短期内缓和了一下，随即卷土重来。
面对苛刻的法规，海商们本能而熟练地“看见红灯绕着走”，一方面伪造“船由”和“商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或者超越“经营范围”，“借东西洋由引, 而潜趋日本” （《诏安县志》）。更多的小渔民们，干脆就只申请一份近海打渔的“由、引”，却悄悄地跑到了海外，“每年四五月间, 告给文引, 驾驶乌船, 称往福宁载铁、北港捕鱼, 及贩鸡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 潜去倭国, 从秋及冬, 或来春方回。亦有藉言惠、潮、广、高等处来买粮食, 径由大洋入倭, 无贩籴之名, 有通倭之实”（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
这一轮新的走私浪潮，与之前海禁时有所区别：海禁之时，不少人还对政府有所盼望，认为只要海禁一开，倭乱就会消弭，因此体制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纷纷向中央建议开放海禁。但如今海禁虽然已经放开，一则“寓禁于通”，二则官僚机器大肆寻租，实际上将仁政变成了苛政，反而杜绝了海商们的任何企盼，铁了心走上走私的道路。这种半吊子“改革”，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逼良为娼。遵纪守法的成本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法既为“恶法”，“恶法”之下则必然出“刁民”。
林道乾不仅有着丰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关键的是他如今戴着一顶灿烂的“红帽子”，却公然藐视恶法、我行我素。这就如同被封了弼马温的美猴王，想不成为大闹天宫的主角都难。“体制内”既然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秩序，“体制外”就当仁不让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资本是逐利的，尽管林道乾也要收取“保护费”，但这种成本远远小于政府的苛捐杂税及官吏的盘剥，信用度也远远高于政府。“良家之子”自然就会“归者日以百数”地投奔到林道乾麾下。他就是一棵大树，可以挡风遮雨，在天塌下来的时候，会先顶上。
林道乾自己也加紧了队伍的扩充，他甚至创造性地采用了“传销”的手段招兵买马。“巨寇林道乾等悬赏招众，得十人者予三金，人各一金，即统之。以故闻风响应，远近无赖相继入贼者，不止数百千人。”（明代林大春《论守城书》）。
“良家之子”与“远近无赖”都纷纷投奔，这与其说是林道乾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政策的不得人心、驱民为盗。
更为有趣的是，在这过程中，大肆“走私”的海商们，还“倚借势官, 结纳游总官兵” （《东西洋考·饷税考》），与驻地的官员、军队充分勾兑，“强强联手”，地下经济实际上成了沿海贸易的主流。漠视民生的所谓“改革”政策，不仅难以贯彻落实，而且在过程中日益削弱政府本就缺乏的诚信与威望，以及本就腐烂的官僚机器。
走私日益泛滥之后，沿海秩序大为混乱，“奸商众则海贼繁”，走私者之外，也出现了更多的以劫掠为生的真正海盗。这些人从外洋购入“大铳、利刃、坚甲以作贼”，“去截各处通番之货而入番, 归劫各处通番之银以聚众。因而流劫海船, 捉人索赎, 捉船为哨, 分舟满海”。（《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甚至“得利既多, 效尤者众, 连村满海, 尽为盗区, 莫可御止”，“ 福州府属县沿海奸民, 及省城内外奸徒, 出海行劫, 辇金归而人不敢问, 浸成大患” 。（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
身着弼马温官袍，却依然偷蟠桃、抢金丹，这样的猢狲，朝廷自然是容不得的。正当两广总督殷正茂密令所部官军，伺机消灭林道乾时，林道乾收到了其侄儿、在彭亨国（Pahang，今马来西亚东部）担任“都夷使”的林茂的信，邀请他前往此地发展。林道乾就将殷正茂写给他的十七封信，请参政使陈奎转交，飘然而去，《万历武功录》记载说他告诉陈奎：“极知制置使（即殷正茂）意，业已远托异域，不复还矣，往所给十七札，今封还。”
林道乾远走海外后，没能及时退走的诸良宝，遭到殷正茂官军的猛烈进攻。诸良宝在家乡澄海的南阳寨被团团包围，双方死战，尽管官军一如既往地招降，但“海盗”们最后集体战死，无人投降，重演了南澳岛上的悲惨一幕。根据《万历武功录》的记载，诸良宝不仅“颇习兵法”，而且“平时能与士卒同甘苦”，同甘共苦，到了关键时刻，“其众多削发为誓言，誓欲为良宝死”，于是，“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百可以当千也”。有趣的是，官军上报说在这次战役中林道乾也已“投水死”，伪造了一大功劳。
此时，是万历元年（1573），林道乾被政府招安仅3年，率众南下，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举却又掀开了中国人海外拓殖的新篇章。
国际围剿
此时的大海上，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明朝政府、“海盗”与西方人的三角游戏，但这是一个稳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坚定地选择了西方作为合作伙伴，剿灭自己的“海盗”，毕竟这些金发碧眼的“蛮夷”们只想捞点好处，对自己的江山社稷并不感兴趣。
林道乾率部提前逃出潮州，首先南下柬埔寨。万历元年（1573）二月十五，到达柬埔寨。
在这里，他得到了澄海同乡杨四的大力支持。杨四小时候随父亲杨君赞到柬埔寨，但父亲随即亡故，当地的长老见他年少失父、孤苦伶仃，就当做自己儿子来抚养，长大后，便被任命为“把水使”。此时，林道乾来奔，两人十分投机，“遂相与为刎颈之交”。正好林道乾有个小妾姓杨，便对外宣称是杨四的侄女，杨、林两人便在公开场合被认为是亲戚。
在杨四的撮合下，林道乾向柬埔寨国王（“寨主”）献上了“五百金、帛五十纯”，再加上下打点，耗费千金左右，谋得了“把水使”的职衔。
不久后，明朝的伏波将军攻打到北津港，生擒了林道乾的军师林俊夫，及柬埔寨人亚马必力等人，得到了林道乾的情报。于是，制置使殷正茂发文暹罗、安南，命令他们出兵锁拿林道乾及另一“贼老”何鸾等人。安南都护使莫茂洽，派人搜索，下人回报说：“柬埔寨乃真腊夷国也，安南实无此寨。”于是，安南便抓了些广东流亡至此的盗贼，用囚车送到广州去，报告殷正茂说：“臣国实无敢匿乾者，有则具以告。”
在柬埔寨的林道乾，听从杨四的建议，请柬埔寨寨主发兵2100人、大船20艘，由陈国顺率领，攻打暹罗，未能攻克。根据《万历武功录》的含糊记载，似乎是在这次战争中，柬埔寨寨主对林、杨二人（或杨四、陈国顺二人）生疑，两人惶恐，逃到了林道乾的下属陈大森的船上，陈大森将他们送回了柬埔寨。结合之后张居正说的林道乾与柬埔寨寨主结怨，或许正是此时，而起因则完全可能是一山难容二虎，寨主要清理清理卧榻之侧。
万历六年（1578）七月，林道乾离开柬埔寨，赶回了潮州老家，待了一个多月，将此前所藏的金银取出，又招募了100多人，南下到琼崖时，碰上了福建运送粮食的船队，“乃略其金银，并男妇二百人而去” 。
林道乾率众继续盘踞在暹罗附近，改名为林浯梁，“专务剽略商贾”，并且摆出了要与大泥国合兵进犯的姿态，暹罗无奈，只能与林道乾谈和，双方歃血为盟，暹罗承诺绝不让明朝使节抓走林道乾。
根据张居正与闽广两省官员的通信记录，林道乾投入暹罗后，曾攻击柬埔寨，因此与柬埔寨的苏姓寨主结下了梁子，因此，万历七年（1577）张居正指示福建巡抚耿廷向，利用这一矛盾，令柬埔寨捉拿林道乾，“使苏姓图之”。
到了万历八年（1580年）八月，暹罗密使握坤哪喇赶到广州，密告林道乾的动向，正值葡萄牙人想为“朝廷”效力，于是便组建了联军。
葡萄牙人加入到剿灭林道乾的战斗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
此时的大海上，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明朝政府、“海盗”与西方人的三角游戏，但这是一个稳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坚定地选择了西方作为合作伙伴，剿灭自己的“海盗”，毕竟这些金发碧眼的“蛮夷”们只想捞点好处，对自己的江山社稷并不感兴趣。天朝大国其实并不在乎商业的利益，当年郑和下西洋就是到处撒钱，更不在乎海外侨民的利益，那些不是“天朝弃民”就是“天朝逃民”，当年明成祖朱棣颁布的诏令，就绝不允许“天朝”百姓“脱离组织”在海外发展，“虽远必诛”，而对外藩则十分宽容，只要称臣纳贡就可以，连爪哇国王杀害100多人的天朝使团这样的恶性事件，最后也只是罚款了事，葡萄牙人无非是又一个看似“听话”的外藩而已。
在葡萄牙人眼中，中国的海商们既是自己的合作伙伴，更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当明朝还完全锁国时，他们需要中国走私者们的协助，获得商品和补给，而当明朝开放了海禁后，葡萄牙人则不仅将曾经的中国合作者们看作敌人，而且还将他们作为“投名状”，以便从朝廷手中交换到贸易和居住的特权。所以，葡萄牙人不仅主动地为中国政府承担“剿匪”这种脏活累活，而且都是自费而为，似乎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实际上，葡萄牙人与林道乾等中国“海盗”在经营范围和市场范围上都是重叠的，葡萄牙人幸运的是，他们的政府是不会追杀在海外开疆拓土的同胞，而在他们的竞争对手林道乾的背后，强大的明朝政府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正好为葡萄牙人提供了“以华制华”的良机。
葡萄牙人的一步步渗透，几乎都是通过伏低认小的“和平演变”：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人宣称协助中国政府攻击何亚八“海盗”集团，从而获准进入广州城及周边地方，包括可以到澳门贸易。三年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协助镇压了香山濠镜澳的“阿妈贼”（供奉妈祖的“海盗”），获准侨居澳门。这是一些学者通过分析葡萄牙文的历史文献而得出的结论，比中国官方文件记载的要早数年，其间的差距，完全可能因为中国地方官员瞒报、晚报而造成。无论如何，澳门葡人被明朝政府看作是“为天朝守海门而固外圉”（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澳蕃》）的“香山海洋”上的“屏卫”（明代霍与瑕《勉斋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福建的南澳岛上，葡萄牙人依然在与“海盗”们合作，将南澳岛建设成为“世贸中心”，一手软、一手硬，葡萄牙人在闽粤沿海大展手腕，获取更大的活动空间。
南澳岛战役、尤其“隆庆开关”之后，葡萄牙人从中国“海盗”的合作者，演变成了追杀者，积极帮助明朝政府清理门户。
在镇压曾一本的战役中，葡萄牙人出人、出钱、出船、出枪，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等毫无畏惧，奋不顾身杀敌” （(Anto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十分丰厚的，明政府在澳门推出了所谓的“饷税制”，“资贸易以饷兵”，按照船舶大小征税，“西洋船”（南海以西）分为九等，“东洋船”（南海以东）定为四等，“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举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估验。每一舶从首尾两艕丈过，阔若干，长若干，验其舶中积载，出水若干，谓之水号，实时命工将艕刻定，估其舶中载货重若干，计货若干，该纳银若干，验估已定，即封籍其数，上海道，转闻督抚，待报征收”（《广东通志﹒外志﹒番夷》）。葡萄牙商船等于获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从1578 年、也即葡萄牙人自动请缨前往镇压林道乾这年，原本一年只开放一次的“广交会”，改为两次，并形成了制度，直到崇祯四年（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
在明朝牵线组建柬埔寨、暹罗、葡萄人联军之前，福建巡抚耿定向曾派出使节陈汉升、陈廷寀前往柬埔寨，下令柬埔寨与暹罗一同出兵，攻打林道乾。但此事被杨四所得悉，杨四就秘密通知了林道乾。林道乾于是抢先动手，杀了陈汉升，将其余数十人发配为奴。到了这时，明朝联合暹罗、柬埔寨一起动手，明朝使节到了柬埔寨，陈廷寀等见了，“皆大喜过望”。柬埔寨寨主就将杨四捆绑，与陈廷寀等之前的明朝使节，一起送回明朝，并进贡金书一叶、象牙200斤、蜂蜡200斤。
各方夹击之下，“腰斩乾”——显然，这并非指“腰斩”林道乾本人，而只是“腰斩”了他的势力。
到了下一年春天（1581），殷正茂再度派遣使节周宗睦、王文琳到柬埔寨，命令他们与暹罗继续夹攻林道乾，暹罗国王就派了郭六观，结果被林道乾察觉，“乃格杀番众，略其舟舻，往佛丑海屿而去，竟莫知所终” 。
“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林道乾“莫知所终”，只是《万历武功录》的记载。这本书虽然比较权威，但记录上多数十分含糊不清，各个事件的前后顺序、因果关联都语焉不详。实际上，林道乾扬帆南下，率潮属2000余人，白艚船100只，到了暹罗南边的“大泥”国（北大年）。
根据泰国保存的《北大年年志》（《大泥府志》，Phongsawadan Mu’ang Pattani）记载，林道乾到了北大年后，就扎根下来了，据说还被招为驸马，率部垦殖大泥的滨海封地，兴建了一个港口，后世人称“道乾港”。“海盗”林道乾在北大年成了一个建设者，被尊奉为当地的“客长”，他甚至还积极地传播伊斯兰教，想在这里建一个清真寺，但三次遭雷击而放弃。
林道乾在北大年为华人开拓了一个新的家园，但在自己的祖国，依然被当做十恶不赦的“海贼”，只有著名的学者李贽（李卓吾），在著名的《续焚书》一书中为他作了辩解，惊世骇俗，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林道乾的意义，并反思这种对武装商团的鹰派作风。
李贽的感慨源于一个玩笑，他在黄安时，朋友吴少虞戏问他：“公可识林道乾否？”当时，“林道乾”三字成了笑话福建人的称呼。
李贽就反问吴少虞：“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将林道乾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上。
李贽说，尽管如今“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但林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 。
李贽认为，如今的官员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 。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万历六年（1578），林道乾率部从柬埔寨杀回潮州招兵买马的当年，大明国的总理张居正在写给刘尧诲的信中就说：“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夫官贪，则良民不怀，奸民不畏，而盗贼利足以诱之，威足以慑之，何惮而不为盗！……节财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次年再度致信刘尧诲：“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乐生之心，则临变而作其敌忾之气，惟高明图之。” （《张太岳全集》）
但是，国家却一方面“专用此等辈”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弃置林道乾“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他提出，林道乾这样的人才，“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朝廷其实应该重用，“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
但是可惜的是，这个国家“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
政治腐败、“举世颠倒”，不仅直驱豪杰英雄使之为盗，而且断送了中华在海洋上再度崛起的机会。此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已经风起云涌，葡萄牙人已经到了中国的门口，后续更多的“蛮夷”们正相率而来，原本就是华商势力范围的东南亚日渐“沦陷”，但此时的大明国，却与葡萄牙人联手，试图剿灭活跃在柬埔寨和暹罗的林道乾，又与西班牙人联手，成功地剿灭了另一“海盗”首领林凤在吕宋（菲律宾）已经建立的移民据点，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于那些“恭顺”的“夷人”，甚至对他们助剿的“义举”大为表彰奖励。
这种对海外同胞“虽远必诛”的精神，成为套在海外华人集团脖子上的绞索，他们被迫寻求当地土著的协助。包括林道乾的北大年在内，华人在海外建立了不少定居点，甚至建立了一些政权，却最终没能守住其中任何一个。数百年的时间，即使草籽也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华人却依然只是客居、侨居而已，无法当家做主，如同犹太人，富裕却无安全，随时可能被当做内政外交的替罪羊。精明练达如张居正等，能看到这历史传承下来的巨大悲哀吗？
至于林道乾的死亡，最为主流的传说是他开设了一个枪炮冶铸场，先造了两尊大炮，到第三尊时，试炮时点火而未发，他就去看，结果炮身炸膛，被炸身亡。东南亚华人有句谚语“林道乾，造铳拍家自”，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意思却成了求利未得、反受其害，类似偷鸡不着蚀把米。林道乾的妹妹林姑娘，也成为东南亚华人敬拜的神谛，至今香火兴盛。在林姑娘庙的浓密香火中，后人们又能祷告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