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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急性子且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这些老成持重的话，他早已经输红了眼，一心就是翻本，轻易把最后一点赌本扔到了赌桌上。

听到朝廷敦促出师的严令，在潼关的孙传庭顿足叹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一，孙传庭带着明帝国最后的希望离开了潼关，进攻河南。这一战李自成打得相当漂亮，首先让孙传庭长驱直入，使孙传庭补给困难，然后切断帝国军的饷道，逼迫帝国军溃退，再给予致命一击，帝国军遂大败。

李自成乘胜追击，帝国在潼关已经无力抵抗，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于是农民军攻下西安，占领三边。不久东渡黄河，直到进入北京城，再也没有遭到明帝国强有力的抵抗。帝国最后一个错误的军事战略决定，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7. 最终选择——帝国的灭亡

崇祯十七年初，大顺军已经于西安建国，且李自成率大军东渡，帝国首都岌岌可危，帝国方面却是面临无数的问题：军事方面是再无良将可派，再无士兵可征，再无资金可筹，再无粮饷可发。

从战略上讲，此刻的明帝国也不是惟有坐以待毙等待灭亡，还是有几条路可以选择的。

其一，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南迁也不是先例。东晋、南宋政权都是在南方建立起来的，依托明帝国正统地位，依仗长江天险防御，靠着江南发达的经济支撑起对抗北方的军事力量，还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崇祯南迁成功，则清帝国与大顺两虎相争，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明降军很有可能为南明所用。崇祯皇帝作为明帝国的象征，其核心凝聚力不可低估，只要崇祯皇帝或者其太子在南明政权，就能吸引大部分的明帝国官员和将领，而清帝国和大顺政权也不敢重用明降将。

此策看来，虽然失去长江以北的地区，但是维持了帝国的血脉，树立了明帝国的旗帜，崇祯皇帝也保全了性命。

只是明帝国的皇帝太要面子，而大臣们也太精明或者太迂腐，南迁则意味着放弃北京城、放弃半壁江山，这个罪责没人愿意承担，大家都高谈阔论，自命道德高标，于是南迁虽议，却始终没有结果。

其二，放弃宁远，将吴三桂的辽东精锐调回北京城。

虽然此策就像派遣孙传庭出关一样属于孤注一掷，但总比不设防的等死要好。大顺军东渡兵力至少在十万以上，要击退之，非得尽数调遣宁远、山海关防线的士兵。

然而一旦调兵，则无异于放弃辽东最后的防线，清兵一旦入关，也是对明帝国的威胁，驱虎进狼，实在不是好的抉择。

但是，即使不是好的选择，至少也是一个选择。总比什么都做不了的强。可是帝国朝廷诸位大臣互相推诿，即使崇祯皇帝拍板做了决定，办事效率仍然极其低下，李自成大军已经入京，吴三桂的部队还没赶到。

其三，与清帝国议和，甚至可以借兵荡寇。

与清帝国议和并非天方夜谈，明帝国有过试探举动。可惜明帝国上下都不敢背负屈辱投降的罪名，兵部尚书陈新甲和崇祯皇帝密谋议和，因为暴露于朝廷，崇祯竟然杀了陈新甲来掩饰此事。

权衡此策，虽然仍是养虎为患之举，但北京城已然危在旦夕，如果真的是渴得要命，不喝水就是死路一条，那么引鸠止渴没什么。清帝国和大顺政权一交战，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帝国不是没有可选择的道路，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无所作为。这并非帝国看不清形势，南迁和弃宁远、议和满人早就在议程之上，但都没有实施，关键在于崇祯皇帝以及朝中大臣们已经无法正确判断并执行战略了。

本文讨论的是明帝国战略，论述的是帝国几位军事最高指挥官的思路和执行过程，在这些指挥官之上，一直受到帝国皇帝的约束。

身为帝国皇帝，最重要的是将适当的人选摆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从用人角度上看，崇祯皇帝是历史上最失败的一个。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

在崇祯眼中，明帝国朝中的大臣都是贪生怕死、卑鄙无能之辈吧，所以才频繁的更换帝国最重要的官员，所以才留下“臣皆亡国之臣”的遗言。殊不知正是他自己性急、猜疑、自负的个性，才使得明帝国的将才们大受约束，以至于最终失败。从这个方面说，崇祯皇帝的个性，也是导致明帝国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惜乎，明末之良将，生虽逢时，却不得其主，终不能力挽狂澜，挽救帝国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