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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作者：徐燕【完结】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古城西安，寒气袭人。座落在市区南部 的千年宝塔——大雁塔正准备拂去一夜灰尘，抖擞精神，迎接又一个黎明。 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国民党爱国 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活捉了蒋介石和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动了震 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 “双十二”事变。

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为什么又放了 他？中国共 产 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哪些努力？张、杨在事变后的命运 如何？为什么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 本书将通过叙述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概况回答这些问题。

引子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古城西安，寒气袭人。座落在市区南部 的千年宝塔——大雁塔正准备拂去一夜灰尘，抖擞精神，迎接又一个黎明。 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惊醒了睡梦中的人们。国民党爱国 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活捉了蒋介石和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动了震 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 “双十二”事变。 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为什么又放了 他？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哪些努力？张、杨在事变后的命运 如何？为什么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 本书将通过叙述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概况回答这些问题。

一、危难之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这是一首凄凉、悲壮的歌。每当我们听到它，思绪就会随着那低沉、幽 婉的旋律追回到60年前。 1931年9月18日夜，喧嚣了一天的东北大城市沈阳已经逐渐沉静下来， 马达结束了轰鸣，车轮停止了转动。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的计 划，由独立守备队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村附近，把 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一侧，炸断了一小段铁轨和枕木。河本反诬沈 阳北大营中国驻军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向 驻守沈阳的张学良部发动进攻，炮击北大营及其他军事设施。这就是历史上 有名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制造了一系列武装挑衅事件，侵犯中 国东北的企图昭然若揭。但蒋介石却令国民党东北驻军， “遇有日军寻衅， 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当晚，驻军北平 （今北京）的张学良向 南京政府电告情况，并请示可否还击，正忙于指挥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军事“围 剿”的蒋介石急电指示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要力避冲突， 以免事态扩大。即使日军 “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在蒋介 石的不抵抗命令下，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没放一枪一炮，乖乖地退出了阵地。 一夜之间，东北重镇沈阳落入侵略者手中，张学良官邸3200万银元的黄 金和8000万库银被劫掠一空，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 的军工企业被关东军全部据有，张学良部的 262架飞机、3091门火炮、26 辆战车、11.82万支步枪手枪和5864挺机枪也成为日军的 “战利品”，官方 财产损失达17亿之巨。 不到一个星期，日本侵略者先后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 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在侵 略者的铁蹄下悲怆呻吟，三千万苦难同胞在关东军的魔爪下痛苦挣扎。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然而，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侵占中国东北为满足。20世纪20 年代，日本就已形成了侵占中国东北，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所谓 “大陆政 策”。因此在占领我国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1932年1月28 日，对上海发动突然袭击。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 锴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坚持战斗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一万余人，迫使 日军三易统帅。蒋介石却下令撤退。十九路军在后无援兵，手无弹粮的情况 下，被迫撤离。蒋介石派代表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签 订了 《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在上海驻军，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浦 东。 1932年3月9日，日本策动在东北正式建立伪“满洲国”，早已被废弃 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粉墨登场，出任 “执政”，1934年3月2日称帝。 1933年1月3日，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失陷。此后，日军相继占领承德、

长城各口、多伦、张北、商都等地，重兵逼临平津，华北受到严重威胁。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我 东北三省和热河省 （今湖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东南部），把河 北省东部划为 “非武装区”，日本人可以自由出入。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1935年，日军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5月，向南京政府提出对 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相威胁。6月初，南京政 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同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会商。7月6 日，何应钦正式函复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要求，即所谓的《何梅协定》。6 月20日，南京政府察哈尔省（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锡林郭勒盟）代理主席 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签订 《秦土协定》。这两项 协定使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部分军队撤出华北，国民党河 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撤离平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 接着，日本侵略者又策动了河北、察哈尔、绥远 （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伊 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华北五省的 “自 治运动”。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声明冀东 22县脱离国民政府。12月18日，国民党为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 要求，指派宋哲元等人组成 “冀察政务委员会”。1936年5月12日蒙奸德 穆楚克栋鲁普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整个华北面临着成为第二个东北， 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大旗，组织和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1931年9月20日，即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东北，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此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发表声明、 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1935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 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 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 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各党各派、各军队、 各界同胞应以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 浪。在白山黑水之间，杨靖宇、赵尚志等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顽强抗击着日 本侵略者，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在上海， 数十万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1936年6月1日，宋庆龄、邹韬奋、沈钧儒等 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在北平，1935年 12月9日，青年学 生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公开对日交涉的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保 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救亡行动相反，在国难日深的形 势下，蒋介石仍然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百万大军“围剿”中 央红军。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以后，又派重兵围追堵截。 与此同时，还千方百计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 11月23日， 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 时，制造了轰动全国的 “七君子事件”。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亡国之祸，迫 在眉睫。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二、 “少帅”张学良 1932年3月初的北平，春寒料峭，一阵冷风吹来，街上的行人不禁又裹 紧了身上的衣服。西城北沟沿顺承王府内，三十几个人围坐在几张桌子旁， 正侃侃而谈。桌上早已经摆好了美酒、冷盘。12时，1时，1时30分……仍 不见宴会主人的身影。饥肠辘辘的客人们低声议论起来， “请帖上不是写的 12时午餐吗？”“是呀，不知为什么……”当时针指向下午2时时，宴会厅 里走进来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清癯，衣冠不整，甚至连领带都系歪了的人， 他就是今天宴会的主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原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 人称 “少帅”的张学良。张学良在这里摆宴席，是为归国抗敌的留学生接见 洗尘。虽然，赴宴者对张学良深染嗜毒恶疾已有耳闻，但见到他那副颓靡潦 倒的样子，仍不免大吃一惊。熟悉他的人还清晰记得，多年前的张学良可是 红光满面，英姿勃勃。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生于1901年，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 （兄弟姐妹共7人）。张作霖土匪出身，从一个 “保险队”的头目，逐步成 为执掌东北政治、军事、经济大权的 “东北王”。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 张作霖助皖反直，皖系失败，段祺瑞通电下野，直奉两系共同控制北京中央 政权。张作霖在北京设奉军司令部，除任东三省巡阅使外，又兼任蒙疆经略 使，节制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从 “东北王”一跃而为“满蒙王”。1921年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兵败出关，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 “联 省自治”。1924年，直奉战事再起，张作霖以战胜者的身份执掌北京中央政 权，自称陆海军大元帅，人称 “张大帅”。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 锡山等进攻奉系军阀，奉军节节败退，大势已去。日本企图乘张作霖兵败之 际完全控制东北，但张作霖却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奉日矛盾日趋激化。1928 年6月4日凌晨5时27分，在张作霖专列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本 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电控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运回沈阳后死去。 也许是张家长子的缘故，张学良从青年时代起就参与军机，统领军队。 1919年，进东北陆军讲武学堂第一期学习炮兵，毕业后被授予炮兵上校衔。 此后，步步擢升。1926年，已是陆军中将的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军团长，进 兵河南，次年被北伐军击败，屯兵保定。张学良在京汉线上指挥奉军撤退的 过程中得知其父被炸的消息后，强忍悲痛，沉着镇定，指挥军队顺利撤入京 奉线。6月19日，张学良化装成士兵乘坐铁闷罐车秘密返回沈阳，承袭父职， 于7月2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 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后，面临的形势十分险峻。一时间，少帅府说客不 断。日本派专使林权助以吊丧为名来到沈阳，胁迫张学良 “独立”。蒋介石 派方本仁北上，劝张学良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美 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也来到沈阳，助蒋活动，劝张“易帜”。张学良思忖再三， 权衡利弊，决心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以国家统一为重，毅然于 12 月9日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当天，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31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 边防军司令官，蒋介石政权也暂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0年，中原大地，硝烟弥漫，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百万大军，铁 马金戈，互相厮杀，一时胜负难决。此时，张学良手握重兵，其向背对参战 者的命运至关重要。各方代表云集求见，巧舌如簧，竭力争取张学良站在自

己一边。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接着派兵入关， 大军所到，势如破竹，使阎冯势力迅速瓦解。10月9日，张学良接受蒋介石 的任命，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又受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参加国民 党三届四中全会。他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因为蒋介石立下盖世奇功， 而有此 “殊荣”。张学良乘坐蒋介石派的专列进京，津浦沿线的车站上，到 处悬挂着大标语：“欢迎促进统一、竭诚拥护中央、劳苦功高的张副司令！” 他到南京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从车站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一路上彩 旗飞舞，锣鼓喧天，警车开道，众人簇拥。年仅30岁的张学良成了人们恭维、 赞颂的 “英雄”，心中好不得意。 然而，一年以后，又是“9·18”，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把 东北军全部撤退到关内，致使东北沦陷，遭到全国人民的责难，从此背上了 “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 转嫁罪责，迫使张学良引咎辞职，却又假惺惺地对他说： “汉卿，我与你同 乘一舟，行将倾履，若不先有一人下水，平息全国愤怒浪潮，难免同遭灭顶。 因此，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张学良含辱忍耻，代蒋受过， 胸中有难言之痛，老父血肉模糊的惨景又浮现在眼前，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 头，却又恨难雪，仇难报，心情十分沉重，不禁失声大哭。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赵一荻小姐和一批随行人员 乘 “罗西伯爵”号轮船去意大利考察。出国前，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 志，在德国医生密勒的精心指导下，在于凤至、赵四小姐的周到服侍下，戒 除了多年的吸食毒品的恶好。此后的张学良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又恢复了当 年少帅的英姿。 1933年底，蒋介石为利用东北军 “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次年1月 8日，张学良回到上海，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从 此，东山再起的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被蒋介石推上与红军作战的道路。然而， 他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曾对人说， “国人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不 叫我剿共，叫我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在武昌期 间，张学良曾邀请流落武汉的东北同乡，在武昌明月桥畔聚会。他请到会者 每人喝一杯又苦又涩的黄连水，要大家卧薪尝胆，不忘国耻。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陕北，蒋介石便撤消了鄂豫皖 “剿总”，改在西 安设立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仍任副总司令，代行 总司令职务。于是，张学良又率领近二十万东北军来到陕甘。 11月，张学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五年前隆重热 烈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到机场接他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室主任，冷 冷清清，凄凄凉凉。张学良明白，受到冷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共产党军队 作战吃了败仗。想起五年来的经历，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苦甜酸辣咸， 什么滋味都有，令他感慨万千。就在他还没理出个头绪来的时候，一天傍晚， 副官把一份电报送到了他手上，只见上面写道： “11月24日，我军109师 全部、106师部分，被匪军歼灭于富县直罗镇地区，109师师长牛元峰以身殉 职……”犹如五雷轰顶，这封电报令张学良目瞪口呆，半响没说出话来。这 已是他赴西安上任后，东北军吃的第三个败仗了：10月1日，110师被红15 军团歼灭于甘泉县的劳山，师长何立中阵亡；25日，红15军团又袭击甘泉 以南榆林桥的107师619团，歼灭四个营，团长高福源被俘。 张学良是个精明人，接连的失利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对手，这是一支

不可轻视的力量。他开始为东北军的前途和出路而忧虑：这样和红军打下去， 打回老家去的梦想还能成为现实吗？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南京的青年学 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吼声就响在张学 良的身边。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张学良也想尽快从内战的泥潭中 拔出脚来，把枪口对准侵略者。但是，出路在哪里呢？困惑中的他想起了老 朋友杜重远。 杜重远是吉林怀德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奉天省 （今辽宁省）总商会 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与阎宝航等人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一面进行抗日宣传，一面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久又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 活动，并创办 《新生周刊》。该杂志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驻沪 总领事认为是污辱了日本天皇。杜重远因此被判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秘密到上海会晤了仍在狱中的杜重远。杜重远 诚恳地批评了张学良过去的错误，建议他联合红军抗日，并指出，杨虎城有 抗日进步思想，身边又有一批爱国之士，可以与他合作，以形成西北大联合， 共同抗日的局面。杜重远的一席话，使张学良受到很大启发。此后，他又找 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希望李杜能帮助他沟通与苏联的关 系，并郑重请李杜替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相机进行商谈。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张学良又专程拜访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宋 庆龄在听了他的倾诉后，热情鼓励他要振作精神，用积极抗日的实际行动来 改变 “不抵抗将军”的形象。 张学良的此次上海之行，使他那长期郁闷的心中透进了一缕曙光。他已 理清了自己的思路，那就是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但是，怎样 才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呢？

三、 “虎将”杨虎城 1935年 11月的南京，虽然刚刚立冬，但严冬的寒意已笼罩了这座扬子 江南岸的古城。人行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早已秋风落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 枝，在风中无力地摇晃。首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张学良正在为109师兵败直罗镇而双眉紧锁，坐立不安。一阵敲门 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进来的是一位典型的关中大汉，只见他魁梧的身躯，黑 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透着倔强不屈的性格。他就是南京政府西安绥靖公署 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杨虎城也是从西安来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但他没有住在代表们 下榻的首都饭店，而是住在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今天他是专门来拜访张学 良的。俩人的部队都驻扎在陕西，被称为西北“两只虎”，但东北军没入陕 之前，杨虎城是陕西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自 “西北剿总”成立后，他就要受 张学良的节制了。从外表上看，他俩都是一副标准的军人风范，但性格却有 很大的不同。张学良英姿勃勃，年轻气盛，杨虎城则使人感到深谋远虑，沉 着稳健。与张学良子承父业、青云直上不同，杨虎城今天的地位，全靠自己 二十多年在腥风血雨的搏杀中，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杨虎城，又名虎臣，陕西蒲城人，1893年 11月生。自幼家境贫寒，只 念过两年私塾，童年时就到一家小饭馆当徒工，烧火打杂。1908年，父亲杨 怀福遭仇家陷害，被清政府绞死在西安，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痛。 父亲的惨死，使这贫苦的家庭如同雪上加霜，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15岁的小虎臣，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债务累累，生计无着，使他对清政府 的仇恨逐渐加深。不久，他和当地一些年轻人成立了“中秋会”，打富济贫， 扶弱抑强，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杨虎城率领中秋会部分成员参加 了陕西反清革命队伍，多次在乾县、永寿一带与清军作战，击败清军，后因 不满队伍内部的腐败现象而退伍还乡。蒲城东南乡有一个大恶霸李桢，勾约 官府，仗势欺人，强占民女，作恶多端。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1914年，杨 虎城集合一批人，打死了李桢，为东南乡百姓除了一大害，受到贫苦农民的 称赞，却也因此遭到官府的通缉。杨虎城被迫走上了 “刀客”（陕西江湖人 物的一种）道路，浪迹天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朝邑、华阴一带 与袁军作战，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他被委任为陕西陆 军第3混成团第1营营长。在此后的“护法”之役中，他拥护孙中山的主张， 转战关中，功绩累累，名扬三秦。陕西靖国军被直系军阀分化瓦解后，杨虎 城拒绝收编， “保全革命人格”，坚持“靖国军”旗帜。后转战千里，退驻 陕北。 到陕北之后，杨虎城一面整训部队，一面派人与孙中山联系。1924年1 月，孙中山通过杨的代表，批准他为国民党党员。在追随孙中山探索救国救 民的道路上，他历尽沧桑，几遭磨难，却始终未能如愿。此时又身患重病， 心情更加愁闷。就在这时，著名教育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为杨虎城介 绍了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魏野畴 （公开身份是榆林中学教员）， 两人一见如故，多次彻夜长谈。魏野畴向他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宣传 共产党的纲领、主张。魏野畴的话，犹如一泓清泉流入龟裂的土地，使杨虎

城的心中又升腾起希望的力量。 驻军陕北，是杨虎城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他在这里受到了进步思想 的熏陶，对以后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杜斌丞、魏野畴的建议 帮助下，他在自己的部队中成立了教导队，聘请了几位军事专家，如赵青山、 段象武等，还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如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这些人 以后在杨虎城部都担任重要职务，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可以说，这个时期， 为他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1926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在筹划北伐，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奉系军 阀张作霖对国民军开战，派刘镇华率领土匪集团镇嵩军号称10万之众进攻陕 西。刘镇华率部长驱直入，兵临西安城下。西安城内守军只有李云龙所属国 民军第2军第10师等部，兵力不足5000人，西安告急。这时，杨虎城急速 率领国民军第3军第3师从三原开进西安，与李云龙部共同守城。这就是人 们所称的 “二虎把长安” （李云龙又名李虎臣）。 “二虎”的部队加起来不过万人，被十万敌军团团围在西安城内，敌众 我寡，消息不通，弹药消耗得不到补充，后期粮草断绝。一些人悲观失望， 提出言和投降。杨虎城斩钉截铁地说： “虽留我一人，也非死守不可！有倡 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他们就是在这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抵抗，坚 守8个月。终于依靠进步力量的配合，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的支援下， 于11月28日解围。这次守城之役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牵制了吴佩孚的 一部分军事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这是杨虎城前半生戎马 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冯玉祥进入西安后，即晋升他为国民联军第10路总司 令。随后，杨虎城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把枪口对准了曾与之并肩作战 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不久，冯玉祥也与蒋介 石合流反共，使西北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正当全国掀起反共恶浪之际， 杨虎城不仅没有执行 “清党”命令，与共产党的关系却日趋密切，任命共产 党员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部主任，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 部学校校长。在他的部队中，共产党组织发展到二百多人。由于叛徒向国民 党交出了共产党员名单，蒋介石下令逼迫杨虎城逮捕南汉宸等共产党员。杨 虎城毅然抗命不遵，仍然我行我素，不但没有逮捕共产党员，而且给他们发 放路费，礼送出境。他对部下17师师长孙蔚如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 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 他还对南汉宸说： “我宁愿丢开我的军队，也不能把同你们的关系搞坏。” 1929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的关系极度紧张，濒于破裂。杨虎城权衡 利害，率部投归了蒋介石。在以后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助蒋作战有功，部队 得以扩大，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并一度进军甘肃，成为西 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这个时候，杨虎城有统一整个西北的雄心。但他不是 蒋的嫡系，蒋介石不信任他，既使委以要职时，也对他多方限制、削弱，派 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率部进驻潼关、华阴等地，以扼制陕东咽喉；后又 派嫡系胡宗南部驻扎天水，以控制整个西北。1933年5月，蒋介石以突然袭 击的方式，以邵力孑取代杨虎城，出任陕西省主席。这对杨虎城来说，是无 法忍受的奇耻大辱。1934年10月，蒋介石把杨部17师49旅改编为新5师， 开出陕西，脱离杨的管辖。这一切都使蒋、杨间裂痕愈来愈深。 九一八事变后，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杨虎城，不赞成蒋介石 “攘外必先

安内”的政策。他曾亲自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日，遭到拒绝。但他 并没有放弃初衷，回陕后，他对部下说， “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 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于是，他办起了步兵训练班，进行以抗日为主的 教育，教唱 《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1933年5月，共产 党员吉鸿昌与冯玉祥合作在张家口揭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他立即通电拥 护，并为抗日同盟军提供武器弹药。1934年 “九一八”三周年之际，杨虎城 在西安绥靖公署操场上阅兵，公署大门的横幅是： “摒绝一切内战，统一意 志，以图救亡”。 杨虎城虽然对蒋介石十分失望，但当徐海东领导的红军25军于1934年 底进入陕南，蒋介石严令他堵截时，他不得不调动直属警备部队3个旅去与 红25军周旋。他曾对部署说：“蒋调我出去打红军，咱还可以用各种借口不 出去，现在红军进入陕西，就很难应付了。”结果不到半年时间，两个旅长 被杀，一个负伤，使他的总兵力损失了四分之一，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讥讽。 杨虎城陷入了和战两难、一筹莫展的境地。 这种困难处境，使杨虎城表面上表现得很消极。但为了掩饰对蒋介石的 不满，以减少蒋对他的猜疑和压力，他曾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花销8万元 大洋收买选票，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因此，当张学良向他道 贺时，他只能以无可奈何的苦笑算作回答。为了向蒋介石暗示他已无政治欲 望，在人称天堂的杭州盖了房子，要做西湖寓公。但这一切都并非是杨虎城 的本意，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杨虎城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只要还有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努力，不会以西湖寓公的生活打发余生。

四、三位一体 1936年1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张学良从“剿总”办公地点回到金家巷公 馆，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刚接过赵四小姐递过来的热毛巾，就听得门口传 来一声 “报告！”“进来”，张学良边擦脸边说。 “报告副司令，王军长急电”。机要参谋把译好的电文交给张学良。电 报是驻军洛川的67军军长王以哲打来的，只见上面写道：“被红军俘去的高 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阅罢电 报，张学良的心中似倒海翻江，他没有想到高福源还活着，更没有想到会被 红军放回来，也想象不到会有什么机密要事。张学良立即自己驾驶着波音飞 机前往洛川，接见这位突如其来的 “俘虏使者”。 高福源被俘后，红军不仅没有杀他，还给他认真换药，医治枪伤，派专 人向他介绍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瓦窑堡的两个月生活，使 这位性格耿直的东北军军官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李克农主动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他的要求得到 了批准。 张学良到了洛川王以哲军部后，连茶也没喝一口，就吩咐把高福源带来。 高福源虽是一身陕北农民的打扮，羊肚白毛巾，黑衣黑裤，还是立正向张学 良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是红军让我回 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右手猛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喝道：“你好大的胆子，打了败仗， 当了俘虏，还有什么脸面回来见我！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毫不示弱，慷慨陈词： “副司令，你要杀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 一样，那太容易了。但你不要忘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不要 忘了先大帅是怎么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 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 由骂人家是 ‘匪’。副司令，再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要被消灭完了。” 高福源越说越激动，不禁泪如泉涌、失声痛哭。张学良也流下了滚烫的泪珠，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搂住高福源的肩膀，激动地说： “你说得对，你说 得对，刚才我是想试试你的胆量。不错，你是好样的。” 高福源擦了擦泪水，把他在瓦窑堡的所见所闻向张学良做了详细汇报。 最后，他说道： “如果副司令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他们可以派正式代表来和 我们进行谈判。”听到这里，张学良立即对高福源说： “你休息两天赶快回 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就放心去做这个工作， 万一出什么危险，你家属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后，叙述了他和张学良见面的经过，受到了毛泽东、 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会 谈。 3月4日，刚从南京回来的张学良驾机前往洛川，与李克农在友好的气 氛中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 （一）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 计，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再次商谈； （二）红 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 联络代表常驻西安。 离开洛川后，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副主

席于4月8日前往肤施 （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4月8日上午，周恩来、李克农和随行人员按预定时间赶到延安城东北 的川口村。但由于这天风雪交加，加上双方联络失时，张学良没能按时到达。 第二天下午，天晴云散、张学良的专机才在延河边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下 了飞机以后，张学良与同行的王以哲等急速向会谈预定地点、城内的天主教 堂走去。 周恩来与张学良作了彻夜长谈。张学良完全同意关于 “停战合作，一致 抗日”的总方针。他说： “我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周恩来说：“我们 也是这样”。张学良特别向周恩来提出，抗日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并详 细谈了他的看法。周恩来表示要认真考虑这个意见 （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 意见，并考虑其他因素将反蒋抗日方针改为通蒋抗日方针）。双方还就停止 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红军北上抗日，经济通商，互派代表，进 行抗日教育等问题达成了一致。 这次会谈的气氛是热烈、友好、愉快的。会谈结束时，张学良、周恩来 “共誓永不毁约”，张学良把一本中国地图赠送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 国”，还赠送私款2万元银洋 （后又赠送20万法币），并招待周恩来一行吃 了一顿丰盛的夜餐。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时，已天色大明。 延安会谈，在张学良坎坷不平的戎马生涯中掀开了新的一页，他终于找 到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共同抗日之时，也没有忘记长期与共产党合作 的杨虎城，加强了同杨虎城的联系。 1935年 12月，在陕西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急匆匆走着一位讨帐先 生模样的中年人，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长袍，腰系蓝色布 带，肩上背着的褡裢里，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薄。突然，两个地方民 团挡住了去路，上来就动手搜查，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搜了两遍，终于 从长袍夹缝中搜出两封信。可他们在信封上看到杨虎城、杜斌丞的名字，便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讨帐先生”就是红26军政委汪锋，他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西 安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汪锋。毛泽东一边打着手势， 一边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汪锋说， “只要争取了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就 可以实现西北大联合；只有实现西北大联合，才可能有全国的抗日大联合。” 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危险；谈 判不要决裂，要谈和。” 汪锋在西安期间，三次会见杨虎城。但因杨虎城不了解红军的困难，看 到毛泽东、彭德怀用的信纸很粗糙，认为中共大人物不应如此草率，便怀疑 是蒋介石派人持假信来侦察他的。所以，杨虎城、汪锋的会谈没有取得实质 性的结果。 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王世英来到西安。杨虎城在止园别 馆秘密会见了他。双方经过交谈，达成口头协议： （一）红军愿与十七路军 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二）双方可以互 派代表； （三）十七路军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人员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4月底，王世英再次来到西安，告诉杨虎 城，中共中央已同意他们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同时说明汪锋是毛泽东所派的。 杨虎城表示对协议原则同意。从此，十七路军与红军基本停战，但协议的其

他各项尚未实施。8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派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为代表，继 续与杨虎城谈判。9月7日，双方就合作抗日实施办法，达成三条口头协议： （一）互不侵犯；（二）取消经济封锁；（三）建立军事联络。这次会谈确 定了红军与十七路军的联合。 在红军分别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实现联合后，剩下的就是东北军与十七 路军之间的联合问题了。最初，张学良与杨虎城只限于官场应酬来往，双方 见面，寒暄客气，并无深交。但二人都有与对方搞好关系的愿望，经过一段 时间的接触、试探，相互之间情谊日增，戒备日减。双方还各自派人组成联 席会议，不定期举行。由于联席会议的沟通，张、杨之间商谈的问题日渐深 入，可以深谈停止内战和抗日等问题了。1936年6月，广东、广西发生反蒋 事变，张、杨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分别致电蒋介石，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 和平解决事变，实现国内统一，共商抗日大计。如果蒋介石对两广用兵，即 出兵援助两广。为避免引起蒋介石的猜忌，两封电报的措词不同。 对 “两广事变”的态度，表明张学良、杨虎城已联合一致。这样就形成 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三方之间，互相信 任，通力合作，为团结抗日共同奋斗。人们把这种局面称为 “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的抗日阵线，在西北大地迅速发展，正以倒海翻江之势掀起扭转乾 坤的狂澜。

五、暴风雪前夜 1936年12月4日下午，天色阴沉，古城西安在呼啸的寒风中打着冷战。 往常人群川流不息、熙来攘往的西安火车站，突然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军 警布满了站前广场。3点钟，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一列专车徐徐开进火车 站。从车上走下来的是全副戎装的蒋介石。蒋介石的脸色没有一丝笑意，他 向欢迎的人们轻轻点了点头，便坐上汽车直奔临潼华清池。 这已是蒋介石一年当中第二次来西安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 略，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 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平息了“两广事变”后，又腾出手来，继续他的“剿 共大业”。10月22日，蒋介石曾飞抵西安，停留了一个星期，动员张学良、 杨虎城在 “剿共”中为他打头阵。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张学良曾两次飞赴洛 阳，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敌。蒋介石却对张学良说： “你的责任就是剿共， 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这一回蒋介石再一次进驻西安， 是准备大打一场内战的。他已经把军事机器开动起来，正在向河南集结重兵， 在随他来西安的军界要员中，就有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陈诚、 万耀煌、陈调元等人。此时的西安，真可谓星将云集。十足的火药味充斥了 整个城市。 蒋介石住进华清池以后，张学良每天都要去一次，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并陈述东北军官兵普遍希望抗日，不愿打内战。蒋介石当然不同 意张学良的请求，企图以种种理由说服他，而且还常常训斥他。 12月7日晚上，张学良又来到华清池，准备对蒋作最后劝谏。当他跨进 蒋介石的住所五间厅时，蒋介石手里捧着线装的 《曾文正公全集》，正在聚 精会神地阅读。见到张学良，他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张学良看了蒋介石 一眼，开始了他的长篇陈述： “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步步紧逼，继东 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 我国西北，国家民族存亡，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在这种情势下，无论为国 家、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个人的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谈 不到救亡图存。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 ‘剿共’ 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张学良 潸然泪下，说到动情处，以至泣不成声， “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 进谏。我以为，委员长必须悬崖勒马，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振兴国家唯 一正确的道路，否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 人！”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却丝毫没能使蒋介石动心。蒋介石被气 得七窍生烟，大发雷霆，“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受共产党的欺骗和麻醉， 最后竟拍着桌子大声说： “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 改变”，并怒声斥责说： “你这样，我要枪毙你！” 张学良 “哭谏”失败后，杨虎城又去了一趟华清池。蒋介石虽然没有像 对张学良那样对杨虎城拍桌子，但措词也很严厉，表明 “剿共”决心已定， 决不改变。 张学良、杨虎城在劝蒋不成的情况下，认为 “我们对蒋也仁至义尽了， 为了国家的前途，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他们商定按原有防区分工：东北 军负责临潼方向；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但行动日期还没有定下来。